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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正处于非常关键的时期。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信用研究中心主任章政认为，社会诚信体系是一个由道德、经济、法律、社会等多个方面构成的制度体系，一个完备、有效的社会诚信体系是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他指出，我国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正处于由点及面的推进过程中。但是，由于社会诚信体系自身的复杂性，现在社会各界对诚信体系的内涵、定位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问题仍然缺乏统一认识，各行业信用管理水平参差不齐、信用服务市场尚未形成、信用制度法规不健全等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瓶颈。要解决这个瓶颈性问题，对社会诚信缺失治理的投入应该有足够的认识和安排。为此，《经济》记者以诚信建设投入为主题对话章政主任。
《经济》：我们知道所有社会活动在经济学中，都是有投入和产出的。您也认为，我国已经处在诚信体系建设的关键时期，那您是如何看待诚信体系建设的投入问题？
章政：目前,我们对社会诚信问题是不满意的，社会诚信缺失表现在生活、生产、交换、分配乃至经济以外的社会各个方面。将诚信以经济学中投入与产出的观点来看，造成社会诚信缺失的重要原因是：社会诚信缺失治理投入不足。我们仅有历史的投入，这很久以前沉淀下来的东西只是传统文化，但我们现在连制度性的东西都没有，更不要说还有一些发展性、建设性的有关社会诚信的制度性安排。
目前，我们历史根基深厚，但制度建设方面、法规建设等围绕诚信的培育只是刚刚起步，国家发改委最近才考虑到要制定中长期诚信建设制度。
《经济》：既然从经济学来看，社会诚信体系建设需要投入，您也强调我们当前的诚信治理投入不足，光靠历史的沉淀是不行的，那您看当前我们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需要有哪些主要投入？
章政：诚信道德不足是内在的现象，只有产生行为、发生结果才能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我们的历史文化根基是牢靠的，但目前诚信体系建设十分不足。我认为，这个投入应分为三类：
第一类，文化层面投入不足。诚信是道德、意识的基本价值观，价值观的背后是人的行为取向和价值标准，重点是先期的培育。比如：人违背诺言、企业偷税漏税，这实际上跟人的道德缺失有关，但在道德缺失之前，可能我们就没有提前播下诚信的种子。读小学、初中、大学，就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因此一些人不觉得这是可耻的，甚至黑白颠倒。所以，我们要加大在教育方面一些基本的、在培养人上的投入。因为我们现在培养人的时候，讲的更多的都是知识、技巧，都是素质层面而不是道德层面。最近，我们在北京大学开设一门课程，叫做“大学生企业家精神的实验和培育”，课程讲的不是如何成为企业家，而是企业家应该成为怎样的人，我们希望通过这门课程使学生们了解如何为残疾人服务，如何从事公益性活动。在教育体系里缺乏诚信教育和实践，学生只是接受如何高考、如何解题、如何考高分的教育，这些考高分的孩子往往社会意识、公共意识很淡薄，这是因为基本的诚信道德教育投入不足。
第二类，经济层面投入不足。这主要是基本的诚信制度设计。中国道德最好的时期是春秋战国时代，那时的文化百家争鸣、百家齐放。但那时人的道德也不一定就很好。孔子曾在《论语》中说过：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当时一个个诸侯小国，如果没有道德约束就会被他国歼灭，但这个时期的诚信依旧缺失。孔子曾说：春秋无义战，即那时的战争都是没有道德的。从远古时代，道德缺失已经存在，到今天只不过是延续而已。诚信缺失治理就要靠制度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就有这样的制度安排，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的运行中，有信用惩罚机制，媒体就是信用制度的一部分，但它有局限性，也不够专业。我讲的制度是专业的信用制度，比如：奶粉里的三聚氰胺问题应该是奶业行业内部应该有信用制度加以约束，光靠媒体监督是没用的。很多问题都是专业性的事，这个行业内部一定要有一个评价机制，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解决。
第三类，以社会为主体的信用实践投入不足。 比如：去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只是个表面现象，没有实际意义。我国GDP为45万亿美元，日本也将近45万亿美元，但我们的背后是一个13亿人口的市场，又有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国土。日本只有1.3亿人口，国土面积比中国小很多，资源也很匮乏，能把经济做到13亿人口做到的程度，说明日本经济发展的效率很高，也侧面说明日本的信用往来强于我国。我国的商业往来建立在金钱基础上，日本则不一定依靠金钱。在日本商业往来 80%以上是信用交易，而我国现在99%都是货币交易，即谁有钱就和谁交易。
由于我国在以上三个层面上的投入严重不足或者说有些投入仍未开始，甚至思想领域都没有触及，因此导致今天社会的信用缺失，导致了由于诚信缺乏造成诚信危机多发，不断发生社会问题共同、共振现象，食品安全出问题、质量出问题、个人道德、廉政、公务员信誉、社会评价滑坡，一旦发生这类的事件就会导致公民丧失对社会的信心，就会造成社会动荡，影响我党执政的稳定。
《经济》：我们国家的诚信问题更多的表现在企业层面，那从社会的微观层面上讲，您怎么看企业的诚信问题？
章政：微观上升到企业的层面那就是层次不齐了，诚信在企业内部是利益相关者对责任的一种确保，这是一个双赢或者是多赢的行为。我有个学生问我，在中国是员工养老板，还是老板养员工？这个问题我国学术界一直没有说清楚。在古典的政治经济学里面一直说是员工养老板，工人是受剥削的，被老板榨取了剩余价值，所以我们要无产阶级革命，要反抗要重新分配。但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经济理论的研究又偏回到了西方经济学理论中，西方经济理论表明，生产要素它也是一个生产力，不光是劳动力，还包括技术、土地、资本等，资本当成生产要素，那取得回报当然是合理的了，这样就颠覆了原来的观点，说明资本家也在养着员工。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普及和深入，导致我们对传统价值观的一种冲击。其实这两者都重要，光强调劳动可能不够，光强调资本可能偏激了，老板的角度要考虑员工的利益，这就需要企业家在经营管理企业的时候，他要有个道德底线，仅仅靠逐利的企业永远长不了。反过来从员工这个角度，员工要尽职尽责，在八小时工作之内，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我们社会现在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一个是大量的人找不到工作，同时还有大量的工作找不到人。很多外国驻华的跨国企业缺人，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工作。这说明我们培养的很多人是不合格的，达不到企业的用人需求。所以说，要解决这些问题，仅仅靠企业恐怕也很困难，一方面要提高整个社会公民的认识和素质，另一方面，作为投资者他也应该看到，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他只是拍向巴掌的其中一只手。从微观角度说，就是怎么构建企业的行为基础，要让员工、消费者以及社会信任企业和投资方，投资方对社会也要给予信任。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信用研究中心主任章政认为，社会诚信体系是一个由道德、经济、法律、社会等多个方面构成的制度体系，一个完备、有效的社会诚信体系是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他指出，我国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正处于由点及面的推进过程中。但是，由于社会诚信体系自身的复杂性，现在社会各界对诚信体系的内涵、定位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问题仍然缺乏统一认识，各行业信用管理水平参差不齐、信用服务市场尚未形成、信用制度法规不健全等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瓶颈。要解决这个瓶颈性问题，对社会诚信缺失治理的投入应该有足够的认识和安排。为此，《经济》记者以诚信建设投入为主题对话章政主任。
《经济》：我们知道所有社会活动在经济学中，都是有投入和产出的。您也认为，我国已经处在诚信体系建设的关键时期，那您是如何看待诚信体系建设的投入问题？
章政：目前,我们对社会诚信问题是不满意的，社会诚信缺失表现在生活、生产、交换、分配乃至经济以外的社会各个方面。将诚信以经济学中投入与产出的观点来看，造成社会诚信缺失的重要原因是：社会诚信缺失治理投入不足。我们仅有历史的投入，这很久以前沉淀下来的东西只是传统文化，但我们现在连制度性的东西都没有，更不要说还有一些发展性、建设性的有关社会诚信的制度性安排。
目前，我们历史根基深厚，但制度建设方面、法规建设等围绕诚信的培育只是刚刚起步，国家发改委最近才考虑到要制定中长期诚信建设制度。
《经济》：既然从经济学来看，社会诚信体系建设需要投入，您也强调我们当前的诚信治理投入不足，光靠历史的沉淀是不行的，那您看当前我们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需要有哪些主要投入？
章政：诚信道德不足是内在的现象，只有产生行为、发生结果才能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我们的历史文化根基是牢靠的，但目前诚信体系建设十分不足。我认为，这个投入应分为三类：
第一类，文化层面投入不足。诚信是道德、意识的基本价值观，价值观的背后是人的行为取向和价值标准，重点是先期的培育。比如：人违背诺言、企业偷税漏税，这实际上跟人的道德缺失有关，但在道德缺失之前，可能我们就没有提前播下诚信的种子。读小学、初中、大学，就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因此一些人不觉得这是可耻的，甚至黑白颠倒。所以，我们要加大在教育方面一些基本的、在培养人上的投入。因为我们现在培养人的时候，讲的更多的都是知识、技巧，都是素质层面而不是道德层面。最近，我们在北京大学开设一门课程，叫做“大学生企业家精神的实验和培育”，课程讲的不是如何成为企业家，而是企业家应该成为怎样的人，我们希望通过这门课程使学生们了解如何为残疾人服务，如何从事公益性活动。在教育体系里缺乏诚信教育和实践，学生只是接受如何高考、如何解题、如何考高分的教育，这些考高分的孩子往往社会意识、公共意识很淡薄，这是因为基本的诚信道德教育投入不足。
第二类，经济层面投入不足。这主要是基本的诚信制度设计。中国道德最好的时期是春秋战国时代，那时的文化百家争鸣、百家齐放。但那时人的道德也不一定就很好。孔子曾在《论语》中说过：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当时一个个诸侯小国，如果没有道德约束就会被他国歼灭，但这个时期的诚信依旧缺失。孔子曾说：春秋无义战，即那时的战争都是没有道德的。从远古时代，道德缺失已经存在，到今天只不过是延续而已。诚信缺失治理就要靠制度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就有这样的制度安排，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的运行中，有信用惩罚机制，媒体就是信用制度的一部分，但它有局限性，也不够专业。我讲的制度是专业的信用制度，比如：奶粉里的三聚氰胺问题应该是奶业行业内部应该有信用制度加以约束，光靠媒体监督是没用的。很多问题都是专业性的事，这个行业内部一定要有一个评价机制，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解决。
第三类，以社会为主体的信用实践投入不足。 比如：去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只是个表面现象，没有实际意义。我国GDP为45万亿美元，日本也将近45万亿美元，但我们的背后是一个13亿人口的市场，又有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国土。日本只有1.3亿人口，国土面积比中国小很多，资源也很匮乏，能把经济做到13亿人口做到的程度，说明日本经济发展的效率很高，也侧面说明日本的信用往来强于我国。我国的商业往来建立在金钱基础上，日本则不一定依靠金钱。在日本商业往来 80%以上是信用交易，而我国现在99%都是货币交易，即谁有钱就和谁交易。
由于我国在以上三个层面上的投入严重不足或者说有些投入仍未开始，甚至思想领域都没有触及，因此导致今天社会的信用缺失，导致了由于诚信缺乏造成诚信危机多发，不断发生社会问题共同、共振现象，食品安全出问题、质量出问题、个人道德、廉政、公务员信誉、社会评价滑坡，一旦发生这类的事件就会导致公民丧失对社会的信心，就会造成社会动荡，影响我党执政的稳定。
《经济》：我们国家的诚信问题更多的表现在企业层面，那从社会的微观层面上讲，您怎么看企业的诚信问题？
章政：微观上升到企业的层面那就是层次不齐了，诚信在企业内部是利益相关者对责任的一种确保，这是一个双赢或者是多赢的行为。我有个学生问我，在中国是员工养老板，还是老板养员工？这个问题我国学术界一直没有说清楚。在古典的政治经济学里面一直说是员工养老板，工人是受剥削的，被老板榨取了剩余价值，所以我们要无产阶级革命，要反抗要重新分配。但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经济理论的研究又偏回到了西方经济学理论中，西方经济理论表明，生产要素它也是一个生产力，不光是劳动力，还包括技术、土地、资本等，资本当成生产要素，那取得回报当然是合理的了，这样就颠覆了原来的观点，说明资本家也在养着员工。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普及和深入，导致我们对传统价值观的一种冲击。其实这两者都重要，光强调劳动可能不够，光强调资本可能偏激了，老板的角度要考虑员工的利益，这就需要企业家在经营管理企业的时候，他要有个道德底线，仅仅靠逐利的企业永远长不了。反过来从员工这个角度，员工要尽职尽责，在八小时工作之内，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我们社会现在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一个是大量的人找不到工作，同时还有大量的工作找不到人。很多外国驻华的跨国企业缺人，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工作。这说明我们培养的很多人是不合格的，达不到企业的用人需求。所以说，要解决这些问题，仅仅靠企业恐怕也很困难，一方面要提高整个社会公民的认识和素质，另一方面，作为投资者他也应该看到，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他只是拍向巴掌的其中一只手。从微观角度说，就是怎么构建企业的行为基础，要让员工、消费者以及社会信任企业和投资方，投资方对社会也要给予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