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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个世纪，一张张手绘的电影海报，曾经是城市街头的一道道风景。上海更是如此，大光明电影院、国泰电影院、燎原电影院、曹杨电影院……一部新片上映，每个电影院门口都会张贴各不相同的巨幅海报，而且每过几天就换一张新的。
然而，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手绘电影海报逐步被取代，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画海报的美工行当也随之消失。
一部新片上映，美工是第一个看电影的人
上海最后一批手绘电影海报的老美工仅有十几位，今年63岁的李树德是其中之一。
在2016年最后一个月，李树德开始忙碌起来。他把十几位老美工聚集起来，希望能够重新创作一些电影海报进行展览，以此纪念2017年建军90周年。
李树德从小喜欢画画，但没有经历过正规艺术教育。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房地局工作，管过仓库，也做过财务。
上世纪70年代末，他面临了一个职业生涯的选择：去做公务员，还是去电影院做美工。喜欢写写画画的李树德毫不犹豫，去了普陀区的曹杨影剧院做美工。他在工作期间不断进修，并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主修书籍装帧，拜贺友直为师学插图，又学了石膏、素描、油画。
七八十年代的上海，几乎每个电影院都有一到两个专职的美工师，负责手绘电影海报、展厅布置，以及排片信息公告等事务。
一部新片上映，美工是第一个看电影的人。李树德给本刊记者展示了一张“试片证”，上面清楚地印着年份，贴着他的一寸照片。试片证每年更换一次。持有它，就等于拿到了最新影片的通行证。每周二，全上海的美工师都聚集在南京西路上的大光明电影院，观摩新片。
从曹杨电影院骑车过去大约需要40分钟，为了和其他电影院的美工们多一些交流时间，李树德总是提前到场。“看片时，我总是坐在第一排，记下电影里有哪些场景可以入画。看完影片后开始找资料，比如《少林寺》，要找主演李连杰的照片、少林寺的风光照、武术图片等。”李树德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获取电影放映信息的唯一来源
那时候一部电影上映前，每家电影院都会拿到八张剧照，并且有一些简短的剧情说明，美工们主要根据这些素材画海报。
创作一幅海报需要两三天的时间，但是前期的构思准备过程却更长。这考验的并不只是美工的绘画功力，更需要他们对影片内容的理解和概括能力。一幅海报对影片信息的展示能力以及展示程度、对于人物精神气质的传达是否准确等，都更为重要。
不仅如此，海报上还要有电影片名、类型、出品厂家、编导、演员、放映时间等信息，字体、大小、位置都有考究。
“在那个年代，大家获取电影放映信息的唯一来源就是影院门口的海报。”李树德说，“每次张贴出新的电影海报，都会引来百姓围观，即便不买票也来看看海报过过眼瘾。”
除了画海报，美工还承担着电影院橱窗布置的工作。那些年，上海作为全国电影重镇，电影院的橱窗设计也在全国领先。
据李树德回忆，当年的电影院橱窗不仅仅是海报那么简单，还有立体设计。他记得科幻大片《侏罗纪公园》上映时，他不仅画了巨幅海报，还在曹杨电影院的门前布置了大片的立体场景，有两米高的恐龙、热带雨林背景灯等。如此一来，影片宣传一下从平面海报变为立体呈现，也从影院延伸到了街区，吸引了更多的观众。
最大的海报和2米长的画笔
1986年，施元祥完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幅电影海报——日本影片《幸福的黄手帕》。从构思到完成，他画了四天。他已70多岁，却仍能清楚地记得那张海报的内容——女主角走过来，黄色的手帕在飘动。
当时，施元祥刚从新沪钢铁厂调至沪光电影院做美工，一做就是十多年，画的海报共有数百张。
1996年，为了修建延安路高架，沪光电影院被拆除，一同被拆的还有儿童艺术剧场、瑞金剧场等，上海音乐厅则被平移了66米。
离开沪光后，施元祥调到大光明电影院，那里当时有上海最大的海报墙，因此有全上海最大幅的电影海报，约24平方米大小。
在这么大幅的画纸上作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施元祥对本刊记者说，画一张海报，要用大大大小小不同型号的笔，“最大的笔刷比手掌还宽，一般用来画背景，而细节处则需要小笔精细描绘了”。
画的时候要站在近处，时不时还要退到远处观察整体效果，得爬凳子梯子，上上下下很多次。“于是，我自造了一种特殊的画笔，找来木杆，有几十公分、一米、两米长的，前端绑上画笔，这样就可以站在远一点的地方，高处也能轻松画到。”
每位美工都有不同的工具。同样曾经在大光明电影院做美工的徐维豹，当年是出了名的“快枪手”，一天就能将24平方米大的海报画出来，他有把特制的椅子，攀高爬低，都能坐在上面画。
在手绘海报最辉煌的80年代，一部新片要上映前，全上海上百家电影院美工会同时开始画。新片上映前两天，各家电影院门口就开始张贴海报。那时候全市放映的电影都是同样的片子，但每张海报却完全不同。
一部电影通常公映一周，海报一般也只张贴一周，然后下一张崭新的海报又出现在影院门口。“为了吸引观众，电影里有明星的话，一定就会画明星”，施元祥对本刊记者说。他记得自己画的《芙蓉镇》海报中，画面是当红影星刘晓庆和姜文在街上扫地的情景。
那时的美工是各个电影院的紧缺人才，美术专业的学生较少，只能靠熟人介绍。全上海当时共有80多家电影院，鼎盛时期有近200名美工。
也有许多名家参与了电影海报的创作，蒋兆和、张仃、程十发、陈逸飞等著名画家都曾留下手绘海报佳作。 盛况成为传说
“这里就是原来挂海报的地方。”李树德指着曹杨影城二楼玻璃窗说。1959年建成的曹杨电影院，是服务曹杨新村的文化配套设施。
而大名鼎鼎的曹杨新村是新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由第一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自选址筹建，因为最初入住的都是省市甚至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获得者，这里一度被称为“劳模新村”。
虽然规划早，但曹杨新村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电影院、文化馆、少年馆、商场、医院、学校，即使放在现在，这样的配套也堪称齐全。
“过去的电影院是服务所在区域的人，基本上都建在各个区的商业中心，或者居民聚集区，而现在的电影院很多都在商场里。”李树德说。
曹杨电影院的另一特色是立体宣传橱窗，曾被评为市特级橱窗和全国宣传橱窗第一名。1998年的票房收入为363.8万元，创历史最高，增长幅度为同年上海电影放映行业冠军。2002年，在曹杨影剧院原地重建，更名为曹杨影城。
上世纪80年代初，李树德又被派去筹建燎原电影院，影院位于长寿路胶州路。燎原电影院按照当时最先进的标准建造，开张后，观影者络绎不绝，票价也从5角涨到了1元。很多新片会选择这个新式电影院作为首映场所。巩俐、刘晓庆、刘德华等明星都到燎原电影院做过宣传，《芙蓉镇》在这里公映时，长寿路胶州路口人山人海。
燎原电影院附近是国棉一厂，当时工厂会组织工人看电影，工人们轮流看，一个千人左右的放映厅，要接连安排几天。“那样的盛况现在都成为了传说”，李树德说。
1988年，燎原电影院在全市最早开办了通宵电影，被誉为上海的“不夜城”。与大光明电影院周末通宵场不同，燎原电影院是天天通宵场，场场都火爆。当年，燎原电影院还被列为上海影院六强之一。
1990年，燎原电影院又创新开设了上海首家环幕电影厅，九部放映机同时放映，观众站在厅中央，360度观看播放的风光片。1994年，因市政工程的需要，燎原电影院被拆除。
曾经的“远东第一影院”
施元祥工作的大光明电影院历史更为悠久。其前身是建于1928年的大光明大戏院，耗资100万两白银，出自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之手，当时被称作“远东第一影院”。
资料显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光明放映的几乎都是欧美影片。在检票口，有中英文对照的当日所映电影的说明书，上面除电影内容外，还印有影片公司名称、演职员表、海报、剧照等，进场观众可免费取阅。由于戏院放映的都是原版片，所以每一个座位上都装有“译意风”，通过耳机向观众播讲剧情和对白。
票价一般在6角与2.5元之间，远远高于当时的其他生活必需品。因此，去大光明看电影是一种品质生活的象征，对老百姓来说，是一件隆重而值得炫耀的大事。
21世纪后的大光明走了下坡路。2009年，大光明花费1.2亿元人民币，进行了历时一年多的整体重修，几乎恢复了旧时模样，但曾经的辉煌却已不再。
与大光明几乎同期，位于东嘉兴路的天堂大戏院由英国著名设计事务所打造。大戏院几经易主，先后改名天韵大戏院、日进剧院、嘉兴影剧院。
嘉兴影剧院的经营后来陷入窘境。2010年，嘉兴影剧院甚至面临被改造成为火锅店的境遇。最终，虹口区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采取了行动，展开保护性修缮，使其回归原貌，直至2013年才重装开业，变身为“星梦剧场”。
另一处沪上著名的电影院，即国泰电影院，由英籍广东人卢根于1930年建造的法式建筑，外墙采用紫酱红的泰山砖，白色嵌缝。内部建筑富丽堂皇，1932年国泰开业当天登在《申报》上的广告用语是：“富丽宏壮执上海电影院之牛耳，精致舒适集现代科学之大成”。
新世纪后，国泰电影院也迎来翻新，外部修旧如旧，内部则焕然一新。
上世纪90年代末电影院落寞
1997年，《泰坦尼克号》上映。施元祥用了三天时间完成了这部电影的海报，男女主角相拥，背后是年迈的女主人公，更远处是几近沉没的巨轮。
画完这幅海报之后没多久，施元祥和李树德都觉得，自己不用再画海报了。“印刷、打印的电影海报出来后，我一下子从画海报变成贴海报，后来有电子排片之后，连贴海报的活儿都没有了。”
与此同时，电影业受到了电视的冲击，进入了低潮期，电影院变得冷清。“大光明千人大厅有时只有一两个人来看，我们只好退票。”施元祥说。
在上世纪90年代末新世纪初，电影片方会提供更多的剧照，甚至设计好全开大小的海报，分送到各家影院。美工要么直接用设计好的海报，要么依照自己影院墙面的规格重新构图。但总体来说，那是上海电影海报非常趋同的两三年，手绘还存在，却已经不是百花齐放拼创意的时期了。
再后来，电影制片厂、电影公司开始统一印刷电影海报，全国的电影院几乎都不再需要美工师手绘电影海报。美工师们要么退休，要么转行，手绘电影海报成了历史。
2000年施元祥退休，接替他的年轻人工作了一两年后，这个行当几乎在电影院里消失了。
“在今天看来，他们所描绘的不仅仅是一张海报，更是历史，是电影的发展史，也是城市的变迁史。”上海电影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许朋乐说。
然而，这些承载记忆的手绘电影海报留存量极为稀少。手绘电影海报所用的是8K大纸拼贴而成，最常用的尺寸是6张8K纸大小，有的更大。纸张大而薄，再加上在户外风吹雨淋，根本无法保存完好。
电影院的海报墙，一般都是在旧海报上贴新海报，糨糊一层又一层，海报结成厚厚一块，再一下子撕下来，拿铲刀铲平。“当时买不起照相机，撕掉就撕掉了，画了那么多海报，留下照片的没有几张。”李树德说。
手绘电影海报展览
李树德始终惦记着自己的老本行。2014年，他和同行董培盛等人开始筹划，将昔日的老美工们聚集在一起，重新创作手绘电影海报。最终他们找到了十几位老美工，其中最年轻的也已年过60了，最年长的徐维豹已经77岁。
他们共同制定重画电影海报的主题是“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十多位老美工挑选了近40部抗战影片，进行重新创作，每人要完成三四幅。
“最初的行动还是一种自发的、沙龙性质的”，李树德说，但很快他们的活动引起了普陀区文化局和档案馆的关注。普陀区档案馆、图书馆、曹杨新村村史馆都纷纷向他们开放，欢迎前去查阅资料、开沙龙、讨论会，还从经费上予以支持。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老美工们完成了30幅抗战影片手绘海报，有《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等老电影，也有新片如《金陵十三钗》等。
2015年6月9日，一场名为“勿忘·前行：抗日战争电影海报新作暨主题美术作品巡展”在普陀区图书馆、沪西工人文化宫等多地举办展览；在中华艺术宫的展出更是延续了两个月之久，参观者里有南京大屠杀遗属，还有新加坡电视台来联系跨国巡展，一时社会反响热烈。
2016年，正值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李树德等老美工们再次以长征为题材，创作40张手绘电影海报。2017年，他又筹划起建军90周年的海报展。
这些重新创作的海报大部分被普陀区档案局留存。“再不留存就永远消失了”，普陀区档案局局长何丽芬说。
2016年2月，海报展最初的倡导者董培盛病重逝世，昔日的老美工又少了一位。他1981年为电影《小街》创作的海报，已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然而，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手绘电影海报逐步被取代，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画海报的美工行当也随之消失。
一部新片上映，美工是第一个看电影的人
上海最后一批手绘电影海报的老美工仅有十几位，今年63岁的李树德是其中之一。
在2016年最后一个月，李树德开始忙碌起来。他把十几位老美工聚集起来，希望能够重新创作一些电影海报进行展览，以此纪念2017年建军90周年。
李树德从小喜欢画画，但没有经历过正规艺术教育。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房地局工作，管过仓库，也做过财务。
上世纪70年代末，他面临了一个职业生涯的选择：去做公务员，还是去电影院做美工。喜欢写写画画的李树德毫不犹豫，去了普陀区的曹杨影剧院做美工。他在工作期间不断进修，并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主修书籍装帧，拜贺友直为师学插图，又学了石膏、素描、油画。
七八十年代的上海，几乎每个电影院都有一到两个专职的美工师，负责手绘电影海报、展厅布置，以及排片信息公告等事务。
一部新片上映，美工是第一个看电影的人。李树德给本刊记者展示了一张“试片证”，上面清楚地印着年份，贴着他的一寸照片。试片证每年更换一次。持有它，就等于拿到了最新影片的通行证。每周二，全上海的美工师都聚集在南京西路上的大光明电影院，观摩新片。
从曹杨电影院骑车过去大约需要40分钟，为了和其他电影院的美工们多一些交流时间，李树德总是提前到场。“看片时，我总是坐在第一排，记下电影里有哪些场景可以入画。看完影片后开始找资料，比如《少林寺》，要找主演李连杰的照片、少林寺的风光照、武术图片等。”李树德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获取电影放映信息的唯一来源
那时候一部电影上映前，每家电影院都会拿到八张剧照，并且有一些简短的剧情说明，美工们主要根据这些素材画海报。
创作一幅海报需要两三天的时间，但是前期的构思准备过程却更长。这考验的并不只是美工的绘画功力，更需要他们对影片内容的理解和概括能力。一幅海报对影片信息的展示能力以及展示程度、对于人物精神气质的传达是否准确等，都更为重要。
不仅如此，海报上还要有电影片名、类型、出品厂家、编导、演员、放映时间等信息，字体、大小、位置都有考究。
“在那个年代，大家获取电影放映信息的唯一来源就是影院门口的海报。”李树德说，“每次张贴出新的电影海报，都会引来百姓围观，即便不买票也来看看海报过过眼瘾。”
除了画海报，美工还承担着电影院橱窗布置的工作。那些年，上海作为全国电影重镇，电影院的橱窗设计也在全国领先。
据李树德回忆，当年的电影院橱窗不仅仅是海报那么简单，还有立体设计。他记得科幻大片《侏罗纪公园》上映时，他不仅画了巨幅海报，还在曹杨电影院的门前布置了大片的立体场景，有两米高的恐龙、热带雨林背景灯等。如此一来，影片宣传一下从平面海报变为立体呈现，也从影院延伸到了街区，吸引了更多的观众。
最大的海报和2米长的画笔
1986年，施元祥完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幅电影海报——日本影片《幸福的黄手帕》。从构思到完成，他画了四天。他已70多岁，却仍能清楚地记得那张海报的内容——女主角走过来，黄色的手帕在飘动。
当时，施元祥刚从新沪钢铁厂调至沪光电影院做美工，一做就是十多年，画的海报共有数百张。
1996年，为了修建延安路高架，沪光电影院被拆除，一同被拆的还有儿童艺术剧场、瑞金剧场等，上海音乐厅则被平移了66米。
离开沪光后，施元祥调到大光明电影院，那里当时有上海最大的海报墙，因此有全上海最大幅的电影海报，约24平方米大小。
在这么大幅的画纸上作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施元祥对本刊记者说，画一张海报，要用大大大小小不同型号的笔，“最大的笔刷比手掌还宽，一般用来画背景，而细节处则需要小笔精细描绘了”。
画的时候要站在近处，时不时还要退到远处观察整体效果，得爬凳子梯子，上上下下很多次。“于是，我自造了一种特殊的画笔，找来木杆，有几十公分、一米、两米长的，前端绑上画笔，这样就可以站在远一点的地方，高处也能轻松画到。”
每位美工都有不同的工具。同样曾经在大光明电影院做美工的徐维豹，当年是出了名的“快枪手”，一天就能将24平方米大的海报画出来，他有把特制的椅子，攀高爬低，都能坐在上面画。
在手绘海报最辉煌的80年代，一部新片要上映前，全上海上百家电影院美工会同时开始画。新片上映前两天，各家电影院门口就开始张贴海报。那时候全市放映的电影都是同样的片子，但每张海报却完全不同。
一部电影通常公映一周，海报一般也只张贴一周，然后下一张崭新的海报又出现在影院门口。“为了吸引观众，电影里有明星的话，一定就会画明星”，施元祥对本刊记者说。他记得自己画的《芙蓉镇》海报中，画面是当红影星刘晓庆和姜文在街上扫地的情景。
那时的美工是各个电影院的紧缺人才，美术专业的学生较少，只能靠熟人介绍。全上海当时共有80多家电影院，鼎盛时期有近200名美工。
也有许多名家参与了电影海报的创作，蒋兆和、张仃、程十发、陈逸飞等著名画家都曾留下手绘海报佳作。 盛况成为传说
“这里就是原来挂海报的地方。”李树德指着曹杨影城二楼玻璃窗说。1959年建成的曹杨电影院，是服务曹杨新村的文化配套设施。
而大名鼎鼎的曹杨新村是新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由第一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自选址筹建，因为最初入住的都是省市甚至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获得者，这里一度被称为“劳模新村”。
虽然规划早，但曹杨新村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电影院、文化馆、少年馆、商场、医院、学校，即使放在现在，这样的配套也堪称齐全。
“过去的电影院是服务所在区域的人，基本上都建在各个区的商业中心，或者居民聚集区，而现在的电影院很多都在商场里。”李树德说。
曹杨电影院的另一特色是立体宣传橱窗，曾被评为市特级橱窗和全国宣传橱窗第一名。1998年的票房收入为363.8万元，创历史最高，增长幅度为同年上海电影放映行业冠军。2002年，在曹杨影剧院原地重建，更名为曹杨影城。
上世纪80年代初，李树德又被派去筹建燎原电影院，影院位于长寿路胶州路。燎原电影院按照当时最先进的标准建造，开张后，观影者络绎不绝，票价也从5角涨到了1元。很多新片会选择这个新式电影院作为首映场所。巩俐、刘晓庆、刘德华等明星都到燎原电影院做过宣传，《芙蓉镇》在这里公映时，长寿路胶州路口人山人海。
燎原电影院附近是国棉一厂，当时工厂会组织工人看电影，工人们轮流看，一个千人左右的放映厅，要接连安排几天。“那样的盛况现在都成为了传说”，李树德说。
1988年，燎原电影院在全市最早开办了通宵电影，被誉为上海的“不夜城”。与大光明电影院周末通宵场不同，燎原电影院是天天通宵场，场场都火爆。当年，燎原电影院还被列为上海影院六强之一。
1990年，燎原电影院又创新开设了上海首家环幕电影厅，九部放映机同时放映，观众站在厅中央，360度观看播放的风光片。1994年，因市政工程的需要，燎原电影院被拆除。
曾经的“远东第一影院”
施元祥工作的大光明电影院历史更为悠久。其前身是建于1928年的大光明大戏院，耗资100万两白银，出自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之手，当时被称作“远东第一影院”。
资料显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光明放映的几乎都是欧美影片。在检票口，有中英文对照的当日所映电影的说明书，上面除电影内容外，还印有影片公司名称、演职员表、海报、剧照等，进场观众可免费取阅。由于戏院放映的都是原版片，所以每一个座位上都装有“译意风”，通过耳机向观众播讲剧情和对白。
票价一般在6角与2.5元之间，远远高于当时的其他生活必需品。因此，去大光明看电影是一种品质生活的象征，对老百姓来说，是一件隆重而值得炫耀的大事。
21世纪后的大光明走了下坡路。2009年，大光明花费1.2亿元人民币，进行了历时一年多的整体重修，几乎恢复了旧时模样，但曾经的辉煌却已不再。
与大光明几乎同期，位于东嘉兴路的天堂大戏院由英国著名设计事务所打造。大戏院几经易主，先后改名天韵大戏院、日进剧院、嘉兴影剧院。
嘉兴影剧院的经营后来陷入窘境。2010年，嘉兴影剧院甚至面临被改造成为火锅店的境遇。最终，虹口区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采取了行动，展开保护性修缮，使其回归原貌，直至2013年才重装开业，变身为“星梦剧场”。
另一处沪上著名的电影院，即国泰电影院，由英籍广东人卢根于1930年建造的法式建筑，外墙采用紫酱红的泰山砖，白色嵌缝。内部建筑富丽堂皇，1932年国泰开业当天登在《申报》上的广告用语是：“富丽宏壮执上海电影院之牛耳，精致舒适集现代科学之大成”。
新世纪后，国泰电影院也迎来翻新，外部修旧如旧，内部则焕然一新。
上世纪90年代末电影院落寞
1997年，《泰坦尼克号》上映。施元祥用了三天时间完成了这部电影的海报，男女主角相拥，背后是年迈的女主人公，更远处是几近沉没的巨轮。
画完这幅海报之后没多久，施元祥和李树德都觉得，自己不用再画海报了。“印刷、打印的电影海报出来后，我一下子从画海报变成贴海报，后来有电子排片之后，连贴海报的活儿都没有了。”
与此同时，电影业受到了电视的冲击，进入了低潮期，电影院变得冷清。“大光明千人大厅有时只有一两个人来看，我们只好退票。”施元祥说。
在上世纪90年代末新世纪初，电影片方会提供更多的剧照，甚至设计好全开大小的海报，分送到各家影院。美工要么直接用设计好的海报，要么依照自己影院墙面的规格重新构图。但总体来说，那是上海电影海报非常趋同的两三年，手绘还存在，却已经不是百花齐放拼创意的时期了。
再后来，电影制片厂、电影公司开始统一印刷电影海报，全国的电影院几乎都不再需要美工师手绘电影海报。美工师们要么退休，要么转行，手绘电影海报成了历史。
2000年施元祥退休，接替他的年轻人工作了一两年后，这个行当几乎在电影院里消失了。
“在今天看来，他们所描绘的不仅仅是一张海报，更是历史，是电影的发展史，也是城市的变迁史。”上海电影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许朋乐说。
然而，这些承载记忆的手绘电影海报留存量极为稀少。手绘电影海报所用的是8K大纸拼贴而成，最常用的尺寸是6张8K纸大小，有的更大。纸张大而薄，再加上在户外风吹雨淋，根本无法保存完好。
电影院的海报墙，一般都是在旧海报上贴新海报，糨糊一层又一层，海报结成厚厚一块，再一下子撕下来，拿铲刀铲平。“当时买不起照相机，撕掉就撕掉了，画了那么多海报，留下照片的没有几张。”李树德说。
手绘电影海报展览
李树德始终惦记着自己的老本行。2014年，他和同行董培盛等人开始筹划，将昔日的老美工们聚集在一起，重新创作手绘电影海报。最终他们找到了十几位老美工，其中最年轻的也已年过60了，最年长的徐维豹已经77岁。
他们共同制定重画电影海报的主题是“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十多位老美工挑选了近40部抗战影片，进行重新创作，每人要完成三四幅。
“最初的行动还是一种自发的、沙龙性质的”，李树德说，但很快他们的活动引起了普陀区文化局和档案馆的关注。普陀区档案馆、图书馆、曹杨新村村史馆都纷纷向他们开放，欢迎前去查阅资料、开沙龙、讨论会，还从经费上予以支持。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老美工们完成了30幅抗战影片手绘海报，有《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等老电影，也有新片如《金陵十三钗》等。
2015年6月9日，一场名为“勿忘·前行：抗日战争电影海报新作暨主题美术作品巡展”在普陀区图书馆、沪西工人文化宫等多地举办展览；在中华艺术宫的展出更是延续了两个月之久，参观者里有南京大屠杀遗属，还有新加坡电视台来联系跨国巡展，一时社会反响热烈。
2016年，正值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李树德等老美工们再次以长征为题材，创作40张手绘电影海报。2017年，他又筹划起建军90周年的海报展。
这些重新创作的海报大部分被普陀区档案局留存。“再不留存就永远消失了”，普陀区档案局局长何丽芬说。
2016年2月，海报展最初的倡导者董培盛病重逝世，昔日的老美工又少了一位。他1981年为电影《小街》创作的海报，已被中国美术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