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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在语词的统治下，法律雕刻在语词中，文学是保持语词活力和精确的唯一方式。”
——庞德
01物质存在的意义在于被消耗，词语存在的意义在于被书写。人们习惯于将自然化约为物质并消耗之，但自然大于物质;类似地，人们将词语规范化并使其产生效力，顺便也产生了大量的词语垃圾。
自然并不自我对抗，它遵循自身的源头——一种充满生机的混乱秩序。火山爆发、地震、暴风雪等等，彼此并不抵牾，而是各行其道，因此，自然呈现它自身，但并不示意。
词语自我对抗，词语的自我对抗使得其成为另一种自然——另一种充满生机的混乱秩序。“雪月最相宜，梅雪都清绝”，经由词语的自我对抗，自然业已示意;经由词语的自我对抗，我们靠近自然。
词语横亘在我们跟自然之间，因此，富有生机的语言是和平通向自然的唯一道路。
我们无法消耗自然，我们只是在自然中制造废弃物——废弃物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无法消耗词语，我们只是污染它、浪费它——我们通过对词语的污染和浪费来自我污染和浪费。
我们使用词语，用词语限制自己，也用词语限制词语，本质上，我们是在用词语限制词语以外的东西。写作过程中，词语是沉默的，但词语经由写作者而反对沉默;词语是不可见的，但词语经由写作者而显现。
我们使用词语，总是在使用词语赋予我们的意义，而不是词语的形象本身。我们使用词语，不是占有它，而是与它合谋另一种东西——以词语占有我们的形式。于是，用词高手总是那些回到词语源头的人。当写作者和词语各就其位而不是彼此失控时，写作才能顺利进行——写作者与词语的合谋才能促成某个作品的呈现。
用词者只能在他所认知的词语中写作，但他必须知道：词语有无限的写作可能。写作者在词语中行进，朝向词语的源头;作品的布局其实是用词者的自我布局，作品其实是写作者的词语化呈现： “我注六经，六经注我”（陆九渊）。
写作者并不是经由词语完成作品，而是经由词语抵达作品。词语的重要意义不是能够写作，而是能够在写作中重新塑造自己——写作者经由词语变成了另一个写作者。在词语的尽头，写作者撞见了理想的自身。
高明的写作中，词语克服了来自修辞和道德的诱惑，以不存在的方式存在，以无效的方式生效。一气呵成的天才式写作往往呈现出这样的场景：时空归写作者所有，而非写作者归时空所有。
经由词语之道，写作者和阅读者彼此接近并疏离，进而跳脱文本成为各自所是者。
02自然的源头在于其自身——自然的运动和秩序只来自于其自身。在非对抗性写作中，词语的秩序呈现具备自然属性。又或者，自然没有秩序，自然也不混乱;自然的秩序和混乱完全来自于人类对自然的文化性体验。
文化对自然的体验程度以文化自身的姿态为前提：承认自然的自然性，文化自身的活力便会激发;文化的活力如同自然般充满惊奇和未知。 “夫玄黄色杂，方网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与自然冷漠地对抗，我们将面对它的冷漠，并且迎来它巨大而不可预知性的责难。我们对自然越强力，我们面对自然就越无力，我们有限的计划永远无法应付自然无限的自然性。
词语在人与人之间，有时候作为媒介，有时候作为藩篱。作为媒介的词语具备社会属性，作为藩篱的词语具备自然属性。站在写作者的立场，藩篱是媒介的前提;而站在词语的角度，媒介是藩篱的前提。
词语是一种遮蔽。我们出于自身原因而使用词语，对词语的使用让我们使用词语的原因藏得更深;本質上，是为了让我们自身藏得更深。一种显而易见的可能是：我们支配词语，并不仅是为了实现词语的结果，也是为了实现我们自身的结果。
写作者提供了无数种关于词语的结果，但这些结果只有在作用于写作者本身时才能显出效果。词语的结果是一种关系呈现，但这种呈现最终是为了在我们自身之间呈现关系。
为了让我们自身的关系免于过度紧张，我们以词语为缓冲和掩护。词语为我们自身提供了保护，并间接性地营造了我们彼此的关系。没有词语，我们自身关系不明。
词语的秩序中，并不存在对立，而是相互照应。反义词也是词语之间相互照应的一种表现。词语中不存在等级，词语的分类和位阶是我们出于自身需求而强行赋予的。事实上，我们只能调整自身来理解词语。当我们焚书，我们只是在消除另一种人类秩序，而非消除词语。
我们使用词语的自由，并不能合法转化为我们分割词语的自由。我们对词语没有生杀大权，我们只是在调整我们与特定词语之间的距离——我们使用词语的自由只能合法转化为我们改变自己的自由。如果我们杀死了所有词语，我们就彻底杀死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
我们不是在与词语作斗争，而是在与词语的活力作斗争。我们分割词语的行为不只是在制造词话之间的敌意，更是在制造我们自身之间的敌意。
03我们与词语之间有一道隐形的屏障。当词语被视为他者时，词语具备古老的敌意，因此产生对抗性写作;当我们自我规范时，词语自身的活力才会被激发、显现。
对抗性写作是词语机械化的后遗症，因此，同所有可计算的因果序列一样，词语仅作为工具而存在，尽管它有时显得精密而T整。但由此发生的写作本质上是对抗性的，它服务于奴役、娱乐和控制，如檄文、政论、外交宣言等等。对抗性写作是有限的，穿过对抗性写作的词语看见的是确定的黑暗。
在非对抗性写作中，写作者调整自己来发掘词语的无限可能性，正如诗人所做的那样。诗人对词语的深层秩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深谙自然之道。诗人们深知自我视域的缺陷，因此并不将写作视为某种带有目的性的行为。非对抗性写作是无限的，穿过非对抗性写作的词语所看见的是混沌的光明。
词语可以被单独写作，但词语本身无法被分割，因此，不能用词语反对词语。事实上，所有的对抗性写作都是用词语反对词语，用词语镇压词语。而在非对抗性写作中，词语本身的秩序和活力必须被尊敬，且被确认。 一个很大的误解在于：诗人会排斥公文写作者。这基于对抗性写作总是在制造词语的敌意这一原因。真正的非对抗性写作熟悉一切误解与伤害，它鼓励词语的自然属性——词语有着足够强大的自生性，并不因写作者的意图而转变。写作的自由不是凌驾于词语的自由，而是发现词语活力的自由。写作的自发性理当应和词语的自发性。
当词语被有效地利用时，词语消失了，出现的是词语的组合。当词语被艺术化地写出时，它焕发光芒，并常新长新。
公文与诗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其写作结构，而在于其写作动力。公文写作受外力驱使、牵引;诗写的能量却全然是自发的，它遵循自然性。
人类工作，是将群体能力简化为社会模式，并在其框架下进行创造性反应;诗人写作，是将个体能力简化为词语发掘，并以之为基础进行创造性反应。
人类工作创造垃圾来完成与自然的对垒，诗人写作让自然和人类共生成为可能。人类的文明与废墟并存，自然的慷慨与灾难并存，诗人与词语并存。
04在对抗性写作中，我们使用词语来控制词语，并且控制他人。事实上，对抗性写作中，写作者被词话控制。工具化书写中，我们使用词语来做我们不能做的事情，实际上我们却又不得不做词语所做的事情。
并非词语控制我们，而是我们将自身控制在词语中。对抗性写作中，写作效率越高，写作者的原创性就越稀薄，写作的独特性就越受限。
力图占有词语者，是为了占有他人。
力图占有词语的人是那些对抗性写作者和对抗性写作的谋划者，他们用词语命名并驱赶异见分子。对抗性写作者通过制造敌对者而使得自身成为了敌对者;对抗性写作者习惯于自相残杀。
同一个词语因为多人使用而显出意义，无论用词者是否处于真实，出于真实。但是，对于词语的理解差异导致使用同样词语的人分出了阵营;同时，那些使用不同词语的人总是以同一阵营的模糊姿态出现。此时，词语决定了人与人之间是敌是友。
对抗性写作者双方同时用词语来对抗对方。如果对抗双方的词语同时有效，则写作者双方势均力敌，就像他们之间没有对抗一样。
如果把词语的写作可能视为无限的，那么，词语的写作行为必然就是有限的。对抗性写作者使用词语写作不是为了使写作行为延续，而是为了终止它。
在对抗性写作行为中，胜利者不是词语，而是写作者。在对抗性写作中，词语暗含暧昧——竞争但不敌对，参与但不参加。
对抗性写作有一种极端体现：不是因为彼此是敌人而同时用词来对抗，而是因为同时用词而成为彼此的敌人。
极端的对抗性写作是一种含有死亡逻辑的写作——写作者并不知道自己是杀人者，写作者因为过于自信而显得盲视，一切写作行为都因此而具备对抗意味。写作在有限的视域中是一件非此即彼的事情，对抗性写作极大地呈现了这一场景，公文即是杰出的代表。
对抗性写作中，写作者必须放弃自己的天才来表达自己的天才。
对抗性写作反对自由，对抗性写作者使用词语来反对自己。
对抗性写作中的写作风格不属于写作者，而是内置于对抗性写作行为之中。公文的风格不取决于公文写作者，而属于公文。
公文必须以结果为导向，公文是被设计的结果。诗以词语本身的活力为基础，诗是被创造的结果。
公文可以批量生产，以公文为代表的对抗性写作中，词语的生命力是被赋予的，因而也是有限的;写作过程可以被促进，但写作行为不能被改变。诗写中，词语的生命力被重新发现。
对抗性写作者形成一种解蔽文化，他们首先相互清除，并最终被清除。
有限性可以存在于无限性之中。对抗性写作可以存在于非对抗性写作中。公文可以存在于诗行中。
05出于對自然的亲近，词语出现了;同样地，出于对词语的亲近，诗出现了。所有的艺术都是诗：诗一开始就意味着返乡，它致力于回溯词语的本源，并拒绝将之降解为生活垃圾（以资源的形式）。
诗人不滥用词语，与常人所具有的挥霍嗜癖不同，他们具有词语节制嗜癖。当词语成熟时，诗人写出它们，以便使词语新生，形成源远流长的词语史。诗写是出于对词语本源的尊重，出于让词语成其所是的本能关切。
真正的词语史无法被写出，它始终处于未完成之中——词语史一旦被写出，就意味着词语的终结。“无限的少数人”将词语转化为诗的艺术，但词语的艺术化并不由“无限的少数人”评定，他们只完成它。
如果有诗学，那么，它对于词语艺术化的评定有一个基本前提：词语归人类所有。
词语对其使用者呈中性态度，但诗总是改变它的创造者。对抗性写作者习惯于把词语当成资源来服务于生活，但诗人习惯于将词语视为艺术——它提供了无限可能。
诗的写出并不意味着词语的死去，恰好相反，诗重新赋予了词语生命力。因此，诗的生命力不会因为被写出而终结，它可能沉寂，但绝不会死去。
诗人们呼吁多元、独特、自主和共生，他们知道词语的丰饶是诗丰饶的前提——丰饶滋长丰饶。
诗人是无限的写作者，他们彼此感到惊讶并心存敬意，他们互相激发，以天赋回应天赋。因为诗的生命力不会因为被写出而终结，也并不为特定的结果而存在，所以，诗人并不抵达任何地方，他们在诗行中永恒。
差异提供了传奇的重要砝码。一切专注于细微、专注于觉察、专注于惊奇的人都是诗人，他们无所畏惧，像万物敞开自己一样敞开自己，他们在自己的身体里旅行。
在诗行中，词语在无限生长。词语借助自身的源头而变化，诗人们不是把变化引入诗行，而是在诗行中迎接变化。真正的诗人不会按照固定的程式写作，而是和诗一起成长;从这一层面上，诗人都是传奇的爱好者，他们随着诗行的变化而变化。诗人对词语的节制嗜癖本质上是一种爱，它不求强制，而是“变动不居，随岸赋形”。
因此，诗写即是旅行。诗人们不是在词语中旅行，而是以让词语艺术化的形式旅行。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诗写也具备了人生意味——没有目的地，时时身处异乡。诗并不反对自然，经由作为藩篱的词语，诗人亲近自然——诗人眼中的自然不再是一系列固执而善变的场景，而是自我身上一系列固执而善变的场景的返照。作为诗人，意味着一个人将自身视为与自然应和的一系列场景。
——庞德
01物质存在的意义在于被消耗，词语存在的意义在于被书写。人们习惯于将自然化约为物质并消耗之，但自然大于物质;类似地，人们将词语规范化并使其产生效力，顺便也产生了大量的词语垃圾。
自然并不自我对抗，它遵循自身的源头——一种充满生机的混乱秩序。火山爆发、地震、暴风雪等等，彼此并不抵牾，而是各行其道，因此，自然呈现它自身，但并不示意。
词语自我对抗，词语的自我对抗使得其成为另一种自然——另一种充满生机的混乱秩序。“雪月最相宜，梅雪都清绝”，经由词语的自我对抗，自然业已示意;经由词语的自我对抗，我们靠近自然。
词语横亘在我们跟自然之间，因此，富有生机的语言是和平通向自然的唯一道路。
我们无法消耗自然，我们只是在自然中制造废弃物——废弃物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无法消耗词语，我们只是污染它、浪费它——我们通过对词语的污染和浪费来自我污染和浪费。
我们使用词语，用词语限制自己，也用词语限制词语，本质上，我们是在用词语限制词语以外的东西。写作过程中，词语是沉默的，但词语经由写作者而反对沉默;词语是不可见的，但词语经由写作者而显现。
我们使用词语，总是在使用词语赋予我们的意义，而不是词语的形象本身。我们使用词语，不是占有它，而是与它合谋另一种东西——以词语占有我们的形式。于是，用词高手总是那些回到词语源头的人。当写作者和词语各就其位而不是彼此失控时，写作才能顺利进行——写作者与词语的合谋才能促成某个作品的呈现。
用词者只能在他所认知的词语中写作，但他必须知道：词语有无限的写作可能。写作者在词语中行进，朝向词语的源头;作品的布局其实是用词者的自我布局，作品其实是写作者的词语化呈现： “我注六经，六经注我”（陆九渊）。
写作者并不是经由词语完成作品，而是经由词语抵达作品。词语的重要意义不是能够写作，而是能够在写作中重新塑造自己——写作者经由词语变成了另一个写作者。在词语的尽头，写作者撞见了理想的自身。
高明的写作中，词语克服了来自修辞和道德的诱惑，以不存在的方式存在，以无效的方式生效。一气呵成的天才式写作往往呈现出这样的场景：时空归写作者所有，而非写作者归时空所有。
经由词语之道，写作者和阅读者彼此接近并疏离，进而跳脱文本成为各自所是者。
02自然的源头在于其自身——自然的运动和秩序只来自于其自身。在非对抗性写作中，词语的秩序呈现具备自然属性。又或者，自然没有秩序，自然也不混乱;自然的秩序和混乱完全来自于人类对自然的文化性体验。
文化对自然的体验程度以文化自身的姿态为前提：承认自然的自然性，文化自身的活力便会激发;文化的活力如同自然般充满惊奇和未知。 “夫玄黄色杂，方网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与自然冷漠地对抗，我们将面对它的冷漠，并且迎来它巨大而不可预知性的责难。我们对自然越强力，我们面对自然就越无力，我们有限的计划永远无法应付自然无限的自然性。
词语在人与人之间，有时候作为媒介，有时候作为藩篱。作为媒介的词语具备社会属性，作为藩篱的词语具备自然属性。站在写作者的立场，藩篱是媒介的前提;而站在词语的角度，媒介是藩篱的前提。
词语是一种遮蔽。我们出于自身原因而使用词语，对词语的使用让我们使用词语的原因藏得更深;本質上，是为了让我们自身藏得更深。一种显而易见的可能是：我们支配词语，并不仅是为了实现词语的结果，也是为了实现我们自身的结果。
写作者提供了无数种关于词语的结果，但这些结果只有在作用于写作者本身时才能显出效果。词语的结果是一种关系呈现，但这种呈现最终是为了在我们自身之间呈现关系。
为了让我们自身的关系免于过度紧张，我们以词语为缓冲和掩护。词语为我们自身提供了保护，并间接性地营造了我们彼此的关系。没有词语，我们自身关系不明。
词语的秩序中，并不存在对立，而是相互照应。反义词也是词语之间相互照应的一种表现。词语中不存在等级，词语的分类和位阶是我们出于自身需求而强行赋予的。事实上，我们只能调整自身来理解词语。当我们焚书，我们只是在消除另一种人类秩序，而非消除词语。
我们使用词语的自由，并不能合法转化为我们分割词语的自由。我们对词语没有生杀大权，我们只是在调整我们与特定词语之间的距离——我们使用词语的自由只能合法转化为我们改变自己的自由。如果我们杀死了所有词语，我们就彻底杀死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
我们不是在与词语作斗争，而是在与词语的活力作斗争。我们分割词语的行为不只是在制造词话之间的敌意，更是在制造我们自身之间的敌意。
03我们与词语之间有一道隐形的屏障。当词语被视为他者时，词语具备古老的敌意，因此产生对抗性写作;当我们自我规范时，词语自身的活力才会被激发、显现。
对抗性写作是词语机械化的后遗症，因此，同所有可计算的因果序列一样，词语仅作为工具而存在，尽管它有时显得精密而T整。但由此发生的写作本质上是对抗性的，它服务于奴役、娱乐和控制，如檄文、政论、外交宣言等等。对抗性写作是有限的，穿过对抗性写作的词语看见的是确定的黑暗。
在非对抗性写作中，写作者调整自己来发掘词语的无限可能性，正如诗人所做的那样。诗人对词语的深层秩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深谙自然之道。诗人们深知自我视域的缺陷，因此并不将写作视为某种带有目的性的行为。非对抗性写作是无限的，穿过非对抗性写作的词语所看见的是混沌的光明。
词语可以被单独写作，但词语本身无法被分割，因此，不能用词语反对词语。事实上，所有的对抗性写作都是用词语反对词语，用词语镇压词语。而在非对抗性写作中，词语本身的秩序和活力必须被尊敬，且被确认。 一个很大的误解在于：诗人会排斥公文写作者。这基于对抗性写作总是在制造词语的敌意这一原因。真正的非对抗性写作熟悉一切误解与伤害，它鼓励词语的自然属性——词语有着足够强大的自生性，并不因写作者的意图而转变。写作的自由不是凌驾于词语的自由，而是发现词语活力的自由。写作的自发性理当应和词语的自发性。
当词语被有效地利用时，词语消失了，出现的是词语的组合。当词语被艺术化地写出时，它焕发光芒，并常新长新。
公文与诗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其写作结构，而在于其写作动力。公文写作受外力驱使、牵引;诗写的能量却全然是自发的，它遵循自然性。
人类工作，是将群体能力简化为社会模式，并在其框架下进行创造性反应;诗人写作，是将个体能力简化为词语发掘，并以之为基础进行创造性反应。
人类工作创造垃圾来完成与自然的对垒，诗人写作让自然和人类共生成为可能。人类的文明与废墟并存，自然的慷慨与灾难并存，诗人与词语并存。
04在对抗性写作中，我们使用词语来控制词语，并且控制他人。事实上，对抗性写作中，写作者被词话控制。工具化书写中，我们使用词语来做我们不能做的事情，实际上我们却又不得不做词语所做的事情。
并非词语控制我们，而是我们将自身控制在词语中。对抗性写作中，写作效率越高，写作者的原创性就越稀薄，写作的独特性就越受限。
力图占有词语者，是为了占有他人。
力图占有词语的人是那些对抗性写作者和对抗性写作的谋划者，他们用词语命名并驱赶异见分子。对抗性写作者通过制造敌对者而使得自身成为了敌对者;对抗性写作者习惯于自相残杀。
同一个词语因为多人使用而显出意义，无论用词者是否处于真实，出于真实。但是，对于词语的理解差异导致使用同样词语的人分出了阵营;同时，那些使用不同词语的人总是以同一阵营的模糊姿态出现。此时，词语决定了人与人之间是敌是友。
对抗性写作者双方同时用词语来对抗对方。如果对抗双方的词语同时有效，则写作者双方势均力敌，就像他们之间没有对抗一样。
如果把词语的写作可能视为无限的，那么，词语的写作行为必然就是有限的。对抗性写作者使用词语写作不是为了使写作行为延续，而是为了终止它。
在对抗性写作行为中，胜利者不是词语，而是写作者。在对抗性写作中，词语暗含暧昧——竞争但不敌对，参与但不参加。
对抗性写作有一种极端体现：不是因为彼此是敌人而同时用词来对抗，而是因为同时用词而成为彼此的敌人。
极端的对抗性写作是一种含有死亡逻辑的写作——写作者并不知道自己是杀人者，写作者因为过于自信而显得盲视，一切写作行为都因此而具备对抗意味。写作在有限的视域中是一件非此即彼的事情，对抗性写作极大地呈现了这一场景，公文即是杰出的代表。
对抗性写作中，写作者必须放弃自己的天才来表达自己的天才。
对抗性写作反对自由，对抗性写作者使用词语来反对自己。
对抗性写作中的写作风格不属于写作者，而是内置于对抗性写作行为之中。公文的风格不取决于公文写作者，而属于公文。
公文必须以结果为导向，公文是被设计的结果。诗以词语本身的活力为基础，诗是被创造的结果。
公文可以批量生产，以公文为代表的对抗性写作中，词语的生命力是被赋予的，因而也是有限的;写作过程可以被促进，但写作行为不能被改变。诗写中，词语的生命力被重新发现。
对抗性写作者形成一种解蔽文化，他们首先相互清除，并最终被清除。
有限性可以存在于无限性之中。对抗性写作可以存在于非对抗性写作中。公文可以存在于诗行中。
05出于對自然的亲近，词语出现了;同样地，出于对词语的亲近，诗出现了。所有的艺术都是诗：诗一开始就意味着返乡，它致力于回溯词语的本源，并拒绝将之降解为生活垃圾（以资源的形式）。
诗人不滥用词语，与常人所具有的挥霍嗜癖不同，他们具有词语节制嗜癖。当词语成熟时，诗人写出它们，以便使词语新生，形成源远流长的词语史。诗写是出于对词语本源的尊重，出于让词语成其所是的本能关切。
真正的词语史无法被写出，它始终处于未完成之中——词语史一旦被写出，就意味着词语的终结。“无限的少数人”将词语转化为诗的艺术，但词语的艺术化并不由“无限的少数人”评定，他们只完成它。
如果有诗学，那么，它对于词语艺术化的评定有一个基本前提：词语归人类所有。
词语对其使用者呈中性态度，但诗总是改变它的创造者。对抗性写作者习惯于把词语当成资源来服务于生活，但诗人习惯于将词语视为艺术——它提供了无限可能。
诗的写出并不意味着词语的死去，恰好相反，诗重新赋予了词语生命力。因此，诗的生命力不会因为被写出而终结，它可能沉寂，但绝不会死去。
诗人们呼吁多元、独特、自主和共生，他们知道词语的丰饶是诗丰饶的前提——丰饶滋长丰饶。
诗人是无限的写作者，他们彼此感到惊讶并心存敬意，他们互相激发，以天赋回应天赋。因为诗的生命力不会因为被写出而终结，也并不为特定的结果而存在，所以，诗人并不抵达任何地方，他们在诗行中永恒。
差异提供了传奇的重要砝码。一切专注于细微、专注于觉察、专注于惊奇的人都是诗人，他们无所畏惧，像万物敞开自己一样敞开自己，他们在自己的身体里旅行。
在诗行中，词语在无限生长。词语借助自身的源头而变化，诗人们不是把变化引入诗行，而是在诗行中迎接变化。真正的诗人不会按照固定的程式写作，而是和诗一起成长;从这一层面上，诗人都是传奇的爱好者，他们随着诗行的变化而变化。诗人对词语的节制嗜癖本质上是一种爱，它不求强制，而是“变动不居，随岸赋形”。
因此，诗写即是旅行。诗人们不是在词语中旅行，而是以让词语艺术化的形式旅行。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诗写也具备了人生意味——没有目的地，时时身处异乡。诗并不反对自然，经由作为藩篱的词语，诗人亲近自然——诗人眼中的自然不再是一系列固执而善变的场景，而是自我身上一系列固执而善变的场景的返照。作为诗人，意味着一个人将自身视为与自然应和的一系列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