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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时至凛冬，新冠肺炎病毒依旧在全球肆虐，虽然疫苗的曙光在前，但这场持续且深刻改变全球的疫情带给人类的挑战是空前的，带给文学的挑战也是空前的，不得不说，即便疫苗终结了疫情，人们面对的也将是一个无法与疫情前的世界做无缝嵌入的新世界。在岁末的文学刊物中，我们读到了不少关于后疫情的故事，这些作品或者聚焦现实情境，或者投射未来的危机，但都隐含着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
我们本期四季评关注的另一主题是通讯迭代下人际情感的变化，事实上在疫情中，便捷的通讯一方面帮助我们与亲人的通联，帮助我们借助健康码通行;另一方面，各种社交平台也成了留言的集散体，成为不断制造社会撕裂的舆论场。“家书抵万金”的时代遥遥远去，天涯若比邻的交流所带来的却也未必全是眷恋。敏感的作家呼应这一主题，也做出了特别的观照。
后疫情时代下的疾病叙事钱敏索南才让：《荒原上》，《收获》2020年第5期
几个性格迥异的青年人和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组成一支临时工作队，在冬天进入牧场进行灭鼠。突如其来的鼠疫消息将他们封锁在这片白茫茫的荒原上，归家变得遥遥无期。当青年们各自经历了爱情的萌发与破灭、亲情的挣扎、对尊严的复仇后，回来的人带来消息，这场鼠疫没有得逞，草原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整部小说的叙事核心就在于延宕，荒原上时间的凝滞感和重复感不断被提及。因为大雪封原，来到草原的前三天他们无法展开工作，突如其来的鼠疫又使得他们被隔绝，浩繁的灭鼠工作和及时归家变得遥遥无期，始终在人们的意念中作为恐惧存在的鼠疫也迟迟未来。在巨大的时间空白中，这群青年人被抛掷出正常的社会化轨迹，陷落到无可名状的空洞，一切的言语都取消了意义来回倾轧感知被无聊钝化，行动丧失了效力。
作为其中唯一的中年男性兀斯，则在这种与现实时间的断裂中沉湎于过去的记忆，他秉持着草原的生命信仰和原罪意识，却不可避免地在与年轻人的思想分歧中体验着现代化冲击下生活的急剧变动和价值更迭，感受着被滞留的惶惑与不安。“兀斯并不老，但年龄和身体像洪水一样把他分开了，时间越久他越害怕。”这种恐惧在鼠疫来临时达到极致，他得以凭附的只有家族的罪感意识“我的家族背负着巨大的罪孽，每一辈都要死几个人，其他的才能活着，因为我这一辈已经死过人了，所以现在不会轮到我。”来抵御疫病带来的变动。此时疫病已经内化为一种宿命体验，正是个体在死亡面前的孤独和无遮蔽的恐惧，构建了罪与罚的关联，使得捕鼠与鼠疫之间也发生深刻的联系，重唤对生命的思考。
小说采取了双线并行的模式进行，一方面是鼠疫带来隐伏的不确定性和胁迫感，另一方面则是青年们不断扭曲、臆造的性话语和性行为，隐喻着他们在荒原上被压抑的生命能量和冲动，两条线索此消彼长。随着鼠疫消息的到来，真实的恐惧感刺激着所有人的神经，但持续一个月后倦怠和麻木再次袭来，生命能量爆发的可能也在凝滞的时间中被延缓。至“我”和银措建立恋爱关系，鼠疫已经退居幕后，偶尔在往来信件的末尾被提及，如同始终没有鸣响的枪支，却在文本中悬置了一种不确定性。当金嘎因手淫被确罗羞辱嘲笑，我们以为一切都还会照旧过去时，金嘎却进行了令人惊骇的复仇——把有自己精液的碗放在确罗的头上，将自己活活冻死。这片荒原的平静被彻底打破，死亡的恐惧得到歇斯底里的释放，这时候却传来鼠疫平静结束的消息。
在小说节奏张弛的错位中，灰败的失落感贯穿始终，等候的外部危机迟迟未来，落地的却是内部的毁灭，所谓灾难一直在体内酝酿，疫病的背景化和象征化将对生命内质的探讨推向极致。后疫情时代对作家心理的持续性影响也在这里得到表征，疫情流行带来了非常态的持续化，其引发的自主性焦虑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性精神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这篇小说对疫情经验如何深度嵌入我们的精神和生活，作出了极为有效的探讨。
梁晓声：《哥俩好》，《北京文学》2020年第11期
如果说《在荒原上》以一种不确定性的悬置折射了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性焦虑，那么梁晓声的《哥俩好》则以四岁儿童的视角讲述了理想主义照耀的抗疫日常，由于父母滞留武汉，哥哥弟弟相互扶持、共渡难关的温馨故事对疫情创伤进行治愈，在平凡的日常中闪耀着人文主义的关怀和积极向上的力量。饶有意味的是，作者在处理时代宏大题材与儿童叙事的采用上，时不时流露的破绽，恰恰投射了作家在宏大叙事和个体经验对接上的探讨和困惑。
小说从一个快五岁的孩子滔滔不绝的讲述开始，从介绍家庭关系，到疫情期间哥哥努力照顾“我”，采购物资，分担家务，带发热的“我”到医院就诊，最后爸妈回家，想要抱起“我”和“我”亲热，但“我”拒绝了，原因是“我”已经长大了。“我觉得，在大人们说成在‘非常时期’的两个月里，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大人了。”怎么证明呢，许多大人都承认的事实——中国的抗疫措施很有成效，“我”确确实实地感受到了。从而引申出一个成长主题，即个体记忆如何走向群体记忆和群体认同的过程。
小说一开始“我”就反复强调，“我”是一个智商极高的孩子，“我”可以听懂大人们说的话，但是大人老把“我”当成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我”感到别扭和尴尬。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使每个人都暴露在死亡威胁下，恐惧将所有人都纳入到同一语境下，达到空前的信息汇聚，各种代际的鸿沟被消弭，即使是孩子也被纳入这种密集的社会信息网中。哥哥耐心给我讲解什么是新冠肺炎、传染速度有多快、为什么武汉要封城……爸爸妈妈在视频里告诉我们武汉的新消息。应该说，高速流动的社会信息加速了孩子的社会化，孩子的成长恰恰是以抗疫为主题的民族国家主体号召的结果。
梁晓声在后面的创作谈中谈到采用儿童文学形式的原因在于“童心和初心”，童心即以儿童视角进行“以小见大，拾遗补缺”，初心则是“动力单纯”，能够看到作者意在通过儿童叙事将抽象宏大的命题引入具体可感的个体经验中，使时代的脉络发生于个体生命内部，以个体的成长去呼应祖国抗疫的富有成效。疫情严重的那几天“我”从没任性过，就像士兵服从班长一样服从哥哥的安排，因为“士兵的服从肯定是因为对自己的班长很信任，觉得自己的班长肯定不会瞎决定，是一位好班长。”這种基于亲情的信任感自然而然地延展为我对祖国抗疫的信心，本质上还是家国同构的模式。 另一方面作者试图利用儿童认知视角的局限对主旨进行提纯。疫情本身对人们的生命构成巨大威胁，而疫情信息的泛滥则不断加剧焦虑，人们不可避免要诉诸集体的力量去抵御这种无处不在的不安，高扬集体主义色彩的作品确实能够提供精神的慰藉。如何发出集体的、单一的、整合的声音，就在于对芜杂信息的过滤和主题的提纯，单纯的儿童视角恰恰带来了这样的路径。小说中的“我”对于外界明朗的信息接受往往更为迅速，对于消极的信息则能做出自己的儿童化改造，比如“爸妈很可能一两个月都回不来了，如果我和哥哥关系别别扭扭的，多让爸妈在武汉那边着急呀。”所以“我”要作出一个好弟弟的样子了，由此疫情施加的阴霾被可爱的童心转化为积极的行动力量，很多疫情的创伤记忆在无形中被过滤。
但是为了容纳更多的社会信息和时代内容，这个叙述的孩子必须非常聪明。从讲述开始，“我”就先声夺人地辩驳道：“我怎么装成大人说话了？小孩子就不该说‘各位朋友好吗’？”在将近3页篇幅的家庭日常叙述中不断强调自己的智商极高，反复强调背后是为了叙述逻辑的自洽。但问题在于，这个四岁的孩子还是过于聪明了，与外界疫情信息无误对接，同时精准把握爸妈哥哥的心理动因，成人化装扮的痕迹过重。这种叙事逻辑的不能自洽，恰恰投射了作家在处理宏大题材与个体经验对接上的矛盾。
小说中还有一个富有意思的细节，对于溢出主题的内容往往以孩子的幻觉呈现。当我们走在静悄悄的马路上，“我有了一种怪怪的感觉——好像世界变假了，不真实了。”这种“做梦的感觉”恰恰是作者对于疫情期间被抛掷出正常生活轨迹的混沌感，时间和空间被剥离熟悉面目后的恍惚感。这种真切的生命体验在回到家之后就彻底消失了，因为“家是自己最熟悉的地方，也是永远不会让人觉得不真实的地方。”那些模糊的、难以名状的情绪在这个以家为表征的话语场中逃遁，也在儿童的单纯视野中被遏制。可以看到，儿童叙事的采用既是嫁接个体经验与宏大叙事的桥梁，也是某种限制和阻碍，如何实现将时代主题内化于个体呈现始终是一个难题。
普玄：《生命卡点》，《人民文学》2020年第10期
如何将疫情经验深度嵌入到个体生命中，普玄的《生命卡点》显然作出更为可贵的探讨。小说以章医生请假陪伴患有自闭症的儿子三年后重返工作岗位开始，讲述其在疫情隔离区度过的七十多天里的所见所感，与自己养育自闭症孩子的艰难时刻遥相呼应，共同构筑生命运行的轨迹。无论是患者对生的渴求和死的挣扎，还是训练自闭症孩子对外界作出反应的困难重重，生之艰难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如患者泪流满面地诉说“我活得已经尽力了，我用尽全力了。”生命如同西西弗斯的石头，在下坠的威胁中负重向上，也正是在重压下，生命逶迤的痕迹如此清晰。
小说实现自我与他者生命体验的联通，就在这生命的灵光一刻。小说分别以一些特别时刻的关键词作为牵引出故事的钥匙。比如说第一部分以“寂静”为小标题，将新冠患者和自闭症孩子的生命处境作了感官化的关联。通常病人去世，家属会在一旁大哭，而疫情期间，病人去世是没有家属在身边的，更没有哭声，这时候寂静比死亡更残忍，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地陨灭，与人世间的最后一丝联系也被斩断。自闭症儿童的世界也是如此，他们被封闭在寂静的世界，与外界隔绝，即使亲人用尽全力，也没有办法进入。
小说写道：“生命中的很多安排都会用一种特殊形式，需要敏感的心灵去参破它，包括眼前的大片大片的寂静。”正是在这一刻的体悟中，人与人的悲欢凝聚成了实体，冲破了庸常的牢笼，打破了精神的孤岛，生命借此得以相互照亮。
梅驿：《空房子》，《十月》2020年第6期
无论我们再怎么探讨生之坚韧和死之残酷，皆是对生命形而上的体悟，如何将其妥帖安置在我们的生活中，梅驿的《空房子》以平淡克制的笔调最大程度展示了与生活的和解和生命的圆融。
《空房子》源于“我”在丈夫住院后到医院陪护的一段经历。因为病房内睡眠环境糟糕，睡眠成为困扰我的一大问题，“我”意外发现一些空病房，由于病患结束当天的治疗回家住了或出院或者死亡，尚未安排新人，可以偷偷溜进去睡觉，而很多陪护家属都是这么干的。从此，和丈夫一起寻找空房子成为我们乐此不疲的游戏，“我”甚至在丈夫面前以“睡遍天下无敌手”自居。尽管我们坦然地面对生命的病痛，以自娱自乐来驱散阴霾，但温馨的日常隐匿着无数的荒凉和死亡，刻意淡化的笔调下压抑着深沉的痛苦。丈夫作为一名大学讲师，刚刚四十，满肚子学问，却已经是肝癌晚期，已扩散，“我”和丈夫十分恩爱，却不敢深深地拥抱，因为深深地拥抱接近于句号或者感叹号，会有确认的成分在。不论是旁边被抬走的瘦老头，床上被兜上的晃眼的绿塑料膜，还是南向房间女人彻夜的哭声，都以一种难以忽视的方式昭示着毫无希望的未来。“在漫长的毫无希望的日复一日中，找到一间空房子成了最容易达到目的最容易获得回报的一件事。”我们只有将生命寄托在眼前具体而细微的事物上，才能安放内心的荒凉和痛苦，不让它空落。
正如“我”所发现的，空房子并不空。午夜时分，无数不同际遇、素不相识的人都会溜进同一间空房子睡觉，他们就像游荡在黑夜里的精灵和我这个穿梭在黑夜里的女巫一起寻找着精神暂时的休憩之处，医院中上演的悲欢离合都在这里预先汇聚。空房子并不空，它承载着人们在生活中真实的欲望和恐惧，无法传达的失落和痛苦。无论是“我”在这里所做的春梦，折射的爱欲的匮乏，还是丈夫乐观姿态中难以表露的悲伤，抑或是“我”意外中和同样出来找空房子的丈夫睡在同一个房间，而我们俩却全然不知，由此生发的生命憾恨感，都在这个空间场域中得到妥帖的安放。谁也没有想到，那个为病逝的妻子治病花光积蓄的湖南人，以借宿一晚名义，在“我”的帮助下进入病区时，怀着怎样浓烈的绝望和决绝的复仇，想要杀死医生护士，却在空房子落脚一晚以及“我”帮他买好一定能赶上妻子五七的票后，默默离开。那些压抑的、隐藏的、被边缘化的生命体验，最终都得到了空房子的接纳。
与其说日常隐匿了荒凉，不如说我们需要借助日常的细微去安放生命的空洞。小说的最后，因为丈夫的病情恶化，身边再也离不开人了，我和护工轮流在陪护椅上休息，再也沒有去空房子睡过觉。但寻找一个空房子去安放生命难以名状的荒凉，始终是永恒的追寻。 除了对疾病与死亡的深刻探讨，冬季的短篇小说中还涌现出大量贴近日常生活的作品，传达人们在家庭、职场中幽微难言的情绪体验。一方面纷繁变动的当下不断被纳入到作家笔下，另一方面，作家试图借助某种意象实现对现实生活桎梏的超拔，在庸常琐碎中摄取精神的苦闷和焦灼。代表作有尼楠的《夜色如水》（《大家》2020年第5期），以克制的笔法书写被生活惯性裹挟的焦灼，以儿时没有学会游泳的隐忧贯穿主人公在职场上的腹背受敌和沉浮不定，以水下的观感隐喻精神滑落的焦灼。
弋舟的《羊群过境》（《花城》2020年第5期）讲述了与妻子离婚的“我”春节回家，因疫情受困沦为家中的寄居者，并感受到父亲的生活强力和乐观态度对“我”精神上构成的挤压，表面上看是一个关于影响的焦虑的故事。但至小说后面“我渐渐意识到自己已然陷入到确凿的困境之中，这个困境，与父亲无关。”这种困境来源于生活的失控感放大了生命的不确定性，“我”企图通过主导一场甘南的旅行重新唤起对生活的掌控和热情，但还是走向失落，高原上滚滚羊群越境而来的奔腾与壮阔成为某种遥想的精神救赎。
周如钢的《孤岛》（《钟山》2020年第5期）则讲述了发生在父子之间的道德期待和审判。扛包者庄守城生活一团乱麻，一次偶然救起跳河的少女，被极具绘画天赋的儿子画出托举救人的举动后，在小城中树立名声。随着往事的不断铺展，我们才发现，当年妻子因为不堪重负决意出走，却被愤怒的庄守城推入水中溺亡，恰好被孩子看到。正逢一场绘画比赛，孩子画出一幅一名女子被推入水中，又被托举出水面的连环画。媒体宣扬的英雄故事背后，不过是孩子在目击父亲杀死母亲后固执的幻想和残存的期待。案发现场被踢飞的鹅卵石留下的坑，“像一只深不可测的鬼眼”，映射着人性的堕落与挣扎，撕开了生活的缺口。小说情节曲折跌宕，同时又纳入了复杂广阔的社会内容，如对底层生活的关注、城乡改造的身份困境、人与人之间相互隔绝的精神状态，故事和叙事层面都称得上是一篇佳作。
程多宝的《城市中流行一种痛》（《星火》2020年第6期）以细密的笔法描摹了当下的职场生态，以大梅为代表的兢兢业业、淡然自持，二梅为代表的左右逢源、处事活络，分别展示他们的生活状态，蕴含着作者对浮躁、人情、攀比之风盛行的社会批判。其中最为鲜明的冲突就是对子女教育的攀比，将子女的成绩作为整个家庭的脸面、生活质量的表征，即便淡然如大梅也不可避免。正如歌词所唱“城市中流行一种痛，那是爱神之箭，偏了它的方向”，原初的爱意和善意都被世俗的洪流裹挟，人人都不能免俗。
随着2020年步入尾声，脱贫攻坚工作迎来收官，为了响应历史节点的号召，《人民文学》第11期推出作协定点深入生活特选作品专栏和新时代纪事专栏，《北京文学》第11期推出现实中国专栏，《大家》第5期推出脱贫攻坚专栏，《长城》第6期推出“聚焦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专栏，《民族文学》第6期同样推出聚焦新时代专栏……大批反映农村新变与时代巨变的作品涌现。其中高鸿的《去马家沟》（《延安文学》2020年第6期）以浪子回头的故事展示了一个迥异的返乡之旅，即由城返乡的内驱力，不再只是源于城市的排拒，还有乡村新变的吸引。整日无所事事、身陷传销组织的马飞最终改悔，愿意回到马家沟和姐姐好好过日子。马飞和姐姐不同的遭际似乎暗示着：城市资本的诱惑很容易侵蚀人，而乡村的土地则孕育着生命的收获和希望，正如小说开头所描绘的“马家河的山被削了半边，下面是一排排整齐的平房。”甚至让“我”怀疑走错了地方，在当代的城乡书写谱系中显示出新异的时代面貌。
“音书换季”
——通讯迭代中的叙事转化
高永淳
一、书信：从笔下到眼底的通讯仪式
以前的人们习惯写信，信的书写与阅读更像是一种处于交流起止两端的仪式，涌动的情感在仪式当中得以安抚，获得一个相对恒定的形体，然后便任由时间与空间使其增质、形变甚至于消解，但这也同时意味着，书信中的文字有着承载时空的力量。时间与空间，是价值也是壁障。书信的另一个魅力却又是产自于时空的壁障之中，产自于多余选项被斩绝后对于唯一项的珍视。所以说，当书信的时代成为历史，并不只是标志着由技术进步带来的通讯方式的更迭，也意味着社会心理的重塑以及人际关系的重新联结。从这个层面来说，书信成了一个时代的符号。而小说创作中的书信符号也由此获得了倒溯时光的力量，能够让读者迅速地从眼下的时代抽身并自觉后转，并最终与小说中的人物一道置身于那个缓慢而厚重的年代。
霍君《小姑姑的情书》（《当代小说》，2020年第10期）便体现出了作者对于“书信时代”的反顾。故事讲述了一直与“我”相互敌视的小姑姑在结婚之后忽然改变了对我的态度，但我反而因为她的改变而倍感不适，最终当“我”发现小姑姑的主动亲近是为了让“我”给小姑父写一封信时，一种难以自抑的情感力量突然左右了“我”，令我恶意地改写了原本饱含深情的十字情书。
小说里提到的绿军装的男人，红五星的帽子，《闪闪的红星》里的潘东子，晾晒在门旮旯的内衣，以及只有十个汉字的书信，似乎都是一代人的回忆里最清晰的几抹亮色。可是小说中的“我”，与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即便置身于代际的合唱之中也并不自知，仍是自感与周遭的人们失去了情感的同频。小时的“我”曾歇斯底里地向母亲求助，可母亲还是在喂完奶之后就匆匆离开，在生存的压力面前，所谓的母女之情被母亲视为了赘余;而“我”在目睹了最喜欢的公鸡“二花”被家人分食之后产生的悲愤之情，也被奶奶和母亲认为是因为吃不到鸡而馋得气急败坏;青春期的我，自以为与黑眼珠的“潘东子”彼此相爱、心意相通，却未曾料到他竟完全不了解“我”排斥体育运动的原因是因为羞耻于胸部的发育，还冷漠地质问“我”为什么不去上体育课……因为很多人无法通过与自我的对话来完成自我的定义与自我价值的认可，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于通过群体中的他者来定义自己，用联结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不论这种联结的方式是温柔的还是粗暴的。小姑姑就像“我”的“救命葎草”，即便上面布满锯齿，“我”也会不断地拉扯她，直到自认为葎草所受的撕裂之痛超过了“我”掌心的痛感才能获得满足，才能察觉到自我的存在。小姑姑與“我”自一开始似乎就是被捆绑在一起的仇敌，“我”的出生使得小姑姑失去了上学的机会，“我”的这份“原罪”令小姑姑对几个月大的“我”展开了打击报复，而我也在丧失对小姑姑的依赖之后以复仇者的姿态不断对小姑姑进行反击，而这种反击往往也会得到小姑姑的激烈回应。施加力的一方总能感受到相反的作用力，在互相伤害的疼痛里，“我”才能真实地感受到我与小姑姑紧密的联结。对“我”而言，比疼痛更可怕的是无感，是任“我”哭嚎也要离开的麻木的母亲;是即便“我”摔了他的书，他也没有做出丝毫回应的“黑眼珠”。没有回应，没有疼痛，“我”便感知不到“我”所渴望的联结。而身着“绿军装”的男人的突然出现，让“我”敏锐地察觉到了小姑姑与“我”的联结在悄悄地松动。获得了爱情的小姑姑已经无心再与“我”纠缠，而在“我”看来，“我”与她之间原本对等的关系也因此崩塌，小姑姑爬升至上位，对“我”的敌视也逐渐变成了关切，而这种关切又体现出了自居上位者的悲悯——小姑姑胜利了，小姑姑也离“我”远去了。所以当我后来发现小姑姑对我的示好近乎是一种诱骗，是想让识字的“我”给她写一封信的时候，“我”又看到了建立那种旧有联结的机会，看到了一个将小姑姑从上位拖拽下来的机会，便感到“手已经被一种力量控制住”，感到“内心一只魔兽嚎叫着冲撞出来”，并最终篡改了小姑姑饱含爱意的十字情书。 《小姑姑的情书》做到了年代、人物、情节与符号的同调。在那个时代里，一封书信往往只会寄给一个人，人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发生在书信时代中的故事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也会像一封封书信一般，纸上的字句或沉郁、或轻逸、或悲切、或欢喜，最终似乎都会被封进白色的信笺里，随着时间的流逝，泛起同样的黄色。
二、电话：天涯共此时
与书信相比，在电话的时代里，进行电话交流的双方被强制地纳入到了同一的时间轨道当中，这种强制性也就成为了电话时代里人们的联结关系趋于紧张的表征。与此同时，电话在挤压着人们之间抽象层面的空间距离，人们被网罗进联结的大网，个体已经很难再将远方视为暂时的避难所，通过跳出围城式的出走获得心安理得的休憩。
在王啸峰的《耳中双明珠》（《钟山》，2020年第5期）当中，蒋婉在父亲去世之后随母亲改嫁，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她与母亲经过了生活的重重考验，感觉自己和母亲“是浑然天成的一块铁板”。然而当她察觉到母亲逐渐融入了新的家庭，并且似乎与继父建立起了比同自己更为亲密的關系的时候，她产生了一种割裂后无依的孤独感，并在这种感情的支配下选择了出走。在出走之后，蒋婉力图用暂时失联的方式为自己留出一个得以喘息的空间，对她而言，似乎不再去触碰与母亲之间的情感连线就可以不用直面这条连线已经不再牢固的现实，在互不打扰的暧昧迷雾里，她不断安慰着自己：“她还是觉得有一根线，这头拴着她，那头拴着母亲。只要一用力拉扯，她相信母亲不管在哪里，肯定会觉得有牵挂。”而令她没有想到的是，电话里传来的母亲怀孕的消息，彻底粉碎了她小心维系的疗愈空间，“一个电话，硬生生地把这样的关系掐断”，这种崩塌甚至让她出现缺氧的症状，让她“瘫倒在橱窗外的人行道上”。原本以建立、加固联结为目的而进行的通话此时恰恰起到相反的效用——变成了致使联结崩断的最后一次拉扯。
而在李健的《钥匙》（《当代小说》，2020年第10期）当中，我们可以察觉到在联结失去韧性之后人们在交流中表现出来的紧张与谨慎。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旦某一方决定发起通话，也就意味着这一方对于另一方的时间即将进行绝对占有。而如果通话双方实际联结并不牢靠甚至从未建立，那么这种占有则更近似于是一种粗暴的侵犯。《钥匙》中的邓强与刘放生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智能手机。智能手机强大的通讯功能大大降低了交流的成本，人们能够打更多的电话，能给更多的人打电话，当人们每天面对着从四面八方伸递而来的连线，已经无法预估即将与自己进行共时交谈的另一方是否曾经与我们建立过双向或单向的联结。人们在享受更加便捷的通讯方式的同时，对私人领域的相互入侵也变得更加频繁。与此相矛盾的是，智能手机的存储功能与便携性又使它在作为一种通讯工具的同时又具有了极强的私密性。《钥匙》就敏锐地意识到并开掘了这种矛盾性。当隐秘的宝库遭遇陌生的叩问，似乎预兆着叩门者与藏宝人将会围绕着一把钥匙展开一场隔空的博弈，但是小说的叙事重心显然并不在此，原本应该相互施与的精神压力在邓、刘二人短信的交流中产生转而自指，反倒是打开了双方内心世界的隐秘之门。侵入他人隐秘世界的刺激感令陷足庸常生活中的叩门者刘放生心神不宁，在短信交流中他反复无常的态度也影射了他对于庸常状态的厌倦和抗拒;而这场失物风波则将藏宝人邓强贪婪、多疑、焦虑的内心世界展露无遗。从这个角度而言，手机或许成了小说当中的另一把“钥匙”。二人相互试探、谨小慎微的短信交流过程也成为了透视同时代人们紧张的联结关系的视窗，在信任完全破碎的语境里，人们甚至不敢在电话营造的共时空间中进行长时间的交流，书信中的文字则以短信的形式复生，为紧张的双方提供着适度的遮蔽。
在郭苏华《孤独的百合花》（《短篇小说（原创版）》，2020年第25期）当中，手机也已经不再仅仅作为通讯工具的一种，在小说书写当中起到联结人物对话的作用，与《钥匙》类似，手机成为了打开人物内心隐秘之门的密匙。小说中孙君如与钟烨的夫妻生活看似普通且平淡，但是琐碎的生活细节中又常常透露出二人感情的隔膜甚至危机：妻子买花养鱼的行为被丈夫粗暴地否定、丈夫突然在家中加装了摄像头、妻子一度想在丈夫不在时邀一位叫马克的男子至家、为了拿回一条牛仔裤丈夫向妻子熟练地撒谎，考完试的丈夫没有给妻子回消息而是第一时间发了个朋友圈……夫妻二人种种怪异的行为都在暗示着看似平淡的生活地表之下时时涌动着喷薄欲出的暗流。在故事的最后，当孙君如从丈夫的手机里听到陌生女子的声音，她才终于明白（或者早已了然却不愿点明）原来丈夫同自己一样，都把手机当作了逃离生活泥淖的稻草，当作了发泄过剩情欲的安全出口。
三、微信：支离中的静默与狂欢
与书信、电话一样，在近些年的小说创作当中，微信也逐渐成为了定位小说年代背景的坐标。微信产自于一个通讯正在变得廉价的时代，这种“廉价”并不仅仅是指向实际经济价值层面的，更是指向情感意义层面的。广泛覆盖的无线网络使得人们再也不用担心通讯费用的问题，而4G甚至5G技术的应用也能够使以文字为载体的交流达到近似于电话交流的共时效果。人们再也无需将无数的言语积攒起来并加以梳理，以使语言的价值与交流中的成本投入能够基本持平。如今，高速的信息传递不断膨胀着我们的表达欲望，人们在越发驳杂的交流选择面前茫然失措，除去必要的交流以外，人们在微信中发送着大量的碎片化的乃至毫无意义的信息，人们开始沉溺于表达这个过程本身，而个人掌握语词的有限性又致使人们在表达的过程中极易陷入到失语的状态，当表情包、颜文字等包含着图像信息的交流方式介入到文字交流中时，就体现出了人们对于这种失语的情形所做出的挣扎与抗拒。
通讯方式的特点与人们生存状态的相互呼应在每一个时代当中都是有迹可循的，而具体到小说的文体层面，通讯方式的迭代对于小说中对话语言的形式也有着显而易见的影响。在微信承担起小说叙事中的对话任务之前，书信中的内容似乎不能完全被人物的对话语言所统摄，而电话的对谈则可以简便地被处理为普通的人物对话。但是微信似乎兼取了书信的书面性以及电话的口语性和即时性（当然是否即时也取决于交流双方的现实语境），这在给作者处理人物对话语言制造了一些麻烦的同时，似乎也为人物对话开掘出了新的表现空间。 吴君的《你好大圣》（《北京文学》，2020年第11期）在处理微信对话语言方面就是一个很具典型性的例子。小说讲述了留守儿童刘小海在长大后选择去深圳打工，而深圳恰恰是他的母亲刘谷雨曾经拼搏过的土地，如今已经返乡的刘谷雨面对着与儿子两次错位造成的隔膜，意图以重返深圳的方式去修补二人之间情感的裂隙。在这个故事当中，吴君对于微信对话的处理很值得注意。在母子二人的关系并未解冻时，二人都感到通话时形成的共时状态太过促狭，以至于双方都因承受不住这种压力而不能诉尽内心的衷曲。微信的交流更多的表现为对电话内容的补充，表现方式也是冒号加具体内容的书信形式。这种形式也表明了母子二人的内心距离在此时是相距甚远的，他们需要书信式的交流来跨越这段心灵距离，以此给对方留下一个喘息的空间。而在小说的末尾，当母子二人的紧张关系终于解冻，微信又成了彼此互诉衷肠的媒介。这时微信的对话形式也顺势从书信体转变为了更近似于日常对话的“某人说”体。微信对话在此时兼具了书信与电话两者的优长：一方面它捡拾起了书写的静默，将羞于言说的言语转变为眼底的文字;另一方面又保持着通话的即时性，表现出了母子关系破冰之后想要互诉衷肠的急切诉求。对话的形式也就因此获得了丈量人物之间情感距离的功能。
四、通讯世界：从服务到抗衡
我们已经不能再简单地从工具的层面理解网络时代的通讯了，因为通讯早已借助强大的网络媒介建构起了足以对现实世界产生深刻影响的虚拟世界。如何描绘两个世界的交互关系成了许多作家在进行共时代叙事时都要面对的问题。在这一方面，默音的《模仿者》（《芙蓉》，2020年第5期）为我们提供了较为新颖的视点。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虚拟世界与中国传统志异叙事中的妖魅世界极为相似的虚幻性：传统志异叙事中的人间行客往往会遇到幻化为人形的各类妖魔，人虽不知妖的本相为何物，却仍能够与其发生种种爱恨纠葛;而虚拟世界中的网友关系恰好也是如此，交往中的一方完全可以通过文字与照片的传输在另一方的脑海当中形成自身虚幻的形象，而其真实的年龄、性格、样貌甚至是性别则可能同这个虚幻形象大相徑庭。在小说当中，国企职工杜子犹会利用业余时间写作穿越小说，狐鬼花妖也经常以妖冶的面目出现，诱惑他小说里的主人公，而作为作者的杜子犹则借此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心理补偿。而美女网友小白的出现就像石子落入湖水一般，让杜子犹庸常的生活泛起了波澜。在小白的微信操控下，杜子犹就像被妖魅附身似的一个人跑到西湖旁的酒店里，按照小白的指示穿上女装并自拍了极富性暗示的软性色情照。随后小白的虚设形象被网友揭穿，在短暂的失落之后，杜子犹最终选择在一个人的房间当中对着镜子重新穿起女装，并意图以这种方式让虚无的小白形象继续在他的心中存留。
杜子犹的心灵异变也折射出了游走于现实与虚拟之间的当代行客们相通的心理处境。对他们而言，种种的通讯方式已经不再只是一种服务于现实的工具，而成为了让他们随时随地置身虚拟世界的任意门。而这个由通讯架构起来的虚拟世界将对于个体情感的关照无限放大，这对祈求获得心理补偿的个体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在现实世界的束缚中，普通人往往采用幻想的形式弥补现实中的情感缺憾。这种幻想具有不可否认的自欺性，因为仅仅存在于大脑中的幻想并不会带来客体的呼应，即便用文学创作或者其他的形式将幻想的内容文字化或图像化也只不过是进一步的自欺游戏。但是在虚拟世界当中，个体的幻想似乎可以得到客体的呼应（即便这个客体的形象可能也是幻想出来的），在游移中最终无奈自指的情感终于迎来了一个他指的对象，这种于荒原上突然遇见他者的体验往往会使我们这些当代行客不能自拔。当情感之灵与肉身欲念在虚拟世界中都可以得到补偿，现实世界对于个体的吸引力又将落脚在何处？当手机从通讯的工具变为了人类的支配者，我们又该从何处获得抗拒虚幻世界的力量？这或许是正处于通讯迭代中的文学作品仍需回答的问题。
本栏责任编辑：段玉芝
我们本期四季评关注的另一主题是通讯迭代下人际情感的变化，事实上在疫情中，便捷的通讯一方面帮助我们与亲人的通联，帮助我们借助健康码通行;另一方面，各种社交平台也成了留言的集散体，成为不断制造社会撕裂的舆论场。“家书抵万金”的时代遥遥远去，天涯若比邻的交流所带来的却也未必全是眷恋。敏感的作家呼应这一主题，也做出了特别的观照。
后疫情时代下的疾病叙事钱敏索南才让：《荒原上》，《收获》2020年第5期
几个性格迥异的青年人和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组成一支临时工作队，在冬天进入牧场进行灭鼠。突如其来的鼠疫消息将他们封锁在这片白茫茫的荒原上，归家变得遥遥无期。当青年们各自经历了爱情的萌发与破灭、亲情的挣扎、对尊严的复仇后，回来的人带来消息，这场鼠疫没有得逞，草原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整部小说的叙事核心就在于延宕，荒原上时间的凝滞感和重复感不断被提及。因为大雪封原，来到草原的前三天他们无法展开工作，突如其来的鼠疫又使得他们被隔绝，浩繁的灭鼠工作和及时归家变得遥遥无期，始终在人们的意念中作为恐惧存在的鼠疫也迟迟未来。在巨大的时间空白中，这群青年人被抛掷出正常的社会化轨迹，陷落到无可名状的空洞，一切的言语都取消了意义来回倾轧感知被无聊钝化，行动丧失了效力。
作为其中唯一的中年男性兀斯，则在这种与现实时间的断裂中沉湎于过去的记忆，他秉持着草原的生命信仰和原罪意识，却不可避免地在与年轻人的思想分歧中体验着现代化冲击下生活的急剧变动和价值更迭，感受着被滞留的惶惑与不安。“兀斯并不老，但年龄和身体像洪水一样把他分开了，时间越久他越害怕。”这种恐惧在鼠疫来临时达到极致，他得以凭附的只有家族的罪感意识“我的家族背负着巨大的罪孽，每一辈都要死几个人，其他的才能活着，因为我这一辈已经死过人了，所以现在不会轮到我。”来抵御疫病带来的变动。此时疫病已经内化为一种宿命体验，正是个体在死亡面前的孤独和无遮蔽的恐惧，构建了罪与罚的关联，使得捕鼠与鼠疫之间也发生深刻的联系，重唤对生命的思考。
小说采取了双线并行的模式进行，一方面是鼠疫带来隐伏的不确定性和胁迫感，另一方面则是青年们不断扭曲、臆造的性话语和性行为，隐喻着他们在荒原上被压抑的生命能量和冲动，两条线索此消彼长。随着鼠疫消息的到来，真实的恐惧感刺激着所有人的神经，但持续一个月后倦怠和麻木再次袭来，生命能量爆发的可能也在凝滞的时间中被延缓。至“我”和银措建立恋爱关系，鼠疫已经退居幕后，偶尔在往来信件的末尾被提及，如同始终没有鸣响的枪支，却在文本中悬置了一种不确定性。当金嘎因手淫被确罗羞辱嘲笑，我们以为一切都还会照旧过去时，金嘎却进行了令人惊骇的复仇——把有自己精液的碗放在确罗的头上，将自己活活冻死。这片荒原的平静被彻底打破，死亡的恐惧得到歇斯底里的释放，这时候却传来鼠疫平静结束的消息。
在小说节奏张弛的错位中，灰败的失落感贯穿始终，等候的外部危机迟迟未来，落地的却是内部的毁灭，所谓灾难一直在体内酝酿，疫病的背景化和象征化将对生命内质的探讨推向极致。后疫情时代对作家心理的持续性影响也在这里得到表征，疫情流行带来了非常态的持续化，其引发的自主性焦虑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性精神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这篇小说对疫情经验如何深度嵌入我们的精神和生活，作出了极为有效的探讨。
梁晓声：《哥俩好》，《北京文学》2020年第11期
如果说《在荒原上》以一种不确定性的悬置折射了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性焦虑，那么梁晓声的《哥俩好》则以四岁儿童的视角讲述了理想主义照耀的抗疫日常，由于父母滞留武汉，哥哥弟弟相互扶持、共渡难关的温馨故事对疫情创伤进行治愈，在平凡的日常中闪耀着人文主义的关怀和积极向上的力量。饶有意味的是，作者在处理时代宏大题材与儿童叙事的采用上，时不时流露的破绽，恰恰投射了作家在宏大叙事和个体经验对接上的探讨和困惑。
小说从一个快五岁的孩子滔滔不绝的讲述开始，从介绍家庭关系，到疫情期间哥哥努力照顾“我”，采购物资，分担家务，带发热的“我”到医院就诊，最后爸妈回家，想要抱起“我”和“我”亲热，但“我”拒绝了，原因是“我”已经长大了。“我觉得，在大人们说成在‘非常时期’的两个月里，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大人了。”怎么证明呢，许多大人都承认的事实——中国的抗疫措施很有成效，“我”确确实实地感受到了。从而引申出一个成长主题，即个体记忆如何走向群体记忆和群体认同的过程。
小说一开始“我”就反复强调，“我”是一个智商极高的孩子，“我”可以听懂大人们说的话，但是大人老把“我”当成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我”感到别扭和尴尬。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使每个人都暴露在死亡威胁下，恐惧将所有人都纳入到同一语境下，达到空前的信息汇聚，各种代际的鸿沟被消弭，即使是孩子也被纳入这种密集的社会信息网中。哥哥耐心给我讲解什么是新冠肺炎、传染速度有多快、为什么武汉要封城……爸爸妈妈在视频里告诉我们武汉的新消息。应该说，高速流动的社会信息加速了孩子的社会化，孩子的成长恰恰是以抗疫为主题的民族国家主体号召的结果。
梁晓声在后面的创作谈中谈到采用儿童文学形式的原因在于“童心和初心”，童心即以儿童视角进行“以小见大，拾遗补缺”，初心则是“动力单纯”，能够看到作者意在通过儿童叙事将抽象宏大的命题引入具体可感的个体经验中，使时代的脉络发生于个体生命内部，以个体的成长去呼应祖国抗疫的富有成效。疫情严重的那几天“我”从没任性过，就像士兵服从班长一样服从哥哥的安排，因为“士兵的服从肯定是因为对自己的班长很信任，觉得自己的班长肯定不会瞎决定，是一位好班长。”這种基于亲情的信任感自然而然地延展为我对祖国抗疫的信心，本质上还是家国同构的模式。 另一方面作者试图利用儿童认知视角的局限对主旨进行提纯。疫情本身对人们的生命构成巨大威胁，而疫情信息的泛滥则不断加剧焦虑，人们不可避免要诉诸集体的力量去抵御这种无处不在的不安，高扬集体主义色彩的作品确实能够提供精神的慰藉。如何发出集体的、单一的、整合的声音，就在于对芜杂信息的过滤和主题的提纯，单纯的儿童视角恰恰带来了这样的路径。小说中的“我”对于外界明朗的信息接受往往更为迅速，对于消极的信息则能做出自己的儿童化改造，比如“爸妈很可能一两个月都回不来了，如果我和哥哥关系别别扭扭的，多让爸妈在武汉那边着急呀。”所以“我”要作出一个好弟弟的样子了，由此疫情施加的阴霾被可爱的童心转化为积极的行动力量，很多疫情的创伤记忆在无形中被过滤。
但是为了容纳更多的社会信息和时代内容，这个叙述的孩子必须非常聪明。从讲述开始，“我”就先声夺人地辩驳道：“我怎么装成大人说话了？小孩子就不该说‘各位朋友好吗’？”在将近3页篇幅的家庭日常叙述中不断强调自己的智商极高，反复强调背后是为了叙述逻辑的自洽。但问题在于，这个四岁的孩子还是过于聪明了，与外界疫情信息无误对接，同时精准把握爸妈哥哥的心理动因，成人化装扮的痕迹过重。这种叙事逻辑的不能自洽，恰恰投射了作家在处理宏大题材与个体经验对接上的矛盾。
小说中还有一个富有意思的细节，对于溢出主题的内容往往以孩子的幻觉呈现。当我们走在静悄悄的马路上，“我有了一种怪怪的感觉——好像世界变假了，不真实了。”这种“做梦的感觉”恰恰是作者对于疫情期间被抛掷出正常生活轨迹的混沌感，时间和空间被剥离熟悉面目后的恍惚感。这种真切的生命体验在回到家之后就彻底消失了，因为“家是自己最熟悉的地方，也是永远不会让人觉得不真实的地方。”那些模糊的、难以名状的情绪在这个以家为表征的话语场中逃遁，也在儿童的单纯视野中被遏制。可以看到，儿童叙事的采用既是嫁接个体经验与宏大叙事的桥梁，也是某种限制和阻碍，如何实现将时代主题内化于个体呈现始终是一个难题。
普玄：《生命卡点》，《人民文学》2020年第10期
如何将疫情经验深度嵌入到个体生命中，普玄的《生命卡点》显然作出更为可贵的探讨。小说以章医生请假陪伴患有自闭症的儿子三年后重返工作岗位开始，讲述其在疫情隔离区度过的七十多天里的所见所感，与自己养育自闭症孩子的艰难时刻遥相呼应，共同构筑生命运行的轨迹。无论是患者对生的渴求和死的挣扎，还是训练自闭症孩子对外界作出反应的困难重重，生之艰难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如患者泪流满面地诉说“我活得已经尽力了，我用尽全力了。”生命如同西西弗斯的石头，在下坠的威胁中负重向上，也正是在重压下，生命逶迤的痕迹如此清晰。
小说实现自我与他者生命体验的联通，就在这生命的灵光一刻。小说分别以一些特别时刻的关键词作为牵引出故事的钥匙。比如说第一部分以“寂静”为小标题，将新冠患者和自闭症孩子的生命处境作了感官化的关联。通常病人去世，家属会在一旁大哭，而疫情期间，病人去世是没有家属在身边的，更没有哭声，这时候寂静比死亡更残忍，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地陨灭，与人世间的最后一丝联系也被斩断。自闭症儿童的世界也是如此，他们被封闭在寂静的世界，与外界隔绝，即使亲人用尽全力，也没有办法进入。
小说写道：“生命中的很多安排都会用一种特殊形式，需要敏感的心灵去参破它，包括眼前的大片大片的寂静。”正是在这一刻的体悟中，人与人的悲欢凝聚成了实体，冲破了庸常的牢笼，打破了精神的孤岛，生命借此得以相互照亮。
梅驿：《空房子》，《十月》2020年第6期
无论我们再怎么探讨生之坚韧和死之残酷，皆是对生命形而上的体悟，如何将其妥帖安置在我们的生活中，梅驿的《空房子》以平淡克制的笔调最大程度展示了与生活的和解和生命的圆融。
《空房子》源于“我”在丈夫住院后到医院陪护的一段经历。因为病房内睡眠环境糟糕，睡眠成为困扰我的一大问题，“我”意外发现一些空病房，由于病患结束当天的治疗回家住了或出院或者死亡，尚未安排新人，可以偷偷溜进去睡觉，而很多陪护家属都是这么干的。从此，和丈夫一起寻找空房子成为我们乐此不疲的游戏，“我”甚至在丈夫面前以“睡遍天下无敌手”自居。尽管我们坦然地面对生命的病痛，以自娱自乐来驱散阴霾，但温馨的日常隐匿着无数的荒凉和死亡，刻意淡化的笔调下压抑着深沉的痛苦。丈夫作为一名大学讲师，刚刚四十，满肚子学问，却已经是肝癌晚期，已扩散，“我”和丈夫十分恩爱，却不敢深深地拥抱，因为深深地拥抱接近于句号或者感叹号，会有确认的成分在。不论是旁边被抬走的瘦老头，床上被兜上的晃眼的绿塑料膜，还是南向房间女人彻夜的哭声，都以一种难以忽视的方式昭示着毫无希望的未来。“在漫长的毫无希望的日复一日中，找到一间空房子成了最容易达到目的最容易获得回报的一件事。”我们只有将生命寄托在眼前具体而细微的事物上，才能安放内心的荒凉和痛苦，不让它空落。
正如“我”所发现的，空房子并不空。午夜时分，无数不同际遇、素不相识的人都会溜进同一间空房子睡觉，他们就像游荡在黑夜里的精灵和我这个穿梭在黑夜里的女巫一起寻找着精神暂时的休憩之处，医院中上演的悲欢离合都在这里预先汇聚。空房子并不空，它承载着人们在生活中真实的欲望和恐惧，无法传达的失落和痛苦。无论是“我”在这里所做的春梦，折射的爱欲的匮乏，还是丈夫乐观姿态中难以表露的悲伤，抑或是“我”意外中和同样出来找空房子的丈夫睡在同一个房间，而我们俩却全然不知，由此生发的生命憾恨感，都在这个空间场域中得到妥帖的安放。谁也没有想到，那个为病逝的妻子治病花光积蓄的湖南人，以借宿一晚名义，在“我”的帮助下进入病区时，怀着怎样浓烈的绝望和决绝的复仇，想要杀死医生护士，却在空房子落脚一晚以及“我”帮他买好一定能赶上妻子五七的票后，默默离开。那些压抑的、隐藏的、被边缘化的生命体验，最终都得到了空房子的接纳。
与其说日常隐匿了荒凉，不如说我们需要借助日常的细微去安放生命的空洞。小说的最后，因为丈夫的病情恶化，身边再也离不开人了，我和护工轮流在陪护椅上休息，再也沒有去空房子睡过觉。但寻找一个空房子去安放生命难以名状的荒凉，始终是永恒的追寻。 除了对疾病与死亡的深刻探讨，冬季的短篇小说中还涌现出大量贴近日常生活的作品，传达人们在家庭、职场中幽微难言的情绪体验。一方面纷繁变动的当下不断被纳入到作家笔下，另一方面，作家试图借助某种意象实现对现实生活桎梏的超拔，在庸常琐碎中摄取精神的苦闷和焦灼。代表作有尼楠的《夜色如水》（《大家》2020年第5期），以克制的笔法书写被生活惯性裹挟的焦灼，以儿时没有学会游泳的隐忧贯穿主人公在职场上的腹背受敌和沉浮不定，以水下的观感隐喻精神滑落的焦灼。
弋舟的《羊群过境》（《花城》2020年第5期）讲述了与妻子离婚的“我”春节回家，因疫情受困沦为家中的寄居者，并感受到父亲的生活强力和乐观态度对“我”精神上构成的挤压，表面上看是一个关于影响的焦虑的故事。但至小说后面“我渐渐意识到自己已然陷入到确凿的困境之中，这个困境，与父亲无关。”这种困境来源于生活的失控感放大了生命的不确定性，“我”企图通过主导一场甘南的旅行重新唤起对生活的掌控和热情，但还是走向失落，高原上滚滚羊群越境而来的奔腾与壮阔成为某种遥想的精神救赎。
周如钢的《孤岛》（《钟山》2020年第5期）则讲述了发生在父子之间的道德期待和审判。扛包者庄守城生活一团乱麻，一次偶然救起跳河的少女，被极具绘画天赋的儿子画出托举救人的举动后，在小城中树立名声。随着往事的不断铺展，我们才发现，当年妻子因为不堪重负决意出走，却被愤怒的庄守城推入水中溺亡，恰好被孩子看到。正逢一场绘画比赛，孩子画出一幅一名女子被推入水中，又被托举出水面的连环画。媒体宣扬的英雄故事背后，不过是孩子在目击父亲杀死母亲后固执的幻想和残存的期待。案发现场被踢飞的鹅卵石留下的坑，“像一只深不可测的鬼眼”，映射着人性的堕落与挣扎，撕开了生活的缺口。小说情节曲折跌宕，同时又纳入了复杂广阔的社会内容，如对底层生活的关注、城乡改造的身份困境、人与人之间相互隔绝的精神状态，故事和叙事层面都称得上是一篇佳作。
程多宝的《城市中流行一种痛》（《星火》2020年第6期）以细密的笔法描摹了当下的职场生态，以大梅为代表的兢兢业业、淡然自持，二梅为代表的左右逢源、处事活络，分别展示他们的生活状态，蕴含着作者对浮躁、人情、攀比之风盛行的社会批判。其中最为鲜明的冲突就是对子女教育的攀比，将子女的成绩作为整个家庭的脸面、生活质量的表征，即便淡然如大梅也不可避免。正如歌词所唱“城市中流行一种痛，那是爱神之箭，偏了它的方向”，原初的爱意和善意都被世俗的洪流裹挟，人人都不能免俗。
随着2020年步入尾声，脱贫攻坚工作迎来收官，为了响应历史节点的号召，《人民文学》第11期推出作协定点深入生活特选作品专栏和新时代纪事专栏，《北京文学》第11期推出现实中国专栏，《大家》第5期推出脱贫攻坚专栏，《长城》第6期推出“聚焦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专栏，《民族文学》第6期同样推出聚焦新时代专栏……大批反映农村新变与时代巨变的作品涌现。其中高鸿的《去马家沟》（《延安文学》2020年第6期）以浪子回头的故事展示了一个迥异的返乡之旅，即由城返乡的内驱力，不再只是源于城市的排拒，还有乡村新变的吸引。整日无所事事、身陷传销组织的马飞最终改悔，愿意回到马家沟和姐姐好好过日子。马飞和姐姐不同的遭际似乎暗示着：城市资本的诱惑很容易侵蚀人，而乡村的土地则孕育着生命的收获和希望，正如小说开头所描绘的“马家河的山被削了半边，下面是一排排整齐的平房。”甚至让“我”怀疑走错了地方，在当代的城乡书写谱系中显示出新异的时代面貌。
“音书换季”
——通讯迭代中的叙事转化
高永淳
一、书信：从笔下到眼底的通讯仪式
以前的人们习惯写信，信的书写与阅读更像是一种处于交流起止两端的仪式，涌动的情感在仪式当中得以安抚，获得一个相对恒定的形体，然后便任由时间与空间使其增质、形变甚至于消解，但这也同时意味着，书信中的文字有着承载时空的力量。时间与空间，是价值也是壁障。书信的另一个魅力却又是产自于时空的壁障之中，产自于多余选项被斩绝后对于唯一项的珍视。所以说，当书信的时代成为历史，并不只是标志着由技术进步带来的通讯方式的更迭，也意味着社会心理的重塑以及人际关系的重新联结。从这个层面来说，书信成了一个时代的符号。而小说创作中的书信符号也由此获得了倒溯时光的力量，能够让读者迅速地从眼下的时代抽身并自觉后转，并最终与小说中的人物一道置身于那个缓慢而厚重的年代。
霍君《小姑姑的情书》（《当代小说》，2020年第10期）便体现出了作者对于“书信时代”的反顾。故事讲述了一直与“我”相互敌视的小姑姑在结婚之后忽然改变了对我的态度，但我反而因为她的改变而倍感不适，最终当“我”发现小姑姑的主动亲近是为了让“我”给小姑父写一封信时，一种难以自抑的情感力量突然左右了“我”，令我恶意地改写了原本饱含深情的十字情书。
小说里提到的绿军装的男人，红五星的帽子，《闪闪的红星》里的潘东子，晾晒在门旮旯的内衣，以及只有十个汉字的书信，似乎都是一代人的回忆里最清晰的几抹亮色。可是小说中的“我”，与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即便置身于代际的合唱之中也并不自知，仍是自感与周遭的人们失去了情感的同频。小时的“我”曾歇斯底里地向母亲求助，可母亲还是在喂完奶之后就匆匆离开，在生存的压力面前，所谓的母女之情被母亲视为了赘余;而“我”在目睹了最喜欢的公鸡“二花”被家人分食之后产生的悲愤之情，也被奶奶和母亲认为是因为吃不到鸡而馋得气急败坏;青春期的我，自以为与黑眼珠的“潘东子”彼此相爱、心意相通，却未曾料到他竟完全不了解“我”排斥体育运动的原因是因为羞耻于胸部的发育，还冷漠地质问“我”为什么不去上体育课……因为很多人无法通过与自我的对话来完成自我的定义与自我价值的认可，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于通过群体中的他者来定义自己，用联结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不论这种联结的方式是温柔的还是粗暴的。小姑姑就像“我”的“救命葎草”，即便上面布满锯齿，“我”也会不断地拉扯她，直到自认为葎草所受的撕裂之痛超过了“我”掌心的痛感才能获得满足，才能察觉到自我的存在。小姑姑與“我”自一开始似乎就是被捆绑在一起的仇敌，“我”的出生使得小姑姑失去了上学的机会，“我”的这份“原罪”令小姑姑对几个月大的“我”展开了打击报复，而我也在丧失对小姑姑的依赖之后以复仇者的姿态不断对小姑姑进行反击，而这种反击往往也会得到小姑姑的激烈回应。施加力的一方总能感受到相反的作用力，在互相伤害的疼痛里，“我”才能真实地感受到我与小姑姑紧密的联结。对“我”而言，比疼痛更可怕的是无感，是任“我”哭嚎也要离开的麻木的母亲;是即便“我”摔了他的书，他也没有做出丝毫回应的“黑眼珠”。没有回应，没有疼痛，“我”便感知不到“我”所渴望的联结。而身着“绿军装”的男人的突然出现，让“我”敏锐地察觉到了小姑姑与“我”的联结在悄悄地松动。获得了爱情的小姑姑已经无心再与“我”纠缠，而在“我”看来，“我”与她之间原本对等的关系也因此崩塌，小姑姑爬升至上位，对“我”的敌视也逐渐变成了关切，而这种关切又体现出了自居上位者的悲悯——小姑姑胜利了，小姑姑也离“我”远去了。所以当我后来发现小姑姑对我的示好近乎是一种诱骗，是想让识字的“我”给她写一封信的时候，“我”又看到了建立那种旧有联结的机会，看到了一个将小姑姑从上位拖拽下来的机会，便感到“手已经被一种力量控制住”，感到“内心一只魔兽嚎叫着冲撞出来”，并最终篡改了小姑姑饱含爱意的十字情书。 《小姑姑的情书》做到了年代、人物、情节与符号的同调。在那个时代里，一封书信往往只会寄给一个人，人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发生在书信时代中的故事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也会像一封封书信一般，纸上的字句或沉郁、或轻逸、或悲切、或欢喜，最终似乎都会被封进白色的信笺里，随着时间的流逝，泛起同样的黄色。
二、电话：天涯共此时
与书信相比，在电话的时代里，进行电话交流的双方被强制地纳入到了同一的时间轨道当中，这种强制性也就成为了电话时代里人们的联结关系趋于紧张的表征。与此同时，电话在挤压着人们之间抽象层面的空间距离，人们被网罗进联结的大网，个体已经很难再将远方视为暂时的避难所，通过跳出围城式的出走获得心安理得的休憩。
在王啸峰的《耳中双明珠》（《钟山》，2020年第5期）当中，蒋婉在父亲去世之后随母亲改嫁，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她与母亲经过了生活的重重考验，感觉自己和母亲“是浑然天成的一块铁板”。然而当她察觉到母亲逐渐融入了新的家庭，并且似乎与继父建立起了比同自己更为亲密的關系的时候，她产生了一种割裂后无依的孤独感，并在这种感情的支配下选择了出走。在出走之后，蒋婉力图用暂时失联的方式为自己留出一个得以喘息的空间，对她而言，似乎不再去触碰与母亲之间的情感连线就可以不用直面这条连线已经不再牢固的现实，在互不打扰的暧昧迷雾里，她不断安慰着自己：“她还是觉得有一根线，这头拴着她，那头拴着母亲。只要一用力拉扯，她相信母亲不管在哪里，肯定会觉得有牵挂。”而令她没有想到的是，电话里传来的母亲怀孕的消息，彻底粉碎了她小心维系的疗愈空间，“一个电话，硬生生地把这样的关系掐断”，这种崩塌甚至让她出现缺氧的症状，让她“瘫倒在橱窗外的人行道上”。原本以建立、加固联结为目的而进行的通话此时恰恰起到相反的效用——变成了致使联结崩断的最后一次拉扯。
而在李健的《钥匙》（《当代小说》，2020年第10期）当中，我们可以察觉到在联结失去韧性之后人们在交流中表现出来的紧张与谨慎。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旦某一方决定发起通话，也就意味着这一方对于另一方的时间即将进行绝对占有。而如果通话双方实际联结并不牢靠甚至从未建立，那么这种占有则更近似于是一种粗暴的侵犯。《钥匙》中的邓强与刘放生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智能手机。智能手机强大的通讯功能大大降低了交流的成本，人们能够打更多的电话，能给更多的人打电话，当人们每天面对着从四面八方伸递而来的连线，已经无法预估即将与自己进行共时交谈的另一方是否曾经与我们建立过双向或单向的联结。人们在享受更加便捷的通讯方式的同时，对私人领域的相互入侵也变得更加频繁。与此相矛盾的是，智能手机的存储功能与便携性又使它在作为一种通讯工具的同时又具有了极强的私密性。《钥匙》就敏锐地意识到并开掘了这种矛盾性。当隐秘的宝库遭遇陌生的叩问，似乎预兆着叩门者与藏宝人将会围绕着一把钥匙展开一场隔空的博弈，但是小说的叙事重心显然并不在此，原本应该相互施与的精神压力在邓、刘二人短信的交流中产生转而自指，反倒是打开了双方内心世界的隐秘之门。侵入他人隐秘世界的刺激感令陷足庸常生活中的叩门者刘放生心神不宁，在短信交流中他反复无常的态度也影射了他对于庸常状态的厌倦和抗拒;而这场失物风波则将藏宝人邓强贪婪、多疑、焦虑的内心世界展露无遗。从这个角度而言，手机或许成了小说当中的另一把“钥匙”。二人相互试探、谨小慎微的短信交流过程也成为了透视同时代人们紧张的联结关系的视窗，在信任完全破碎的语境里，人们甚至不敢在电话营造的共时空间中进行长时间的交流，书信中的文字则以短信的形式复生，为紧张的双方提供着适度的遮蔽。
在郭苏华《孤独的百合花》（《短篇小说（原创版）》，2020年第25期）当中，手机也已经不再仅仅作为通讯工具的一种，在小说书写当中起到联结人物对话的作用，与《钥匙》类似，手机成为了打开人物内心隐秘之门的密匙。小说中孙君如与钟烨的夫妻生活看似普通且平淡，但是琐碎的生活细节中又常常透露出二人感情的隔膜甚至危机：妻子买花养鱼的行为被丈夫粗暴地否定、丈夫突然在家中加装了摄像头、妻子一度想在丈夫不在时邀一位叫马克的男子至家、为了拿回一条牛仔裤丈夫向妻子熟练地撒谎，考完试的丈夫没有给妻子回消息而是第一时间发了个朋友圈……夫妻二人种种怪异的行为都在暗示着看似平淡的生活地表之下时时涌动着喷薄欲出的暗流。在故事的最后，当孙君如从丈夫的手机里听到陌生女子的声音，她才终于明白（或者早已了然却不愿点明）原来丈夫同自己一样，都把手机当作了逃离生活泥淖的稻草，当作了发泄过剩情欲的安全出口。
三、微信：支离中的静默与狂欢
与书信、电话一样，在近些年的小说创作当中，微信也逐渐成为了定位小说年代背景的坐标。微信产自于一个通讯正在变得廉价的时代，这种“廉价”并不仅仅是指向实际经济价值层面的，更是指向情感意义层面的。广泛覆盖的无线网络使得人们再也不用担心通讯费用的问题，而4G甚至5G技术的应用也能够使以文字为载体的交流达到近似于电话交流的共时效果。人们再也无需将无数的言语积攒起来并加以梳理，以使语言的价值与交流中的成本投入能够基本持平。如今，高速的信息传递不断膨胀着我们的表达欲望，人们在越发驳杂的交流选择面前茫然失措，除去必要的交流以外，人们在微信中发送着大量的碎片化的乃至毫无意义的信息，人们开始沉溺于表达这个过程本身，而个人掌握语词的有限性又致使人们在表达的过程中极易陷入到失语的状态，当表情包、颜文字等包含着图像信息的交流方式介入到文字交流中时，就体现出了人们对于这种失语的情形所做出的挣扎与抗拒。
通讯方式的特点与人们生存状态的相互呼应在每一个时代当中都是有迹可循的，而具体到小说的文体层面，通讯方式的迭代对于小说中对话语言的形式也有着显而易见的影响。在微信承担起小说叙事中的对话任务之前，书信中的内容似乎不能完全被人物的对话语言所统摄，而电话的对谈则可以简便地被处理为普通的人物对话。但是微信似乎兼取了书信的书面性以及电话的口语性和即时性（当然是否即时也取决于交流双方的现实语境），这在给作者处理人物对话语言制造了一些麻烦的同时，似乎也为人物对话开掘出了新的表现空间。 吴君的《你好大圣》（《北京文学》，2020年第11期）在处理微信对话语言方面就是一个很具典型性的例子。小说讲述了留守儿童刘小海在长大后选择去深圳打工，而深圳恰恰是他的母亲刘谷雨曾经拼搏过的土地，如今已经返乡的刘谷雨面对着与儿子两次错位造成的隔膜，意图以重返深圳的方式去修补二人之间情感的裂隙。在这个故事当中，吴君对于微信对话的处理很值得注意。在母子二人的关系并未解冻时，二人都感到通话时形成的共时状态太过促狭，以至于双方都因承受不住这种压力而不能诉尽内心的衷曲。微信的交流更多的表现为对电话内容的补充，表现方式也是冒号加具体内容的书信形式。这种形式也表明了母子二人的内心距离在此时是相距甚远的，他们需要书信式的交流来跨越这段心灵距离，以此给对方留下一个喘息的空间。而在小说的末尾，当母子二人的紧张关系终于解冻，微信又成了彼此互诉衷肠的媒介。这时微信的对话形式也顺势从书信体转变为了更近似于日常对话的“某人说”体。微信对话在此时兼具了书信与电话两者的优长：一方面它捡拾起了书写的静默，将羞于言说的言语转变为眼底的文字;另一方面又保持着通话的即时性，表现出了母子关系破冰之后想要互诉衷肠的急切诉求。对话的形式也就因此获得了丈量人物之间情感距离的功能。
四、通讯世界：从服务到抗衡
我们已经不能再简单地从工具的层面理解网络时代的通讯了，因为通讯早已借助强大的网络媒介建构起了足以对现实世界产生深刻影响的虚拟世界。如何描绘两个世界的交互关系成了许多作家在进行共时代叙事时都要面对的问题。在这一方面，默音的《模仿者》（《芙蓉》，2020年第5期）为我们提供了较为新颖的视点。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虚拟世界与中国传统志异叙事中的妖魅世界极为相似的虚幻性：传统志异叙事中的人间行客往往会遇到幻化为人形的各类妖魔，人虽不知妖的本相为何物，却仍能够与其发生种种爱恨纠葛;而虚拟世界中的网友关系恰好也是如此，交往中的一方完全可以通过文字与照片的传输在另一方的脑海当中形成自身虚幻的形象，而其真实的年龄、性格、样貌甚至是性别则可能同这个虚幻形象大相徑庭。在小说当中，国企职工杜子犹会利用业余时间写作穿越小说，狐鬼花妖也经常以妖冶的面目出现，诱惑他小说里的主人公，而作为作者的杜子犹则借此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心理补偿。而美女网友小白的出现就像石子落入湖水一般，让杜子犹庸常的生活泛起了波澜。在小白的微信操控下，杜子犹就像被妖魅附身似的一个人跑到西湖旁的酒店里，按照小白的指示穿上女装并自拍了极富性暗示的软性色情照。随后小白的虚设形象被网友揭穿，在短暂的失落之后，杜子犹最终选择在一个人的房间当中对着镜子重新穿起女装，并意图以这种方式让虚无的小白形象继续在他的心中存留。
杜子犹的心灵异变也折射出了游走于现实与虚拟之间的当代行客们相通的心理处境。对他们而言，种种的通讯方式已经不再只是一种服务于现实的工具，而成为了让他们随时随地置身虚拟世界的任意门。而这个由通讯架构起来的虚拟世界将对于个体情感的关照无限放大，这对祈求获得心理补偿的个体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在现实世界的束缚中，普通人往往采用幻想的形式弥补现实中的情感缺憾。这种幻想具有不可否认的自欺性，因为仅仅存在于大脑中的幻想并不会带来客体的呼应，即便用文学创作或者其他的形式将幻想的内容文字化或图像化也只不过是进一步的自欺游戏。但是在虚拟世界当中，个体的幻想似乎可以得到客体的呼应（即便这个客体的形象可能也是幻想出来的），在游移中最终无奈自指的情感终于迎来了一个他指的对象，这种于荒原上突然遇见他者的体验往往会使我们这些当代行客不能自拔。当情感之灵与肉身欲念在虚拟世界中都可以得到补偿，现实世界对于个体的吸引力又将落脚在何处？当手机从通讯的工具变为了人类的支配者，我们又该从何处获得抗拒虚幻世界的力量？这或许是正处于通讯迭代中的文学作品仍需回答的问题。
本栏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