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学生写论文谈曹禺的《日出》《原野》，指导老师是杨振声。杨振声在指导时告诉学生，曹禺很喜欢契诃夫的戏剧，可以先读读契诃夫的作品。可西南联大的图书馆藏书甚少，没有一本契诃夫的著作。杨振声知道后，便托人到云南图书馆去借。最后，也只为学生借到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和《三姊妹》。杨振声是教授、作家，又兼联大行政职务，自身熬油费火，忙碌中还替学生借書，让人感佩。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习作课”。如果遇到好的学生作品，他会帮学生寄到报社寻求发表。作品被刊登，对学生是很大的鼓舞。日后同样成了著名作家的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很多作品就是由沈从文寄出发表的。沈从文为学生寄稿数量之大、邮费之多，可想而知。汪曾祺说，沈从文寄信时会把原稿的纸边裁去，只剩下纸芯。这当然不美观，却可以防止超重、节省邮费。抗战时期，百物昂贵，沈从文的“小算盘”可谓用心良苦。
　　 1938年2月，杨石先教授随联大到了昆明，并被推选为理学院化学系主任。一次，做化学实验，他让管理员给每个小组发了一个火柴盒与三根火柴，并叮嘱学生，做完实验后把火柴盒交还给管理员。实验结束后，有一组的同学没有把火柴盒还回去，而是丢进了垃圾箱。管理员向他们索要时，一名叫吴大观的同学不以为然：“一个破火柴盒还要它干吗？”不久，杨石先知道了这事，对吴大观作了严肃的批评。吴大观牢记教训，从此爱惜公物、勤俭节约。多年后，吴大观成了“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
　　 生物系的李继侗教授对学生要求严格，对考试更是近乎苛刻。一次，有个学生考了59.5分，很是不快，便求李继侗网开一面。谁知，李继侗不容商量地告诉学生：“59.5分就是59.5分，考59.5分就是不及格。”学生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后来，这名学生还想去校长那里理论，听说李继侗连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才善罢甘休。
　　 重温西南联大师生之间的细节、小事，不能不为之动容、为之喝彩。细节见人品，小事见真章。西南联大教授对学生的严与爱，共同筑起了一个群体的高度。       （摘自《演讲与口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