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思想家柏林把不同类型的思想者分为刺猬型和狐狸型。刺猬型的思想者善于创建宏大的体系，囊括世间所有问题；而狐狸型的思想者是那种对什么问题都感兴趣，对宏大体系不屑一顾的人。这种二元式的划分虽然简易但是并不实用，我们虽然有像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刺猬型思想家，但是对于大部分的思想者来说，都是介于刺猬型和狐狸型之间。事实也证明，那些号称已经发现了这个世界的终极真理，解决了人类生活的所有疑惑的想法，结果都是虚妄之言。我们的生活仍然不尽是光明，黑暗的十二小时每天还是按时到来。所以刺猬型的思想者和狐狸型的思想者，并不能精确地区分开来，大部分人都是在两者之间往返，犹疑不定。许纪霖的思想评论集《回归公共空间》正是在这个不断挣扎往返的意义上，给我们提供了考察知识分子的清晰个案。
　　按照朱利安·班达对知识分子的划分，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远离政治激情，全身心从事超尘脱俗的精神活动，建立起对人类生存方式最高价值的信仰，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刺猬型的知识分子；而另外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是道德主义者，他们关注人类现实的生活和冲突，这是狐狸型的知识分子。如果对照这种区分，许纪霖一直给我的印象是狐狸型的知识分子。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个人气质上可能更接近于狐狸，对各种现实问题都有很高的兴趣，所以自上个世纪９０年代起书写过大量的文化、思想随笔。但是随着文化语境的变动，许纪霖发现这种狐狸型的思考方式很容易流入肤浅、浮躁的境域，看问题虽然明白但是无法深入，所以从此后有过一段沉潜期，遁入学院，不理外务。这种远距离的观照在我看来不但没有使其失去狐狸的激情，反而融入了刺猬的沉稳和理性，“在我看来，要在专业领域成为一流的学者，必须要有点刺猬的气质，在本专业之内拥有刺猬的建树。如果还有余力的话，在非专业领域充当一个狐狸。这样说吧，刺猬为体，狐狸为用，在刺猬与狐狸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以专业的刺猬之道，在公共空间发挥刺猬的功用”。
　　只有明白这点，你才能明白为什么在《回归公共空间》一书中他的书写范围如此之大，从大学制度这些专业领域谈到超女，从上海的都市文化研究谈到网络兴起的意义，从美国的“９·１１”事件谈到中国的新启蒙运动。这些话题既有专业性质的刺猬型的，也有公共话题等狐狸型的，看似纵横捭阖，谈古论今，没有一个固定的主题，但是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个冷峻严肃的话题里面，我却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内心挣扎往返于刺猬型和狐狸型的思考之间的俗世情怀。在许纪霖先生笔下，谈北大的教师改革制度，是一个身在学院的刺猬型教授对中国高校存在弊端的一窥之见；谈上海这个全球化都市的传统和现在，是对上海的未来发展表示一种关心和忧虑；谈美国的“９·１１”事件是一个世界公民对恐怖主义的谴责和怒斥；谈新启蒙运动兴起是对中国思想史传统的梳理和对年轻一代学人崛起的引导。可以看出，在《回归公共空间》中，这些看似斑驳芜杂的话题，因为作者刺猬型的专业学理的积淀，狐狸型的人文激情，很好地降服在作者的笔下。
　　书中许纪霖提到１９８０年后中国思想界有两次体制外力量的崛起：一次是１９８０年代中期的“新启蒙运动”；另一次是“２１世纪网络社会的出现，一群过去默默无闻的思想者开始崭露头角”。许纪霖对萧武等网络思想者的支持无疑是他刺猬为体、狐狸为用眼光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