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钢先生电子检索《人民日报》创刊以来的报纸，语象报告说“敌对势力”是斯大林时代苏联的舶来语，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出现的总次数不算多。该报1946年创刊，“敌对势力”首次出现是1948年。截至1958年，在《人民日报》上，“敌对势力”一语还从未涉及中国国内问题。1959年情形改变，《人民日报》有10篇文章提到“敌对势力”，是50年代出现次数最多的一年；其中6篇与有人反对“大跃进”有关。而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党代会从八大到十三大，政治报告里都没有“敌对势力”这个词语。
　　其实，敌对势力（有时又叫“外来势力”）这个词语，并非共产主义阵营、并非苏共和中共的词汇里独有，美国等“西方”反共阵营里也有、也用。在冷战时期双方都有这种思维，都用这种政治策略。在这种“汉贼不两立”的极端思维中，都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简称“对着干”）。
　　且看作为“自由世界”“民主阵营”头领的美国处理国际关系的例子：据说是为了阻击共产主义在南美蔓延，1973年在美国支持下，皮诺切特通过流血政变，推翻了民选的左翼总统阿连德，建立了独裁的军政府。17年间，他一方面进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另一方面残酷镇压异己，血腥地践踏人权。
　　处理国际关系如此，国内政治呢？这种利用“敌对势力”来抹黑对方，赋予己方不择手段的正当性，在美国也颇常见。不谈麦卡锡主义肆虐时期的美国和麦卡锡这样的政客，看其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中，南方白人种族主义者（及它们的政府和民间组织“白人公民委员会”等）也常借口“外来势力”的煽动，来打压要求平权的黑人及其白人支持者。
　　亚拉巴马州首府蒙哥马利市的黑人民众反对种族隔离，这其实是基于人的本性，用1955年12月1日宁肯被捕也断然拒绝给白人让座的黑人女裁缝罗莎帕克斯的说法，她是“受够了（种族歧视）”，她拒绝让座并非这天下班时身体格外累，而是不愿继续忍受“屈服之累”。可是她的行为被这座城市的当局和白人种族主义者认定“是外来的极端分子和北方佬在煽动生事”。18名本地黑人民权运动活跃人士，决定组织全市5万黑人拒乘公交车支持罗莎的行动。
　　在之后挑战餐厅等公共场所种族隔离制度的“入座”行动中，在曾经的“南方邦联”的北部边城纳斯维尔市，黑人牧师詹姆斯劳森这位被小马丁路德金称之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非暴力理论家和策略家”，因為支持和指导学生的和平抗争，被倾向于种族隔离的当地媒体描绘成“鼓吹暴动者”和“外来的蛊惑分子”，使之成为当地白人主流社会的标靶。范德比尔特大学校长和董事会给该校神学院院长下达指令，要求把詹姆斯劳森教职予以除名，企图借以使“入座”行动因群龙无首而草草收场。这些种族主义分子虽然不好意思给通电支持学生的前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等著名白人，也扣上“外来（敌对）势力”的帽子，但是总是不愿承认平权要求的自发性和正义性，总要归咎于“极端分子”的“煽动”。结果是除名劳森之举，在范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激起巨大反弹，全院四百多名教职员工宣布短期罢教以示抗议。此事被全美媒体广为报道，甚至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范大神学院也因此颜面尽失。
　　从美国版的“敌对（外来）势力”论，我们能悟出什么呢？从政治上讲，不论在哪里，两极思维甚至冷战思维，不是一下子可以清除的；“扣帽子” “打棍子”虽是汉语词汇，作为斗争策略却绝不是中国才有的。从人性的弱点和缺陷讲，妖魔化对手以实现自我合理化，自我中心想当然都是常有的心理疾患，不分种族和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