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所知，《陶博吾书画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得很不容易，它是由陶书的爱好者自愿出资出版的。如今出书，难也不难，有学术性价值的书难出，不难出的又大多没什么学术性。在所谓“流行文化”的时代，大概这也是十分合理的吧。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世上的万物之留下影与响，不过是对存在的一点证明而已。人在百年之后能留下点什么？不同的名声吧。然而那名声的含义自然个个不同。
　　对于陶博吾而言，他一生所饥餐渴饮的却近乎只有生命的不平与感伤，他留下的是四个字的评价——百年孤独（见《陶博吾书画集》王兆荣序）。 “百年”是他的肉身， “孤独”是他的心灵。由于生活阅历的坎坷多难与精神世界的不平与愤懑，他成为实际意义上的诗人。读他的诗，让人在感受田园山野清风明月的旨趣外还会领略到种种生命的伤感与无奈。社会赐予诗人以种种不幸，诗人还报给世界以诗。诗人为此饱尝生命的痛苦。没有人自愿领受这种玩意儿，但是，当一个人身处不得不领受的际遇时，他的愿望“夫复何言”？于是有了屈原，有了杜甫，有了苏轼。我们只好承认“命运”这种东西的无形作用。于是，也就有了诗人陶博吾。
　　陶博吾是本质上的诗人。他的性格使他选择了一条去沪返乡置身田亩的人生之路，这也就等于是选择了一条孤寂苦辛的命运，诗的命运。如果不然，也许陶博吾的命运际遇要好许多，但是，世上也许就少了一颗孤独而放旷的心灵，后世也就少了一个诗人和“百年孤独”的话题。当我们以此为话题的时候，我们是无法体验成为我们话题的那个生命实体的生命的苍凉的啊。“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古来何独陈子昂一人？正是陶博吾选择了“开窗对孤松，出门看修竹”（《山居》）的放逐后的乡村生活，他的诗与书才成了“书如枯葛形尤丑，诗比村醪味更酸”（《自况联》）之类的品调。“丑”是外在的“支离”与纷披天然， “酸”是内在的苦涩与“予欲无言”，生命的况味与艺文的情趣如同水乳，于是乎陶博吾成了陶博吾！
　　上个百年已经过去。回首百年书坛人物，不禁让人浮想。笔者不自觉地联想到两个同年所生、早年阅历近似但后大半生命运却无法相比的人物——沙孟海与陶博吾。同是世纪同龄人，同是负笈沪上、问学于名家，但是一个后来成了学者、书法家，而另一个后来成了诗人、书画家。其间的荣辱升沉实在相去太远，大概只有“命运”二字可以解释这生命遭际的不平吧。当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后逐渐知晓陈子庄、黄秋园、林散之、徐生翁、张朋、应均以及陶博吾这些“在野”人物时，他们有的已谢世多年，有的已垂垂老矣，有的仍僻居一隅。历史有时会开玩笑，历史有时又会重新证明。当一个所谓“艺术家”怀抱着无尽的人生伤痛与失望落寞饮恨而去或在垂暮之年而欣逢盛世得到爱戴时，其实生命的意义已经扩大而被“他者”所重新认识了。历史使逝者如斯，历史又使死者不朽。
　　我们现在所热衷谈论的陶博吾亦然。在他九十七年的坎坷人生画上句号的多年后，仍然有人崇拜他、热爱他、同情他、学习他、研究他，这表明他的不死。表明他的精神在诗与书画中已然与“天地精神往来”，永恒在历史人文的时空中了。对于笔者来说，这种感受是略带酸楚的。有那么多平庸的心灵享受着人生的盛宴，而他们的血肉之躯又饱餐着非常的供奉，可是陶博吾们呢？他们只余下一股灵明高蹈的视觉痕迹让后人玩味、寻觅和品咂。苦难和不幸已伴随着他们的生命远去，因为苦难和不幸而忧患焦虑的精神影像留下的雪泥鸿爪却游荡在历史中。我因此说，欲知陶博吾，先须知陶诗，欲解陶之字，也须读陶诗。
　　陶诗如村酿米酒，读去不觉高贵，而慢饮自醉。其诗有田园气，一派自然韵味。“愁怀无处诉，淡月半窗明”（《寂寂帘栊》）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对于半生蹉跎，曾被无辜批判、开除公职、戴上四类分子帽子、下放改造的老人来说，之所以在九十岁时重书此旧作，正是感慨系之使然。“老翁策杖归何处？看罢清山听水流。”（《叠嶂层峦诗》）如是的诗心正是千古失意人生的自我逃遁与安慰。自适之中隐含大寂寞、大孤独、大失落，正因此而有大自由、大自我、大向往。青山与流水所慰藉的正是伤怀去国的诗心。在二十世纪的在野遗贤中，论胸次与视野之高远，陈子庄、林散之、陶博吾允推前列。在陶博吾而言，也许他深心里一生挥之不去的人文情结就是陶渊明风范，他自觉不自觉地成了一个现代陶彭泽式的人物，因此，他吟唱出的“早上南山扫白云”诗句是多么顺理成章！
　　赏陶博吾书法如见樵夫老农，朴实自然而内含奇崛，烂漫不拘而直爽自得，一派山林气息。陶博吾于艺术一生服膺吴昌硕，心仪手追而似不能到其圆劲，却于苍凉荒寒支离奇崛处自称一尊。观其书篆，不于高古胜，却于酣畅胜，将篆书写到“纵横歪倒尽天真”（齐白石句）境界者二十世纪非陶氏莫属，不惟二十世纪，便上追近代亦堪独树一帜。其篆堪与吴昌硕、萧退庵、黄宾虹、齐白石并驾齐驱，无所稍让。论其短，有失于纵而歉收，称其长，有得于直而率。其笔若颠若跛而于危殆处尚能起之，执而拗、酣而畅、草而莽、犷而悍，实有独造处，堪称《散氏盘铭》之大解人。观其行书，不以凝练胜、不以端正胜、不以甜媚胜、不以安排胜，却以朴拙奇崛胜、以饱满淋漓胜、以支离真率胜，险而能夷，奇中寓平，得质朴之美。以文心推之，其诗格近陶彭泽，而其书魂近傅青主。若以馆阁体衡陶书，必视为野而失文。殊不知，世事“正若反”，其反必正。陶书之大方处正在其野逸处，大野必文。此理傅山有论，不必多言。如《行书笔端眼底联》、《行书横眉俯首联》、《行书孤村古寺联》及一批《诗稿卷》皆极佳之作，“枯葛”之点画足见盘行迈往之势，影影绰绰见出老人坚韧不屈之內在生命力，其生得享大年，或于此有兆焉。然失意人不免横戾气、山野人不免粗率处，是大德大才似亦不必讳言。陶氏之书法，偶或失于粗野。野则可赏，粗则欠雅。如行书《扁舟山雨》联之“乃周”字，如隶书《春风秋雨》联之“风快兰”等字，似皆失度，不足为赏。又如行书《狗肉琼楼》联之生硬，似皆失于粗横。然陶博吾之为书，兴酣笔落，似有山林气为助，其妙者往往尽得苍茫气，。足可推倒不少现代“名家”之浅吟低唱而自成镗钹之大音。
　　概而言之，陶博吾书法能重、能拙、能大、能不做作、能见真率书意，其气接江山湖海，接田园篱落，故意致在表面之文外，其美在大朴不雕处。依愚见之，此正是陶博吾书法之于书法中之价值所在。齐白石有言：通身无蔬笋气者不可作花鸟蔬果画。推之，陶博吾之书法正在于山林田园之化育，而大可不必斤斤于某碑某帖之拘囿。以此而言，陶博吾乃书界之“真”诗人、“大”学者，其诗在不得不发间，其书在似觉非觉际——一切都是造化的化造罢。
　　壬午年新正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