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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维希·凡·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不仅是西方音乐历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也是对世界音乐文化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之一。2020年正值贝多芬诞辰250周年，全球范围内掀起了纪念贝多芬的热潮。由四川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家协会室内乐学会主办，四川音乐学院艺术处、国际合作交流处、音乐学系、管弦系、钢琴系承办的“四川音乐学院艺术周——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后文简称“艺术周”）于2020年11月2日至7日，在成都城市音乐厅举行。此次艺术周共包含28场活动，由学术活动和音乐会两大部分组成。
一、学术讲座和工作坊：经典的续说与挑战
本次艺术周，主办方共邀请了13位专家学者（包括7位中国学者和6位外国学者），带来13场学术讲座和3场学术工作坊。面对广袤无垠的贝多芬音乐研究，此次系列学术活动呈现出当代学者的两种选择，一是延续并推进经典话题，二是对经典话题的挑战。两条路径各具价值、殊方同致，都为解读贝多芬及其音乐提供新的可能。
（一）续说经典获新知
在学术活动中，不少学者专注于探索经典话题：如其音乐中的“英雄性”“崇高性”“革命性”“自然”“美”“伟大”或其人与乐之间蕴含的“人格”“时代性”“精神性”，贡献出丰富的新知。
关于贝多芬的“英雄性” 上海音乐学院王丹丹教授以《贝多芬音乐中的崇高与美》为讲座主题，她认为贝多芬在音乐的题材内涵和结构形式上，以“英雄性修辞”达到“崇高”。个人性格、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都是促成其作品中“英雄形象”的关键因素。歌剧《菲岱里奥》中的“女英雄”莱奥诺拉，正是他心中“伟大英雄”的外化形象之一。与此同时，她认为贝多芬的创作试图构建一套“英雄叙事逻辑”——“斗争—死亡—再生—颂扬”，这与他的经历相平行——“命运—绝望—企图自杀—重生”，而他的九部交响曲正是一部长篇的英雄史诗。①
中国音乐学院的康啸教授在讲座《贝多芬〈费德里奥〉②中的多重内涵》的“时代之声”和“人格之声”部分与王丹丹形成对话。他认为“与当时的时代结合，贝多芬是崇尚英雄的，但这里提到的英雄并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而是引领大家走向胜利的社会英雄”;而贝多芬的人生际遇让他在写作《费德里奥》情节时更加感同身受，作品体现的是他更高的精神追求，“贝多芬不只是需要一个女性，他需要的是一个理想女性，他需要一个能够拯救他的女英雄”。
关于贝多芬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 身处时代之中，贝多芬音乐时常敏锐地回应了文化思潮或社会变革。来自苏州大学的吴翊丞副教授在讲座《贝多芬“悲怆”钢琴奏鸣曲视角下的启蒙运动》中指出，贝多芬是一位虔诚的启蒙主义“大同世界”观念的信奉者。在其《“悲怆”奏鸣曲》第三乐章的回旋曲中，“反复”成为达到“大同世界”的一种严肃且神圣的手段。所有的“反复”必须要完整重复主题，没有一个步骤、空间可以容许被嘲笑、玩弄，并最终回到主调。
贝多芬的晚期音樂创作，亲历了法国大革命后期这段令人忧虑又复杂的变革岁月。来自美国水牛城纽约州立大学音乐系的詹姆斯·柯里（James Currie）副教授以《贝多芬的过去》为题，详细解读了贝多芬晚期作品《A大调钢琴奏鸣曲》（Op.110）终章的赋格对位法，认为贝多芬的音乐具有“安慰性”，是一种过去发生的，活在当下困境性的证明。这也将对身处疫情环境下的我们带来帮助和灵感。
关于贝多芬的精神世界 贝多芬虽处于时代大潮之中，却不断将音乐的表现范畴拓展至个人的精神层面。来自奥斯丁德克萨斯大学的罗伯特·哈腾（Robert S. Hatten）教授以《主体性作为精神自由的呈现：贝多芬的“突现”主题》为题，以《A大调弦乐四重奏》（Op.18，No.5）和《降A大调钢琴奏鸣曲》（Op.110）为例，展示了贝多芬游离于“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手段。贝多芬通过主题的快速攀升进入高音区以飞离真实世界，进入虚拟世界;调性回归亦暗示了现实的回归，音乐动力的不断衰减则是从想象中的世界逐渐回到现实世界的体现。
苏州大学刘彦玲教授在其工作坊“作为梦想家的贝多芬”中，提到与哈腾不谋而合的观点。工作坊主要围绕美国音乐史学家卡罗尔·伯格（Karol Berger）的文章《在乌托邦与忧郁之间：贝多芬与审美境界》③展开讨论。伯格从《A大调钢琴奏鸣曲》（Op. 2，No. 2）的末乐章回旋曲等作品中也发现了贝多芬的两个主体世界——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与哈腾不同的是，刘彦玲分享了贝多芬“游离”产生的原因：主要受到“失聪事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想象界—现实界的分裂”的影响。
关于贝多芬的个人际遇 “贝多芬的失聪，……是损害了他的艺术创作，还是使它变得更加丰富？”一直是一个备受讨论的问题。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威廉·金德曼（William Kinderman）教授以《贝多芬，1802年被流放至海利根施塔特的魔法师——“暴风雨”奏鸣曲的演变》为题，回顾了贝多芬备受煎熬的海利根施塔特时期，他将贝多芬比喻为“魔法师”，发现“凯斯勒”草稿本中收录的《d小调“暴风雨”钢琴奏鸣曲》（Op.31，No.2）第一乐章的两份草稿，具有对20年后的《第九交响曲》的预示性，就像在“暴风雨”奏鸣曲中施予了指向未来的魔法。他认为，“虽然贝多芬改善听力的希望在此时彻底落空，却在音乐创作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二）挑战经典得新解
在系列学术活动中，部分学者向特定的、相沿成习的贝多芬话题发出“挑战”，收获许多新视角和新解读。
接受视角下的新解 “接受”作为一种以读者为中心的视角，聚焦于创作者和作品的接受状况以及接受者的审美经验，④关注音乐以外的内容以理解作品和作曲家，引领起学者对成见保持再思考的学术潮流。
贝多芬在西方古典音乐中一直享有“经典”的中心地位。来自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的马克·埃弗里斯特（Mark Everist）教授的讲座《贝多芬：记忆、接受与经典》对贝多芬“经典化”、贝多芬中心论的接受话题提出疑问。他认为“应该在对证据进行审慎考察的基础上，从19世纪乃至20世纪的实践中对贝多芬的地位进行回顾，只有将贝多芬与同时期其他作曲家放在平等的位置，坚持‘去贝多芬中心论’，才能对其做出更多不一样的诠释”。 贝多芬是一位“圣乐”作曲家吗？来自香港大学的蔡宽量（Daniel K.L. Chua）教授以《贝多芬的“去世俗化”：贝多芬是一位圣乐作曲家吗？》为题阐述了他的看法。蔡宽量提出了三个“逆向策略”——“打破神话的稳定性”“检验这一‘神话’”和“重新语境化”以破除神话，对贝多芬与“圣乐”之间的联系作了重要厘清。
19世纪以来在贝多芬的接受史中，他与男性气质的联系似乎成为一种想当然的修辞。四川音乐学院的何弦讲师在讲座《贝多芬接受史中的“男性气质”生成》中提到，对于术语“男性气质”及其观念和相关事件，显然并不具备超越时间空间的普遍性和连贯统一性，应当将其放置在一系列关系性结构中去看待。由于每种结构都遵循不同的文化逻辑和历史轨迹，因而会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中表现出不一样的内涵。
上海音乐学院的邹彦教授以《作为声音的乐谱——一个“读者”为中心的导言》为讲座主题，他根据接受理论的“读者”概念指出，“读者”在依据历史还原的基础上，同时诠释作品的创造性意义。但诠释不是盲目的，如在面对贝多芬的乐谱时，需要掌握当时记谱的规范，并知道“历史的声音”以及其中所暗示的历史实践，考察作曲家的“内心声音”。
邹彦的工作坊“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中的力度与踏板——HIP vs. MSP”对其讲座作了充分的延展和补充。他从具体的贝多芬作品的原始记谱记号出发，围绕三个话题：早期钢琴与现代钢琴、力度记号的记谱与诠释、音乐结构中的力度记号，展现了贝多芬作品中蕴藏的历史的声音和内心的声音。
关于贝多芬声乐作品的历史偏见由来已久，从总体上看，他作为一名声乐作曲家的价值被低估了。来自英国伯明翰皇家音乐学院的讲师马修·皮尔彻（Matthew Pilcher）以《歌曲与结构：贝多芬与变化分节体利德》为题，立足于贝多芬的接受史，关注到长久被忽略的贝多芬一直以来对文学与诗歌的兴趣以及贝多芬在音乐创作中表现文字与文本的方式。他认为，贝多芬的歌曲和声乐作品有助于阐明文学和诗歌在他生活中的关联性，贝多芬对每一个文本的结构和音乐潜力的敏锐意识，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器乐编曲”。
修辞视角下的新解 修辞学是近年来音乐学理论学科内的热门研究之一，它们联系作曲家的创作动机和音乐呈现的具体内容，对作品进行解读。王丹丹教授在其工作坊“贝多芬音乐研究的多重视角与意涵解读”中提到自己从聆听贝多芬奏鸣曲的慢板乐章中获得的新体会。如在《第七钢琴奏鸣曲》（Op.10，No.3）中“悲剧性”和“幻想性”主题再现时，贝多芬通过将起初的“悲剧性”内涵予以化解，达到了崇高的境界。
相应的，王丹丹在其讲座《贝多芬音乐中的崇高与美》中进一步阐述了贝多芬许多慢乐章中隐藏的正是“美”感，包括：乐舞韵律之美、沉思内省之美、宣叙咏叹之美、幻想羽化之美和凝聚超脱之美。这些“美”与“崇高”成为贝多芬音乐“伟大性”的两个侧面，它们互为对照又彼此補充，以和谐的姿态出现在其“超验性”的音乐中。
刘彦玲教授从修辞的角度为贝多芬的器乐曲带来新的解读，她以《情感的涌动与性格的统一：从昆体良的修辞概念诠释贝多芬“悲怆奏鸣曲”第一乐章中的人格与情感》为题，从影响18世纪修辞理论甚巨的昆体良⑤的修辞理论出发，指出贝多芬在“悲怆”第一乐章里贯穿出现的特定情感动机;同时以“箴言节奏动机”平衡情感，维持了演说者人格的统一性。贝多芬更通过黑格尔所说的“扬弃”，在音乐的调节或消解的过程中，吸纳和融合了部分迸发与涌动的情感，达到崇高的境界，最终形成一个单一且独特的性格。
二、音乐会和音乐会导赏：当代的演绎与聆听
在艺术周的系列音乐会中，四川音乐学院不仅邀请了来自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浙江音乐学院的优秀室内乐团，还有四川音乐学院交响乐团的艺术总监与首席指挥朱其元、钢琴演奏家盛原、小提琴演奏家徐惟聆、旅美青年钢琴家朱菡芊等嘉宾助阵。6天时间里演出了8场精彩纷呈的音乐会（包括2场交响音乐会、5场室内音乐会和1场钢琴奏鸣曲专场音乐会）。系列音乐会精选共24首贝多芬作品，体裁从奏鸣曲、各类室内乐重奏到序曲、协奏曲、交响曲，十分丰富。对观众而言，如此集中、近距离地感受贝多芬的音乐世界，可谓大饱耳福。
东道主四川音乐学院以两场交响音乐会分别作为系列音乐会的开篇与总结。首场音乐会主题为“四川音乐学院青年交响乐团⑥交响音乐会”，上演的《C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Op.15）和《C大调第一交响曲》（Op.21）尤其恰当地再现了青年贝多芬的精神面貌。正如邹彦教授导赏时所说，“本场音乐会是青年人演奏青年人的作品”。闭幕音乐会上演的《c小调第五交响曲“命运”》（Op.67）和《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Op.73），如刘彦玲教授导赏时所说，都展现了“从挣扎到自我超越的过程”。聆听此两部作品，观众们既深刻地体会到作为个体的人在遭受命运浩劫时的脆弱和无力，又能受到贯穿其中的刚强意志的鼓舞。
中央音乐学院的盛原教授以“英雄的年代”为主题的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专场音乐会演奏了四部经典作品：《D大调第七奏鸣曲》（Op.10，No.3）、《c小调第八奏鸣曲“悲怆”》（Op.13）（后文《悲怆》）、《e小调第二十七奏鸣曲》（Op.90）和《f小调第二十三奏鸣曲“热情”》（Op.57）。由于吴翊丞副教授在导赏时特别对“悲怆”和“热情”加以讲解。兼具学者与钢琴家双重身份的盛原教授在演奏中融入了对贝多芬音乐的思考与诠释，收获了经久不衰的掌声。
5场室内音乐会共15首贝多芬室内乐作品，占系列音乐会曲目60%的体量，所选作品贯穿贝多芬的整个创作生涯。在第二场室内音乐会中，来自上海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的演奏者，分别演绎了《第5号小提琴奏鸣曲“春天”》（Op.24）、《C大调第3号钢琴四重奏》（WoO 36）和《降E大调弦乐与管乐七重奏》（Op.20）。如康啸教授在导赏时所说：“这三首作品展现了贝多芬从学习至创新的过程。”除此之外，如中央音乐学院的琥珀四重奏演绎的贝多芬最后一部作品《F大调第16号弦乐四重奏》（Op.135）等曲目也给观众们留下深刻印象。
一、学术讲座和工作坊：经典的续说与挑战
本次艺术周，主办方共邀请了13位专家学者（包括7位中国学者和6位外国学者），带来13场学术讲座和3场学术工作坊。面对广袤无垠的贝多芬音乐研究，此次系列学术活动呈现出当代学者的两种选择，一是延续并推进经典话题，二是对经典话题的挑战。两条路径各具价值、殊方同致，都为解读贝多芬及其音乐提供新的可能。
（一）续说经典获新知
在学术活动中，不少学者专注于探索经典话题：如其音乐中的“英雄性”“崇高性”“革命性”“自然”“美”“伟大”或其人与乐之间蕴含的“人格”“时代性”“精神性”，贡献出丰富的新知。
关于贝多芬的“英雄性” 上海音乐学院王丹丹教授以《贝多芬音乐中的崇高与美》为讲座主题，她认为贝多芬在音乐的题材内涵和结构形式上，以“英雄性修辞”达到“崇高”。个人性格、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都是促成其作品中“英雄形象”的关键因素。歌剧《菲岱里奥》中的“女英雄”莱奥诺拉，正是他心中“伟大英雄”的外化形象之一。与此同时，她认为贝多芬的创作试图构建一套“英雄叙事逻辑”——“斗争—死亡—再生—颂扬”，这与他的经历相平行——“命运—绝望—企图自杀—重生”，而他的九部交响曲正是一部长篇的英雄史诗。①
中国音乐学院的康啸教授在讲座《贝多芬〈费德里奥〉②中的多重内涵》的“时代之声”和“人格之声”部分与王丹丹形成对话。他认为“与当时的时代结合，贝多芬是崇尚英雄的，但这里提到的英雄并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而是引领大家走向胜利的社会英雄”;而贝多芬的人生际遇让他在写作《费德里奥》情节时更加感同身受，作品体现的是他更高的精神追求，“贝多芬不只是需要一个女性，他需要的是一个理想女性，他需要一个能够拯救他的女英雄”。
关于贝多芬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 身处时代之中，贝多芬音乐时常敏锐地回应了文化思潮或社会变革。来自苏州大学的吴翊丞副教授在讲座《贝多芬“悲怆”钢琴奏鸣曲视角下的启蒙运动》中指出，贝多芬是一位虔诚的启蒙主义“大同世界”观念的信奉者。在其《“悲怆”奏鸣曲》第三乐章的回旋曲中，“反复”成为达到“大同世界”的一种严肃且神圣的手段。所有的“反复”必须要完整重复主题，没有一个步骤、空间可以容许被嘲笑、玩弄，并最终回到主调。
贝多芬的晚期音樂创作，亲历了法国大革命后期这段令人忧虑又复杂的变革岁月。来自美国水牛城纽约州立大学音乐系的詹姆斯·柯里（James Currie）副教授以《贝多芬的过去》为题，详细解读了贝多芬晚期作品《A大调钢琴奏鸣曲》（Op.110）终章的赋格对位法，认为贝多芬的音乐具有“安慰性”，是一种过去发生的，活在当下困境性的证明。这也将对身处疫情环境下的我们带来帮助和灵感。
关于贝多芬的精神世界 贝多芬虽处于时代大潮之中，却不断将音乐的表现范畴拓展至个人的精神层面。来自奥斯丁德克萨斯大学的罗伯特·哈腾（Robert S. Hatten）教授以《主体性作为精神自由的呈现：贝多芬的“突现”主题》为题，以《A大调弦乐四重奏》（Op.18，No.5）和《降A大调钢琴奏鸣曲》（Op.110）为例，展示了贝多芬游离于“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手段。贝多芬通过主题的快速攀升进入高音区以飞离真实世界，进入虚拟世界;调性回归亦暗示了现实的回归，音乐动力的不断衰减则是从想象中的世界逐渐回到现实世界的体现。
苏州大学刘彦玲教授在其工作坊“作为梦想家的贝多芬”中，提到与哈腾不谋而合的观点。工作坊主要围绕美国音乐史学家卡罗尔·伯格（Karol Berger）的文章《在乌托邦与忧郁之间：贝多芬与审美境界》③展开讨论。伯格从《A大调钢琴奏鸣曲》（Op. 2，No. 2）的末乐章回旋曲等作品中也发现了贝多芬的两个主体世界——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与哈腾不同的是，刘彦玲分享了贝多芬“游离”产生的原因：主要受到“失聪事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想象界—现实界的分裂”的影响。
关于贝多芬的个人际遇 “贝多芬的失聪，……是损害了他的艺术创作，还是使它变得更加丰富？”一直是一个备受讨论的问题。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威廉·金德曼（William Kinderman）教授以《贝多芬，1802年被流放至海利根施塔特的魔法师——“暴风雨”奏鸣曲的演变》为题，回顾了贝多芬备受煎熬的海利根施塔特时期，他将贝多芬比喻为“魔法师”，发现“凯斯勒”草稿本中收录的《d小调“暴风雨”钢琴奏鸣曲》（Op.31，No.2）第一乐章的两份草稿，具有对20年后的《第九交响曲》的预示性，就像在“暴风雨”奏鸣曲中施予了指向未来的魔法。他认为，“虽然贝多芬改善听力的希望在此时彻底落空，却在音乐创作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二）挑战经典得新解
在系列学术活动中，部分学者向特定的、相沿成习的贝多芬话题发出“挑战”，收获许多新视角和新解读。
接受视角下的新解 “接受”作为一种以读者为中心的视角，聚焦于创作者和作品的接受状况以及接受者的审美经验，④关注音乐以外的内容以理解作品和作曲家，引领起学者对成见保持再思考的学术潮流。
贝多芬在西方古典音乐中一直享有“经典”的中心地位。来自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的马克·埃弗里斯特（Mark Everist）教授的讲座《贝多芬：记忆、接受与经典》对贝多芬“经典化”、贝多芬中心论的接受话题提出疑问。他认为“应该在对证据进行审慎考察的基础上，从19世纪乃至20世纪的实践中对贝多芬的地位进行回顾，只有将贝多芬与同时期其他作曲家放在平等的位置，坚持‘去贝多芬中心论’，才能对其做出更多不一样的诠释”。 贝多芬是一位“圣乐”作曲家吗？来自香港大学的蔡宽量（Daniel K.L. Chua）教授以《贝多芬的“去世俗化”：贝多芬是一位圣乐作曲家吗？》为题阐述了他的看法。蔡宽量提出了三个“逆向策略”——“打破神话的稳定性”“检验这一‘神话’”和“重新语境化”以破除神话，对贝多芬与“圣乐”之间的联系作了重要厘清。
19世纪以来在贝多芬的接受史中，他与男性气质的联系似乎成为一种想当然的修辞。四川音乐学院的何弦讲师在讲座《贝多芬接受史中的“男性气质”生成》中提到，对于术语“男性气质”及其观念和相关事件，显然并不具备超越时间空间的普遍性和连贯统一性，应当将其放置在一系列关系性结构中去看待。由于每种结构都遵循不同的文化逻辑和历史轨迹，因而会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中表现出不一样的内涵。
上海音乐学院的邹彦教授以《作为声音的乐谱——一个“读者”为中心的导言》为讲座主题，他根据接受理论的“读者”概念指出，“读者”在依据历史还原的基础上，同时诠释作品的创造性意义。但诠释不是盲目的，如在面对贝多芬的乐谱时，需要掌握当时记谱的规范，并知道“历史的声音”以及其中所暗示的历史实践，考察作曲家的“内心声音”。
邹彦的工作坊“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中的力度与踏板——HIP vs. MSP”对其讲座作了充分的延展和补充。他从具体的贝多芬作品的原始记谱记号出发，围绕三个话题：早期钢琴与现代钢琴、力度记号的记谱与诠释、音乐结构中的力度记号，展现了贝多芬作品中蕴藏的历史的声音和内心的声音。
关于贝多芬声乐作品的历史偏见由来已久，从总体上看，他作为一名声乐作曲家的价值被低估了。来自英国伯明翰皇家音乐学院的讲师马修·皮尔彻（Matthew Pilcher）以《歌曲与结构：贝多芬与变化分节体利德》为题，立足于贝多芬的接受史，关注到长久被忽略的贝多芬一直以来对文学与诗歌的兴趣以及贝多芬在音乐创作中表现文字与文本的方式。他认为，贝多芬的歌曲和声乐作品有助于阐明文学和诗歌在他生活中的关联性，贝多芬对每一个文本的结构和音乐潜力的敏锐意识，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器乐编曲”。
修辞视角下的新解 修辞学是近年来音乐学理论学科内的热门研究之一，它们联系作曲家的创作动机和音乐呈现的具体内容，对作品进行解读。王丹丹教授在其工作坊“贝多芬音乐研究的多重视角与意涵解读”中提到自己从聆听贝多芬奏鸣曲的慢板乐章中获得的新体会。如在《第七钢琴奏鸣曲》（Op.10，No.3）中“悲剧性”和“幻想性”主题再现时，贝多芬通过将起初的“悲剧性”内涵予以化解，达到了崇高的境界。
相应的，王丹丹在其讲座《贝多芬音乐中的崇高与美》中进一步阐述了贝多芬许多慢乐章中隐藏的正是“美”感，包括：乐舞韵律之美、沉思内省之美、宣叙咏叹之美、幻想羽化之美和凝聚超脱之美。这些“美”与“崇高”成为贝多芬音乐“伟大性”的两个侧面，它们互为对照又彼此補充，以和谐的姿态出现在其“超验性”的音乐中。
刘彦玲教授从修辞的角度为贝多芬的器乐曲带来新的解读，她以《情感的涌动与性格的统一：从昆体良的修辞概念诠释贝多芬“悲怆奏鸣曲”第一乐章中的人格与情感》为题，从影响18世纪修辞理论甚巨的昆体良⑤的修辞理论出发，指出贝多芬在“悲怆”第一乐章里贯穿出现的特定情感动机;同时以“箴言节奏动机”平衡情感，维持了演说者人格的统一性。贝多芬更通过黑格尔所说的“扬弃”，在音乐的调节或消解的过程中，吸纳和融合了部分迸发与涌动的情感，达到崇高的境界，最终形成一个单一且独特的性格。
二、音乐会和音乐会导赏：当代的演绎与聆听
在艺术周的系列音乐会中，四川音乐学院不仅邀请了来自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浙江音乐学院的优秀室内乐团，还有四川音乐学院交响乐团的艺术总监与首席指挥朱其元、钢琴演奏家盛原、小提琴演奏家徐惟聆、旅美青年钢琴家朱菡芊等嘉宾助阵。6天时间里演出了8场精彩纷呈的音乐会（包括2场交响音乐会、5场室内音乐会和1场钢琴奏鸣曲专场音乐会）。系列音乐会精选共24首贝多芬作品，体裁从奏鸣曲、各类室内乐重奏到序曲、协奏曲、交响曲，十分丰富。对观众而言，如此集中、近距离地感受贝多芬的音乐世界，可谓大饱耳福。
东道主四川音乐学院以两场交响音乐会分别作为系列音乐会的开篇与总结。首场音乐会主题为“四川音乐学院青年交响乐团⑥交响音乐会”，上演的《C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Op.15）和《C大调第一交响曲》（Op.21）尤其恰当地再现了青年贝多芬的精神面貌。正如邹彦教授导赏时所说，“本场音乐会是青年人演奏青年人的作品”。闭幕音乐会上演的《c小调第五交响曲“命运”》（Op.67）和《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Op.73），如刘彦玲教授导赏时所说，都展现了“从挣扎到自我超越的过程”。聆听此两部作品，观众们既深刻地体会到作为个体的人在遭受命运浩劫时的脆弱和无力，又能受到贯穿其中的刚强意志的鼓舞。
中央音乐学院的盛原教授以“英雄的年代”为主题的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专场音乐会演奏了四部经典作品：《D大调第七奏鸣曲》（Op.10，No.3）、《c小调第八奏鸣曲“悲怆”》（Op.13）（后文《悲怆》）、《e小调第二十七奏鸣曲》（Op.90）和《f小调第二十三奏鸣曲“热情”》（Op.57）。由于吴翊丞副教授在导赏时特别对“悲怆”和“热情”加以讲解。兼具学者与钢琴家双重身份的盛原教授在演奏中融入了对贝多芬音乐的思考与诠释，收获了经久不衰的掌声。
5场室内音乐会共15首贝多芬室内乐作品，占系列音乐会曲目60%的体量，所选作品贯穿贝多芬的整个创作生涯。在第二场室内音乐会中，来自上海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的演奏者，分别演绎了《第5号小提琴奏鸣曲“春天”》（Op.24）、《C大调第3号钢琴四重奏》（WoO 36）和《降E大调弦乐与管乐七重奏》（Op.20）。如康啸教授在导赏时所说：“这三首作品展现了贝多芬从学习至创新的过程。”除此之外，如中央音乐学院的琥珀四重奏演绎的贝多芬最后一部作品《F大调第16号弦乐四重奏》（Op.135）等曲目也给观众们留下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