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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是我一生的追随”“我在党旗下宣过誓的,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共产党员可以退职但不能退休。”
周永开(1928- ),汉族,四川巴中人,194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原达县地委副书记。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等称号。2021年6月29日荣获“七一勋章”。
2021年6月29日,周永开被搀扶着走进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获颁“七一勋章”。
周永开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今已有76年党龄。对于获得“七一勋章”,他最大的感受竟是——“很惭愧,因为这是党中央授予的最高荣誉,而我觉得自己做的都是些小事,做得还太少了。”
直到解放才知一个屋檐下竟有三个共产党员
1945年8月的一个夜晚,在四川巴中化成小学背后的山坡上,17岁的周永开在老师王朴庵的见证下,高举紧握的拳头,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永开说:“入党是我一生最荣耀的时刻,党旗真红,感觉血液都在燃烧。”
“那年我17岁,从入党那一天起,我就立下誓言,要为穷苦人翻身求解放,我不怕死,绝不当叛徒,党怎么指挥,我就怎么走;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此后,周永开同王朴庵一道,在原巴中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那时巴中县还处于‘国统区’,入党是要被杀头的。当时一个小学有23名教师是地下党员或共青团员,其中16名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地杀害了……面对危险,共产党员不能怕牺牲。”在当地党组织的带领下,他把一个仅有16人的党支部,发展到有1300名党员。
这年秋天,王朴庵发现化成小学教师队伍中出现了敌人特务,他担心党组织暴露,决定派刚刚成为党员的周永开带着洋芋前往巴城,与上级党组织接头。
周永开按照指示,用洋芋换回了红薯。
几年后,当周永开成长为一名老地下工作者,才明白了洋芋和红薯的含义。洋芋白皮白心,煮熟后里外都是白的,王朴庵是想告诉上级,学校出了国民党暗探。上级的回复更巧妙,红薯外边是白的,但煮熟后,里边是红色的,白皮红心。暗指国民党内部有我党统战人士,化成小学完全在其护佑之下。
1946年春,周永开担任化成区委书记。不久,蟒堂坝村周家老屋成为川北工委和巴中地下党最高决策机关。在那血雨腥风的岁月里,一项项重大决策从这里飞出,传向通南巴平地下党组织。每当此时,妻子吴应明就会搬条凳子坐到院门口,一边纳鞋底,一边放哨。一有风吹草动,她就用暗号高声示警。
周永开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他的党员身份曾一度连吴应明都不知道。后来,他见吴应明积极追求进步,多番考察核实后,才介绍她加入了党的地下组织。当时周永开的小叔周一修也是地下党员,为了革命他们各自隐蔽身份,直到解放,周一修才知一个屋檐下竟有三名共产党员。
1947年,川北工委接到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充分发动群众,壮大党的力量,建立群众武装,迎接四川解放。不久,巴中中心县委成立,周永开任组织委员兼巴中县委书记。
在白色恐怖下,巴中中心县委定期党员大会无法及时召开,怎么办?周永开想到了一种特别的会议模式——到了薅秧季节,周永开大张旗鼓地喊党员们相互帮忙薅秧。开会那天,党员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打起赤脚、挽起裤腿、手拿薅秧棍走进水田里薅秧。你从这边开始薅,我从那边开始薅,薅到田中间,大家减慢速度,负责同志小声安排工作。大家脚下一边薅秧,一边小声讨论。会议开完,一田秧也薅完了。
当时很多方针政策,都是在这种薅秧党会中决定下来的。周永开以自己的机智,躲过了敌人的搜查,保全了党组织。巴中中心县委成为当时极少数没有暴露的党组织之一。
“手中的权力,就是一份责任,一定要为群众办实事”
无论身在哪个岗位,周永开始终保持对党的事业的无限热诚。他常说:“当干部,手中的权力,就是一份责任,一定要为群众办实事。”
20世纪50年代,周永开任巴中縣委副书记时,主持修建水库29座、堰塘13000多口,在莲花山林场造林5000多亩,改变了百姓们缺水喝、缺生活燃料、环境差的状况。1958年,巴中县被评为全国农业先进县,周永开受到毛泽东接见和周恩来颁奖。
植树造林还助推了林业经济的发展。尝到甜头后,巴中县各地积极响应号召,植树造林,并大力发展林业经济。为发动群众,周永开跑遍原巴中县大小上百个村落,穿烂10多双草鞋。因为田坎跑得多、草鞋穿得多,老百姓亲切称他“草鞋书记”。
在巴中,至今流传着一首儿歌:“头戴黄荆圈,身穿蓝布衫,回回下乡都劳动,大人娃儿都喜欢。”形象地写出了周永开与民众打成一片的公仆本色。
1983至1987年,周永开担任达县地区纪委书记。“我在纪检战线工作8年多,当过4年零40天的纪委书记。”对这段工作经历,周永开记忆犹新,“纪检监察干部就是要敢于斗争,怕得罪人,是干不了这个工作的。”
他曾顶着重重压力,查办了当时影响全国的一件大案——原达县地区罐头厂厂长李作乾利用职务之便,奸污本厂多名妇女案。
接到群众举报后,周永开拍案而起:“必须要一查到底,这都处理不了,我宁可不当这个纪委书记!”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调查取证,最终让李作乾认罪服法。当李作乾被移交司法执行逮捕时,罐头厂内的鞭炮声响彻云天。
66岁上山无人识,都叫他“外来的老爷爷”
“我在党旗下宣过誓的,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共产党员可以退职但不能退休。”1991年6月,周永开从原达县地区纪委离休。后来,上级有关部门来万源策划拍摄电视剧《血战万源》,周永开主动参与外景地选择。为收集资料,他跑遍了花萼山,山上有几条沟、几道坎他都清清楚楚。但因生产生活条件匮乏,当地村民不得不砍伐、放牧、打猎,花萼山一度被破坏得不成样子。
1994年,周永开带着退休干部余世荣、退伍老兵楚恩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保护花萼山的征程。据他回忆: 花萼山是川东北一带最高的山峰。我选择那里有两个原因,第一,那里有红色根据地,也是打过仗的地方,犧牲过很多红军战士。第二,那里的生态资源很丰富。我66岁上山,刚上山时没人认识我,都叫我“外来的老爷爷”……
刚去时和村民矛盾很大,因为我们得告诉村民不能砍树、猎杀野生动物。我们写了很多禁令,还设了路障,把禁令写在木板上、贴在石头上。我去做思想工作,或者把他们叫到一起教育、学习。家里困难的老百姓,我们会主动帮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后来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承诺不再砍树、打鸟。
慢慢地,他们对我们工作的反对意见就变少了。我们还为他们找了一些新的工作。比如在山上栽树,把他们逐步培养成护林员。那时候做护林员没有工资,我只能一年给他们每人100元的草鞋钱。我拿了一些自己的积蓄出来,也请示组织,最后筹到了8万元,才将山上荒掉的树林又栽满了树。
当时的条件艰苦,饿了吃干粮,渴了喝山泉,晚上只能睡在垫着棉絮的木板上。最早我们还是挤住在老百姓家里,后来我就在山上用600元买了两间茅草房,那个房子我住了十几年。
78岁那年,有一次我去护林时不小心摔到石头缝里了,当时我还借住在老百姓家里,家里养的狗把老百姓带到我摔倒的地方,我才被发现。当时我和群众的关系已经很好了,他们叫了9个人,走了七八里山路把我抬到医院。这件事让我觉得,只要群众看到了我们真的在为他们办事,他们就不会像以前那样,把我们看成阻碍他们生活的人。
周永开先后走遍花萼山11个乡镇30多个行政村51个组。他日复一日的坚持感动了当地村民,大家纷纷加入护林队,成为义务护林员。功夫不负有心人,花萼山上捷报频传:山上种下了一批中药材,村民自发造林上百亩,林业部门也在花萼山实施公益林项目500亩,栽植了适应当地气候生长的华山松。2007年4月,花萼山成功建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用最低的物质生活,追求最高的精神富足”
“我是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理应知恩图报,为党分忧、为民解难。”这句朴实无华的承诺,既是周永开一直孜孜不倦的追求,也是他一生真心为民的生动写照,他把群众当亲人,几十年捐资助学、扶贫济困。
蒋宁聪是周永开资助过的一名学生,童年时因为视力不好,只能看清几米远的地方,周围的人都说他是个没有出路的瞎子。周永开带着他去当地最好的医院,检查发现只是高度近视。周永开便掏钱给他治疗,配了眼镜。后来,蒋宁聪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考上了公务员。他立志,自己也要成为和周爷爷一样的人。
蒲家镇中心校也是周永开牵挂的地方。2021年4月16日,他又一次来到蒲家镇中心校,为通川区140余名党员干部作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报告。报告会前,周永开再次向学校捐款3万元。
为资助困难师生,周永开在母校巴中市巴州区奇章中学、化成小学倡导设立“共产主义奖学金”,现已颁发20余届,先后奖励师生近1000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捐献10万元支援疫情防控;多次主动交纳大额特殊党费,93岁高龄仍坚持每月亲自交党费……多年来,为了公益事业,周永开累计捐款上百万元。很难想象,这么多捐款,都是周永开夫妇平时省吃俭用、节衣缩食省出来的。夫妇俩都是离休干部,住的房子还是上世纪80年代修建的老家属院,家具都非常老旧,一套搪瓷杯、搪瓷盆一用就是40多年,一部小电视、一台挂式空调才让简陋的房间稍显现代感。周永开的孙女周婧说:“爷爷是在用最低的物质生活,追求最高的精神富足!”
“党是我一生的追随”,这是周永开的无悔誓言。
2021年6月29日,周永开获颁“七一勋章”。他说:“从北京回去后,我还想去花萼山住一段时间。我每年都会回去几次,一来是想去看看村民,二来想再解决花萼山的一些具体问题。现在虽然脱贫了,但我还想帮他们致富。”
早在4年前的一次家庭聚会上,周永开就已安排好了自己的“后事”。他向儿孙们宣布道:“等我百年之后,现在的房子要上交,遗体上完好可用的器官捐献出去,剩下的就埋在花萼山上,坟上不要立墓碑,就种一棵树,我要化成肥料继续守护红军战斗过的那片土地。”
(责编/陈小婷 责校/李剑凤、李希萌 来源/《记“七一勋章”获得者周永开:初心不改的“草鞋书记”》,陆丽环、侯荣/文,《中国纪检监察报》2021年7月15日;《“草鞋书记”周永开》,李国军/文,《作家文摘》第2447期等)
周永开(1928- ),汉族,四川巴中人,194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原达县地委副书记。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等称号。2021年6月29日荣获“七一勋章”。
2021年6月29日,周永开被搀扶着走进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获颁“七一勋章”。
周永开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今已有76年党龄。对于获得“七一勋章”,他最大的感受竟是——“很惭愧,因为这是党中央授予的最高荣誉,而我觉得自己做的都是些小事,做得还太少了。”
直到解放才知一个屋檐下竟有三个共产党员
1945年8月的一个夜晚,在四川巴中化成小学背后的山坡上,17岁的周永开在老师王朴庵的见证下,高举紧握的拳头,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永开说:“入党是我一生最荣耀的时刻,党旗真红,感觉血液都在燃烧。”
“那年我17岁,从入党那一天起,我就立下誓言,要为穷苦人翻身求解放,我不怕死,绝不当叛徒,党怎么指挥,我就怎么走;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此后,周永开同王朴庵一道,在原巴中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那时巴中县还处于‘国统区’,入党是要被杀头的。当时一个小学有23名教师是地下党员或共青团员,其中16名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地杀害了……面对危险,共产党员不能怕牺牲。”在当地党组织的带领下,他把一个仅有16人的党支部,发展到有1300名党员。
这年秋天,王朴庵发现化成小学教师队伍中出现了敌人特务,他担心党组织暴露,决定派刚刚成为党员的周永开带着洋芋前往巴城,与上级党组织接头。
周永开按照指示,用洋芋换回了红薯。
几年后,当周永开成长为一名老地下工作者,才明白了洋芋和红薯的含义。洋芋白皮白心,煮熟后里外都是白的,王朴庵是想告诉上级,学校出了国民党暗探。上级的回复更巧妙,红薯外边是白的,但煮熟后,里边是红色的,白皮红心。暗指国民党内部有我党统战人士,化成小学完全在其护佑之下。
1946年春,周永开担任化成区委书记。不久,蟒堂坝村周家老屋成为川北工委和巴中地下党最高决策机关。在那血雨腥风的岁月里,一项项重大决策从这里飞出,传向通南巴平地下党组织。每当此时,妻子吴应明就会搬条凳子坐到院门口,一边纳鞋底,一边放哨。一有风吹草动,她就用暗号高声示警。
周永开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他的党员身份曾一度连吴应明都不知道。后来,他见吴应明积极追求进步,多番考察核实后,才介绍她加入了党的地下组织。当时周永开的小叔周一修也是地下党员,为了革命他们各自隐蔽身份,直到解放,周一修才知一个屋檐下竟有三名共产党员。
1947年,川北工委接到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充分发动群众,壮大党的力量,建立群众武装,迎接四川解放。不久,巴中中心县委成立,周永开任组织委员兼巴中县委书记。
在白色恐怖下,巴中中心县委定期党员大会无法及时召开,怎么办?周永开想到了一种特别的会议模式——到了薅秧季节,周永开大张旗鼓地喊党员们相互帮忙薅秧。开会那天,党员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打起赤脚、挽起裤腿、手拿薅秧棍走进水田里薅秧。你从这边开始薅,我从那边开始薅,薅到田中间,大家减慢速度,负责同志小声安排工作。大家脚下一边薅秧,一边小声讨论。会议开完,一田秧也薅完了。
当时很多方针政策,都是在这种薅秧党会中决定下来的。周永开以自己的机智,躲过了敌人的搜查,保全了党组织。巴中中心县委成为当时极少数没有暴露的党组织之一。
“手中的权力,就是一份责任,一定要为群众办实事”
无论身在哪个岗位,周永开始终保持对党的事业的无限热诚。他常说:“当干部,手中的权力,就是一份责任,一定要为群众办实事。”
20世纪50年代,周永开任巴中縣委副书记时,主持修建水库29座、堰塘13000多口,在莲花山林场造林5000多亩,改变了百姓们缺水喝、缺生活燃料、环境差的状况。1958年,巴中县被评为全国农业先进县,周永开受到毛泽东接见和周恩来颁奖。
植树造林还助推了林业经济的发展。尝到甜头后,巴中县各地积极响应号召,植树造林,并大力发展林业经济。为发动群众,周永开跑遍原巴中县大小上百个村落,穿烂10多双草鞋。因为田坎跑得多、草鞋穿得多,老百姓亲切称他“草鞋书记”。
在巴中,至今流传着一首儿歌:“头戴黄荆圈,身穿蓝布衫,回回下乡都劳动,大人娃儿都喜欢。”形象地写出了周永开与民众打成一片的公仆本色。
1983至1987年,周永开担任达县地区纪委书记。“我在纪检战线工作8年多,当过4年零40天的纪委书记。”对这段工作经历,周永开记忆犹新,“纪检监察干部就是要敢于斗争,怕得罪人,是干不了这个工作的。”
他曾顶着重重压力,查办了当时影响全国的一件大案——原达县地区罐头厂厂长李作乾利用职务之便,奸污本厂多名妇女案。
接到群众举报后,周永开拍案而起:“必须要一查到底,这都处理不了,我宁可不当这个纪委书记!”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调查取证,最终让李作乾认罪服法。当李作乾被移交司法执行逮捕时,罐头厂内的鞭炮声响彻云天。
66岁上山无人识,都叫他“外来的老爷爷”
“我在党旗下宣过誓的,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共产党员可以退职但不能退休。”1991年6月,周永开从原达县地区纪委离休。后来,上级有关部门来万源策划拍摄电视剧《血战万源》,周永开主动参与外景地选择。为收集资料,他跑遍了花萼山,山上有几条沟、几道坎他都清清楚楚。但因生产生活条件匮乏,当地村民不得不砍伐、放牧、打猎,花萼山一度被破坏得不成样子。
1994年,周永开带着退休干部余世荣、退伍老兵楚恩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保护花萼山的征程。据他回忆: 花萼山是川东北一带最高的山峰。我选择那里有两个原因,第一,那里有红色根据地,也是打过仗的地方,犧牲过很多红军战士。第二,那里的生态资源很丰富。我66岁上山,刚上山时没人认识我,都叫我“外来的老爷爷”……
刚去时和村民矛盾很大,因为我们得告诉村民不能砍树、猎杀野生动物。我们写了很多禁令,还设了路障,把禁令写在木板上、贴在石头上。我去做思想工作,或者把他们叫到一起教育、学习。家里困难的老百姓,我们会主动帮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后来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承诺不再砍树、打鸟。
慢慢地,他们对我们工作的反对意见就变少了。我们还为他们找了一些新的工作。比如在山上栽树,把他们逐步培养成护林员。那时候做护林员没有工资,我只能一年给他们每人100元的草鞋钱。我拿了一些自己的积蓄出来,也请示组织,最后筹到了8万元,才将山上荒掉的树林又栽满了树。
当时的条件艰苦,饿了吃干粮,渴了喝山泉,晚上只能睡在垫着棉絮的木板上。最早我们还是挤住在老百姓家里,后来我就在山上用600元买了两间茅草房,那个房子我住了十几年。
78岁那年,有一次我去护林时不小心摔到石头缝里了,当时我还借住在老百姓家里,家里养的狗把老百姓带到我摔倒的地方,我才被发现。当时我和群众的关系已经很好了,他们叫了9个人,走了七八里山路把我抬到医院。这件事让我觉得,只要群众看到了我们真的在为他们办事,他们就不会像以前那样,把我们看成阻碍他们生活的人。
周永开先后走遍花萼山11个乡镇30多个行政村51个组。他日复一日的坚持感动了当地村民,大家纷纷加入护林队,成为义务护林员。功夫不负有心人,花萼山上捷报频传:山上种下了一批中药材,村民自发造林上百亩,林业部门也在花萼山实施公益林项目500亩,栽植了适应当地气候生长的华山松。2007年4月,花萼山成功建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用最低的物质生活,追求最高的精神富足”
“我是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理应知恩图报,为党分忧、为民解难。”这句朴实无华的承诺,既是周永开一直孜孜不倦的追求,也是他一生真心为民的生动写照,他把群众当亲人,几十年捐资助学、扶贫济困。
蒋宁聪是周永开资助过的一名学生,童年时因为视力不好,只能看清几米远的地方,周围的人都说他是个没有出路的瞎子。周永开带着他去当地最好的医院,检查发现只是高度近视。周永开便掏钱给他治疗,配了眼镜。后来,蒋宁聪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考上了公务员。他立志,自己也要成为和周爷爷一样的人。
蒲家镇中心校也是周永开牵挂的地方。2021年4月16日,他又一次来到蒲家镇中心校,为通川区140余名党员干部作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报告。报告会前,周永开再次向学校捐款3万元。
为资助困难师生,周永开在母校巴中市巴州区奇章中学、化成小学倡导设立“共产主义奖学金”,现已颁发20余届,先后奖励师生近1000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捐献10万元支援疫情防控;多次主动交纳大额特殊党费,93岁高龄仍坚持每月亲自交党费……多年来,为了公益事业,周永开累计捐款上百万元。很难想象,这么多捐款,都是周永开夫妇平时省吃俭用、节衣缩食省出来的。夫妇俩都是离休干部,住的房子还是上世纪80年代修建的老家属院,家具都非常老旧,一套搪瓷杯、搪瓷盆一用就是40多年,一部小电视、一台挂式空调才让简陋的房间稍显现代感。周永开的孙女周婧说:“爷爷是在用最低的物质生活,追求最高的精神富足!”
“党是我一生的追随”,这是周永开的无悔誓言。
2021年6月29日,周永开获颁“七一勋章”。他说:“从北京回去后,我还想去花萼山住一段时间。我每年都会回去几次,一来是想去看看村民,二来想再解决花萼山的一些具体问题。现在虽然脱贫了,但我还想帮他们致富。”
早在4年前的一次家庭聚会上,周永开就已安排好了自己的“后事”。他向儿孙们宣布道:“等我百年之后,现在的房子要上交,遗体上完好可用的器官捐献出去,剩下的就埋在花萼山上,坟上不要立墓碑,就种一棵树,我要化成肥料继续守护红军战斗过的那片土地。”
(责编/陈小婷 责校/李剑凤、李希萌 来源/《记“七一勋章”获得者周永开:初心不改的“草鞋书记”》,陆丽环、侯荣/文,《中国纪检监察报》2021年7月15日;《“草鞋书记”周永开》,李国军/文,《作家文摘》第2447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