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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思考，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已经有能力生产自己的产品，中国经济到了转折点，中国要有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应该要从跟随走向引领。这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
虽然中国经济增速从“9 时代”下滑到7 以下，但这个过程中人们的“痛感”并不强烈。
纵观2015，中国经济亮点纷呈。
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划定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航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口号提出，创新产业有望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互联网大会在乌镇举办，彰显中国“互联网 ”行动计划的潜力;城市工作会议时隔37年重开，“城镇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可期。“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何去何从？这些努力都说明了一件事，“转型”是中国经济第一关键词。
调结构“窗口期”
2014年5月，习近平第一次提出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在同年10月的北京APEC会议上，习近平对经济“新常态”做了系统阐述。纵观2015年中国经济，渐别“唯GDP论”，走进“新常态”成为各种经济变化的一抹底色。
2015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速在6.9%。虽然中国经济增速从“9时代”下滑到7以下，但这个过程中人们的“痛感”并不强烈。而在过去30多年来，经济一跌到8以下，马上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比如就业，以及伴随就业率下滑产生的社会安定问题，财政收入也会下滑，所有需要财政补贴来发展的行业，特别是农业，就会陷入困境。
而这次经济增速下滑到7以下，就业指标和财政指标却没有跟着变糟。在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石良平看来，这就是一个新常态，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新状态。“反过来说，我们要正确认识现阶段经济增长对于整个结构转型的重要性，新常态下要有新思路、新观点、新政策。经济要转型，认识和应对也要转型，这已经慢慢形成共识了。”
习近平对中国经济“新常态”做过分析，认为有几个主要特点：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这几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正是说明原来的投资驱动经济模式在“新常态”下行不通了。2008年全球陷入金融危机，为了预防当时经济出现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4万亿投资。4万亿的理念是继承凯恩斯主义思想，在经济萧条时，只有靠政府投资产生乘数效应，才能减缓经济下滑的态势，实现经济复苏。但是实践的结果表明，刺激政策最后造成了产能过剩，令中国经济雪上加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2016年五大任务中，化解产能过剩居首。
产能过剩的局面让人们醒悟，不是政府任意投资，都能产生乘数效应来拉动经济，所以“新常态”下经济转型迫在眉睫。同时，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意味着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这对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和健康发展都有重大的正面效应。
11月召開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划定了未来五年中国经济走向，也明确了“十三五”时期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窗口期”。转型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把以前依赖出口的产业结构转成自主创新的产业结构。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基本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企业起步标准很低，要素成本也很低，正好作为低端制造业的角色功能加入世界经济中。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制造能力强、模仿能力强、人很勤奋等等，所有的优势在过去几十年充分发挥，所以中国经济才会有多年的高速增长。整个国际环境也造就了中国经济发展，尤其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开始腾飞。
而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局面是，所有以前的优势基本上都没了，人口红利减退，各种要素成本提高。反过来，世界经济危机，外部市场不需要这么多产品了。整个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以后出现了大的结构转变。传统产业逐渐失去市场，和互联网以及新的技术革命有关的新兴产业在起步。2008年4万亿投资注入的是传统产业，结果产能过剩，正说明了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思考，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已经有能力生产自己的产品，中国经济到了转折点，中国要有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应该要从跟随走向引领。这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
供给端发力，“双创”是关键
“互联网 ”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以前投资下去，劳动力配上，经济就增长了，现在仅仅靠投资拉不动经济，最重要的一点是，人们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消费者对品质、对创意、对供给新型化都有了不低的要求。
2015年12月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早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就首次提出供给端改革。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在供给端，要通过改革促进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和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再靠刺激政策提升总需求的套路来促进经济增长。
从供给端发力，这是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的一大热词，也是“新常态”下应对中国经济下行放出的大招。以前主要靠投资拉动经济，而消费拉动经济比较难，因为消费是一个常态，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人们的衣食住行不可能无限制增加。但是在转折期，会出现供给引领消费的典型状态。
什么叫供给引领消费？就是通过发明一种新产品，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广大消费空间。举个例子，手机智能化以后，人们发现很多手机上的消费以前是没有的。手机不止承担通话功能，还是一个交友平台、支付平台。人们在手机上的消费会大幅提高，这种消费在没有智能手机的时代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如果供给端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新产品，就会激发以前没有的新消费，这种消费往往是爆发性的、大面积产生的，对刺激经济有很大作用。 把美国经济带出滞胀困境的前总统里根，就是供给学派的坚定信奉者。他在任时，美国经济陷入痛苦的滞胀，里根听取了供给学派的一个建议，通过刺激供给带动消费需求，而刺激供给的最好办法就是减税，尤其是给创新企业减税，让它们用很低的成本创业。这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线”所阐述的内容。美国硅谷等大型创新创业园区都是在里根时代缔造的，里根的供给刺激政策带动了美国的信息革命。
而中国的供给端发力靠什么？答案也是创新。当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平台搭建好以后，相信新的供给模式会不断刺激新的消费。
2015年，中国进入创业的“黄金时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已成为中国经济活力的催化剂。今年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提及“双创”。6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真正将大众创业上升到国家战略来践行。
“创新”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的表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这一年，“创客”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创新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口中的高频词汇。
创新需要市场和政府两个引擎，一方面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一方面继续营造有利于创新发展的政策环境，包括改革先行财税、投资、金融等政策，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进一步打破垄断促进竞争。
今年，中央不断出台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文件，在提前完成本届政府目标任务情况下继续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商事制度改革实现“先照后证”，全国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超过1万户。
不断扩容的自贸区也已经成为简政放权、深化改革的桥头堡。2015年3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天津、广东和福建三大自贸区以及扩区后的上海自贸区暂时调整相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决定正式实施。
中国经济增速能不能在“新常态”下企稳？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取决于新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此消彼长。如果在经济低潮的时候，通过鼓励创新刺激供给，带动消费，就能在“十三五”期间，把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给止住。
“如果新产业上来快一点，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快一点，就能把旧产业下去的部分弥补上，经济实现新的平衡，增速下滑就会停止。”石良平表示。现在所倡导的“互联网 ”、“中国制造2025”、“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所有这些政策导向，就是要激发新的增长动力。
“城镇化”拉动经济
12月20日至21日，时隔37年，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会议对于城市的地位有全新表述：“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样，城市也是“我国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地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现代化的“火车头”;“城市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8%上升至2014年的55%。而从经济角度来看，城镇化是带动消费、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步。“城镇化以后，人的需求会发生变化。人在农村一般是享受不到高质量的服务的，也没有这种需求，在城镇就会享受到，就会带动消费。”石良平说。
以前中国比较倾向于发展中小城市。小城市很安静休闲，管理也不复杂，人口大概在20万-30万，10年前大家认为这样的城市规模最好，也没有什么“城市病”。现在发现不对，城市人口不足100万，很多产业发展不起来，特别是大型服务业，比如大型超市、娱乐中心等。城市没有一定的人口基数，购物中心不愿意进驻，因为一进去就亏本。
所以现在大家观念发生了变化。今后不能随意地让各省自己任意建造小城市，结果都成了空城，现在房地产萧条的都是小城市，必须要从全国角度，把资源集中起来发展大中型城市。城市人口达到一定规模，才能出现繁荣景象。
就像中国长三角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大城市也是连成片的。从上海到苏州、无锡、常州一路过去，都是人口100万以上城市连成片。中间有一些农村，主要提供休闲度假、生态有机农业的功能。城市集聚后，人多了，机会也就多了，人口要相对集中才有发展。
在以前的产业结构下，中国有很多生产型、制造型的工业城市，人口不需要很多，现在信息化以后，信息对人口聚集是有要求的，因为铺设网络是有成本的。平台越大，能实现的功能就越多，交友、支付都能运作起来。
另一方面，人口都向大城市集中，就能留出更多青山绿水保护起来。因为人会制造污染，集中处理比分散处理容易得多。如果每一块土地都开发为小城市，把环境都破坏了，只会加大国土整治的成本。
“互联网 ”引发想象
今年3月，李克强这样回答一个记者关于“互联网 ”的提问：互联网上流行的一个词叫“风口”，我想站在“互联网 ”的风口上顺势而为，会使中国经济飞起来。
2015年，“互联网 ”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国家要制定“互联网 ”行动计划。12月，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举行，更彰显中国对互联网事业的重视。
一年之中，各项政策相继出台。5月，国务院宣布未来3年将投资1.13万亿元用于网络建设;7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随后，各地也陆续推出地方版的行动方案，并积极与腾讯、阿里等互联网巨头展开合作。
“互联网 ”是什么？据媒体报道，“互联网 ”理念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2013年11月“三马”（马明哲、马化腾和马云）在众安保险开业仪式上的发言。马化腾提出：“互联网加一个传统行业，意味着什么呢？其实是代表了一种能力，或者是一种外在资源和环境，对这个行业的一种提升。”
“互联网 ”行动计划又是什么？雷军在国家发改委一份报告的名词解释中看到了具体内容，他用手机逐字逐句把这些内容发到了自己的新浪微博上：“互联网 ”代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高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
通俗来说，“互联网 ”就是“互联网 各个传统行业”，但这并不是簡单的两者相加，而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打个比方，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力让很多行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互联网也会像电一样，作为一种生产力工具，给每个行业带来效率的大幅提升。也就是说，未来互联网将不再是一个行业，网络将深入所有行业。
对于“互联网 ”改变行业目前所面临的难点，石良平认为，现在的互联网平台大部分是在消费领域，以及交友和支付方面。现在互联网渗透的一个难点，在于互联网和制造业的结合。一个原因是，搞互联网的人对制造业是很不熟悉的，制造业千差万别，不像消费是通用的，它是专用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以前形成的专业化分工，造成了所有平台的分割，各个平台难以联通。这都是大机器时代产物。互联网时代的特征就是跨界。我们现在形成的条线管理模式，正好是跨界的障碍。
如果“互联网 ”在十三五期间有所突破，相信中国经济媲美德国“工业4.0”将不是梦想。
纵观2015，中国经济亮点纷呈。
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划定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航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口号提出，创新产业有望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互联网大会在乌镇举办，彰显中国“互联网 ”行动计划的潜力;城市工作会议时隔37年重开，“城镇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可期。“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何去何从？这些努力都说明了一件事，“转型”是中国经济第一关键词。
调结构“窗口期”
2014年5月，习近平第一次提出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在同年10月的北京APEC会议上，习近平对经济“新常态”做了系统阐述。纵观2015年中国经济，渐别“唯GDP论”，走进“新常态”成为各种经济变化的一抹底色。
2015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速在6.9%。虽然中国经济增速从“9时代”下滑到7以下，但这个过程中人们的“痛感”并不强烈。而在过去30多年来，经济一跌到8以下，马上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比如就业，以及伴随就业率下滑产生的社会安定问题，财政收入也会下滑，所有需要财政补贴来发展的行业，特别是农业，就会陷入困境。
而这次经济增速下滑到7以下，就业指标和财政指标却没有跟着变糟。在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石良平看来，这就是一个新常态，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新状态。“反过来说，我们要正确认识现阶段经济增长对于整个结构转型的重要性，新常态下要有新思路、新观点、新政策。经济要转型，认识和应对也要转型，这已经慢慢形成共识了。”
习近平对中国经济“新常态”做过分析，认为有几个主要特点：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这几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正是说明原来的投资驱动经济模式在“新常态”下行不通了。2008年全球陷入金融危机，为了预防当时经济出现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4万亿投资。4万亿的理念是继承凯恩斯主义思想，在经济萧条时，只有靠政府投资产生乘数效应，才能减缓经济下滑的态势，实现经济复苏。但是实践的结果表明，刺激政策最后造成了产能过剩，令中国经济雪上加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2016年五大任务中，化解产能过剩居首。
产能过剩的局面让人们醒悟，不是政府任意投资，都能产生乘数效应来拉动经济，所以“新常态”下经济转型迫在眉睫。同时，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意味着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这对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和健康发展都有重大的正面效应。
11月召開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划定了未来五年中国经济走向，也明确了“十三五”时期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窗口期”。转型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把以前依赖出口的产业结构转成自主创新的产业结构。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基本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企业起步标准很低，要素成本也很低，正好作为低端制造业的角色功能加入世界经济中。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制造能力强、模仿能力强、人很勤奋等等，所有的优势在过去几十年充分发挥，所以中国经济才会有多年的高速增长。整个国际环境也造就了中国经济发展，尤其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开始腾飞。
而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局面是，所有以前的优势基本上都没了，人口红利减退，各种要素成本提高。反过来，世界经济危机，外部市场不需要这么多产品了。整个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以后出现了大的结构转变。传统产业逐渐失去市场，和互联网以及新的技术革命有关的新兴产业在起步。2008年4万亿投资注入的是传统产业，结果产能过剩，正说明了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思考，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已经有能力生产自己的产品，中国经济到了转折点，中国要有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应该要从跟随走向引领。这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
供给端发力，“双创”是关键
以前投资下去，劳动力配上，经济就增长了，现在仅仅靠投资拉不动经济，最重要的一点是，人们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消费者对品质、对创意、对供给新型化都有了不低的要求。
2015年12月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早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就首次提出供给端改革。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在供给端，要通过改革促进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和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再靠刺激政策提升总需求的套路来促进经济增长。
从供给端发力，这是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的一大热词，也是“新常态”下应对中国经济下行放出的大招。以前主要靠投资拉动经济，而消费拉动经济比较难，因为消费是一个常态，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人们的衣食住行不可能无限制增加。但是在转折期，会出现供给引领消费的典型状态。
什么叫供给引领消费？就是通过发明一种新产品，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广大消费空间。举个例子，手机智能化以后，人们发现很多手机上的消费以前是没有的。手机不止承担通话功能，还是一个交友平台、支付平台。人们在手机上的消费会大幅提高，这种消费在没有智能手机的时代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如果供给端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新产品，就会激发以前没有的新消费，这种消费往往是爆发性的、大面积产生的，对刺激经济有很大作用。 把美国经济带出滞胀困境的前总统里根，就是供给学派的坚定信奉者。他在任时，美国经济陷入痛苦的滞胀，里根听取了供给学派的一个建议，通过刺激供给带动消费需求，而刺激供给的最好办法就是减税，尤其是给创新企业减税，让它们用很低的成本创业。这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线”所阐述的内容。美国硅谷等大型创新创业园区都是在里根时代缔造的，里根的供给刺激政策带动了美国的信息革命。
而中国的供给端发力靠什么？答案也是创新。当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平台搭建好以后，相信新的供给模式会不断刺激新的消费。
2015年，中国进入创业的“黄金时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已成为中国经济活力的催化剂。今年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提及“双创”。6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真正将大众创业上升到国家战略来践行。
“创新”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的表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这一年，“创客”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创新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口中的高频词汇。
创新需要市场和政府两个引擎，一方面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一方面继续营造有利于创新发展的政策环境，包括改革先行财税、投资、金融等政策，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进一步打破垄断促进竞争。
今年，中央不断出台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文件，在提前完成本届政府目标任务情况下继续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商事制度改革实现“先照后证”，全国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超过1万户。
不断扩容的自贸区也已经成为简政放权、深化改革的桥头堡。2015年3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天津、广东和福建三大自贸区以及扩区后的上海自贸区暂时调整相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决定正式实施。
中国经济增速能不能在“新常态”下企稳？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取决于新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此消彼长。如果在经济低潮的时候，通过鼓励创新刺激供给，带动消费，就能在“十三五”期间，把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给止住。
“如果新产业上来快一点，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快一点，就能把旧产业下去的部分弥补上，经济实现新的平衡，增速下滑就会停止。”石良平表示。现在所倡导的“互联网 ”、“中国制造2025”、“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所有这些政策导向，就是要激发新的增长动力。
“城镇化”拉动经济
12月20日至21日，时隔37年，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会议对于城市的地位有全新表述：“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样，城市也是“我国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地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现代化的“火车头”;“城市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8%上升至2014年的55%。而从经济角度来看，城镇化是带动消费、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步。“城镇化以后，人的需求会发生变化。人在农村一般是享受不到高质量的服务的，也没有这种需求，在城镇就会享受到，就会带动消费。”石良平说。
以前中国比较倾向于发展中小城市。小城市很安静休闲，管理也不复杂，人口大概在20万-30万，10年前大家认为这样的城市规模最好，也没有什么“城市病”。现在发现不对，城市人口不足100万，很多产业发展不起来，特别是大型服务业，比如大型超市、娱乐中心等。城市没有一定的人口基数，购物中心不愿意进驻，因为一进去就亏本。
所以现在大家观念发生了变化。今后不能随意地让各省自己任意建造小城市，结果都成了空城，现在房地产萧条的都是小城市，必须要从全国角度，把资源集中起来发展大中型城市。城市人口达到一定规模，才能出现繁荣景象。
就像中国长三角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大城市也是连成片的。从上海到苏州、无锡、常州一路过去，都是人口100万以上城市连成片。中间有一些农村，主要提供休闲度假、生态有机农业的功能。城市集聚后，人多了，机会也就多了，人口要相对集中才有发展。
在以前的产业结构下，中国有很多生产型、制造型的工业城市，人口不需要很多，现在信息化以后，信息对人口聚集是有要求的，因为铺设网络是有成本的。平台越大，能实现的功能就越多，交友、支付都能运作起来。
另一方面，人口都向大城市集中，就能留出更多青山绿水保护起来。因为人会制造污染，集中处理比分散处理容易得多。如果每一块土地都开发为小城市，把环境都破坏了，只会加大国土整治的成本。
“互联网 ”引发想象
今年3月，李克强这样回答一个记者关于“互联网 ”的提问：互联网上流行的一个词叫“风口”，我想站在“互联网 ”的风口上顺势而为，会使中国经济飞起来。
2015年，“互联网 ”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国家要制定“互联网 ”行动计划。12月，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举行，更彰显中国对互联网事业的重视。
一年之中，各项政策相继出台。5月，国务院宣布未来3年将投资1.13万亿元用于网络建设;7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随后，各地也陆续推出地方版的行动方案，并积极与腾讯、阿里等互联网巨头展开合作。
“互联网 ”是什么？据媒体报道，“互联网 ”理念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2013年11月“三马”（马明哲、马化腾和马云）在众安保险开业仪式上的发言。马化腾提出：“互联网加一个传统行业，意味着什么呢？其实是代表了一种能力，或者是一种外在资源和环境，对这个行业的一种提升。”
“互联网 ”行动计划又是什么？雷军在国家发改委一份报告的名词解释中看到了具体内容，他用手机逐字逐句把这些内容发到了自己的新浪微博上：“互联网 ”代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高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
通俗来说，“互联网 ”就是“互联网 各个传统行业”，但这并不是簡单的两者相加，而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打个比方，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力让很多行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互联网也会像电一样，作为一种生产力工具，给每个行业带来效率的大幅提升。也就是说，未来互联网将不再是一个行业，网络将深入所有行业。
对于“互联网 ”改变行业目前所面临的难点，石良平认为，现在的互联网平台大部分是在消费领域，以及交友和支付方面。现在互联网渗透的一个难点，在于互联网和制造业的结合。一个原因是，搞互联网的人对制造业是很不熟悉的，制造业千差万别，不像消费是通用的，它是专用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以前形成的专业化分工，造成了所有平台的分割，各个平台难以联通。这都是大机器时代产物。互联网时代的特征就是跨界。我们现在形成的条线管理模式，正好是跨界的障碍。
如果“互联网 ”在十三五期间有所突破，相信中国经济媲美德国“工业4.0”将不是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