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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王阳明心学与普罗泰格拉“人是万物的尺度”具有相似性，但普氏号称人文主义先驱，王氏则是封建的卫道士。事实究竟如何？通过本文的探究，可以发现王阳明思想源自于传统，但与朱熹等人的理学思想存有明显差异。在以“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为代表的心学体系当中，王阳明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凸显了对个人价值的尊重，体现了明清时期中国社会逐步转型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 “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人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089（2016）25-0-02
笔者曾遇到这样一道习题，引发了对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身份定位的相关思考。原题如下：
普罗泰格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人的感知是判断万物的标准，与其有相似哲学观点的我国古代哲学家是（）
A.荀子 B.朱熹 C.王阳明 D.王夫之
毫无疑问，本题的答案为C，因为王阳明作为心学的集大成者，曾经提出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著名论断。这种把“心”等同于“理”的态度与普罗泰格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疑问也就因此产生了：依据现行教材观念，千年之前的普罗泰格拉因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成为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先驱，那为什么千年之后的王阳明因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就成了固守守旧传统、维护封建伦常的恶人？
带着这样的疑问与困惑，我又发现了张帆先生另一段关于王阳明的论述：“王守仁继承了陆九渊‘发明本心’的思想，主张从‘本心’八手去认识圣贤之心，以自己的内心为最高权威，反对用先验观念强制管辖心灵，体现出一定的平等和叛逆萌芽”。张先生的文字进一步激起起了我的好奇：王阳明，你究竟是封建的卫道士还是人文主义的拓荒者？我迫切希望能够一探究竟。
在正式考察之前，我不得不首先梳理普罗泰格拉及其所在的智者学派的相关信息，毕竟他是我们考察王阳明身份的重要参照。对于普氏及智者学派，现行高中历史教材通常如此定位：智者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普罗塔格拉，“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其最著名的主张。普罗泰格拉与智者学派以认识社会为讨论重点，提倡怀疑精神，反对迷信，强调人的价值和决定作用，这一切尽管过分强调了个人主观感受，给极端个人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但是由于强调人作为认识客观事物的主体的意义，树立了人的尊严，因此相关思想构成古希腊人文主义的精神内涵。
参照已然明确，那接下来需要搞清的是王阳明为何方神圣，其思想有何特色？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经这样点评：“阳明以不世出之天姿，演畅此愚夫愚妇与知与能的真理，其自身之道德、功业、文章均已冠绝当代，卓立千古，而所至又汲汲以聚徒讲学为性命，若饥渴之不能一刻耐，故其学风淹被之广，渐渍之深，在宋明学者中，乃莫与伦比。"由是观之，王阳明在钱穆先生心目中的地位可是非同寻常。现有资料表明，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明代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他集心学之大成，并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门学派，即阳明学。
阳明学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讲乃时代之使然。众所周知，在有明一代，乃至更前的百数年，统治阶级一向奉程朱理学为圭臬。特别是1415年，由明成祖亲自主持和作序，由胡广等人负责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开始编修，标志着程朱理学官学化的正式确立。此后，程朱理学不仅成为明朝八股取士的唯一学术根据，而且成为牢笼天下人心的唯一凭借。《明史》也因此记载，“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镬秩然。”然而，至迟至明代中叶，程朱理学业已远离曾经的辉煌和荣耀，呈现出日趋僵化与保守的态势。
此时，纵观中国资本主义的早期萌芽在南方部分富庶区域已悄然诞生。与此相对应，民风习气也较之以往发生很大变化。史书曾载，明朝初年民风尚且淳朴，然自正德、嘉靖之后，“贫民世富，其奢侈乃日复一日”，追求现世幸福与个性自由成为一种新的趋势与时尚。由此，朱子理学中的绝对天理，以及由此衍生的“存天理、灭人欲”，开始面临着越来越多批评与质疑。与此同时，明初高度集权的弊病日益凸显，官场腐败、宦官乱政激化了社会矛盾，大明王朝逐渐滑向衰败。值此时代嬗变之际，王阳明的心学应运而生。
那阳明心学究竟有什么样的内容，又该作何评判呢？人教版高中教材如是描述：王阳明更多地吸收了佛教的“心外无物，即心是佛”思想，宣扬“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在认识论上，他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学说。他认为良知是存在于人心中的天理，是人所固有的善性，但良知往往被私欲所侵蚀，所以要努力加强道德修养，去掉人欲，恢复良知的本性。他的知行合一，是说知和行都产生于心，用良知支配自己的行为实践。尽管教材对王阳明思想没有直接提出批判，但编者的价值指向十分明显。以“知行合一”为例，教材的结论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并不能科学地说明人的认识和实践关系”。“不能科学地说明人的认识和实践关系”是什么含义？在长期以来的官方话语中，该叙述意味着唯心主义，意味着愚昧落后，意味着与封建专制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暧昧关系！正因为此，在高中阶段的历史教学中，“阳明心学”仍然是一个极具否定性的贬义名词。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惊世名言。尽管克罗齐的这句论述很受一些人的批评，但对于历史学者来说，失去了当时当下的语境而从事学术研究，历史可能真的一无所用。同样道理，脱离王阳明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这一时代所决定的王阳明所处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只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而研究心学体系，就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偏颇。换一个角度看阳明，或许会有不少的新鲜结论。
譬如，以历史的角度论之，王阳明心学的重要性首先体现为对程朱理学之反叛。程朱理学之所以被明朝推崇至至高地位，不外乎其思想主张符合明朝统治阶级的期望，迎合了当权者的需求。特别是朱熹强调“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并且要想确保“理”能够在天下畅行无阻，必须剿灭人心中的私欲，即所谓“存天理，灭人欲"。朱熹的学说，为皇权提供了恰当而合理的解释，但其弊病也显而易见，正如王阳明所述，当时的士人，“记诵之广，而适以专其傲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辩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有鉴于此，一度笃信程朱理学的王阳明，才转而向南宋的心学代表陆九渊寻求精神资源，在其基础上再次提出了“心即理”的哲学命题，并进而结合佛教禅宗思想，指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著名观点。 不少论者认为，王氏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属于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并且极力维护封建纲常伦理。但抛却旧有的成见与窠臼，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理”存在于人心，其实就是强调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权威？如果这种假设成立，那“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不就属于人文主义？诚然，王阳明的“理”与纲常伦理确有千丝万缕之联系，但这是否能够成为讨伐他的证据？答案是否定的！同其他事物一样，纲常伦理也具有两面性，它在维护等级制度的同时，也有力的制约着统治阶级。我们不妨以“君为臣纲”作为例子。“君为臣纲”，意味着臣要服从于君，君权至上；但硬币的另一面，君作为领袖与榜样，他是否应当有自己的表率与担当？《离娄下》就曾这样描述君臣关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或许，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并不完美，但若以本文开篇所置之参照普罗泰格拉而论，其“人是万物的尺度”又何尝不是如此。
关于“致良知”，也有再探讨之必要。作为心学的核心理念，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像蒙上了一层灰尘。致良知的过程就是教育的过程。他曾经这样论述：“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处，真是与物无对”。“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的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辩他吉凶灾祥？”此种论述，与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家莎士比亚所言“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是何其相似。如果我们敢于承认莎翁饱含了人文主义的激情，那我们也不能否认王阳明突出良知就在于论证人的尊贵与价值。并且，依据王阳明的文字，既然人的良知成为天地万物的本原和主宰，人在天地万物中理所当然地处于唯我独尊的地位。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天地的尊贵甚至要高于帝王，而王阳明却将人的尊贵超过天地，那么是否意味着即便是号称天子的帝王，也不如天下万民尊贵？以对传统的批判力度来看，即便激烈如普罗泰格拉关于“人是万物的尺度”，大致也不及于此。
至于“知行合一”，王阳明认为知的过程就是行的过程，知行不能脱节，因此“知行合一”与“致良知”关联紧密。通过“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王阳明期望实现世间“满街都是圣人”的理想目标。何为“满街都是圣人”？简而言之，即人人皆可成为圣人。就此，有论者指出，王阳明的追求与程朱相比，从本质上都是期望人格精神升华进入“至圣”境界。然而，在对于“圣人”的看法上，双发却发生了根本的分歧。程朱理学中的“圣人”带有明显的等级色彩，他高居庙堂之上，几乎脱离了一切人性。他囊括世间万物的天理，深知宇宙浩瀚的规律，不食人间烟火而遥不可及。王阳明的圣人说，强调人人皆可成为圣人，却唤起了千百年来被压抑的人性，它启发了人的心智，活跃了人的思想，给无数的普罗大众指明了人生意义。
综上所述，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源自于传统，同时也是明清社会转型之产物。其诸多言行反复证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阳明学说与封建、保守确实相距甚远。如果我们再继续扩大视野，这种事实在其他地方同样并不鲜见。譬如，他在为弃儒经商的方麟所写的《节庵方公墓表》一文中，提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的观点，其“工商皆本”思想非常明显。又如，王守仁曾讲，“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其再传弟子李贽则说：“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不难看出，后者发挥了前者的思想。或许，王阳明思想中的人文主义特征尚不纯粹，也在某种程度迎合了后世专制统治之需要，但瑕不掩瑜，不能就此以“封建卫道士”之标签，而彻底抹杀其作为早期人文主义者的光芒。
参考资料：
[1]张帆.中国古代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钱穆.王守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
[3]张廷玉.明史.儒林传[M]//二十五史：卷十三.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4]王通.王守仁心学思想形成浅析.学术探讨.2010（1）
[5]王阳明全集.答东桥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6]罗骥.对王阳明政治教育思想的当代解读[D].南京理工大学.2010
[7]诸焕灿.略论王阳明的工商思想.光明日报.2005年1月28日
【关键词】 “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人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089（2016）25-0-02
笔者曾遇到这样一道习题，引发了对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身份定位的相关思考。原题如下：
普罗泰格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人的感知是判断万物的标准，与其有相似哲学观点的我国古代哲学家是（）
A.荀子 B.朱熹 C.王阳明 D.王夫之
毫无疑问，本题的答案为C，因为王阳明作为心学的集大成者，曾经提出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著名论断。这种把“心”等同于“理”的态度与普罗泰格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疑问也就因此产生了：依据现行教材观念，千年之前的普罗泰格拉因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成为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先驱，那为什么千年之后的王阳明因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就成了固守守旧传统、维护封建伦常的恶人？
带着这样的疑问与困惑，我又发现了张帆先生另一段关于王阳明的论述：“王守仁继承了陆九渊‘发明本心’的思想，主张从‘本心’八手去认识圣贤之心，以自己的内心为最高权威，反对用先验观念强制管辖心灵，体现出一定的平等和叛逆萌芽”。张先生的文字进一步激起起了我的好奇：王阳明，你究竟是封建的卫道士还是人文主义的拓荒者？我迫切希望能够一探究竟。
在正式考察之前，我不得不首先梳理普罗泰格拉及其所在的智者学派的相关信息，毕竟他是我们考察王阳明身份的重要参照。对于普氏及智者学派，现行高中历史教材通常如此定位：智者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普罗塔格拉，“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其最著名的主张。普罗泰格拉与智者学派以认识社会为讨论重点，提倡怀疑精神，反对迷信，强调人的价值和决定作用，这一切尽管过分强调了个人主观感受，给极端个人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但是由于强调人作为认识客观事物的主体的意义，树立了人的尊严，因此相关思想构成古希腊人文主义的精神内涵。
参照已然明确，那接下来需要搞清的是王阳明为何方神圣，其思想有何特色？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经这样点评：“阳明以不世出之天姿，演畅此愚夫愚妇与知与能的真理，其自身之道德、功业、文章均已冠绝当代，卓立千古，而所至又汲汲以聚徒讲学为性命，若饥渴之不能一刻耐，故其学风淹被之广，渐渍之深，在宋明学者中，乃莫与伦比。"由是观之，王阳明在钱穆先生心目中的地位可是非同寻常。现有资料表明，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明代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他集心学之大成，并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门学派，即阳明学。
阳明学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讲乃时代之使然。众所周知，在有明一代，乃至更前的百数年，统治阶级一向奉程朱理学为圭臬。特别是1415年，由明成祖亲自主持和作序，由胡广等人负责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开始编修，标志着程朱理学官学化的正式确立。此后，程朱理学不仅成为明朝八股取士的唯一学术根据，而且成为牢笼天下人心的唯一凭借。《明史》也因此记载，“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镬秩然。”然而，至迟至明代中叶，程朱理学业已远离曾经的辉煌和荣耀，呈现出日趋僵化与保守的态势。
此时，纵观中国资本主义的早期萌芽在南方部分富庶区域已悄然诞生。与此相对应，民风习气也较之以往发生很大变化。史书曾载，明朝初年民风尚且淳朴，然自正德、嘉靖之后，“贫民世富，其奢侈乃日复一日”，追求现世幸福与个性自由成为一种新的趋势与时尚。由此，朱子理学中的绝对天理，以及由此衍生的“存天理、灭人欲”，开始面临着越来越多批评与质疑。与此同时，明初高度集权的弊病日益凸显，官场腐败、宦官乱政激化了社会矛盾，大明王朝逐渐滑向衰败。值此时代嬗变之际，王阳明的心学应运而生。
那阳明心学究竟有什么样的内容，又该作何评判呢？人教版高中教材如是描述：王阳明更多地吸收了佛教的“心外无物，即心是佛”思想，宣扬“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在认识论上，他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学说。他认为良知是存在于人心中的天理，是人所固有的善性，但良知往往被私欲所侵蚀，所以要努力加强道德修养，去掉人欲，恢复良知的本性。他的知行合一，是说知和行都产生于心，用良知支配自己的行为实践。尽管教材对王阳明思想没有直接提出批判，但编者的价值指向十分明显。以“知行合一”为例，教材的结论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并不能科学地说明人的认识和实践关系”。“不能科学地说明人的认识和实践关系”是什么含义？在长期以来的官方话语中，该叙述意味着唯心主义，意味着愚昧落后，意味着与封建专制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暧昧关系！正因为此，在高中阶段的历史教学中，“阳明心学”仍然是一个极具否定性的贬义名词。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惊世名言。尽管克罗齐的这句论述很受一些人的批评，但对于历史学者来说，失去了当时当下的语境而从事学术研究，历史可能真的一无所用。同样道理，脱离王阳明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这一时代所决定的王阳明所处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只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而研究心学体系，就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偏颇。换一个角度看阳明，或许会有不少的新鲜结论。
譬如，以历史的角度论之，王阳明心学的重要性首先体现为对程朱理学之反叛。程朱理学之所以被明朝推崇至至高地位，不外乎其思想主张符合明朝统治阶级的期望，迎合了当权者的需求。特别是朱熹强调“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并且要想确保“理”能够在天下畅行无阻，必须剿灭人心中的私欲，即所谓“存天理，灭人欲"。朱熹的学说，为皇权提供了恰当而合理的解释，但其弊病也显而易见，正如王阳明所述，当时的士人，“记诵之广，而适以专其傲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辩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有鉴于此，一度笃信程朱理学的王阳明，才转而向南宋的心学代表陆九渊寻求精神资源，在其基础上再次提出了“心即理”的哲学命题，并进而结合佛教禅宗思想，指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著名观点。 不少论者认为，王氏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属于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并且极力维护封建纲常伦理。但抛却旧有的成见与窠臼，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理”存在于人心，其实就是强调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权威？如果这种假设成立，那“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不就属于人文主义？诚然，王阳明的“理”与纲常伦理确有千丝万缕之联系，但这是否能够成为讨伐他的证据？答案是否定的！同其他事物一样，纲常伦理也具有两面性，它在维护等级制度的同时，也有力的制约着统治阶级。我们不妨以“君为臣纲”作为例子。“君为臣纲”，意味着臣要服从于君，君权至上；但硬币的另一面，君作为领袖与榜样，他是否应当有自己的表率与担当？《离娄下》就曾这样描述君臣关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或许，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并不完美，但若以本文开篇所置之参照普罗泰格拉而论，其“人是万物的尺度”又何尝不是如此。
关于“致良知”，也有再探讨之必要。作为心学的核心理念，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像蒙上了一层灰尘。致良知的过程就是教育的过程。他曾经这样论述：“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处，真是与物无对”。“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的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辩他吉凶灾祥？”此种论述，与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家莎士比亚所言“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是何其相似。如果我们敢于承认莎翁饱含了人文主义的激情，那我们也不能否认王阳明突出良知就在于论证人的尊贵与价值。并且，依据王阳明的文字，既然人的良知成为天地万物的本原和主宰，人在天地万物中理所当然地处于唯我独尊的地位。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天地的尊贵甚至要高于帝王，而王阳明却将人的尊贵超过天地，那么是否意味着即便是号称天子的帝王，也不如天下万民尊贵？以对传统的批判力度来看，即便激烈如普罗泰格拉关于“人是万物的尺度”，大致也不及于此。
至于“知行合一”，王阳明认为知的过程就是行的过程，知行不能脱节，因此“知行合一”与“致良知”关联紧密。通过“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王阳明期望实现世间“满街都是圣人”的理想目标。何为“满街都是圣人”？简而言之，即人人皆可成为圣人。就此，有论者指出，王阳明的追求与程朱相比，从本质上都是期望人格精神升华进入“至圣”境界。然而，在对于“圣人”的看法上，双发却发生了根本的分歧。程朱理学中的“圣人”带有明显的等级色彩，他高居庙堂之上，几乎脱离了一切人性。他囊括世间万物的天理，深知宇宙浩瀚的规律，不食人间烟火而遥不可及。王阳明的圣人说，强调人人皆可成为圣人，却唤起了千百年来被压抑的人性，它启发了人的心智，活跃了人的思想，给无数的普罗大众指明了人生意义。
综上所述，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源自于传统，同时也是明清社会转型之产物。其诸多言行反复证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阳明学说与封建、保守确实相距甚远。如果我们再继续扩大视野，这种事实在其他地方同样并不鲜见。譬如，他在为弃儒经商的方麟所写的《节庵方公墓表》一文中，提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的观点，其“工商皆本”思想非常明显。又如，王守仁曾讲，“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其再传弟子李贽则说：“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不难看出，后者发挥了前者的思想。或许，王阳明思想中的人文主义特征尚不纯粹，也在某种程度迎合了后世专制统治之需要，但瑕不掩瑜，不能就此以“封建卫道士”之标签，而彻底抹杀其作为早期人文主义者的光芒。
参考资料：
[1]张帆.中国古代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钱穆.王守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
[3]张廷玉.明史.儒林传[M]//二十五史：卷十三.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4]王通.王守仁心学思想形成浅析.学术探讨.2010（1）
[5]王阳明全集.答东桥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6]罗骥.对王阳明政治教育思想的当代解读[D].南京理工大学.2010
[7]诸焕灿.略论王阳明的工商思想.光明日报.2005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