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经受考验
　　
　　1965年11月，黄华和我从加纳奉调回国，为黄华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当大使做准备。1966年初，黄华接到命令，调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任大使，我也随行。出国不久，国内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在黄华到任拜会即将结束时，国内发出指示，要使馆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通知。该通知称：中央决定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要求“彻底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和调动他们的工作……”5月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这个消息使我们感到十分吃惊，使馆党委几次开会讨论，大家对通知感到很不理解，但说不出什么意见，只是提出一些疑问，会议开得很沉闷。
　　埃及首都开罗是个大码头，是亚欧、亚非的重要通道，从国内来的人很多，他们有意无意地把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传给使馆人员，一部分人开始不安心于正面学习了。有些年轻同志，尤其是在埃及大学学习阿拉伯语的20多名中国留学生开始躁动，响应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关于“造反有理”、“破四旧”的号召，要求到大使馆“破四旧”。他们认为大使官邸院子里20多尊一人多高的白水泥塑造的希腊女神像是“封、资、修”的东西，要砸掉。黄华和使馆的参赞都不赞成，因为这一群塑像在当时也算是扎马力克岛的一个风景点，砸掉塑像是否使人感到中国人非常可笑？但是学生们和使馆几位干部坚决不能容忍，一天夜里还是把塑像砸了，挖土深埋。院内的女神塑像一夜之间消失，开罗报纸还就此发表了几条消息。
　　1966年10月，我被调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黄华幸运地继续留在埃及。那时，中央不许在国外闹革命，所以一部分很“左”的同事回国闹革命了。1967年初，我国各驻外使领馆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同志已有一两千人。他们以使馆为单位组织战斗队，把大使、参赞和他们的夫人当做“当权派”揭批斗，要他们检讨并“触及灵魂”。一些大使遭到责骂，个别甚至被罚跪殴打。有一次，他们说晚上开会，让我也去。当时我刚生下第三个孩子不久，就以孩子要喂奶为借口告假，结果那天他们让那些大使和夫人们跪在台上进行批斗。据说，章文晋回国时，一下飞机就让他背毛主席语录，他一直在国外，当然背不了。所以，到了外交部，造反派让他头顶皮鞋跪在地上挨斗。不过中国驻埃及使馆的同志还算好，就批评几个参赞和我，我们写了检讨获得通过后，就算是“解放”了。
　　国内情况这样混乱，黄华在大使馆的处境也不妙，工作难以正常开展。1967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江青对陈毅、谭震林等进行猛烈攻击。外事口的造反派闻风而动，酝酿打倒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打倒陈毅之风传到驻埃及使馆，一些年轻人主要是工勤人员就来劲了。一天晚饭后，党支部书记召集全馆开大会。一个工勤同志领头喊“打倒陈毅”的口号，大家举手跟着喊。黄华既没举手，也没开口。领头喊口号的同志质问：“黄华，你为什么不喊口号不举手？”黄华沉下脸说，我不知道陈毅同志有什么错误。那个人很生气，继续喊了几次施压。黄华还是不为所动。在这次支部大会后，黄华还同武官和驻亚力山大总领事一道约定，绝不举手打倒陈毅。
　　不久，又从国内传消息到埃及，说造反派对外交部领导实行了业务监督，驻埃及使馆一些人也要仿效。有人说：“黄华，我们要对你实行业务监督！”有一次，他们要监督黄华同一名外国朋友的会见，被黄华严辞拒绝。使馆有些人仿照国内的做法，动辄背诵毛主席语录，每个人都拿小红书翻看和引用。有一些年轻同志吵吵嚷嚷，引用“造反有理”等语录，黄华就引用“我们需要热烈而镇静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等语录应对。语录中的内容大家各取所需，针锋相对。造反派对黄华的不合作十分恼火。有一次，他们跑过去怒气冲冲地说：“黄华，你表现不好，我们要撤你的职！”黄华也毫不示弱地回答：“我是毛主席任命的，要撤也不归你们来撤我。”他们一听是毛主席任命的，便不作声了。据说，1967年6月间，中国驻埃及大使馆战斗队也曾要求把黄华揪回国内。他们的无理要求被周总理拒绝了。周总理表示，我们至少要留一个大使在外面嘛！否则一些重要的交涉和外交活动都没有特使代表中国政府出面，这样行吗？外交是讲究身份的嘛！
　　1969年夏，在周总理的督促下，驻各国大使、参赞被“解放”，陆续返回原岗位。恰恰相反，黄华1969年7月被调回国。早在他回国的半年前，我已被下放江西干校。黄华回来后，首先被安排参加“文革学习班”。不久，黄华的自我批评获得通过，终于得到“解放”。此时因为有情报说苏联要进攻中国，林彪发出一号命令，要求中央各机关大批人员疏散到其他省份。外交部军代表命令我们家的老人孩子离开北京。因为军代表认为大使和夫人长期养尊处优，应该进行劳动改造。于是，黄华被下放到湖北钟祥的干校劳动锻炼。因我母亲临行前捆扎行李腰病发作，不能行动，经批准，家属终于留在北京。
　　我和黄华觉得到基层去也很好，可以真正接触群众。我买了4本农业方面的书进行学习，从土壤结构，一直到防治病虫害。对农业的兴趣我早就有了，在延安时也得到了锻炼，所以基本农活难不倒我。那时我虽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但在干校是甲等劳动力，种菜、挑水、插秧样样都能干。我们十几个大使夫人在一起，都觉得自己是革命者，什么也不怕。江西的冬天冷得要命，我们就在地板上铺几块砖烧树枝取暖，满屋子都是火焰，如今想到那种情景，也觉得挺有意思的。黄华觉得接触基层挺好，不过他要从汉江的船上将砖头挑到岸上，船和岸之间就几块竹木板，摇摇晃晃的，他不会游泳，掉下去就十分危险。湖北冬天夜晚的气温有时会下降到摄氏零下几度，黄华从北京带去的布面貉绒皮很受班里夜间站岗战友欢迎。
　　1970年6月，党中央决定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邀请斯诺夫妇访华，周总理借机调黄华回京参加接待工作。于是，黄华成为第一个从湖北干校调回北京的，他的战友们由此预感到他们也将会陆续被调回京，都非常高兴。班里还为他举行“百鸡（田鸡）宴”饯行。黄华回到北京约两个月后，我也接到回京调令，我在江西干校大约待了一年半。历尽磨难，我们全家终于在北京团聚。
　　斯诺到北京后，急着和毛主席、周总理见面交谈。但是周总理劝斯诺先去参观或去北戴河休养。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从8月下旬起，黄华带着我及外交部的两位英文翻译陪同斯诺夫妇在北京和外地参观。我们参观了清华、北大，包括斯诺任教燕京大学新闻系时的燕园。接着飞西安，去访问延安和保安（即今志丹县——编者注）。后来又到了上海，在那里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出面接待斯诺的是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徐景贤，他津津乐道地叙述“文化大革命”在上海发动的经过，长时间介绍造反派夺权的安亭事件，然后讲批斗老干部的情况，说那些老家伙根本就不触及灵魂。斯诺听了感觉很不是滋味，对徐景贤说，没有老干部就没有你们今天！并忽然站起来说，你们要老革命触及灵魂，可他们的灵魂是干净的！讲完就告辞，弄得徐景贤很尴尬。
　　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斯诺终于见到毛主席，并交谈了约40分钟。事后毛主席说，这是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12月7日，周总理给黄华写了封信，要他报告斯诺夫妇访问了什么地方，接触了什么人，还有多长时间留在北京，以便毛主席考虑何时见斯诺并同他谈些什么问题。还提醒黄华，在报告中不要建议林彪、江青见斯诺；更不要提请周总理见斯诺。周总理要黄华报告斯诺的访华情况是理所当然，其他的提醒则很出人意料。实际上，对林彪、江青等争夺最高领导权的险恶图谋，周总理和许多老同志看得十分清楚，认为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们得逞。
　　1970年12月18日晚，毛主席请斯诺去中南海谈话和吃早饭，由王海容和唐闻生担任记录和翻译，黄华和我都没有参加。12月2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通栏位置报道了毛主席12月18日会见斯诺的消息，并刊出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时和斯诺的合影，含蓄地向美国发出信息。离开中国后，斯诺在意大利刊物上发表了与毛主席的谈话。这一谈话在美国和世界上引起巨大反响。不过，斯诺文章的最后一段写道：毛泽东说：“我是一个孤独的和尚，在雨中打着伞走来走去。”这段话使人感到十分诧异和迷惑不解，许多外国朋友就此不断询问黄华。我们也觉得很纳闷，看得一头雾水。原来斯诺把毛主席的一句话误解了。毛主席说，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意即中国不是联合国和国际条约的成员，在世界上很自由，不受约束。明白其中缘故后，我们捧腹大笑。
　　1971年初，黄华接到中央通知，安排他到加拿大任大使。对此，大家都很高兴，认为黄华当第一任驻加拿大大使比较合适，在外交部谁好谁不好大家心里很清楚，正所谓公道自在人心。4月间，周总理又通知黄华另有任务，暂推迟赴任时间，并向加方打招呼，取得谅解。后来才知道，黄华被留下来，主要是参与接待基辛格秘密访华。5月下旬，中央决定为中美谈判成立由周总理、叶帅和黄华组成的中央外事小组。有一天晚上，周总理带黄华去向毛主席汇报，在说到基辛格博士将在巴基斯坦山区失踪时，毛主席说：“黄华同志，你也失踪嘛！”就这样，黄华这个已被北欧四国驻华大使设宴饯行的大使，消失了一个多月，在钓鱼台国宾馆四号楼潜心为基辛格访华做准备。基辛格到达后，黄华就忙于中美双方的谈判工作，我则在后台工作，帮助准备一些资料和其他服务工作。
　　直到中美两国签订联合公报，基辛格完成使命回国，黄华才作为中国首任驻加拿大大使于7月23日抵渥太华履新，我也随他到使馆工作。我们到加拿大后，华侨非常高兴，很多人争相来看，都想看看新中国的大使是什么样的。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经过激烈辩论，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毛主席又亲自点将，组成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熊向晖和其他7人为正副代表的中国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所以，我们在加拿大只待了5个月。走的时候加拿大已是秋天，我们受朋友邀请到郊外游玩，真是落叶缤纷，五彩斑斓，风景如画。
　　11月11日，黄华结束在加拿大的使命，飞往巴黎与中国代表团会合，然后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同志完成任务回国后，黄华则作为中国驻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首任常驻代表留在纽约工作，直到1976年12月。黄华去巴黎与代表团会合时，我没有跟去，直到1971年11月底才去联合国。
　　外交领域是“四人帮”捣乱的重灾区，黄华在联合国的工作经常受到造反派干扰，甚至被谩骂。外交部有来自部队和地方的干部，他们不懂外语，但参加革命早，很有贡献。年轻的、懂英文的造反派就整这些老干部。按照中国的传统思维，女同志少说话，不要干预男同志的工作，否则有事没事都给你造一些谣言。所以，除了自己负责的工作外，其他事我一概不管，就算明明知道有些人无理取闹、有些事毫无道理也不插嘴，否则将对黄华不利。从延安时代起，我们就受到严格的教育和训练，不让知道的就不问，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很多事情，黄华没有告诉我，我也从不多问，所以常常事后才知道。当然，有时他也透露一点，告诉我该怎么办，要注意什么问题。
　　国内很“左”的做法自然影响到外交政策，从国内发出的指示有些很“左”，有理无理都批超级大国。有时，黄华反反复复研究国内指示，但还是一头雾水，因为有些跟外交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文化大革命”在全世界都有影响，有些问题外国人很迷惑。比如，江青说贝多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有一个比利时驻联合国代表就问黄华，你们为什么要反对古典音乐？为什么说贝多芬是资产阶级的人？他是穷困而死的，他的音乐是代表人类的意志和理想的，他怎么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黄华没办法辩论，只能说这是她个人的意思。有一次，阿根廷代表问黄华，你们为什么扣着人不让出国？黄华说我们没有啊！你们要多少人呀？1000万？2000万？阿根廷大使就不敢问了，中国人这么多，真正敞开了阿根廷也受不了啊！
　　1974年批周总理的时候，在纽约也莫名其妙地突然开了一个大会，会上狠批黄华，说他带头违反纪律，不再让他管使馆内部事务。黄华心里很明白，这是莫须有的罪名，和国内政治动向密切相关。他隐忍下来，不让他管就不管了，每天还是看必要的报刊、文件和内部的管理指示。
　　在联合国，我先是做友好联络方面的工作，其间发生了一件后来闹得风风雨雨的事：对华友好的老朋友约翰·S·谢伟思先生介绍一位叫罗克珊·维特克的大学副教授给我认识。维特克说希望到中国采访邓颖超、康克清等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妇女。我想这很好，可以宣传中国，然后就介绍她到了北京。到北京后，维特克不仅采访了邓颖超和康克清，还被江青接去进行长谈。维特克回到美国后，撰写了《江青同志》一书，后来有好事者又给闹出所谓“红都女皇”的笑话。不过必须澄清的是，维特克不是我有意介绍给江青的，是江青一相情愿地想培养一个像斯诺宣传毛主席那样的人罢了。其实，当时周总理的意思是让维特克和邓大姐、江青谈一次，只谈妇女解放运动，不谈其他的。但是，江青把维特克接去后，周总理就难以控制了。
　　联合国下设七个委员会，第六委员会是负责法律的，主要讨论研究怎样发展国际法。当时我们的干部都分配到其他委员会了，六委没人去，我就到了六委。国际法我学过一点，不过远远不够做好这项工作。国际法工作很复杂、很专业、很耗时间。比如，为了拟定一个国际海洋法公约提纲，就花了9年时间。
　　黄华除了忙碌多边、双边交往外，很注意同美国友好人士和旅美华人联系，很注意同秘书处的华裔官职人员交往。我在联合国5年，除了六委的工作外，还常作为大使夫人参加友好交流，并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我常随同黄华与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等晤面。有一次，我们到哥伦比亚大学看李政道教授如何教学，那种宽松自由的氛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教室是阶梯式的，他在下面讲，学生坐在阶梯上听，学生中有大胡子的、秃头的，形形色色，完全不拘小节。李政道边讲边随时回答学生插话提问，氛围十分自由活跃，这跟我在苏联学习时有天壤之别。在苏联，教授在前面讲，学生规规矩矩坐着听。如有疑问，首先说教授同志请允许我发问，征得同意后才可以站起来提问，提问完坐下后，教授才给回答，总之非常古板。
　　在美国期间，虽然因两国长期隔离对立，互相之间还存在不理解，但民众比较友好。当时，为了监视我们，一辆美国警车总停在我们住地门前。我们有时候星期天去附近的风景区游玩，警车就在后面一路跟着。我们停下，他们就在离我们大概50米远的地方停下。偶尔，我们随手拿两瓶可乐给警察，他们也挺高兴地接受。纽约人一看男士们穿着中山服，女士们穿着翻领上衣和长裤，就知道我们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的，多数能客气地打招呼，问路时也能详细地给予指点。我们男同志走路喜欢迈八字步，有人就建议不要那样，因为很不雅观。美国人很幽默，有时还弄出点稀奇古怪的东西。有一年的圣诞节前两天，我们注意到对面房子的窗户上挂出一大幅招贴画，上面用英文写着：“向中国代表团致敬！”下面落款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running dogs）。”他们一定是觉得走狗这个词太有趣了，故意博中国代表团一笑。
　　
　　粉碎“四人帮”后的日子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一公布，举国欢庆。我们在纽约代表团里也聚餐饮酒以示庆祝。12月1日，黄华接到中央的调令，要他在10天内完成辞行拜会并回国，但并未说明回去干什么。12日，我们回到北京，在首都机场一下飞机，就看到外交部全体副部长都来接机。我们感到很纳闷，还没有来得及询问，王海容就告诉黄华，乔冠华已被免职，中央决定让黄华担任外交部长。离开美国前，一些人一反常态，忽然对黄华非常热情，还举行送别会，热情地赞扬他一番，这让我和黄华觉得很纳闷！后来才明白，原来是他们已从其他渠道得到黄华要当外长的消息。
　　回京后第二天，黄华应邀去见李先念。李先念向他介绍了相关情况，还说，“政治局要你回来主持外交部的工作”。过后，黄华去看了叶剑英副主席，听他简单地介绍了打倒“四人帮”的过程。
　　黄华突然当上外交部长，令人感到意外。很多人很高兴，尤其是入党很早的一批外交骨干。他们外语好，外交经历丰富，可是被撤了职，只能干一些抄抄写写的工作。当时，外交部的极左残余和派性仍非常顽固，工作秩序还没走上正轨。黄华决定先从干部政策上打开突破口。他担任部长不久，就恢复了那些德才兼备被无端地靠边站干部的职务，调整了部和司的建制，并把在五七干校劳动的4000多名干部陆续调回外交部和部属单位，充实了国内和驻外使领馆的干部队伍。尽管如此，头两年的工作还是很不好做。后来黄华告诉我，有一次选一个党代表，推荐上来的却是一位给江青写过校通讯的女同志。外交部党组开会讨论时，廖承志和黄华不同意，另外两人极力推荐，军代表则一言不发，一直讨论到第二天凌晨4点也没结果。后来没有表决，直接报告上去，请上面定夺，由此可知黄华处境之艰难。
　　从加拿大回国后，本来让我到对外友协当副秘书长。我觉得自己精力不是很旺盛，每天到对外友协上班太折腾。而外交部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就一两里地，骑车上班方便。我就提出，能不能让我到国际司工作，获得批准后我就任国际司副司长。国际司工作任务很重、很繁忙，去了以后，我看到一些年轻人随便发号施令，老外交官反而低头哈腰地接受命令，觉得不利于开展好工作。我把这个情况向上面反映，说经验丰富的老干部身体还不错，为什么让他们干科员的工作，而那些年轻人反而升得那么高，占据领导位置向老干部发号施令？大概到1978年，这种情况引起了上面的注意，两个升得很高的年轻人被调到党校学习去了，情况基本好转。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项工作慢慢步上了正轨，黄华在邓小平等同志领导下，在推进对外交流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小平等同志的信任和支持。1980年9月，黄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982年5月，担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11月10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去世。当时中苏关系虽然恢复了副外长级政治磋商，但两国长期形成的紧张、对立关系并无变化。苏联方面和国际上都高度关注中国对勃列日涅夫去世的反应。外交部建议让钱其琛率团去吊唁，因为他长期跟苏联专家打交道。小平同志考虑到他当时还只是副部长，不是中央委员，觉得还是让黄华去合适。
　　对黄华此次苏联之行，外交部拟定了一个方针，并已得到中央批准。11月13日晚，黄华打电话向小平同志报告情况，并请他指示。小平同志表示，他考虑需要对原定方针作些补充，并谈了具体想法。14日清晨，黄华乘客机飞往苏联。其实，中央为黄华安排了专机，但黄华觉得坐专机费用太高，普通航班很方便，时间也来得及，就婉拒了。由于黄华来不及在行前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中央决定改用书面谈话形式。苏联的电台和报刊当天宣传和登载了这篇谈话，在苏联的领导层和普通民众中引起巨大反响。黄华在莫斯科刚下飞机，杨守正大使就低声告诉他：中央有特急电报，要他去看。看了特急电报和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全文，黄华发现谈话有两处突破了原来请示报告所定的表态范围。一是加大对勃列日涅夫正面评价的分量，同时指出中苏关系“到60年代后期，恶化到严重地步”，该时期的苏联由勃列日涅夫掌权，这实际上是作了委婉的批评。二是关于两国关系。原定方针是不主动谈分歧，不直接提消除障碍的问题。而谈话则明确说到“双方要共同努力，消除两国关系中的障碍”。特急电报除了要求根据谈话精神表态外，还有两处对原定方针作了重要改动和补充。首先，原定方针没有要求同苏方进行正式会谈，特急电报则指示黄华以外长身份主动要求拜会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同他进行坦率的对话，要利用这次出席葬礼之机，举行一次两国外长的政治会谈。其次，特急电报还指示黄华在会见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时，除原定表态内容外，要加上“希望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和苏联的领导作出新的努力，促使两国关系得到改善”。黄华看完会心一笑，心中有底，因为这些新思想基本上就是小平同志13日晚对他讲的补充意见。
　　黄华参加完葬礼，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进行正式会谈，但完成各项任务回到国内后，却已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调至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个决定虽下得特别突然，但黄华早有预感。对此，黄华也是有看法的。但他毕竟经历过大风大浪洗礼，没过分在乎，一切服从组织安排。我就安慰鼓励他，说我们是共产党员、革命者，不在乎地位高低，我们尽心尽力干好自己的工作就问心无愧了，至于如何安排是组织上的事情。事实说明，组织上始终还是信任黄华的，1983年6月，他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本来让他到外事委员会去的，后来没有这么安排。实际上，在全国人大工作的5年，他多次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出国交流访问，进行了大量的外事活动。1987年，他又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中顾委常委，直至1992年中顾委撤销。
　　1992年黄华彻底从党政岗位上退下来。因为在外交界奋斗了一辈子，与许多外国友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对外交工作怀有浓厚感情，离休后他依然发挥余热，加强与对华友好人士的交流联系。黄华学的是经济，却没干过一天经济工作，搞了一辈子外交。同样，我主修的是俄文，后来却主要跟黄华在英文国家工作，俄文翻译没派上用场。十分遗憾的是，我因兴趣广泛，尤其喜爱绘画，没太集中精力学习英文，到现在说英文都还有点磕磕绊绊。后来，黄华让我出国当大使，对搞外交的人来说驻外大使是个很荣耀的职务，对我更是很大的信任。不过，一方面我觉得胜任大使大概没问题，但另一方面我对此兴趣不大，无意仕途，加上照顾家庭等因素，我放弃了当大使的机会。作为老资格的副司长，我本来有机会再提升，不过我响应小平同志的号召，过了60岁生日就离休在家，不再上班。对此，黄华可能也觉得我不够上进吧，不过他从不勉强我干什么。
　　我们家比较开放，电话号码很多人都知道，而且黄华既有许多中国朋友，也有许多外国朋友，所以我们家的电话本与众不同，是按照A、B、C、D排列，总计恐怕有几百号人吧！黄华对曾热情帮助过中国的国外友人情深意重。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时，黄华多次去看望斯诺的第一任妻子海伦·斯诺。1997年海伦·斯诺去世后，我和黄华还专程赶往美国参加她的葬礼。2008年，基辛格参加完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开幕式3天后就来看黄华。黄华听说基辛格带着儿子、孙子等家属来到北京，非常高兴。那天，他刻意挑选了一件大红唐装穿上。那时他身体还行，还能从床上坐起来，他把一个我从开幕式上带回的拨浪鼓拿在手上，基辛格一进门他就摇着拨浪鼓表示欢迎。那天，两位老朋友谈得十分高兴。
　　延安时期黄华就参与中共的对外交流活动，几乎参与了新中国所有的重大外交事件，为了将这一宝贵经历记载下来，给后人留下经验和启示，在相关单位和各界朋友支持下，黄华离休后努力进行回忆录的整理工作。回忆录出版后，我们获得10万元稿费，除工作人员的2万元劳务费外，黄华将剩下的8万元全部捐给了以“推动国际民间交流与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为宗旨的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说到推动国际友好交流的资金，还有一笔感人款项有必要一说。曾采访朱德写成《伟大的道路》一书的作者、著名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在1950年患重病进行手术前，特地将她的稿费全部捐给朱德，以支持新中国的建设。1976年朱德逝世后，这笔原封未动的稿费转交给康克清，康大姐去世前又转交给黄华。最后，黄华将这笔钱交给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保管。为了珍藏这位国际友人赤诚、炽热之心，这笔钱被“全额储存，分文不动”。
　　
　　2010年11月，98岁高龄的黄华带着他的智慧和学识走了，留下了优良的作风和精神。70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历经了大风大浪洗礼，接受了种种考验。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不管是学生运动中面对阴森的监狱，革命战争年代面对随时可能的牺牲，还是面对波谲云诡的外交战场，他都毫不畏惧、机智勇敢地从容应对。在工作生活中，他光明磊落，耿直不阿，不羡名利；在“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岁月，他堂堂正正，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在对外交涉中，他坚持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立场，有坚定的原则性，又与人为善，和许多国际友人结下了深厚情谊。“生逢其时，一生充实”是黄华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他是幸运的，他看到了共和国61周年的辉煌，13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他是欣慰的，无论是在外交界，还是在科技界、教育界，他都有许多知心朋友；他既忘我工作，也倾情家庭，是我和子女的良师益友。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续完）
　　
　　（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