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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着重从辽宁作家小说创作的史诗性、文化的多元性、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以及作品人物中体现的文化精神等方面来论述辽宁小说创作中体现的地域性特点。
关键词：历史变革 多元文化背景 现实主义 人物形象
辽宁作家将时代的变迁置于辽宁独特的地域文化之中，发掘出了辽宁文化中的独特的人文景观，展现了辽宁“黑土地文化”的独特精神内涵，在作品中营造了一个个具有“关东风情”的文学空间，为辽宁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辽宁社会变革历史的流年光影
辽宁故土养育了辽宁作家，辽宁作家又以文字记錄着辽宁的社会历史变迁，为辽宁地域文化形态绘形。辽宁的近现代史可以说是一部战争的血泪史，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再到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辽宁一直处于战争的阴霾之下。尤其“九一八事件”之后，日本占领了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这种国破家亡的刺痛让当时的辽宁作家们以笔为枪，萧军、端木蕻良、罗烽等作家在作品中表达着对侵略者的愤恨。而在“新时期”，辽宁作家没有忘记这段沉重的历史记忆，他们继承了“东北作家群”对于战争中民族精神的探索精神，不断追述着那段沉痛的战争往事，展现了动荡岁月的时代风貌。《伪满洲国演义》是辽宁作家杨大群的一部小说，以六卷本的鸿篇巨制展现了伪满洲国建立前后的东北地区的社会变迁，涉及在辽沈大地上发生的直奉大战、东北易帜、“九一八事件”等重大事件，作者在历史的回忆中诉说着辽宁这片土地上的血与泪，以大量的史实展现了日寇铁蹄践踏下广大辽宁人民的不屈的反抗精神，是伪满时期辽宁历史变革的一份生动写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辽宁是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因此在“十七年”文学中，出现了一大批表现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小说，在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上取得突出成绩的有草明，她擅长以“刚柔并济”的女性视角来展现工业化进程中的人物的内在矛盾，“在呼吁时代精神的同时，也尝试着文学形象对政治化图解的超离”。“文革”之后，辽宁作家紧跟时代脚步，也创作出了一批反思“文革”的作品，如《上访者》《重逢》等。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辽宁作家根植于辽宁老工业基地的现实，发掘改革中存在的矛盾与冲突，以及改革所面临的挑战，关注改革中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创作出了《路障》《普通老百姓》等作品，表现了改革中暴露出的种种社会问题，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进入新世纪，辽宁作家们依旧以文字记录着辽宁社会的历史变迁，他们根植于辽宁历史和社会现实，书写着一部属于辽宁人的辽宁史，其作品也因其历史的厚重感而具有了某种史诗的倾向。
二、在多元文化背景上缔造传奇
在地理位置上，辽宁处于东北地区的南端，和华北地区、内蒙古地区以及朝鲜半岛接壤，处于中原文明和东北渔猎文明的过渡地带，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独特的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冲击，辽宁文化也因蒙古族、满族、汉族、朝鲜族等民族的汇聚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生态；而从明清到民国之间的“闯关东”现象，又铸造了辽宁独特的移民文化，大批山东等地区的关内人来到辽宁，促成了关内文化和关东文化的融合；而在近现代史中，日俄文化的侵略对辽宁文学也产生一定的影响。辽宁作家们也将辽宁的多元文化带入作品中，“作家们经过对母体文化与异质文化的穿越，人物的精神气质和行为举止上都熔铸了不同文化的精华，呈现出一种生命的生长。”因此，辽宁文学根植于辽宁多元的文化之中，而多种异质文化的交流碰撞使也辽宁文学创作呈现出情节的传奇色彩。
《天兴福》是大连本土作家徐铎的一部作品，讲述了大连老字号“天兴福”如何从金州城内一个小杂货店成长为东北最大的商号的传奇经历。“天兴福”的创始人邵云福本是山东人，因逃荒来到金州，用借来的银子开了几间杂货铺，他为人仗义豪爽，在辽南地区小有名气。当“天兴福”传至邵勤俭手中时，正直日俄战争之际，而邵勤俭在生意场上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原则，“天兴福”在他的精心经营下越来越红火，接连在哈尔滨、长春等地开创了分号，还引进了现代化的机器生产，生产出的天官牌面粉，成功打入关内市场。在国难当头之际，“天兴福”也慷慨解囊，为大连的解放贡献了最后一分力量；“天兴福”善始善终，被铭记在史册中。小说以近代大连地区的特殊历史为背景，展现了移民、日俄殖民等文化观照下大连商人发迹的传奇故事，人物的传奇经历也有着辽南海洋文化的深深烙印，可以说，正是辽宁多元文化的融合成就了“天兴福”的传奇。
三、直面东北社会的现实主义风格
故土是辽宁作家作品风格特色的根脉。辽宁作家以扎实、稳健的现实主义笔法，在本土经验、乡风民俗的叙写中，描写辽宁最真实、最普通的现实生活，关注个人的生存状态，展示了作家对社会及生命本真的深刻思考，责任感和使命意识成为辽宁作家最具标识意义的文化表征，无论是对改革进程中旧势力的揭示和批判、对城乡社会矛盾的审视、对社会变革中伦理道德迷失的忧虑等，都体现了与辽宁文化母体无法割舍的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现实主义一直作为一种主要的文学创作方法，在文坛上占据着主流的位置，而辽宁作为共和国的工业基地，其文学创作自然要反映共和国的工业化进程，因此就出现了一大批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代表着作家对现实生活各方面的一种积极干预的态度。因此，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指引下，“新时期”的辽宁文学跳出了单纯的“工业题材”的圈子，在多种现实题材的创作中都取得了突出的创作实绩，呈现出了一种创作上的多元态势。军旅题材方面，由对战争场面的描写和渲染高亢的民族精神转向关注军旅生活中的现实问题，马晓丽的《俄罗斯陆军腰带》通过秦冲的“神经性皮炎”，表现了现实军旅生活中人的精神痼疾。战争题材方面，辽宁作家在创作中赋予战争中的人们一种更加强烈的生命意识，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审美品格，如庞天舒《落日之战》的主人公苌楚对自己身份定位的痛苦，体现出了战争中个人对自我价值的追寻。而辽宁的乡土题材小说则依然聚焦于辽宁这片黑土地上的人们在社会变迁中的喜怒哀乐，孙惠芬《歇马山庄》中几代人的伤痛与迷失、《上塘书》中细致绵长的乡村血脉，都蕴含着作者浓厚的乡土情结。工业题材方面，前面也有所提及，摆脱了宏大叙事的束缚，更多地展示改革中工厂出现的种种问题。辽宁作家始终坚持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用现实主义的风格展示着辽海大地上的社会变迁与人情冷暖，反映了作家们对辽宁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 四、关东风情的人物图谱
历史地理条件的传承性、民族构成的复杂性，使辽宁成为一个多元文化融合的省份。多种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也塑造了辽宁人独特的精神风貌，这其中既有中原农耕文化的厚重大气、内蒙古游牧文化的自由洒脱，又有东北渔猎文明的粗獷豪放，造就了独特的关东地域文化精神。这种辽宁人特有的内在精神气质，也被如实地反映在作家的作品中。辽宁作家的小说注重对个体生命的体验与呈现，小说注重对人物形象精神世界和生存状态的描写，尽管人物形象性格各异、形态迥然，但均散发着迷人的野性气质。无论是抗击日寇的英雄壮举，还是与自然抗争的气魄，都体现出辽宁人受侠义文化熏染形成的坚韧、执着的硬朗品格，率真、热烈的情感特征，显现出在地域特色的空间里辽宁人的文化精神。孙惠芬在《秉德女人》中塑造了一个在苦难中挣扎的胡子女人的形象。秉德女人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原本是王家养尊处优的大小姐，却意外地被掳走，成为胡匪秉德的女人，这个意外的变故也使她坠入了黑暗的深渊。物质和精神上的极度贫乏，让秉德女人陷入了生存的困境。她渴望爱情，但却始终没有得到男人的关心和呵护；她渴望亲情，但最爱的孩子最终却与自己决裂。但秉德女人身上却也有着最本真的人性流露，她始终坚守着自己对生命的信仰，她用最原始的母性力量、最本真的善良，对抗生活中的种种荒谬，在苦难中诠释着人性的美好。而邓刚在《迷人的海》中，则将辽宁人身上那种最原始的顽强生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小说塑造了“老海碰子”和“小海碰子”两个硬汉的形象，两代人在与大海的抗争中展现出了人身上的不服输、永不屈从的精神，在与自然的搏斗中，流露出了人身上最原始的野性之美和超越一切的潜力，“‘海碰子’的寻找是执拗的，深沉的，先不管他们在寻找什么，仅这寻找的本身就显示了一种充满‘阳刚之美’的力度和力感。”而“老海碰子”与“小海碰子”也在“寻找”的过程中互相了解，成为彼此最坚实的依靠。《天兴福》中的邵勤俭则是辽宁商人宽厚仁义精神的最好体现，作为“天兴福”的掌柜，邵勤俭身上有着辽宁人身上的侠义精神，他的仗义疏财、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都是关东文化精神的自然流露。
辽宁文学作为中国地域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直以其独特的关东文化风情在文坛占有一席之地。在当代文学的不断发展中，辽宁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叙事，作家们在作品中也展现出了属于辽宁人特有的风度和气韵。
王春荣、吴玉杰等：《地理·文化·性别与审美》，春风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33页。
白长青、程义伟：《从地域文化的维度看辽宁文学的发展》，《清明》2006年第4期。
张松魁、李作祥：《创神于北中国的海——邓刚小说中的人与自然的文化意蕴》，《当代东北作家论（第一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99页。
关键词：历史变革 多元文化背景 现实主义 人物形象
辽宁作家将时代的变迁置于辽宁独特的地域文化之中，发掘出了辽宁文化中的独特的人文景观，展现了辽宁“黑土地文化”的独特精神内涵，在作品中营造了一个个具有“关东风情”的文学空间，为辽宁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辽宁社会变革历史的流年光影
辽宁故土养育了辽宁作家，辽宁作家又以文字记錄着辽宁的社会历史变迁，为辽宁地域文化形态绘形。辽宁的近现代史可以说是一部战争的血泪史，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再到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辽宁一直处于战争的阴霾之下。尤其“九一八事件”之后，日本占领了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这种国破家亡的刺痛让当时的辽宁作家们以笔为枪，萧军、端木蕻良、罗烽等作家在作品中表达着对侵略者的愤恨。而在“新时期”，辽宁作家没有忘记这段沉重的历史记忆，他们继承了“东北作家群”对于战争中民族精神的探索精神，不断追述着那段沉痛的战争往事，展现了动荡岁月的时代风貌。《伪满洲国演义》是辽宁作家杨大群的一部小说，以六卷本的鸿篇巨制展现了伪满洲国建立前后的东北地区的社会变迁，涉及在辽沈大地上发生的直奉大战、东北易帜、“九一八事件”等重大事件，作者在历史的回忆中诉说着辽宁这片土地上的血与泪，以大量的史实展现了日寇铁蹄践踏下广大辽宁人民的不屈的反抗精神，是伪满时期辽宁历史变革的一份生动写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辽宁是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因此在“十七年”文学中，出现了一大批表现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小说，在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上取得突出成绩的有草明，她擅长以“刚柔并济”的女性视角来展现工业化进程中的人物的内在矛盾，“在呼吁时代精神的同时，也尝试着文学形象对政治化图解的超离”。“文革”之后，辽宁作家紧跟时代脚步，也创作出了一批反思“文革”的作品，如《上访者》《重逢》等。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辽宁作家根植于辽宁老工业基地的现实，发掘改革中存在的矛盾与冲突，以及改革所面临的挑战，关注改革中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创作出了《路障》《普通老百姓》等作品，表现了改革中暴露出的种种社会问题，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进入新世纪，辽宁作家们依旧以文字记录着辽宁社会的历史变迁，他们根植于辽宁历史和社会现实，书写着一部属于辽宁人的辽宁史，其作品也因其历史的厚重感而具有了某种史诗的倾向。
二、在多元文化背景上缔造传奇
在地理位置上，辽宁处于东北地区的南端，和华北地区、内蒙古地区以及朝鲜半岛接壤，处于中原文明和东北渔猎文明的过渡地带，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独特的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冲击，辽宁文化也因蒙古族、满族、汉族、朝鲜族等民族的汇聚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生态；而从明清到民国之间的“闯关东”现象，又铸造了辽宁独特的移民文化，大批山东等地区的关内人来到辽宁，促成了关内文化和关东文化的融合；而在近现代史中，日俄文化的侵略对辽宁文学也产生一定的影响。辽宁作家们也将辽宁的多元文化带入作品中，“作家们经过对母体文化与异质文化的穿越，人物的精神气质和行为举止上都熔铸了不同文化的精华，呈现出一种生命的生长。”因此，辽宁文学根植于辽宁多元的文化之中，而多种异质文化的交流碰撞使也辽宁文学创作呈现出情节的传奇色彩。
《天兴福》是大连本土作家徐铎的一部作品，讲述了大连老字号“天兴福”如何从金州城内一个小杂货店成长为东北最大的商号的传奇经历。“天兴福”的创始人邵云福本是山东人，因逃荒来到金州，用借来的银子开了几间杂货铺，他为人仗义豪爽，在辽南地区小有名气。当“天兴福”传至邵勤俭手中时，正直日俄战争之际，而邵勤俭在生意场上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原则，“天兴福”在他的精心经营下越来越红火，接连在哈尔滨、长春等地开创了分号，还引进了现代化的机器生产，生产出的天官牌面粉，成功打入关内市场。在国难当头之际，“天兴福”也慷慨解囊，为大连的解放贡献了最后一分力量；“天兴福”善始善终，被铭记在史册中。小说以近代大连地区的特殊历史为背景，展现了移民、日俄殖民等文化观照下大连商人发迹的传奇故事，人物的传奇经历也有着辽南海洋文化的深深烙印，可以说，正是辽宁多元文化的融合成就了“天兴福”的传奇。
三、直面东北社会的现实主义风格
故土是辽宁作家作品风格特色的根脉。辽宁作家以扎实、稳健的现实主义笔法，在本土经验、乡风民俗的叙写中，描写辽宁最真实、最普通的现实生活，关注个人的生存状态，展示了作家对社会及生命本真的深刻思考，责任感和使命意识成为辽宁作家最具标识意义的文化表征，无论是对改革进程中旧势力的揭示和批判、对城乡社会矛盾的审视、对社会变革中伦理道德迷失的忧虑等，都体现了与辽宁文化母体无法割舍的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现实主义一直作为一种主要的文学创作方法，在文坛上占据着主流的位置，而辽宁作为共和国的工业基地，其文学创作自然要反映共和国的工业化进程，因此就出现了一大批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代表着作家对现实生活各方面的一种积极干预的态度。因此，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指引下，“新时期”的辽宁文学跳出了单纯的“工业题材”的圈子，在多种现实题材的创作中都取得了突出的创作实绩，呈现出了一种创作上的多元态势。军旅题材方面，由对战争场面的描写和渲染高亢的民族精神转向关注军旅生活中的现实问题，马晓丽的《俄罗斯陆军腰带》通过秦冲的“神经性皮炎”，表现了现实军旅生活中人的精神痼疾。战争题材方面，辽宁作家在创作中赋予战争中的人们一种更加强烈的生命意识，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审美品格，如庞天舒《落日之战》的主人公苌楚对自己身份定位的痛苦，体现出了战争中个人对自我价值的追寻。而辽宁的乡土题材小说则依然聚焦于辽宁这片黑土地上的人们在社会变迁中的喜怒哀乐，孙惠芬《歇马山庄》中几代人的伤痛与迷失、《上塘书》中细致绵长的乡村血脉，都蕴含着作者浓厚的乡土情结。工业题材方面，前面也有所提及，摆脱了宏大叙事的束缚，更多地展示改革中工厂出现的种种问题。辽宁作家始终坚持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用现实主义的风格展示着辽海大地上的社会变迁与人情冷暖，反映了作家们对辽宁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 四、关东风情的人物图谱
历史地理条件的传承性、民族构成的复杂性，使辽宁成为一个多元文化融合的省份。多种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也塑造了辽宁人独特的精神风貌，这其中既有中原农耕文化的厚重大气、内蒙古游牧文化的自由洒脱，又有东北渔猎文明的粗獷豪放，造就了独特的关东地域文化精神。这种辽宁人特有的内在精神气质，也被如实地反映在作家的作品中。辽宁作家的小说注重对个体生命的体验与呈现，小说注重对人物形象精神世界和生存状态的描写，尽管人物形象性格各异、形态迥然，但均散发着迷人的野性气质。无论是抗击日寇的英雄壮举，还是与自然抗争的气魄，都体现出辽宁人受侠义文化熏染形成的坚韧、执着的硬朗品格，率真、热烈的情感特征，显现出在地域特色的空间里辽宁人的文化精神。孙惠芬在《秉德女人》中塑造了一个在苦难中挣扎的胡子女人的形象。秉德女人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原本是王家养尊处优的大小姐，却意外地被掳走，成为胡匪秉德的女人，这个意外的变故也使她坠入了黑暗的深渊。物质和精神上的极度贫乏，让秉德女人陷入了生存的困境。她渴望爱情，但却始终没有得到男人的关心和呵护；她渴望亲情，但最爱的孩子最终却与自己决裂。但秉德女人身上却也有着最本真的人性流露，她始终坚守着自己对生命的信仰，她用最原始的母性力量、最本真的善良，对抗生活中的种种荒谬，在苦难中诠释着人性的美好。而邓刚在《迷人的海》中，则将辽宁人身上那种最原始的顽强生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小说塑造了“老海碰子”和“小海碰子”两个硬汉的形象，两代人在与大海的抗争中展现出了人身上的不服输、永不屈从的精神，在与自然的搏斗中，流露出了人身上最原始的野性之美和超越一切的潜力，“‘海碰子’的寻找是执拗的，深沉的，先不管他们在寻找什么，仅这寻找的本身就显示了一种充满‘阳刚之美’的力度和力感。”而“老海碰子”与“小海碰子”也在“寻找”的过程中互相了解，成为彼此最坚实的依靠。《天兴福》中的邵勤俭则是辽宁商人宽厚仁义精神的最好体现，作为“天兴福”的掌柜，邵勤俭身上有着辽宁人身上的侠义精神，他的仗义疏财、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都是关东文化精神的自然流露。
辽宁文学作为中国地域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直以其独特的关东文化风情在文坛占有一席之地。在当代文学的不断发展中，辽宁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叙事，作家们在作品中也展现出了属于辽宁人特有的风度和气韵。
王春荣、吴玉杰等：《地理·文化·性别与审美》，春风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33页。
白长青、程义伟：《从地域文化的维度看辽宁文学的发展》，《清明》2006年第4期。
张松魁、李作祥：《创神于北中国的海——邓刚小说中的人与自然的文化意蕴》，《当代东北作家论（第一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