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欧洲，人们首先想到的一般是英、法、德三巨头。英国的电视剧与足球，法国的美食与美女，德国的汽车与啤酒，大家都耳熟能详。可是提起意大利，除了时装与法拉利，人们似乎想不起太多元素。
　　确实，在今日的世界上，意大利在经济与政治实力上不能与英、法、德相比。不过，回顾历史，意大利却长期是欧洲的文化中心，甚至可以说，意大利对今天的世界影响深远。
　　在欧洲，能和中国并称为文明古国的只有希腊与意大利。希腊经历了古典时期的辉煌后就星光黯淡，一蹶不振。反观意大利，在古典时期是罗马文明与罗马帝国的中心;在中世纪又是教皇驻地、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更是独领风骚数百年。
　　在漫长的数千年时光中，意大利始终处于人类文明的舞台中央，其文化艺术成就更是长期引领世界。

时势造英雄

　　文艺复兴一般是指14-16世纪，在欧洲兴起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今天我们谈到文艺复兴，往往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各门艺术繁荣发展，艺术中体现的现实主义、世俗主义与个人主义强烈反叛中世纪的神权，它表明中世纪的终结与近代世界的开始。总之，文艺复兴是一项划时代的运动。

　　在今天的历史学家看来，文艺复兴既不神圣，也不神秘。

　　这种看法一直很有市场，却缺乏推敲。在今天的历史学家看来，文艺复兴既不神圣，也不神秘，它是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下，由一系列因素促成的。
　　我们对文艺复兴的认识，绝不能仅仅停留在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这几位艺术家的名字上。我们还得了解，究竟是什么“时势”造就了这些“英雄”呢？
　　首先是政治的分裂。我们都知道，古罗马文明曾经烜赫一时，不过在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意大利不复往日的荣光，诸多城市通过兼并周边地区的小村镇，演变成大大小小拥有独立主权的城邦，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文艺复兴。
　　这种分裂的局面有点类似于中国的春秋战国。各个城邦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为了能够胜过他人，城邦的统治者对文化艺术给予了高度重视，期望给自己带来声誉。因此，城邦的统治者往往成为文化艺术活动的赞助人。文艺复兴时期，几乎所有伟大艺术家的代表作都是宗教题材，这当然也是客户需求导致的。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达·芬奇。他于1482年受雇于米兰宫廷，从30岁到47岁，度过了他一生最辉煌的时期，《最后的晚餐》就完成于此时。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有一个稳定的雇主当然不错，但这个雇主一旦是王公贵族，艺术家自然就丧失了许多自由。所以达·芬奇不仅要为公爵的情妇、父亲画像，要为宫廷的庆典设计演出服和舞臺布景，还要担任军事工程师，沦为了一个光荣的、干杂活儿的人，也终于被“逼”成了一个全才。
　　不仅世俗统治者，连教皇也需要艺术家装饰自己的教堂，米开朗基罗就为西斯廷教堂创作了伟大的壁画作品《创世纪》。

美第奇家族

　　不过，这一时期最有声望的赞助人，并不是教皇，而是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
　　1397年，乔凡尼·美第奇创办美第奇银行，这并不是佛罗伦萨的第一家银行，毕竟作为一座繁荣的城市，佛罗伦萨已经有一些合伙制的商业公司和银行公司存在，规模也曾经非常庞大。
　　一个难得的机遇很快出现在乔凡尼面前。原来，从1309年到14世纪末期，连续几代教皇一直生活在位于今天法国的阿维尼翁，未能返回罗马，史上称之为“阿维尼翁之囚”。直到1410年，罗马终于有机会迎来自己的教皇。乔凡尼看准这个机会，把赌注押在了未来的教皇身上，并且最终帮助他取得了教皇宝座。美第奇银行便从此与教皇攀上了关系，成了教皇的理财者。
　　当时教皇的位置并不稳固，教皇的生意也常常处于风险之中。但美第奇银行始终坚定地支持教皇，从此确立了自己的声誉。乔凡尼精通各种金融运作手段，迅速壮大了美第奇银行的规模。
　　1429年，一辈子小心谨慎的乔凡尼逝世，把银行帝国转交给了儿子科西莫。科西莫既是银行家，也热爱古典文化。他充分利用手里的资源和财富，为佛罗伦萨的建筑、艺术和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政治的分裂、经济的发展，给艺术家们提供了许多工作机会。

　　据记载，乔凡尼去世时，留下了18万金币的财富，而从1434年到1471年，美第奇家族为公共事业的付出不下66万金币，其中仅科西莫一人负担的就有40多万。科西莫支持艺术家多纳泰罗雕塑“大卫像”，也一直支持天才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修建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
　　这项工程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极为困难，但科西莫坚定地投下重金，毫不动摇。当巨型穹顶真正建成时，整个佛罗伦萨都轰动了。圣母百花大教堂至今仍是佛罗伦萨的标志性建筑。

　　当然，科西莫也有出众的商业才能。在他的时代，美第奇银行的规模不断扩张，盛极一时，在意大利半岛上无可匹敌，这也是支撑他大量赞助艺术活动的经济来源。 　　到了1464年，一直被痛风困扰的科西莫去世，他被佛罗伦萨政府授予“国父”的称号。
　　之后，维护美第奇家族荣耀的重任，就落在科西莫的孙子洛伦佐身上。少年得志的洛伦佐，不仅继承了美第奇银行，也继承了祖父科西莫对古典文化的兴趣。他挥金如土，不计成本地赞助公共建筑、文化教育以及慈善活动，身边永远簇拥着数量庞大的哲学家、学者、诗人和艺术家。
　　洛伦佐很快获得了“奢华者”的称号。他在圣马可修道院旁开办了一家艺术学校，将自己的各类收藏以及艺术大师的优秀作品在这里展示，欢迎每个有兴趣的学生来此学习，而且他们都享有與洛伦佐同桌共餐、热烈交谈的待遇。
　　米开朗基罗和波提切利都出自这个学校。不过，洛伦佐的商业才华不能与他的祖父科西莫相比，他挥霍了美第奇家族的财富，于1492年去世，但也因其对艺术、哲学的支持而被历史铭记。

成为大师

　　当然，文艺复兴不仅是几个大师的时代，大师的背后是无数的普通工匠、画师。光靠有限的宫廷与贵族养着，自然不会有艺术的大繁荣，因此，更关键的还在于意大利手工业与贸易的繁荣。
　　意大利地处地中海最大的贸易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热那亚、米兰、佛罗伦萨与威尼斯等许多城市，依靠手工业与商业贸易，成为当时欧洲最大最繁荣的城市（所以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才有机会来中国）。在这种背景下，一大批人掌握了大量财富，他们中既有贵族，也有平民。
　　这一时期，因为基督教主宰了人们的信仰世界，这些富人们也需要大量的作品来装饰他们赞助的教堂或是自己的别墅住宅。比如，佛罗伦萨是欧洲最大的毛织业中心，毛织业行会就曾经负责维修佛罗伦萨主教堂，结果就有了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
　　这一时期，发达的市场需求催生了一种艺术家的工作形式—作坊。在当时的意大利，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会。行会负责制定产品标准、监督从业人员、组织宗教仪式等。行会下面是大大小小的作坊，任何想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必须在作坊里接受严格的训练，几年甚至十几年之后，交上自己的合格作品，才可以出师独立门户，接受商业委托，这种形式被称为“学徒制”。
　　有一段描绘文艺复兴之初绘画学徒训练过程的文字：首先，作为学童在小木板上练习素描，为期一年;接着，在某位师傅的指导下在作坊实习，学习与我们行业相关的各门手艺，如颜料的分离净化、煮制上光油、研磨石膏粉，练习为模板上石膏，做出层次并打磨、镀金和压印图案，为期六年整;然后，再用六年多时间实际参与绘画，用腐蚀液润饰，制作金布，在墙上绘画等。在此期间，无论假期还是工作日，永远不能停止练习素描。
　　13年的训练可谓漫长，虽说这或许只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但可以想见当时学徒训练的严格程度，因为这涉及你是否有资格靠此为生。一些大师，诸如多纳泰罗、达·芬奇、卡拉瓦乔，都出自这些作坊。作坊既是他们学以成师的途径，也是他们日后主要的工作形式。

　　当然，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工商业主，他们都渴望流芳百世。因此，肖像画作为一门绘画门类，在这时独立出来，许多画家都以此为生。
　　提香曾接受多国宫廷邀请，为王室成员与名流们画像，留下许多名作。当然了，既然有这个技术，肯定也不想只给别人画，自画像也流行起来。达·芬奇、拉斐尔、丢勒都留下了自己的形象，卡拉瓦乔还画了一幅俏皮的《扮作酒神的自画像》。
　　总之，政治的分裂、经济的发展，给艺术家们提供了许多工作机会，促成了艺术的大繁荣。
　　在此背景下，我们也可以解释一些被人忽视的现象。比如，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往往强调文艺复兴是人文主义的兴起，也是对中世纪教权的反叛，却忽视了它实际上是一场相对缓和的思想文化运动，这恰恰与中国的五四运动形成鲜明对比。胡适先生曾说五四运动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不过，相较于五四运动那样激烈地批评传统文化，文艺复兴温和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