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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垃圾分类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在这背后，正是全球垃圾问题日益严峻的体现。如何处理垃圾、如何对垃圾进行回收再利用，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
数千年来，人们围绕着垃圾处理，发生了诸多故事。回首几千年的历史，或许在了解这些故事的同时，也能为当今人们正确处理垃圾，甚至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提供借鉴。
《韩非子·内储说上》曾记载，“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其意思是说殷商时代，在公共道路上乱倒垃圾是要受刑的。也有说法是“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近代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察·律令》按：“此法太重，恐失其实。”但不管怎么样，在当时，乱扔垃圾，可不是一件闹着玩的事。
战国时期，商鞅实行变法，也采用了“殷之法”。《史记·李斯列传》记载：“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
即便是到了唐代，仍然对垃圾管理非常严厉。《唐律疏议》中规定：“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也就是说到街道上扔垃圾的人，会被处罚六十大板。如果执法者纵容市民乱扔垃圾的行为，也会被一起处罚。
根据历史资料，对垃圾严格管理的确有必要，在汉代以及隋唐时期长安城的记载中，可以发现随意排放垃圾对城市生活带来了极大影响。
汉代，随着城市建设的技术发展，皇宫内和一些大型建筑群内采用地下排水管网，生活污水通过排水渠从宫内排到城内，由城内排到城外，由城壕汇流到渭河。不过，对于一般老百姓而言，还没有如此好的设施。在长安城内，不少道路上经常弥漫着各种垃圾和尘土。所谓“长风一飘荡，尘沙涨天飞”。
隋代时，长安城逐渐呈现出国际性大都市的气象，在隋文帝开皇之治时，长安城里住着数十万人。如此众多的人口生活在城里，每天必然会产生很多生活垃圾和人畜代谢物。
史料记载，不少老百姓把生活垃圾全部倾倒在门口，日积月累，部分街道比两边房屋高一丈多;有的老百姓挖掘大土坑掩埋垃圾，任由它们壅滞地下，腐烂分解，结果产生大量硝酸盐之类的毒素，溶于水并下渗，导致地下水中的硝态氮含量上升，地下水由此变得咸苦，不可食用。据《隋书·庾季才传》记载：长安城“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 。
为了摆脱已污染的水源区，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杨坚在汉长安城东南部龙首原的南坡（在今西安城及城东、城南、城西一带），花了9个月时间，新建了大兴城（隋文帝在北周时被封为大兴公）。同时，挖掘龙首渠、永安渠、清明渠，并引浐水、皂水、潏水入城，以解决城区用水问题。
尽管城市里大多数人受困于垃圾之苦，但还是有极少数人，在成堆的垃圾中发现了无限商机，其中唐代的罗会、裴明礼等人就是通过垃圾而致富的代表。
据唐代张鷟《朝野佥载》记载，生活于唐初的罗会，通过收集长安城里人畜的粪便，向郊外农民出售而发家致富。街坊邻居轻蔑地称他为“除粪夫”，称其家为“鸡肆”。
当时，一位叫陆景阳的文人到其家做客，发现罗家房屋豪华富丽，家眷服饰打扮十分得体，屏风、毡褥等奢侈品一应俱全。陆景阳十分诧异，问：“先生生活如此富裕安乐，为何还用从事这种肮脏污秽的工作？”罗会回答说：“怎奈虽家财万贯，也不能坐吃山空。一旦歇业，家道将衰。”
另外一位靠垃圾致富的就是《太平广记》里记载的裴明礼。裴明礼，河东（今山西）人，活动于唐太宗年间，其做生意的诀窍是“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换言之，他就是通过低价收来垃圾后，进行分类整理，卖给百姓，几年之后，便拥有万贯家财。有了一定本钱之后，裴明礼在长安城金光门外，以十分便宜的价格买下一块满是瓦砾的荒地。
为了清除荒地上的瓦砾，裴明礼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在荒地附近竖起一根高高的木杆，木杆上悬挂一个大竹筐，他让人们捡地上的瓦砾投掷竹筐，投中者给予一定的奖励。于是，人们纷纷来捡拾瓦砾投掷。没过多久，地里的瓦砾就被捡干净了。瓦砾没了，青草也就顺势而起，长得郁郁葱葱。裴明礼又招募牧羊者，让他们都来这片草地放牧。有这样一片好草，牧羊人谁不愿意来呢？于是草地很快挤满羊群。羊群多了，羊粪尿自然也就多了。慢慢地，土地有了肥力。就这样，一块无人问津的荒芜土地，在他手中成为沃土。
最后，裴明礼雇人用牛馬犁耕该土地，种上各种果树，并套种葵花、蔬菜和花卉，与此同时，他还在其中放养蜂蜜。这些给他带来了不菲的收入。
经过唐代这些富商的启发，到宋代后，垃圾处理就更加规范。北宋初年，宋太宗设置了城市管理机构——街道司。街道司设有勾当官（街道司的领导）二员，下辖500名士兵，穿青衫，配备鞭子木棒，其职责就是修治街道、打扫卫生、管理交通等。由于京城“万街千巷，皆尽繁盛浩闹”，街道司“工作甚众，事任非轻”，500名士兵也不够用，因此，街道司又招聘了一部分杂役，“招置少壮堪充功役之人，所有请受例物，乞行支给”，这些人也会发给薪酬。当时，一些大的城市里还有民间处理垃圾的人员，将城市居民每日产生的排泄物、泔水等清理收集后运出城市，供乡村百姓使用。
明代沿袭了宋代的垃圾管理制度。曾在中国生活数十年的传教士曾德昭记载，明朝的城市和乡村间，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产业链，不但耕作所需要的各种粪便，有专门的人员从城市里回收，然后运载到乡村里出售，甚至各种城市生活垃圾都有专门人员回收，哪怕扔到街上的破布，都会被迅速回收。
有趣的是，关于垃圾回收处理的经验，古人通过不同书籍详加记载。人畜粪便可以作饲料和燃料，这是熟知的用法，不过，在千百年的实践中，人们还总结出千奇百怪的用法。比如，《农桑衣食撮要》记载，用晒干的牛粪加热蚕室，不仅能驱除寒气，还能让蚕多吃桑叶;《博物志》记载，焚烧干骆驼粪可以驱除蚊子、虱子;《氾胜之书》记载，用蚕矢（又称蚕沙，家蚕的粪便），杂以禾苗的种子，种下后，禾苗不会受虫子侵扰。
另外，人畜毛羽在古人看来，也是堆肥的好原料。比如，猪毛是种植甘蔗的好肥料;动物的羽毛轻柔，可以用来扫除幼蚕。据明代学者朱国祯所著笔记《涌幢小品》记载：“蚕之初生，用鹅羽以拂之，乃置于筛。”
到了清代，城市卫生状况似乎并不太好。尽管清代时，将唐律中的“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改成了笞四十，但执行起来效果并未好转。《燕京杂记》中这样记载：“人家扫除之物，悉倾于门外，灶烬炉灰，瓷碎瓦屑，堆积如山，街道高于屋者至有丈余，人们则循级而下，如落坑谷。”人们直接把家里的垃圾扫到路上，最后导致城市路面比两旁的房子还高。
当时，为了防止代谢物随意倾倒到街道上，杭州城开始建起了一些露天公共厕所。但其臭秽不堪，不可靠近，在炎热季节，更是恶臭弥漫。“粪头”、“屎阀”们把公共厕所当成财源，卖给郊区百姓作农家肥，却鲜有环保措施。以至于上公共厕所成了杭州城的一个麻烦事：一到早晨，要上厕所的杭州人就如同在火车站排队买票般，排很长的队。
鉴于此，苏杭商会开始进行社会自治，以解决公共卫生问题。两地的一些街道纷纷成立了自治团体——市民公社。公社接受苏州商会的领导，受其保护，活动经费则自行筹措解决。1909年，苏州观前大街市民公社制订了章程，其中有“卫生方面清洁街道、通沟”的条款。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最终两个城市的卫生状况得以缓解。
同样是清末，北京城的卫生状况也得以缓解。其中一个明显变化是，北京城的各条街道开始大量修建厕所，并对随意便溺的现象加强了管制。而且，当时也设置了专门的车辆和人员回收粪便，他们当时以摇铃为号，提醒老百姓。《京华百二竹枝词》曾记载：“粪盈墙侧土盈街，当日难将两眼开。厕所已修容便溺，摇铃又见秽车来。”
数千年来，人们围绕着垃圾处理，发生了诸多故事。回首几千年的历史，或许在了解这些故事的同时，也能为当今人们正确处理垃圾，甚至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提供借鉴。
隋代：因长安城垃圾多而新建都城
《韩非子·内储说上》曾记载，“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其意思是说殷商时代，在公共道路上乱倒垃圾是要受刑的。也有说法是“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近代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察·律令》按：“此法太重，恐失其实。”但不管怎么样，在当时，乱扔垃圾，可不是一件闹着玩的事。
战国时期，商鞅实行变法，也采用了“殷之法”。《史记·李斯列传》记载：“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
即便是到了唐代，仍然对垃圾管理非常严厉。《唐律疏议》中规定：“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也就是说到街道上扔垃圾的人，会被处罚六十大板。如果执法者纵容市民乱扔垃圾的行为，也会被一起处罚。
根据历史资料，对垃圾严格管理的确有必要，在汉代以及隋唐时期长安城的记载中，可以发现随意排放垃圾对城市生活带来了极大影响。
汉代，随着城市建设的技术发展，皇宫内和一些大型建筑群内采用地下排水管网，生活污水通过排水渠从宫内排到城内，由城内排到城外，由城壕汇流到渭河。不过，对于一般老百姓而言，还没有如此好的设施。在长安城内，不少道路上经常弥漫着各种垃圾和尘土。所谓“长风一飘荡，尘沙涨天飞”。
隋代时，长安城逐渐呈现出国际性大都市的气象，在隋文帝开皇之治时，长安城里住着数十万人。如此众多的人口生活在城里，每天必然会产生很多生活垃圾和人畜代谢物。
史料记载，不少老百姓把生活垃圾全部倾倒在门口，日积月累，部分街道比两边房屋高一丈多;有的老百姓挖掘大土坑掩埋垃圾，任由它们壅滞地下，腐烂分解，结果产生大量硝酸盐之类的毒素，溶于水并下渗，导致地下水中的硝态氮含量上升，地下水由此变得咸苦，不可食用。据《隋书·庾季才传》记载：长安城“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 。
为了摆脱已污染的水源区，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杨坚在汉长安城东南部龙首原的南坡（在今西安城及城东、城南、城西一带），花了9个月时间，新建了大兴城（隋文帝在北周时被封为大兴公）。同时，挖掘龙首渠、永安渠、清明渠，并引浐水、皂水、潏水入城，以解决城区用水问题。
唐代：巧妙处理垃圾而致富
尽管城市里大多数人受困于垃圾之苦，但还是有极少数人，在成堆的垃圾中发现了无限商机，其中唐代的罗会、裴明礼等人就是通过垃圾而致富的代表。
据唐代张鷟《朝野佥载》记载，生活于唐初的罗会，通过收集长安城里人畜的粪便，向郊外农民出售而发家致富。街坊邻居轻蔑地称他为“除粪夫”，称其家为“鸡肆”。
当时，一位叫陆景阳的文人到其家做客，发现罗家房屋豪华富丽，家眷服饰打扮十分得体，屏风、毡褥等奢侈品一应俱全。陆景阳十分诧异，问：“先生生活如此富裕安乐，为何还用从事这种肮脏污秽的工作？”罗会回答说：“怎奈虽家财万贯，也不能坐吃山空。一旦歇业，家道将衰。”
另外一位靠垃圾致富的就是《太平广记》里记载的裴明礼。裴明礼，河东（今山西）人，活动于唐太宗年间，其做生意的诀窍是“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换言之，他就是通过低价收来垃圾后，进行分类整理，卖给百姓，几年之后，便拥有万贯家财。有了一定本钱之后，裴明礼在长安城金光门外，以十分便宜的价格买下一块满是瓦砾的荒地。
为了清除荒地上的瓦砾，裴明礼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在荒地附近竖起一根高高的木杆，木杆上悬挂一个大竹筐，他让人们捡地上的瓦砾投掷竹筐，投中者给予一定的奖励。于是，人们纷纷来捡拾瓦砾投掷。没过多久，地里的瓦砾就被捡干净了。瓦砾没了，青草也就顺势而起，长得郁郁葱葱。裴明礼又招募牧羊者，让他们都来这片草地放牧。有这样一片好草，牧羊人谁不愿意来呢？于是草地很快挤满羊群。羊群多了，羊粪尿自然也就多了。慢慢地，土地有了肥力。就这样，一块无人问津的荒芜土地，在他手中成为沃土。
最后，裴明礼雇人用牛馬犁耕该土地，种上各种果树，并套种葵花、蔬菜和花卉，与此同时，他还在其中放养蜂蜜。这些给他带来了不菲的收入。
明清：城市垃圾迅速回收
经过唐代这些富商的启发，到宋代后，垃圾处理就更加规范。北宋初年，宋太宗设置了城市管理机构——街道司。街道司设有勾当官（街道司的领导）二员，下辖500名士兵，穿青衫，配备鞭子木棒，其职责就是修治街道、打扫卫生、管理交通等。由于京城“万街千巷，皆尽繁盛浩闹”，街道司“工作甚众，事任非轻”，500名士兵也不够用，因此，街道司又招聘了一部分杂役，“招置少壮堪充功役之人，所有请受例物，乞行支给”，这些人也会发给薪酬。当时，一些大的城市里还有民间处理垃圾的人员，将城市居民每日产生的排泄物、泔水等清理收集后运出城市，供乡村百姓使用。
明代沿袭了宋代的垃圾管理制度。曾在中国生活数十年的传教士曾德昭记载，明朝的城市和乡村间，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产业链，不但耕作所需要的各种粪便，有专门的人员从城市里回收，然后运载到乡村里出售，甚至各种城市生活垃圾都有专门人员回收，哪怕扔到街上的破布，都会被迅速回收。
有趣的是，关于垃圾回收处理的经验，古人通过不同书籍详加记载。人畜粪便可以作饲料和燃料，这是熟知的用法，不过，在千百年的实践中，人们还总结出千奇百怪的用法。比如，《农桑衣食撮要》记载，用晒干的牛粪加热蚕室，不仅能驱除寒气，还能让蚕多吃桑叶;《博物志》记载，焚烧干骆驼粪可以驱除蚊子、虱子;《氾胜之书》记载，用蚕矢（又称蚕沙，家蚕的粪便），杂以禾苗的种子，种下后，禾苗不会受虫子侵扰。
另外，人畜毛羽在古人看来，也是堆肥的好原料。比如，猪毛是种植甘蔗的好肥料;动物的羽毛轻柔，可以用来扫除幼蚕。据明代学者朱国祯所著笔记《涌幢小品》记载：“蚕之初生，用鹅羽以拂之，乃置于筛。”
到了清代，城市卫生状况似乎并不太好。尽管清代时，将唐律中的“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改成了笞四十，但执行起来效果并未好转。《燕京杂记》中这样记载：“人家扫除之物，悉倾于门外，灶烬炉灰，瓷碎瓦屑，堆积如山，街道高于屋者至有丈余，人们则循级而下，如落坑谷。”人们直接把家里的垃圾扫到路上，最后导致城市路面比两旁的房子还高。
当时，为了防止代谢物随意倾倒到街道上，杭州城开始建起了一些露天公共厕所。但其臭秽不堪，不可靠近，在炎热季节，更是恶臭弥漫。“粪头”、“屎阀”们把公共厕所当成财源，卖给郊区百姓作农家肥，却鲜有环保措施。以至于上公共厕所成了杭州城的一个麻烦事：一到早晨，要上厕所的杭州人就如同在火车站排队买票般，排很长的队。
鉴于此，苏杭商会开始进行社会自治，以解决公共卫生问题。两地的一些街道纷纷成立了自治团体——市民公社。公社接受苏州商会的领导，受其保护，活动经费则自行筹措解决。1909年，苏州观前大街市民公社制订了章程，其中有“卫生方面清洁街道、通沟”的条款。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最终两个城市的卫生状况得以缓解。
同样是清末，北京城的卫生状况也得以缓解。其中一个明显变化是，北京城的各条街道开始大量修建厕所，并对随意便溺的现象加强了管制。而且，当时也设置了专门的车辆和人员回收粪便，他们当时以摇铃为号，提醒老百姓。《京华百二竹枝词》曾记载：“粪盈墙侧土盈街，当日难将两眼开。厕所已修容便溺，摇铃又见秽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