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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旅游民族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性学科，是民族学与旅游学相融合的学科，其兴起于20世纪末。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广义民族学对旅游民族学的产生、形成与发展具有深刻影响作用，旅游民族学是广义民族学与旅游学科结合的而成的分支学科。旅游民族学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与经济学联系密切，旅游活动是经济交往的一种现象，经济交往是旅游活动的载体。本文在探讨广义民族学对旅游民族学影响的基础上，总结旅游民族学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民族学 旅游民族学 广义民族学
一、广义民族学的发展历程
广义民族学的发展，在我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国民族学家杨堃教授提出：“民族学是一门研究当今现代各民族发展规律的学科”；民族学所说的民族是广义的，“它包含了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林耀华教授进一步明确民族学概念，他指出：“民族学将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它研究民族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并且研究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共同体”。因此每一个民族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总是同它所处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以及它和其它民族的关系分不开的。民族学还应重视对社会现实问题、经济发展问题和文化适应性问题的解释。
正是由于传统民族学存在着上述的问题和不足，同时为了适应现代科学迅猛发展的趋势和民族地区实际工作的需求，满足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建设对民族学研究领域多学科的需要，施正一教授在吸收各家观点之后，创新地提出和概括了广义民族学的概念，建立了包含众多分支学科的广义民族学体系，使之成为民族科学。使民族学不断地与经济学、语言学、政治学等具体学科密切联系和交叉起来，这也使得民族学由单一的学科发展成为综合性学科，由此扩大了研究范围，促进了一系列分支学科的产生，形成了一个科学群体，即学科群。
施正一教授在《广义民族学导论》一书中认为：“民族学研究不仅抓住了研究的主体即‘民族’，也紧紧抓住了主体在人类社会活动中的地位、特点、作用等各种形式的特殊性矛盾，这是它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原因。并且通过对民族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经济结构及其心理素质等研究，揭示出各民族及其相互关系发展变化的共同性。因此，“民族学与其他各学科的根本区别或它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在广义民族学的发展过程中，施正一教授认为：对民族“进行简单的、一般的研究，简述其一般情况，解释其基本原理”，为“狭义民族学（传统民族学）”；而对民族“从很多方面进行研究，如研究民族的历史、民族的语言、民族的经济和民族的文化以及各民族的社会组织结构等等”，即“民族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凡是“在民族的视角来研究其各方面、过程和关系”，即“广义民族学”。
二、旅游民族学的发展历程
在西方旅游民族学又名为旅游人类学，兴起于20 世纪 70 年代。人类学者努涅斯（1963）发表了一篇《关于一个墨西哥山村周末旅游的研究》的文章，它标志著学者对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开始。后来涌现出许多著名的人类学者，如：格雷本、史密斯、纳什、特纳等开始更深层次地利用人类学的观点、理论分析旅游现象。随着“舞台真实”、“神圣旅程”、“商品化”等一些新颖观点的提出，旅游人类学的核心内涵得到了扩展。例如，格雷本将旅游、仪式与朝圣等人类学的概念与旅游的观点相融合，创造性地提出了“神圣旅程”的理论，认为旅游是源于人们扩展原有生活经验的一种需求。史密斯（1977）在《旅游者与东道主： 旅游人类学研究》一书中，首次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旅游人类学”的概念。这不仅标志着旅游人类学的正式建立，也为国内外学者对旅游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著名旅游人类学家纳什对旅游人类学的研究，提出了三种总的研究视角，即一种内涵和发展、一种个人经历的转换和一种上层建筑。
我国的旅游民族学开始于20世纪末。我国多名学者为我国旅游民族学的发展夯实里基础，如申葆嘉、李世众、王筑生和潘盛之等。申葆嘉（1996）发表的《国外旅游研究进展》系列文章，首次简要地介绍了西方旅游人类学的理论，使国内学者第一次真正地接触“旅游人类学”概念。潘盛之（1997）在《旅游民族学》一书中，首次从民族学的角度出发，考察了“旅游与民族”的关系，此书标志着我国旅游民族学概念的初步形成。王筑生（1998）在《人类学与西南民族》一书中，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深刻地探讨了中国民俗旅游的发展现状、发展潜力和发展趋势。2000年，“人类学：旅游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集《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的出版，标志着旅游民族学在我国的正式建立。近年来，在专家学者的努力下，旅游民族学不断发展和前进。旅游民族学的概念不断深化，理论不断丰富，方法论不断完善。如宗晓莲在《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述评》一文中，从游客、目的地和客源地三个不同的角度，对西方人类学展开了系统剖析。彭兆荣在《旅游人类学》一书中，将旅游人类学所研究的内容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在当代社会的发展背景下，旅游人类学必须注重揭示新的现象并解决新的问题。刘晖的《旅游民族学》一书，以我国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为实例，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旅游民族学的理论发展。
三、广义民族学对旅游民族学的影响
笔者认为广义民族学对旅游民族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确立。“民族作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种共同体，它既具有稳定的内部结构，也包含了多种表现形式，即包括了多种的表象和特征，也可以说正是这个特定整体以及它的各个要素、各个部分具有这种稳定的关系。所以，对于全面、系统地研究‘民族’这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就必须要进行纵向研究，即研究民族产生、民族形成、民族发展、民族消亡的历史化过程；也必须要进行横向研究，即研究民族的各个部分、各个要素、各种联系和各种特征，还要研究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融与相互影响”。对此，施正一教授将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概括为：“民族这一客观存在的主体”。因而其研究内容主要为这一主体与其客体的各个方面及其关系。其广义民族学包含的内容主要是民族来源、分布、经济结构、社会制度、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及民族关系等方面。对于广义民族学各分支学科的形成、发展与建立，不仅可以促使民族学的研究，更能广泛、深入地研究民族整体所包含的各个层次，使之将全面性的综合研究建立在丰富地分科学科的研究之上，全面、科学、系统地分析民族的文化表现和特点，分析矛盾、结构，揭示关系和规律。
随着我国民族旅游产业的迅猛发展，不仅促进了旅游民族学的理论完善，也推动了旅游民族学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目前旅游民族学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亟需构建。因此，旅游民族学作为探究民族、民族文化与旅游产品、旅游业之间关系为主要对象的学科，笔者认为旅游民族学应当在深入学习和借鉴广义民族学的学科发展体系和理论框架体系。而这也正是广义民族学对旅游民族学的具体影响，其为旅游民族学确定研究对象和内容奠定了基础。
现在国内诸多学者将旅游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在广义上说，将世界上任何的民族旅游现象作为一个完整的对象进行研究。在狭义上说，对具体民族地区的旅游现象作为完整的对象进行研究。由此可以看出旅游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依托于民族这个主体，而这也正是深受广义民族学的影响。目前，我国旅游民族学中的“民族”主要是指我国的少数民族，它们相对于汉民族而言是相对弱势的文化群体和经济群体，也正是它们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特色的文化成为民族旅游强大的吸引力。旅游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民族地区的自然旅游现象，也包括人文旅游现象。自然旅游现象的形成是由于民族地区特定的地理位置、独特的气候环境、特有的自然条件等原因，人文旅游现象则包括各族人民在其各自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创造、延续、保留的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民族风俗和节日等。笔者认为，旅游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应当是民族地区自然旅游与人文旅游的高度结合、深度契合，只有这样旅游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才具体、明晰。
【参考文献】
[1] 刘晖.《旅游民族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17
[2] 施正一.《广义民族学》[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
[3] 李忠斌，文晓国.《对民族旅游概念的再认识》[J].广西民族研究.2012（4）.
作者简介：苏超阳 1990-11-03，男，满族河北秦皇岛研究生在读，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研究。
【关键词】 民族学 旅游民族学 广义民族学
一、广义民族学的发展历程
广义民族学的发展，在我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国民族学家杨堃教授提出：“民族学是一门研究当今现代各民族发展规律的学科”；民族学所说的民族是广义的，“它包含了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林耀华教授进一步明确民族学概念，他指出：“民族学将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它研究民族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并且研究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共同体”。因此每一个民族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总是同它所处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以及它和其它民族的关系分不开的。民族学还应重视对社会现实问题、经济发展问题和文化适应性问题的解释。
正是由于传统民族学存在着上述的问题和不足，同时为了适应现代科学迅猛发展的趋势和民族地区实际工作的需求，满足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建设对民族学研究领域多学科的需要，施正一教授在吸收各家观点之后，创新地提出和概括了广义民族学的概念，建立了包含众多分支学科的广义民族学体系，使之成为民族科学。使民族学不断地与经济学、语言学、政治学等具体学科密切联系和交叉起来，这也使得民族学由单一的学科发展成为综合性学科，由此扩大了研究范围，促进了一系列分支学科的产生，形成了一个科学群体，即学科群。
施正一教授在《广义民族学导论》一书中认为：“民族学研究不仅抓住了研究的主体即‘民族’，也紧紧抓住了主体在人类社会活动中的地位、特点、作用等各种形式的特殊性矛盾，这是它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原因。并且通过对民族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经济结构及其心理素质等研究，揭示出各民族及其相互关系发展变化的共同性。因此，“民族学与其他各学科的根本区别或它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在广义民族学的发展过程中，施正一教授认为：对民族“进行简单的、一般的研究，简述其一般情况，解释其基本原理”，为“狭义民族学（传统民族学）”；而对民族“从很多方面进行研究，如研究民族的历史、民族的语言、民族的经济和民族的文化以及各民族的社会组织结构等等”，即“民族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凡是“在民族的视角来研究其各方面、过程和关系”，即“广义民族学”。
二、旅游民族学的发展历程
在西方旅游民族学又名为旅游人类学，兴起于20 世纪 70 年代。人类学者努涅斯（1963）发表了一篇《关于一个墨西哥山村周末旅游的研究》的文章，它标志著学者对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开始。后来涌现出许多著名的人类学者，如：格雷本、史密斯、纳什、特纳等开始更深层次地利用人类学的观点、理论分析旅游现象。随着“舞台真实”、“神圣旅程”、“商品化”等一些新颖观点的提出，旅游人类学的核心内涵得到了扩展。例如，格雷本将旅游、仪式与朝圣等人类学的概念与旅游的观点相融合，创造性地提出了“神圣旅程”的理论，认为旅游是源于人们扩展原有生活经验的一种需求。史密斯（1977）在《旅游者与东道主： 旅游人类学研究》一书中，首次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旅游人类学”的概念。这不仅标志着旅游人类学的正式建立，也为国内外学者对旅游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著名旅游人类学家纳什对旅游人类学的研究，提出了三种总的研究视角，即一种内涵和发展、一种个人经历的转换和一种上层建筑。
我国的旅游民族学开始于20世纪末。我国多名学者为我国旅游民族学的发展夯实里基础，如申葆嘉、李世众、王筑生和潘盛之等。申葆嘉（1996）发表的《国外旅游研究进展》系列文章，首次简要地介绍了西方旅游人类学的理论，使国内学者第一次真正地接触“旅游人类学”概念。潘盛之（1997）在《旅游民族学》一书中，首次从民族学的角度出发，考察了“旅游与民族”的关系，此书标志着我国旅游民族学概念的初步形成。王筑生（1998）在《人类学与西南民族》一书中，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深刻地探讨了中国民俗旅游的发展现状、发展潜力和发展趋势。2000年，“人类学：旅游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集《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的出版，标志着旅游民族学在我国的正式建立。近年来，在专家学者的努力下，旅游民族学不断发展和前进。旅游民族学的概念不断深化，理论不断丰富，方法论不断完善。如宗晓莲在《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述评》一文中，从游客、目的地和客源地三个不同的角度，对西方人类学展开了系统剖析。彭兆荣在《旅游人类学》一书中，将旅游人类学所研究的内容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在当代社会的发展背景下，旅游人类学必须注重揭示新的现象并解决新的问题。刘晖的《旅游民族学》一书，以我国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为实例，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旅游民族学的理论发展。
三、广义民族学对旅游民族学的影响
笔者认为广义民族学对旅游民族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确立。“民族作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种共同体，它既具有稳定的内部结构，也包含了多种表现形式，即包括了多种的表象和特征，也可以说正是这个特定整体以及它的各个要素、各个部分具有这种稳定的关系。所以，对于全面、系统地研究‘民族’这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就必须要进行纵向研究，即研究民族产生、民族形成、民族发展、民族消亡的历史化过程；也必须要进行横向研究，即研究民族的各个部分、各个要素、各种联系和各种特征，还要研究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融与相互影响”。对此，施正一教授将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概括为：“民族这一客观存在的主体”。因而其研究内容主要为这一主体与其客体的各个方面及其关系。其广义民族学包含的内容主要是民族来源、分布、经济结构、社会制度、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及民族关系等方面。对于广义民族学各分支学科的形成、发展与建立，不仅可以促使民族学的研究，更能广泛、深入地研究民族整体所包含的各个层次，使之将全面性的综合研究建立在丰富地分科学科的研究之上，全面、科学、系统地分析民族的文化表现和特点，分析矛盾、结构，揭示关系和规律。
随着我国民族旅游产业的迅猛发展，不仅促进了旅游民族学的理论完善，也推动了旅游民族学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目前旅游民族学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亟需构建。因此，旅游民族学作为探究民族、民族文化与旅游产品、旅游业之间关系为主要对象的学科，笔者认为旅游民族学应当在深入学习和借鉴广义民族学的学科发展体系和理论框架体系。而这也正是广义民族学对旅游民族学的具体影响，其为旅游民族学确定研究对象和内容奠定了基础。
现在国内诸多学者将旅游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在广义上说，将世界上任何的民族旅游现象作为一个完整的对象进行研究。在狭义上说，对具体民族地区的旅游现象作为完整的对象进行研究。由此可以看出旅游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依托于民族这个主体，而这也正是深受广义民族学的影响。目前，我国旅游民族学中的“民族”主要是指我国的少数民族，它们相对于汉民族而言是相对弱势的文化群体和经济群体，也正是它们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特色的文化成为民族旅游强大的吸引力。旅游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民族地区的自然旅游现象，也包括人文旅游现象。自然旅游现象的形成是由于民族地区特定的地理位置、独特的气候环境、特有的自然条件等原因，人文旅游现象则包括各族人民在其各自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创造、延续、保留的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民族风俗和节日等。笔者认为，旅游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应当是民族地区自然旅游与人文旅游的高度结合、深度契合，只有这样旅游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才具体、明晰。
【参考文献】
[1] 刘晖.《旅游民族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17
[2] 施正一.《广义民族学》[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
[3] 李忠斌，文晓国.《对民族旅游概念的再认识》[J].广西民族研究.2012（4）.
作者简介：苏超阳 1990-11-03，男，满族河北秦皇岛研究生在读，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