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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秉涵曾经以为自己再也回不来了，含着泪喝下过来自菏泽的土，就是这样没希望回家的人回了家，心里才会怕，才会近乡情更怯。
过往的陌生人，我经常远远地看着他们的脸和眼睛，猜测他们过着什么样的日子，经历过什么样的人生。面相可以吐露秘密，但看见的那一点点仅仅是神秘世界的入口，进去了才会知道里面是怎样的曲折幽深。人的躯体是一副皮囊，它盛得下一个人的肉身，却远远盛不下人走过的路。
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看上去都是普普通通泯然众生，其实哪一个人心里没遇到过极难的关口，不曾反复掂量过这个现实的世界。人走一遭，八九十年，都会有难以言说的艰辛和痛苦。他不张口，外人便无从得知，而一旦得知，便是震撼。
我的采访，仿佛让我拿到一张通往别人内心的通行证，我幸运地跟着他们，坐着他们的独木舟，在他们的世界里一起去抉择、穿行、体验。
暑假中我采访到一位年过八十的老者高秉涵。他在时代的惊涛骇浪里沉浮颠沛，尽一切的努力不被一个接一个的浪头打翻——活下去。他的一生很辛苦，躯体的苦根本不值一提，他的折磨来自内心。
父亲为国民党工作，作为小学校长的母亲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她不想让儿子一辈子受牵连，于是，在1949年亲手把他送进退到台湾的人流中。少年时在乱世中与母亲分别，再无相聚，也杳无音信。血肉相连的母子知道彼此在哪里，除此外却不知对方的一切。那种未卜的现在和将来，是介于生死之间、清醒与麻醉之间，让高老先生从少年起就对明天不敢期待，却又充满期待。
一个13岁的少年，在家里母亲、姐姐护着宠着，与世隔绝地享受着家庭的爱。突然间，没有任何过渡，一夜光景他就变成了一个流浪儿，夹杂在人心惶惶的溃败队伍中。再没有人嘘寒问暖，是冷是饿只能自己想办法，活下来是命，活不下来也不会引起丝毫涟漪，命如草芥，生死听天由命。
文明的外衣在丛林中已经不再需要，瞬间工夫，人又被扔回到弱肉强食的原始本能。高秉涵在逃生的队伍里经历着文明向野蛮的蜕变，远比想象的容易。他为了抢到一碗粥，烫伤了自己的腿，伤口溃烂生蛆，用烂布简单裹上，用尽13岁少年所有的力气，挤上了开往台湾的轮船。
逃难是个过程，开往台湾的船更像是目的地。经过了歇斯底里的争抢之后，总算在船上找到一个相对安宁的时空，而即将到达的目的地又是新的未知和争抢。台湾岛不是绿洲，更不是天堂。无依无靠地上了岸，有吃的，能住下，才能活。而这些对于一个没妈的孩子，无异于又把他投进了危险遍布的丛林。
没能力创造吃住，就从垃圾场开始。相当长一段时间，高秉涵在垃圾场和野猫、野狗争抢食物。没空心疼自己，也没工夫要尊严、想妈妈，跟猫狗争就要把自己当成猫狗。后来遇到了大陆来的乡亲，介绍他去火车站做小工，算是做回了人。一点一点，做工，读书，工作，算是走上了正轨。
十几年过去，兵荒马乱的年代渐渐尘埃落定，本以為一切都结束后能跨过海峡与母亲相聚，却没想接下去又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内心敌对。
少年一天天变成了青年，又变成了中年。高秉涵的心却始终停留在13岁时分别的那一刻，他需要妈妈。不是脱离不了母爱，从山东菏泽往台湾去那条死里逃生的路上，他已经脱离了母亲的庇护瞬间成人；他需要的是归属、是依靠、是寄托，一个人来到这片荒芜陌生的土地，浮萍一样生长，但没了母亲的注视陪伴，前行的每一步都像锦衣夜行，没个标志，没个目的。
高秉涵从垃圾场里与猫狗争食，到考上大学，再到政府机关工作，他每天都写信给母亲。他知道这信到不了母亲手里，但他仍然写，他要告诉母亲他的改变，他的进步，也要记起在老家的点点滴滴，亲人、邻居、小狗、小草、鸽子、冬瓜……没有照片，就用笔描述出家乡的一切，不放过点滴。但是每封信里都有两个字：想娘。
生命的前十三年，天天与母亲在一起。母亲围着他，给他做吃的、做穿的，教他读书写字，教他规矩分寸。以为可以一直这样下去，到老再告别。早知道有那么一天，但是很远才到来，而且相伴一路，有那么多的事要共同经历。但他绝没有想到，永别的那一天竟然那么清晰地出现，前一刻还在眼里，转眼就看不见了。这个看不见，和平时上学去拐个弯的看不见，看上去几乎一样：早上上学也是这样的，吃过母亲做的饭，背起书包，抬起脚就跑了，也是这样离开母亲的视野；这次也是，一个小包裹装着路上的全部，就那么上路了。平日里等儿子放学，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知道儿子放学饿，想着他爱吃这个爱吃那个，早早准备好，等他回来狼吞虎咽。可是那一别，儿子就再没有回头，再不会回家。儿子有多疼，母亲就有多疼。
把儿子送走，想到儿子在逃难队伍中要受的罪，想到逃到台湾去的孤独无助，母亲夜夜不能眠。死算什么，死的痛苦只消一会儿，结束了就不再有更多的想象，一死百了。跟死相比，这种思念，知道对方在却没有任何方法能让对方知道的思念，要痛苦上不知多少倍。
高秉涵自己都没有想到，想娘的心会越来越重。以为年纪大了，娶妻生子会让他淡忘，但每往前走一天，心里的负担就沉重一分。
高秉涵不敢娶妻，他总觉得自己早晚是要走的，回到菏泽，所以不能找台湾当地的女子，因为一走又是离别，他再不愿经受。
两岸在隔绝的日子里，他利用到国外开会的机会，想给山东菏泽的家里去一封信，揣在怀里去，愣是没敢寄出，因为走前领导千叮咛万嘱咐不能跟来自大陆的人交流，也不能往大陆寄信。一共“六不”，紧箍一样绷住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高秉涵看着大陆来的学者，仿佛个个都是乡亲，仿佛个个都跟母亲有关，他想知道的太多，他想拉住他们仔细问问这些年所发生的一切，但也只能是想想。大陆来开会的同事也故意躲避着他们。就这样，彼此就在身边，但中间隔着的又何止千山万水。
但是，高秉涵并不甘心。他把信寄到美国的同学家，辗转再寄回大陆。这样一来，就把台湾的痕迹擦得干干净净，对自己，对母亲，都是保护。想想也是讽刺，不就是一页家书吗？儿子告诉母亲他很好，成家了，问母亲还在不在。但就是这简单几句话竟三十年没有寄出去。当时台湾与大陆不通邮，经由美国也不行，而大陆也经过了复杂的运动，别说台湾寄不出，就是到了大陆，也一样寄不到。 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争天下，打天下，就是对统治权的争夺。黎民百姓，升斗小民，左右不了时代，也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只能在争斗起伏的硝烟战火中艰难度日，苟且偷生。
信里装着高秉涵几十年的惦记，漂洋过海，舍近求远地到了大陆。回信等了好久。有一天，太太告诉他，香港寄过来的，大陆来信了。
突然，老茧遍布的心一下子变得脆弱纤细，不堪一击。从菏泽来的信摆在眼前，却连动都不敢动。三十年的思念，一开始像突然失明，疯狂地想摸到、看到、知道，因为距离能看见的时间太短；慢慢地，承认了这无望的空洞，不再徒劳，人不再挣扎，但心还在拳打脚踢；如今有人告诉他，有能看见的希望，他却突然安静了。这个信息太大太重，他不敢去碰。
高秉涵没敢把信拆开，放在怀里搂了一宿。老人对我说，他是怕啊。三十年，心里再苦，也是有个盼头。虽然不知道见娘的路在哪里，但是知道娘在终点，娘在等他。如今，把信盼来了。答案就在里面，娘在哪？娘怎么样了？娘还在不在？三十年过去，娘应该有80岁了，怕娘等不住了，所以不敢打开。
一夜过去，又过了一个白天。晚上，高秉涵终于打开了信。心急的呀，恨不得一眼就都看完，但是眼睛却又放慢了脚步，用最慢的速度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看，每一个字都是娘的目光。第一段看完，高秉涵就放下了信，不看了。果然，娘没了，去年刚没的。
虽然娘在娘不在，都是见不到。但娘活着，那个他曾经属于过的家就在，他就是个完整的人，他还有娘。高秉涵知道那是一个梦，可他宁愿在美梦里多待一会儿。高秉涵曾经期盼过重逢，虽然渺茫，但是他梦想着会有那么一天，母亲老得不成样，但还能相聚，哪怕就再看一眼。母亲走了，母亲的样子永远地停留在他13岁的记忆里。
曾经那么急切地盼望两岸能通信，在接到这封信之后，高秉涵却真希望两岸永远保持对峙，永远不要通邮，那样的话母亲就永远活在对岸，一直到自己去另一个世界找母亲。“两岸开放以后，我的一个同乡找到了妈妈，可是我的妈妈永远找不到了。”高老先生边说边流泪，说到哽咽处停下，用手背抹泪。
母亲的爱是不能被替代的。老先生说，弟弟给了他母亲的两件长衫，他挂在自己的书房里，每一次出行都要用头顶顶母亲的衣服，把娘的衣袖放在自己头上，就当娘摸摸。
人很奇怪，一辈子的时间用来学会控制自己，但是到老，却越来越像小孩，控制不了情绪了。眼泪也是一样。小时候逃难，一路走一路哭，到了台湾，一个人孤单还是哭；大了，慢慢不哭了；老了，又开始哭。高秉涵曾经说过一句话：“长夜当哭，一个没有在深夜里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他以为他的泪水都哭干了，到老才知道，人这一生，最不缺的就是眼泪。
我望着坐在面前的这位八旬老者，骨骼清奇，头发稀疏，看尽人间万象的眼睛已经开始浑浊。说起母亲，他泣不成声，一生受过的委屈只有在想到娘的时候才会吐出来。一位老者在你面前无遮拦地流泪是让人不知所措的，我只有他一半年龄，没有资格去劝慰他，也不能像安撫孩子一样去抚摸他，我只能坐在他的对面，望着他，用眼睛告诉他，你说的一切，我听懂了。
人活到80岁这个年龄，就不怎么在乎外界和别人了。所以，老先生可以说着说着就哭，流出泪水就用手背去抹。人的一生走的也许并不是一条直路，而是不断回到原点的旅程，老人和孩子，行为举止越来越相像。可是对我这个刚走到路中途的人来说，看着老者在那一刻变成一个孩童，心理冲击还是很大的。
高秉涵80岁，却一点儿都不恐惧死亡，他离终点越近，离母亲也就越近。80岁生日，从不过生日的他过了一回，心里许下了一个愿望，事后告诉太太还是“想娘”。
娘没了，故土就是娘。两岸关系恢复正常以后，高秉涵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心中有股莫名的怕，说不出怕什么，就好像当年不敢去拆大陆来的家信。离家越来越近，跟司机说：“你能不能快一点儿？”自己的话音还没落又跟司机说：“你能不能慢一点儿呢？”司机不知高秉涵是怎么了，他哪能知道这个游子此刻的心？高秉涵曾经以为自己再也回不来了，含着泪喝下过来自菏泽的土，就是这样没希望回家的人回了家，心里才会怕，才会近乡情更怯。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回家的。当年在逃难队伍中给过他帮助的国民党兵，纷纷故去，高秉涵在两岸恢复正常关系以后，就开始把大哥哥们的骨灰带回大陆老家。在他心里，这是报恩，当年如果那支败军不让他跟着，那些老兵没有给他一口吃的，他就活不到台湾。当年他们把他带去，今天他就要把他们送回。二十多年，他往返大陆不知多少趟，把一百多位老兵的骨灰送回大陆的亲人的手里，落叶归根，让他们在天上能看见自己回了家。
从战乱到隔绝，到冰融，高老先生一辈子盼的是团聚，是能回到那个完整的家；对割据的两块土地，是统一。老先生本以为通邮、通航以后就能通心，但是人心远比海峡更深不可测，心路上的机关和障碍也远比想象的更幽暗复杂。两岸是一家，是高秉涵心中的天经地义；到了他孙女，教科书上白纸黑字写的“台湾是国家”，淡水河是“我国最长的河流”。不只是他的孙女，所有台湾人的孩子都这么受教育。高秉涵带着孙辈到真正的最长河流去看，面对着磅礴的长江、黄河，跟他离家时一般年纪的孙辈们除了“哇”的感叹，丝毫不觉自己与这里有着血脉的联系。
当年的分割已经是错，为什么在还没有能力改正这个错误的时候，不是先放一放、等一等、看一看，而是要急于再制造一个新的错？骨肉分离还不够痛吗？母子、夫妻老死不能相见还不够残忍吗？
他悲从中来：连自己的命运都左右不了，还想着能影响更多、更大？一辈子盼团圆，盼来的却是破镜不想重圆。这不是让他自己的一生变得虚妄？但是，老人的智慧又让他看到更远。
当年，他来到台湾不是也想着两岸就这样隔绝下去了，不会想到几十年后还会冰融雪化，他还能再回故乡。几十年对人来说很长，对历史来说不过一瞬，现在孙辈们受到的是“文化台独”的熏染，但是他们血管里爷爷、爸爸的血还能被换掉吗？开口还能不说闽南话？提笔还能不写方块字？活到现在，他渐渐感知到与亲人故土之间的神秘纽带，看不见，但永远存在。
老先生在坦然，甚至欢快地走在人生旅途的末段。他一生坎坷，内心饱受折磨，他平静地等待与母亲相聚。
我更希望他长寿。
杜宇摘自《懂得》（东方出版社）
过往的陌生人，我经常远远地看着他们的脸和眼睛，猜测他们过着什么样的日子，经历过什么样的人生。面相可以吐露秘密，但看见的那一点点仅仅是神秘世界的入口，进去了才会知道里面是怎样的曲折幽深。人的躯体是一副皮囊，它盛得下一个人的肉身，却远远盛不下人走过的路。
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看上去都是普普通通泯然众生，其实哪一个人心里没遇到过极难的关口，不曾反复掂量过这个现实的世界。人走一遭，八九十年，都会有难以言说的艰辛和痛苦。他不张口，外人便无从得知，而一旦得知，便是震撼。
我的采访，仿佛让我拿到一张通往别人内心的通行证，我幸运地跟着他们，坐着他们的独木舟，在他们的世界里一起去抉择、穿行、体验。
暑假中我采访到一位年过八十的老者高秉涵。他在时代的惊涛骇浪里沉浮颠沛，尽一切的努力不被一个接一个的浪头打翻——活下去。他的一生很辛苦，躯体的苦根本不值一提，他的折磨来自内心。
父亲为国民党工作，作为小学校长的母亲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她不想让儿子一辈子受牵连，于是，在1949年亲手把他送进退到台湾的人流中。少年时在乱世中与母亲分别，再无相聚，也杳无音信。血肉相连的母子知道彼此在哪里，除此外却不知对方的一切。那种未卜的现在和将来，是介于生死之间、清醒与麻醉之间，让高老先生从少年起就对明天不敢期待，却又充满期待。
一个13岁的少年，在家里母亲、姐姐护着宠着，与世隔绝地享受着家庭的爱。突然间，没有任何过渡，一夜光景他就变成了一个流浪儿，夹杂在人心惶惶的溃败队伍中。再没有人嘘寒问暖，是冷是饿只能自己想办法，活下来是命，活不下来也不会引起丝毫涟漪，命如草芥，生死听天由命。
文明的外衣在丛林中已经不再需要，瞬间工夫，人又被扔回到弱肉强食的原始本能。高秉涵在逃生的队伍里经历着文明向野蛮的蜕变，远比想象的容易。他为了抢到一碗粥，烫伤了自己的腿，伤口溃烂生蛆，用烂布简单裹上，用尽13岁少年所有的力气，挤上了开往台湾的轮船。
逃难是个过程，开往台湾的船更像是目的地。经过了歇斯底里的争抢之后，总算在船上找到一个相对安宁的时空，而即将到达的目的地又是新的未知和争抢。台湾岛不是绿洲，更不是天堂。无依无靠地上了岸，有吃的，能住下，才能活。而这些对于一个没妈的孩子，无异于又把他投进了危险遍布的丛林。
没能力创造吃住，就从垃圾场开始。相当长一段时间，高秉涵在垃圾场和野猫、野狗争抢食物。没空心疼自己，也没工夫要尊严、想妈妈，跟猫狗争就要把自己当成猫狗。后来遇到了大陆来的乡亲，介绍他去火车站做小工，算是做回了人。一点一点，做工，读书，工作，算是走上了正轨。
十几年过去，兵荒马乱的年代渐渐尘埃落定，本以為一切都结束后能跨过海峡与母亲相聚，却没想接下去又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内心敌对。
少年一天天变成了青年，又变成了中年。高秉涵的心却始终停留在13岁时分别的那一刻，他需要妈妈。不是脱离不了母爱，从山东菏泽往台湾去那条死里逃生的路上，他已经脱离了母亲的庇护瞬间成人；他需要的是归属、是依靠、是寄托，一个人来到这片荒芜陌生的土地，浮萍一样生长，但没了母亲的注视陪伴，前行的每一步都像锦衣夜行，没个标志，没个目的。
高秉涵从垃圾场里与猫狗争食，到考上大学，再到政府机关工作，他每天都写信给母亲。他知道这信到不了母亲手里，但他仍然写，他要告诉母亲他的改变，他的进步，也要记起在老家的点点滴滴，亲人、邻居、小狗、小草、鸽子、冬瓜……没有照片，就用笔描述出家乡的一切，不放过点滴。但是每封信里都有两个字：想娘。
生命的前十三年，天天与母亲在一起。母亲围着他，给他做吃的、做穿的，教他读书写字，教他规矩分寸。以为可以一直这样下去，到老再告别。早知道有那么一天，但是很远才到来，而且相伴一路，有那么多的事要共同经历。但他绝没有想到，永别的那一天竟然那么清晰地出现，前一刻还在眼里，转眼就看不见了。这个看不见，和平时上学去拐个弯的看不见，看上去几乎一样：早上上学也是这样的，吃过母亲做的饭，背起书包，抬起脚就跑了，也是这样离开母亲的视野；这次也是，一个小包裹装着路上的全部，就那么上路了。平日里等儿子放学，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知道儿子放学饿，想着他爱吃这个爱吃那个，早早准备好，等他回来狼吞虎咽。可是那一别，儿子就再没有回头，再不会回家。儿子有多疼，母亲就有多疼。
把儿子送走，想到儿子在逃难队伍中要受的罪，想到逃到台湾去的孤独无助，母亲夜夜不能眠。死算什么，死的痛苦只消一会儿，结束了就不再有更多的想象，一死百了。跟死相比，这种思念，知道对方在却没有任何方法能让对方知道的思念，要痛苦上不知多少倍。
高秉涵自己都没有想到，想娘的心会越来越重。以为年纪大了，娶妻生子会让他淡忘，但每往前走一天，心里的负担就沉重一分。
高秉涵不敢娶妻，他总觉得自己早晚是要走的，回到菏泽，所以不能找台湾当地的女子，因为一走又是离别，他再不愿经受。
两岸在隔绝的日子里，他利用到国外开会的机会，想给山东菏泽的家里去一封信，揣在怀里去，愣是没敢寄出，因为走前领导千叮咛万嘱咐不能跟来自大陆的人交流，也不能往大陆寄信。一共“六不”，紧箍一样绷住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高秉涵看着大陆来的学者，仿佛个个都是乡亲，仿佛个个都跟母亲有关，他想知道的太多，他想拉住他们仔细问问这些年所发生的一切，但也只能是想想。大陆来开会的同事也故意躲避着他们。就这样，彼此就在身边，但中间隔着的又何止千山万水。
但是，高秉涵并不甘心。他把信寄到美国的同学家，辗转再寄回大陆。这样一来，就把台湾的痕迹擦得干干净净，对自己，对母亲，都是保护。想想也是讽刺，不就是一页家书吗？儿子告诉母亲他很好，成家了，问母亲还在不在。但就是这简单几句话竟三十年没有寄出去。当时台湾与大陆不通邮，经由美国也不行，而大陆也经过了复杂的运动，别说台湾寄不出，就是到了大陆，也一样寄不到。 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争天下，打天下，就是对统治权的争夺。黎民百姓，升斗小民，左右不了时代，也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只能在争斗起伏的硝烟战火中艰难度日，苟且偷生。
信里装着高秉涵几十年的惦记，漂洋过海，舍近求远地到了大陆。回信等了好久。有一天，太太告诉他，香港寄过来的，大陆来信了。
突然，老茧遍布的心一下子变得脆弱纤细，不堪一击。从菏泽来的信摆在眼前，却连动都不敢动。三十年的思念，一开始像突然失明，疯狂地想摸到、看到、知道，因为距离能看见的时间太短；慢慢地，承认了这无望的空洞，不再徒劳，人不再挣扎，但心还在拳打脚踢；如今有人告诉他，有能看见的希望，他却突然安静了。这个信息太大太重，他不敢去碰。
高秉涵没敢把信拆开，放在怀里搂了一宿。老人对我说，他是怕啊。三十年，心里再苦，也是有个盼头。虽然不知道见娘的路在哪里，但是知道娘在终点，娘在等他。如今，把信盼来了。答案就在里面，娘在哪？娘怎么样了？娘还在不在？三十年过去，娘应该有80岁了，怕娘等不住了，所以不敢打开。
一夜过去，又过了一个白天。晚上，高秉涵终于打开了信。心急的呀，恨不得一眼就都看完，但是眼睛却又放慢了脚步，用最慢的速度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看，每一个字都是娘的目光。第一段看完，高秉涵就放下了信，不看了。果然，娘没了，去年刚没的。
虽然娘在娘不在，都是见不到。但娘活着，那个他曾经属于过的家就在，他就是个完整的人，他还有娘。高秉涵知道那是一个梦，可他宁愿在美梦里多待一会儿。高秉涵曾经期盼过重逢，虽然渺茫，但是他梦想着会有那么一天，母亲老得不成样，但还能相聚，哪怕就再看一眼。母亲走了，母亲的样子永远地停留在他13岁的记忆里。
曾经那么急切地盼望两岸能通信，在接到这封信之后，高秉涵却真希望两岸永远保持对峙，永远不要通邮，那样的话母亲就永远活在对岸，一直到自己去另一个世界找母亲。“两岸开放以后，我的一个同乡找到了妈妈，可是我的妈妈永远找不到了。”高老先生边说边流泪，说到哽咽处停下，用手背抹泪。
母亲的爱是不能被替代的。老先生说，弟弟给了他母亲的两件长衫，他挂在自己的书房里，每一次出行都要用头顶顶母亲的衣服，把娘的衣袖放在自己头上，就当娘摸摸。
人很奇怪，一辈子的时间用来学会控制自己，但是到老，却越来越像小孩，控制不了情绪了。眼泪也是一样。小时候逃难，一路走一路哭，到了台湾，一个人孤单还是哭；大了，慢慢不哭了；老了，又开始哭。高秉涵曾经说过一句话：“长夜当哭，一个没有在深夜里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他以为他的泪水都哭干了，到老才知道，人这一生，最不缺的就是眼泪。
我望着坐在面前的这位八旬老者，骨骼清奇，头发稀疏，看尽人间万象的眼睛已经开始浑浊。说起母亲，他泣不成声，一生受过的委屈只有在想到娘的时候才会吐出来。一位老者在你面前无遮拦地流泪是让人不知所措的，我只有他一半年龄，没有资格去劝慰他，也不能像安撫孩子一样去抚摸他，我只能坐在他的对面，望着他，用眼睛告诉他，你说的一切，我听懂了。
人活到80岁这个年龄，就不怎么在乎外界和别人了。所以，老先生可以说着说着就哭，流出泪水就用手背去抹。人的一生走的也许并不是一条直路，而是不断回到原点的旅程，老人和孩子，行为举止越来越相像。可是对我这个刚走到路中途的人来说，看着老者在那一刻变成一个孩童，心理冲击还是很大的。
高秉涵80岁，却一点儿都不恐惧死亡，他离终点越近，离母亲也就越近。80岁生日，从不过生日的他过了一回，心里许下了一个愿望，事后告诉太太还是“想娘”。
娘没了，故土就是娘。两岸关系恢复正常以后，高秉涵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心中有股莫名的怕，说不出怕什么，就好像当年不敢去拆大陆来的家信。离家越来越近，跟司机说：“你能不能快一点儿？”自己的话音还没落又跟司机说：“你能不能慢一点儿呢？”司机不知高秉涵是怎么了，他哪能知道这个游子此刻的心？高秉涵曾经以为自己再也回不来了，含着泪喝下过来自菏泽的土，就是这样没希望回家的人回了家，心里才会怕，才会近乡情更怯。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回家的。当年在逃难队伍中给过他帮助的国民党兵，纷纷故去，高秉涵在两岸恢复正常关系以后，就开始把大哥哥们的骨灰带回大陆老家。在他心里，这是报恩，当年如果那支败军不让他跟着，那些老兵没有给他一口吃的，他就活不到台湾。当年他们把他带去，今天他就要把他们送回。二十多年，他往返大陆不知多少趟，把一百多位老兵的骨灰送回大陆的亲人的手里，落叶归根，让他们在天上能看见自己回了家。
从战乱到隔绝，到冰融，高老先生一辈子盼的是团聚，是能回到那个完整的家；对割据的两块土地，是统一。老先生本以为通邮、通航以后就能通心，但是人心远比海峡更深不可测，心路上的机关和障碍也远比想象的更幽暗复杂。两岸是一家，是高秉涵心中的天经地义；到了他孙女，教科书上白纸黑字写的“台湾是国家”，淡水河是“我国最长的河流”。不只是他的孙女，所有台湾人的孩子都这么受教育。高秉涵带着孙辈到真正的最长河流去看，面对着磅礴的长江、黄河，跟他离家时一般年纪的孙辈们除了“哇”的感叹，丝毫不觉自己与这里有着血脉的联系。
当年的分割已经是错，为什么在还没有能力改正这个错误的时候，不是先放一放、等一等、看一看，而是要急于再制造一个新的错？骨肉分离还不够痛吗？母子、夫妻老死不能相见还不够残忍吗？
他悲从中来：连自己的命运都左右不了，还想着能影响更多、更大？一辈子盼团圆，盼来的却是破镜不想重圆。这不是让他自己的一生变得虚妄？但是，老人的智慧又让他看到更远。
当年，他来到台湾不是也想着两岸就这样隔绝下去了，不会想到几十年后还会冰融雪化，他还能再回故乡。几十年对人来说很长，对历史来说不过一瞬，现在孙辈们受到的是“文化台独”的熏染，但是他们血管里爷爷、爸爸的血还能被换掉吗？开口还能不说闽南话？提笔还能不写方块字？活到现在，他渐渐感知到与亲人故土之间的神秘纽带，看不见，但永远存在。
老先生在坦然，甚至欢快地走在人生旅途的末段。他一生坎坷，内心饱受折磨，他平静地等待与母亲相聚。
我更希望他长寿。
杜宇摘自《懂得》（东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