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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产业发展的机构特点
（一） 智库产业的定义
早在1953年，美国学者①就已提出了第四产业和第五产业（Quatemary and Quinary Sector）的概念，它们可以被看作是第三产业的延伸。第四产业通常是指信息创造和转移产业，包括研究、咨询和培训，它也被称作信息产业。第五产业是指控制行业和政府决策过程的产业，从事这些产业的人包括了行业高级管理人员、政府管理，管理规范、政策和法规在这个产业中产生。在后工业化时代，第五产业应是中产阶级理想工作产业，通常需要正式的学习和受教育背景，第五产业被认为象征着权力和智慧，是目前产业划分中最高端的产业。但国外理论研究中还未有正式提出“智库产业”的概念和详细辨析。
2007 年以来，尤其是近两年里，笔者针对智库产业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并据此对智库产业进行明确定义。这是智库产业作为一种国家政策和战略的研究成果在国内乃至世界首次明确提出。智库产业是对科学发展观理论的多维思考与综合延伸，是中国学术界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行多学科融合、自主创新的科研成果。
① Foote， Nelson N.； Hatt Paul K （May 1953）. "Social Mobility and Economic Advanc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3 （2）：364–378.
智库产业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以高度智力化劳动和创造力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其目标是为国家战略的制定、区域发展政策的落实、企业重大决策的实施以及区域人才短缺、区域产业升级转型问题、技术和制度后发优势培育等问题，进行系统的探索、研究、创新，提出解决方案，带动一产、促进二产、提升三产。智库产业的理论涵盖国家哲学、公共政策、文化经济、区域经济学以及发展经济学、战略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具有多学科、综合性的特点。作为一种新型战略产业形态，智库产业通过聚合高端人才、高端要素、高端产业而助推产业关联升级，引领高端产业始终处于时代发展前沿，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兴“动力产业”。
智库产业的部分内容可以认为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又具有自己的特点。智库产业的内涵是政策咨询、创意策划、技术服务、专业支持等，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的现代高端三产服务业。
智库产业的外延体现为各类智力成果的产业化应用，包括第一产业中以品牌建设、绿色生态、高质量、高价值为特征的现代高端示范农业，第二产业中以集约、集聚、循环发展为特征的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
智库产业的空间实体，即智库产业区旨在提出并构建中国特色智库和智库群以及智库产业业态，作为智库产业的孵化器以及统筹区域科学发展的实验区，以地域特有优势，提升并发展相应的支柱产业。智库产业区作为区域软实力的重要载体与战略抓手，通过在文化、制度、精神、价值、生活方式等领域的示范创新与综合建设，因地制宜地推动地区软实力发展，凝聚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渗透融汇至经济发展、社会服务、文化建设等区域发展的各个层面。
因此，从定义的内容来看，国内学者提出的智库产业与美国学者定义的第四产业和第五产业有些类似，体现了世界下一波产业发展的最新势头。两者都强调从实用主义出发，强调定量的科学化分析，采用跨学科的研究范式，解决社会、政治、经济等宏观战略问题。而且国内智库产业更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特定发展背景下提出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公共政策角度研究切入，把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创新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开发区、文化产业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是中国古代智囊发展的延续，为中央产业的发展政策与新时期的改革争取了理论与实践的空间。
智库产业的主体既包括营利性的企业，也包括了其他非营利性的组织和机构。我们认为，评价是否符合产业主体定义的标准不是是否产生利润，而是是否创造价值。因此，一些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和机构由于能够创造价值也符合智库产业主体的定义。
智库产业的客体，即生产出的产品或服务，主要是指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它既可以是无形的知识资产，也可以存在多元化的有形载体。这些有形载体包括书籍、报告、视频音相，甚至是论坛、研讨会，还包括相关领域的专业化人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智库产业的主流产品是战略层面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因此，智库产业的服务对象或终端消费者不仅仅是政府和政治机构，还包括了其他对社会问题研究有需求的企业、组织、机构，甚至个人。比如企业战略规划需进行的PEST 分析包括了对宏观政治环境的分析，一些基金会为了游说而购买政策研究服务。
智库产业与智慧产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智库产业以人为核心，狭义智慧产业以技术为核心。狭义智慧产业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从城市社会、环境、经济等各方面资源基础和优势出发，面向智慧城市建设的巨大需求，把发展智慧产业放在推进城市转型提升的突出位置。智慧产业的主要内容包括智慧应用技术研发、智慧装备制造、光通信、移动通信、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应用电子以及云计算产业等① 。而智库产业是以人才为主要价值驱动因素，核心价值来源于人才贡献的知识、创新思维，不仅服务于城市，更服务于区域、国家乃至国际政策方案制定。智库产业与狭义智慧产业具有衔接性。智库产业包括了提出社会问题研究需求和假设、从事数据调查、方法论研究、社会问题分析、提出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实物化的全过程。而狭义智库产业强调智慧城市等技术方案作为城市问题的解决方案，智慧城市仅是解决方案实物化的一种体现，是直接解决城市问题的过程，不包括上游、中游等过程。智库产业是以人为核心解决社会发展的战略层面问题为主，狭义智慧产业是在国家社会发展战略已制定的情况下，寻求城市运营层面的技术解决方案，因此，智库产业和狭义智慧产业的产品呈现战略制定与运营执行的关系。 ① 物联网背景下的智慧城市建设，中国城市低碳经济网，http：//www.cusdn.org.cn/news_detail.php？id=220547# ，2012-10-15 。
（二）智库产业的产业链特点
产业链是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并依据特定的逻辑关系和时空布局关系客观形成的链条式关联关系形态。与此对应，智库产业链是指从提出问题出发到解决方案实物化的各智库产业主体形成的有机关联链条。
产业链包括了价值链、企业链、供应链和空间链四个维度① 。
价值链由迈克尔.波特于1985 年提出，是指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的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即价值链。智库产业的价值链中主要价值创造活动有：提出问题和确立假设、构建方法论和工具、收集数据和事实基础、分析并得出解决方案、将解决方案实物化。其中，提出问题和确立假设指提出研究方向，既可以由智库产业主体完成也可以由智库产业服务的对象完成；构建方法论和工具包括了建立模型、IT 系统来协助完成智库研究过程；收集数据和事实基础主要是借助方法论和工具完成例如市场调研、数据统计等工作；分析并得出解决方案是指在前序活动的基础上，得到问题的解决建议；将解决方案实物化是指通过出版、举办论坛、人才培养等方式将无形状态下的解决方案形成有形状态的知识资产，并执行落地。
企业链是指由企业生命体通过物质、资金、技术等流动和相互作用形成的企业链条。但由于智库产业的主体包括了多种组织形态，而不限于企业，因此智库产业的企业链实际是多种形态的“组织链”。产业经济学把产业生产过程分为初级产品生产、中间产品生产和最终产品生产三个阶段，并以这种连续性的阶段将产业划分为上游产业、中间产业和下游产业。按照这种划分方式，智库产业“组织链”上的组织包括了上游智库产业中提出社会问题研究需求和假设，从事市场调研、数据调查、方法论研究的企业和机构，中游智库产业中利用上游产业提供
的数据、信息、事实、方法论进行社会问题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的企业和机构，下游智库产业中将解决方案以书籍、报告、视频音像等形式出版，举办定期专题论坛和会议、培训的企业和机构。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产业一体化的存在，部分企业和机构能够提供纵跨上、中、下游的服务。
注：① 吴金明、邵昶：“产业链形成机制研究—‘4+4+4’模型”，《中国工业经济》，2006 年第4期。
供应链是由物料获取并加工成中间件或成品， 再将成品送到顾客手中的一些企业和部门构成的网络。对于智库产业来说，主要的物料、中间产品和成本包括了理论假设、方法论、数据、信息、事实、解决方案建议、无形知识资产和有形的出版物、论坛、专业化人才等。
空间链是指同一种产业链条在不同地区间的分布。产业空间链的主要载体是产业集群和产业园区，智库产业空间链的主要载体则应该是智库产业区。在国外，已经形成了类似美国华盛顿地区的K街智库聚集地，而在中国，智库产业区的概念还处于理论和实践尝试中。于今教授研究团队最早在2009 年就提出“中国智库建设应形成政府统筹、专业集成、多层合作、分工协作的系统性构架，智库建设应逐渐从‘分散式的随机性组织’向‘以智库基地或产业区为平台的，以目标为导向的有组织模式’转变”① 。
注：① 智库专家提出：发展中国特色智库模式打造智库产业，《中国联合商报》2009 年7月8日。
从智库产业和产业链界定来看，智库产业链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智库产品是“信息产品”。信息产品成本较高，它包括了教育投入成本、固定成本、注意力购买成本、获取成本等，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高额的固定设备的投入，一旦第一份产品被生产出来，多拷贝一份的成本几乎为零。智库产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智库产业的产品是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智库产业的产品具有信息产品属性，研究投入成本较高，以美国兰德公司为例，其2011 财年研究费用占总收入的79% 以上② 。但是，一旦形成了无形的研究成果，复制成有形成果的边际成本较低。
② 数据来源：兰德公司2011 财年财报数据。
第二，智库产品是“经验产品”。智库行业的产品与信息产品类似，是消费者必须在试用一次后才能对它进行评价的产品，因而是“经验产品”。这是由智库产品的创新性、机密性和增值性所决定的。因此，智库从业者通常运用各种策略来说服消费者在知道社会解决方案的内容之前进行购买。多数时候，智库从业者根据社会问题提出研究解决方案的方法论并展示相关研究案例，消费者购买依
据智库的声誉、经验、人员资历，而非解决方案产品本身的属性，因为购买时，产品还未形成。
第三，难以实现标准化规模生产。智库产业的产品是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由于客户需求、具体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论、相关人员经验等千差万别，因此难以实现智库产品标准化规模生产。人员团队组成、方法论选择都会根据客户需求和具体社会问题而调整，最终的解决方案也会存在差异，并不能向流水线一样实现标准化生产。有些管理咨询公司，能够通过内部管理实现报告模板和风格一致统一，但也无法实现内容的标准化。并且，智库行业的终端需求恰是定制化的产品。
智库产业的发展模式
（一）智库产业的发展现状
当今世界发展迅猛、变化快速，信息复杂且呈现爆炸性增长，顺应此潮流，大量智库组织崛起，他们提供信息、形成研究报告，参与全球政策制定过程。政策制定者也越来越依赖智库组织的洞察和研究成果，来制定应对全球社会问题的恰当政策措施。因此，智库组织扮演两大角色：填补“运作鸿沟”以协助政策制定者获取信息和解决方案；填补“参与鸿沟”以帮助那些排除在政策制定过程之外的人影响政策制定结果① 。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麦甘教授《2011 年全球智库排名报告》，过去20 年，全球智库产业蓬勃发展，以G20 国家的智库发展为例，2011 年G20 国家的智库总数达到4069 个，占到全球智库总数的62% 。这些智库的定义仅局限于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组织，尚不包括管理咨询公司等其他智库行业内的组织。在2008—2011 年间，金砖国家的智库数量增长令人瞩目，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五国的智库总数，从2008 年的419 个增加到985 个，其中，中国和印度是目前G20 国家中拥有智库总数第二和第三的国家。但是，金砖国家的智库质量与其规模整体不符合，仅有6个智库位列“全球顶级50 家智库”。全球范围来看，未来智库组织的数目将持续增加，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智库数目将持续增加，且这些新兴市场国家智库的国际影响、区域影响、学术理论影响也将持续扩大。 ① Thorsten Benner， Wofgang Reinicke， and Jan Witte. “Beyond Multilateralism： Global Public Policy Networks，”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Society， 2000： 3. See also James G. McGann. “Global Think Tanks， Politics and Governance，”Routledge， United Kindom （2010）； and James G. McGann. “Global Think Tanks： Catalysts for Ideas andAction，”Diplomatic Courier， 5， No.4 （2011）.
智库产业的另一类重要主体管理咨询公司的市场也将稳定持续增长。根据一家市场调研公司报告，2012 年全球管理咨询市场规模将达到3910 亿美元①。同时，根据《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战略咨询到2014 预计年均增长1.1%，管理运行咨询预计年均增长5.1%，IT 咨询达3.9%，人力资源咨询达4.0%② 。在中国，有公司估计，2007—2012 年中国管理咨询市场规模呈现10.3% 的增长，2012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50 亿美元左右，共有28000 家左右的咨询公司，提供37 万个相关就业岗位③ 。即便如此，中国的管理咨询市场还不够成熟，现阶段管理咨询费率仅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40% 左右，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和二线城市的增长繁荣，中国的管理咨询业务量将持续增长，部分领先管理咨询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年均增长率平均在12%～16% 左右，因此，中国管理咨询行业具备良好市场前景。
①Introduction to the Consulting Industry， Plunkett Research，http：//www.plunkettresearch.com/consulting-market-research/industry-trends，2012-9-21.
② Advice for consultants， Economist，http：//www.economist.com/node/18774614， 2011-6-2.
③ Management Consulting in China： Market Research Report， IBISworld，http：//www.ibisworld.com/industry/ china/management-consulting-in-china.html， 2012-8.
总体上，智库产业的两大类主体——公共政策咨询机构和管理咨询公司，从数量、规模、和增长速度来看，都呈现扩张趋势。
（二）国外智库产业化发展模式
（1）发达国家智库产业化发展
李建军、崔树义等人编写的《世界各国智库研究》（2010）对世界各国的智库文化传统、人员、独立性、预算、影响力、信息发布机制等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从前文中，本书已经提出了智库产业的定义，只要高端人才的智力资源的现代三产服务业都可算作智库产业的范畴，但从源头来追溯，智库仍是这种服务业最典型的一种代表。因此，本章中对于智库产业的对比仍以核心智库服务类型为代表。
从比较研究角度来看，发达国家的智库产业化在以下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第一，与政府关系紧密，但联系方式差异很大。如美国的主要智库按政治倾向来看，思想倾向日益多元化，但通过“旋转门”、“咨询先行”等方式实现政府联系。英国的主要智库则具有明显的党派倾向性，目标是对公共政策和公开舆论施加影响。德国的主要智库受政局资助的比例很大，与新闻媒体的关系也很紧密。日本的主要智库则以政府为坚强的后盾，采取政府官员“派出研究员”制度，为政府提供智力服务是智库机构的营运重点。
第二，预算规模差异大，经费来源多元化。一方面各国智库的经费规模差异很大。美国的政府决策者和企业家每年都拨出巨款，委托智库机构对重大决策问题进行研究。例如2011 年兰德公司的收入达到2.73 亿美元，布鲁金斯学会达到1.02 亿美元。相比之下，欧洲智库则处于一个相对贫困的状态，以英国为例，大部分英国智库的年度收入在几百万英镑左右。另一方面，智库研究经费来源呈现多元化。例如，欧洲智库研究经费来源于政府、欧盟委员会、私人部门、信贷支持、研究合同及其他六大类；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预算收入中，只有4% 来自政府，74% 来自公司、个人以及基金会的捐赠。在日本，官方智库的财政收支捉襟见肘，非官方智库特别是财团、大企业智库的资金实力较强。
第三，实用主义和理论研究侧重差异明显。美国是一个奉行实用主义的国家，智库产业发展以结果为导向，制定针对性的问题解决方案，功利性很强。例如作为现代智库机构典型的兰德公司，在初创时就是具有十分明确的针对性和目的性。欧洲文化底蕴浓厚，有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为智库的产生提供思想的血脉，因此，欧洲国家智库是学术水准较高的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需求相结合的产物。日本在经济社会赶超发展战略的驱动下，智库产业的发展吸收欧美智库发展的特点，科学研究项目立足现实，而着眼于未来，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决策咨询，并且以接受委托研究为主，侧重于应用对策性研究，而自主研究呈现缓慢发展的趋势。
第四，社会影响程度差异。从2011 年《全球智库排名报告》来看，发达国家智库排名代表了其国际影响力的高低，美国的智库仍是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而其他地区和国家国际影响力较弱，但区域化影响力较高。在美国，智库特别重视社会影响力，以“媒体引用次数”等指标来考核，每年都会有独立的机构对美国的智库“单位预算媒体引用次数”进行统计，并作为评价智库社会影响力成本有效性的标准。 总体来看，发达国家的智库产业化现已较为成熟，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共性特点：一是研究方向从针对单一领域的研究向多元化、专业化演变；二是最终产品表达形式和影响能力从公共政策等具有“专用性”的智库产品向面向社会生产多样化、多层次的产品形式演变；三是从主要依托政府和学校而创办向依托民间和官方等各种实力而创办的形态演变；四是从公益性、服务性行业向盈利性与福利性兼备的产业模式演变；五是地域分布上向集中于全国和全球政治经济中心发展。
（2）新兴市场国家智库产业发展
根据2011 年《全球智库排名报告》，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智库的区域性影响正逐渐加强。中南美洲前10 名智库中有3名在巴西；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前10 名智库中有6个在南非；俄罗斯的智库有4家位于中东欧前10 名；而中国和印度占据亚洲前10 名智库的4席。
总体上，新兴市场国家的智库产业发展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新兴市场国家智库产业的成长与发展往往是政府或政治人物主导的，独立运营和市场竞争导向较弱。二是在信息化和网络化技术的引领下，参与外交决策的非政府组织在智库产业中的作用也在日益增强，推动新兴市场国家国际地位攀升。三是在信息公开和民主决策方面，还存在较大改进空间，制约新兴市场国家智库产业进一步发展。
同时，随着全球化、互联网和公民社会的发展，新兴市场国家智库产业化发展也呈现一些新的趋势：一是与各国智库机构的交流合作进一步加强，体现为成立联合的研究机构等；二是智库从业人员素质要求进一步提高，包括对爆炸性信息的整合能力、提出复杂问题解决方案的能力等；三是自媒体时代智库影响政策制定的渠道不再局限于旋转门类似的机制，通过自媒体进行公民教育与沟通也成为智库的重要职能。
（3）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智库产业化发展模式比较
各国家现代智库的兴衰荣辱与所属国经济社会发展浪潮相匹配。现代智库的起源与发展虽源于西欧的英国和德国工业革命后的繁荣不可割裂，但二战之后全球社会与经济发展中心向美国转移，同时也伴随着美国智库的崛起。近十几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如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尤其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和民主化程度不断提高，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新兴市场国家的智库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同时这样的发展趋势也促进了智库产业化的发展。尽管新兴经济体智库的作用日益凸显，但是新兴经济体缺乏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智库，现有的智库虽然数量多，却因为起步晚、人才、资金缺乏等原因，其研究水平、发展前景都受到制约。
从产业成熟度角度看，传统发达国家产业成熟度较高，行业市场规模较大、门类齐全，由工程技术、技术服务咨询和管理咨询等行业并行发展的成熟体系，适应大型化、复杂化咨询项目的决策需求，运用多学科、多专业协调的政策导向型的国际化智库组织，其中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管理咨询公司和政策咨询公司更是实力雄厚，经常从事国际性、全局性、张略性和综合性的研究课题，是发达国家成熟智库产业化的典型代表。相形之下，新兴市场国家现代智库产业发展历史较短，产业成熟度较低，但是，在政府、产业机构、特殊政治事件的推动下，与经济体快速膨胀趋势一致，智库产业规模发展具有爆发性。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智库机构随着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发展起来，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的是政治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催生了大量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研究项目，有的是国家的经济体制出现了转型发展的重大变化，原来的政府咨询机构的智库也随之引来大发展的机遇。但是，总体上新兴市场国家的智库产业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少有国际影响管理咨询公司和政策咨询机构。
从智库产业运行机制角度看，发达国家智库体制独立，体现在经费来源的多样性，即使是政府支持的经费，也采用经费使用上的委托项目合同和市场化交易方式进行，因此政府是客户，而非行政上级。西方发达国家智库治理比照公司治理的模式，运行机制比较灵活，有利于适应咨询业务的市场化需求。发达国家的智库产业十分重视智力知识成果的产权保护和管理，注重研究成果的推销、转化和应用，因此，智库产业的知识产品价值能够充分实现和保障。相形之下，新兴市场国家的智库组织对政府部门的体制依赖性强，设置是政府的直属下级机构。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的社会捐赠和基金会机制不成熟，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完善，咨询服务的市场机制发育不完善，都是导致智库组织的经费来源相对单一的原因，影响智库机构研究活动的独立性和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另外，由于新兴市场国家政府决策还不能向发达国家一样实现民主公开决策，更倾向于内部决策，使得智库机构在人员录用上有严格的政治标准内外界限，对社会的开放程度较低，并在咨询业务管理上较少采用市场化运行机制。
从人才管理角度看，传统发达国家的智库有一套完善的、市场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包括了人员选拔、录用、培养、考核、激励、晋升、淘汰等各环节，人员的学科知识比较全面，人员来源多样性，适应研究课题的需要。特别值得说明的，在人员录用上，不以政治导向、宗教信仰、民族、种族、性别和国籍等特征来决定人员的去留，同时他们非常注重从业人员的培训和交流。相比之下，新兴市场国家的人员来源还比较单一，市场化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还不健全，人员受教育水平、知识、技能和视野相较于传统发达国家智库还比较局限。
从社会影响力角度来看，传统发达国家的智库具有的全球化视野，研究课题的国际化、综合性，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相形之下，新兴市场国家智库突出对本国政府部门服务，以研究本地区的经济、战略和安全问题为主，仅有地区性、区域性的影响力，由于他们与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与其发达国家的同行们相比，受到的限制也更多。
中国智库产业的发展模式
1、中国现代智库产业发展历史
根据《中国智库发展报告》（2011 年），中国现代智库开端发轫于1978 年的改革开放，面对千方百计重振经济、打开国门吸收先进经验和推行经济社会改革的迫切需要，中国智库开始产生。中国现代智库产业发展经历了两次“活跃期”。 第一波“活跃期”是在上世纪80 年代，现代官方智库的崛起。客观的因素是百废待兴的时代需要和改革开放的内在需求，直接的推动力量是中央政府对决策咨询的深刻认识，其思想推动力则是“知识就是力量”的智库思想开始传播。当时邓小平等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决策咨询的战略意义，不断提出要实现“决策科学化”的口号。中央在各部门搜集人才，大量的知识分子进入国家政策部门甚至中南海参与决策制定和咨询，刚开始是不定期的研究，后来通过借调逐渐集聚在一起形成了研究机构，并最终发展成为现在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推动了现代智库在官方层面的形成。同时，一部分优秀人士抱着创建独立智库的热情，从国家政策研究部门走出来，“下海”组建了中国第一批民间智库；而且体制内外也联手互动，比如1989 年2月，由马洪、李灏、陈锦华、蒋一苇、高尚全等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和企业家自愿联合发起成立的综合开发研究院，第一批粗具现代智库意义的政策咨询机构开始形成。
中国智库的第二个“活跃期”是世纪之交，民间智库的快速增长。上世纪90 年代中期，邓小平南方谈话启动了新一轮改革开放，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民营企业遍地开花，国企改革全面拉开，加上开放进入“入关”谈判新阶段。适应新的时代需求，中国智库进入多元化和多领域发展阶段。如1992 年，原隶属于海南省政府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退出事业单位，走上社会化运行的道路；1993 年，茅于轼和张曙光、盛洪离开中国社科院，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被经济学界称为“京城四少”之一的樊纲，依靠中国改革发展基金会成立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1994 年，林毅夫脱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靠福特基金会资助到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李凡从国外归来后，注册了世界与中国研究所；1998 年，温元凯成立了自己的南洋林德咨询顾问公司。2003 年，国家发改委将“十一五”规划前期研究课题面向社会公开招标，这一做法一度引发了地方上的效仿。而就在这一年，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在北京成立。同时，大学下属的智库发展迅速，随着1993 年和1998 年国务院和教育部分别启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211”工程和“985”工程，国内重点建设大学纷纷成立了众多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从海内外吸纳了各种学科人才，通过研究政策问题、向政府部门汇报研究成果、公开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积极推动其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发挥决策咨询影响。此外，国际知名的管理咨询公司如埃森哲、BCG 、麦肯锡等纷纷在中国设立办事机构。
现阶段，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的到来，中央和政府更加重视中国智库的发展，中国智库产业化将迎来一个大的发展。
2、中国智库产业发展现状特点
按照现有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费来源和机构管理体制，我国的智库可以分为几种类型：一是事业单位法人型。指在具备法人条件的事业单位中，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的机构，是半官方智库。二是企业型。指那些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政策问题咨询机构，如零点调查公司。三是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型。指专门从事政策的研究和咨询工作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如天则经济研究所。四是大学下属型。指隶属于大学的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的组织。还有各级党政机关内设的研究机构，通常被称为官方智库。除了官方和半官方智库以外，其他三类都称为民间智库。在2006 年11 月中国首届智库论坛上评选出的中国十大著名智库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基本都是官方和半官方智库。
根据2011 年《全球智库排名报告》，我国的智库数量已位居亚洲第一，全球第二。综合来看我国智库产业发展的总体情况，可以总结出当前我国的智库产业发展在产业规模、产业结构、产业发展阶段、产业布局等方面呈现如下特征：
第一，智库数量增长快、产业总体规模大。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中科院系统、社科院系统、各类大学研究机构等学术型智库外，我国在政府体系内，不断建立、完善了内部的研究咨询机构，如政府研究中心、研究室、政策研究室等等。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一些非官方的民营研究机构相继出现，初步构建了中国民营智库产业发展的新体系。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增加，许多国际管理咨询公司持续扩张中国区业务，纷纷设立分支机构，而本土的管理咨询公司也呈现长足增长。
第二，政策咨询以国有智库为主，私有或民营智库力量较弱；企业管理咨询市场化程度价高。受政治、文化、体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当前的政策咨询智库产业发展呈现国有智库发展迅猛、民营智库发展明显滞后的特征。据统计，目前中国已经有各类智库2000 多家，其中大多数是官方智库，而民间智库发展十分缓慢，并且当前我国的智库在中国完全实现“独立运作”的智库所占比例可能不会超过5%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政策咨询智库产业可以分为政府官方智库、大学机构智库、民营智库三类，产业组织结构呈现“三分天下、官方独大”的基本格局和特征。而企业管理咨询市场则市场化程度较高，由一流国际大咨询公司引领，而本土管理咨询公司如北大纵横、正略钧策、和君等的市场份额也在持续巩固和增长。
第三，处于“量变”向“质变”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智库产业的规模从数量上是国际领先的，但国际影响力十分有限，入选2011 年“全球前30 智库”的中国智库仅有1家。我国的智库产业发展具有历程短、实力弱的特征。过去的30 年是中国智库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但从发展趋势和发展目标而言，过去的30 年发展，属于中国智库产业以追求数量增长为主的初期阶段，当前正处于向追求质量、提高国际影响力的发展阶段转型的特殊时期。而新世纪以来，最高决策层高度重视中国智库产业的发展，从在2004 年发布实施《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开始，到2006 年和2007 年在北京、上海召开了中国智库论坛，以及2009 年6月17 日温家宝总理强调“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和中长期发展需要，加强储备性政策的研究，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针对性”等。 第四，当前智库产业集中地分布在北京、上海等全国性政治经济中心。中国的智库产业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当中，例如我国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十大智库主要在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近年来，在国家策划和扶持下，我国智库产业布局开始走向集聚化、基地化发展趋势。
中外智库产业发展模式比较
第一，从专业化分工程度来看，智库产业专业化和产业化程度成正比例的相关性。在智库产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提供各类智力产品的智库机构大致有五种类型：政策制定型智库、政党代言型智库、影子型智库、学者型智库、社会活动家型智库。以上五种类型的智库机构，按照所提供智力产品的内容可分为两种模式：一种侧重于基础理论研究，独立性强、经济实力雄厚和学术专家阵容强大的智库机构对此类智力产品情有独钟；另一种偏重于操作性的政策对应研究，智力产品涉及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和外交等各方面。在智库产业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智库产品的专业化特征十分明显，工程咨询、技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政策咨询等，其中政策咨询又分为经济政策、城市发展与规划政策、外交政策、医疗福利与社会发展政策、贫困与社区建设、国际安全、国别研究、军事政策等各方向，企业管理咨询又分为战略咨询、运营管理、人力咨询、供应链咨询、财务咨询等。几乎每一个政策咨询机构或企业管理咨询公司都有自己最为擅长的咨询领域。而现阶段，中国的十大智库还没有明显的专业优势领域特征，似乎什么社会经济政策都研究。
第二，从市场机制成熟程度来看，智库产业的市场机制有两个重要构成要素：一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二是基于项目合同的交易机制。国家和政府机关内设的智库机构的项目选题和成果以计划和指令为导向，缺乏市场化竞争，也没有相应的社会竞争压力。半官方性质和民间智库存在基于合同关系的项目委托和交付，但也有卖方和买方市场之分。卖方市场往往反映了智库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智库机构的数量较少，智力产品的供应也往往比较单一；买方市场是随着智库机构的数量增加，众多非依赖性的智库机构形成了优胜劣汰的竞争优势，促进智库核心竞争力提升。在智库产业发达的国家，拥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有利于知识资产的积累和实现智库行业经济价值；同时，以基于合同关系的项目委托和交付为主，已经形成了优胜劣汰的买方市场，总体智库产业产品质量较高。相比之下，我国在智库产品知识产权保护和合同化交易机制方面还有待完善。
第三，从市场结构和行业集中程度来看，智库产业较为发达的国家，不同智库产业细分市场的行业集中程度差异较大，其中高端智力服务行业如企业战略咨询、国家层面的政策咨询服务等具有垄断竞争的特征，存在具有若干家具有市场影响力的机构占据高端市场的大多数份额；而数据收集、行业研究报告撰写等细分市场参与者众多，技术进入门槛较低，基本是完全竞争市场。行业由分散化竞争向集中发展也是产业成熟的一种体现。相比之下，我国也开始呈现出行业集中的特性，个别大型智库、大型国内外管理咨询公司开始占据主要市场份额。
第四，从产业链的延伸程度来看，智库产业成熟度高的国家，产业链越长。
例如，美国智库机构最多的地区被称为“华盛顿K街”，指的是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西北区，北连乔治城，东通国会山的“游说一条街”，这里云集了美国大批的智库机构、游说集团、公关公司、民间组织。一些国际组织总部，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此落户。这里智库产业链向其他产业如公关、银行、餐饮等行业延伸。据美国政府调查，2009 年K街游说业年产值已达34.7 亿美元。一些美国法律在国会制定或修改之前，已经在K街吃喝玩乐的时光中“轻松”完成。智库型企业聚集地带有惊人的消费力，商业、餐饮、娱乐设施丰富，同时需要以豪华配套设施、高端服务来满足顾客需求。
智库产业的发展机制特点
演化机制是产业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科学的机制是产业发展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从演化经济学角度来看，智库产业发展演化机制既具备“动态循环累进”自组织模式特征，也是由企业家精神驱动的制度性演化机制。
和一般产业集群发展一样，智库产业集群是一个复杂的、人造的、开放的系统，其系统的特征符合自组织系统的特征，其发展和演化具有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性。产业集群演化是由一个活性决策接点构成的非线性联结动态演化复杂系统，具有群体自学习性、自组织性、自匹配性和行为自协调性，它是由群体目标导引、信息流驱动、组织文化维护，依次经过交流、竞争、合作、分享、评价五个基本阶段的“动态循环累进”的自组织过程。智库产业内的组织也是在解决社会问题目标引导下，通过信息收集与分析，在获取社会、政府、企业的资金、人力、物资投入的情况下，各组织间相互交流，同时又通过研究领域专业化、创新、差异化等方式竞争，优胜劣汰，并通过合作、分享、评价共享知识创新成果，产生溢出效应，影响整个产业内外。如智库产业是西方国家在二战以后发展起来的知识密集型的咨询服务业，世界战争、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冷战等因素成为西方国家智库产业缘起和发展的推动因素，正如美国设立兰德公司的最初目的就是为空军战略发展提供服务的，这都是社会问题目标的引导和输入。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各智库组织通过竞争合作，发展自身核心竞争能力而脱颖而出。而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智库组织的研究重点也在发生变化，如从区域性政策向全球化问题演变，从单兵作战向合作研究迈进，体现了自组织性和自协调性的特征。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智库产业发展过程中，一些大型的智库研究机构特别注重智库产业群落或研究群落的构建，与时俱进，不断增设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新研究机构，培养和引进人才，不断壮大产业规模和产业实力，体现了自学习性和自匹配性。
与此同时，企业家精神和知识溢出也促进智库产业制度性演化。企业家是熊彼特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熊彼特式的“创造性毁灭”的关键。企业家精神是智库产业发展的创新之源，是系统变异的来源；另一方面，演化经济学强调企业家在推动制度创新过程中对其他主体进行引导和协调，提高共同意识的作用。在中外智库产业发展过程中，从来不乏企业家式的英雄人物，或创立智库组织，或作为行政或政治官员为智库产业提供创新性、开放的发展政策环境；另一方面，也从来不乏社会人物积极组织智库产业内各组织的论坛、协会，以实现智库产业自律，促进智库产业良性发展。同时，在智库产业中，知识的流动创造了知识溢出，知识溢出的知识源泉很可能来自产业内部，也可能来自外部，而产业集群的演化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是为了消除知识不完全，因此，智库产业的知识溢出特征能自发促进智库产业的制度性演化。 智库产业发展面临的政策环境
传统发达国家智库产业繁荣与政策环境优越有一定关系，国外政府对其智库产业的扶持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费支持、税收减免。政府在财政、税收政策上给予智库的有力扶持。有的政府是直接财政拨款用于资助智库，如美国联邦政府专门设置一个国家科学基金会，每年掌握着十几亿美元以上的资金，大多数用于资助各智库；美国政府规定企业的咨询费用可打入成本，不计征所得税；部分公益智库甚至免于纳税义务。日本政府每年拨给智库的经费约占日本科研经费的1%；英国政府是购买了1/3 的智库服务；德国政府从1975 年开始建议各部门、各行业、各研究所都建立咨询部门，并由政府资助5年，对10 家非营利的半官方咨询机构给予50% 的经费补助。还例如美国在1946 年设立兰德公司的时候，政府拿出了100 万美元作为启动经费，并坚持兰德公司从事研究的独立性。
二是创造和引导咨询需求。美国政治制度结构的主要特征是强调分权，政策制定过程公开，政策制定具有高度的竞争性，而决策者他们需要借助于“外脑”，为自己提供知识营养。从政府层面主动创造智库产品的需求市场，例如，美国胡佛总统喜爱的方式是根据政策需要设立专家委员会；罗斯福在竞选总统时就成立了主要由三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组成的专家顾问委员会，为他出主意，起草政策文件等。同时，在美国咨询业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政府已将咨询作为决策过程的法定程序。联邦政府还规定，超过100 万人的城市都应建立关于区域发展的综合咨询机构。此外，许多国家采取间接补贴的办法，鼓励企业进行咨询，对企业的咨询费用予以适当补助。这样就刺激了企业的咨询需求，有效地开发了咨询行业和智库产业的用户市场，从而推动了咨询业和智库产业的发展。
三是法律和行业性规范支持。例如，日本在20 世纪50 年代后相继制定了《中小企业诊断实施纲要》、《企业合理化促进法》和《中小企业指导法》等，为思想库协调、有序的发展提供了法律支持。1975 年又颁布了《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法》，该法对决策咨询机构的法律地位和有关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为综合性决策咨询机构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德国、美国等国家都有自发性的咨询行业协会，用于实现咨询和智库行业自律。
四是信息扶持。信息流是智库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要素。传统发达国家的政府十分重视给予其国内思想库信息上的扶助，英法政府都通过驻外使馆、贸易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取得有关国外咨询业务或项目的所有情报，再通过其国内负责思想库的有关部门传递给国内的各思想库。单在美国就有4000 多个数据库，约占全球数据库总量的80%，驰名于世的大型联机检索系统有10 多个。此外，美国政府还特别重视基础数据收集和统计工作，形成了大量基本信息统计数据库，供研究机构使用，如2008 年经济危机为解决就业问题，奥巴马启动了政府投资雇用大学生进行大量数据收集和数据挖掘工作。
相比之下，中国的智库产业发展政策环境还有待改善。
一是中国政府目前在经费支持上的力度还比较小，在政策研究上的投入还不够。有报告曾经提到，中国政府每年用于政策研究的项目经费相当于1.5 公里高速公路的建设经费（中国每年要修建3000 公里高速公路）。这说明，我们一个基础建设项目可以花上几亿人民币，但对国家与群众影响更大的政策研究上仅花十几万人民币。在政府经费缺乏的同时，民间智库还缺乏合法健全的社会捐赠获取渠道，使得中国智库发展更是雪上加霜。
二是政府内部还未形成“外脑”辅助决策文化。我国战略决策不是发端于公民社会，而是来自于中国高层领导人、执政党和政府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调整。经过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在经济资源的分配上已经比较多元化，但在政策制定和战略决策方面，政府还是拥有绝对的权力。政府内部的咨询机构，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倾向，行政与学术相结合，体制灵活度有限，难以形成突破性创新成果。相对于官方智库，各级政府，甚至国有企业，对民间智库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强度不足，例如大型央企常以数据或信息保密为由，拒绝外来和尚念经。
三是在法律与政策支持方面，我国政府虽然在政策制定中有咨询论证这一环节，但在政策的质询、监督等公共决策程序方面还没有完全制度化，在法律上还没有明文规定这是必经的步骤，政策咨询的政府采购机制、智库研究成果多层次输出和公开讨论的机制等都还没有建立。同时，在对智库的政策支持方面也没
有正式的文件，智库的法人地位还不够明确， 还不能保证智库能够合理合法运行并得到有效规制。
四是基础信息和数据可得性较低。我国的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基础数据管理重视程度较低，每次经济出现下行风险就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而没有大规模投入在基础数据和信息整理工作上，以至于无论是学术界的理论研究，还是智库咨询界的应用研究都缺乏准确可靠的数据基础，难以应用高级数学建模和基于数据的分析范式得到科学有效的分析结论。即使有部分数据和信息，也以国家秘密为由不予公开，缺乏申请数据获得资格但受控的渠道和方法，限制了已有数据资源的利用程度。
（一） 智库产业的定义
早在1953年，美国学者①就已提出了第四产业和第五产业（Quatemary and Quinary Sector）的概念，它们可以被看作是第三产业的延伸。第四产业通常是指信息创造和转移产业，包括研究、咨询和培训，它也被称作信息产业。第五产业是指控制行业和政府决策过程的产业，从事这些产业的人包括了行业高级管理人员、政府管理，管理规范、政策和法规在这个产业中产生。在后工业化时代，第五产业应是中产阶级理想工作产业，通常需要正式的学习和受教育背景，第五产业被认为象征着权力和智慧，是目前产业划分中最高端的产业。但国外理论研究中还未有正式提出“智库产业”的概念和详细辨析。
2007 年以来，尤其是近两年里，笔者针对智库产业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并据此对智库产业进行明确定义。这是智库产业作为一种国家政策和战略的研究成果在国内乃至世界首次明确提出。智库产业是对科学发展观理论的多维思考与综合延伸，是中国学术界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行多学科融合、自主创新的科研成果。
① Foote， Nelson N.； Hatt Paul K （May 1953）. "Social Mobility and Economic Advanc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3 （2）：364–378.
智库产业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以高度智力化劳动和创造力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其目标是为国家战略的制定、区域发展政策的落实、企业重大决策的实施以及区域人才短缺、区域产业升级转型问题、技术和制度后发优势培育等问题，进行系统的探索、研究、创新，提出解决方案，带动一产、促进二产、提升三产。智库产业的理论涵盖国家哲学、公共政策、文化经济、区域经济学以及发展经济学、战略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具有多学科、综合性的特点。作为一种新型战略产业形态，智库产业通过聚合高端人才、高端要素、高端产业而助推产业关联升级，引领高端产业始终处于时代发展前沿，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兴“动力产业”。
智库产业的部分内容可以认为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又具有自己的特点。智库产业的内涵是政策咨询、创意策划、技术服务、专业支持等，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的现代高端三产服务业。
智库产业的外延体现为各类智力成果的产业化应用，包括第一产业中以品牌建设、绿色生态、高质量、高价值为特征的现代高端示范农业，第二产业中以集约、集聚、循环发展为特征的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
智库产业的空间实体，即智库产业区旨在提出并构建中国特色智库和智库群以及智库产业业态，作为智库产业的孵化器以及统筹区域科学发展的实验区，以地域特有优势，提升并发展相应的支柱产业。智库产业区作为区域软实力的重要载体与战略抓手，通过在文化、制度、精神、价值、生活方式等领域的示范创新与综合建设，因地制宜地推动地区软实力发展，凝聚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渗透融汇至经济发展、社会服务、文化建设等区域发展的各个层面。
因此，从定义的内容来看，国内学者提出的智库产业与美国学者定义的第四产业和第五产业有些类似，体现了世界下一波产业发展的最新势头。两者都强调从实用主义出发，强调定量的科学化分析，采用跨学科的研究范式，解决社会、政治、经济等宏观战略问题。而且国内智库产业更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特定发展背景下提出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公共政策角度研究切入，把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创新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开发区、文化产业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是中国古代智囊发展的延续，为中央产业的发展政策与新时期的改革争取了理论与实践的空间。
智库产业的主体既包括营利性的企业，也包括了其他非营利性的组织和机构。我们认为，评价是否符合产业主体定义的标准不是是否产生利润，而是是否创造价值。因此，一些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和机构由于能够创造价值也符合智库产业主体的定义。
智库产业的客体，即生产出的产品或服务，主要是指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它既可以是无形的知识资产，也可以存在多元化的有形载体。这些有形载体包括书籍、报告、视频音相，甚至是论坛、研讨会，还包括相关领域的专业化人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智库产业的主流产品是战略层面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因此，智库产业的服务对象或终端消费者不仅仅是政府和政治机构，还包括了其他对社会问题研究有需求的企业、组织、机构，甚至个人。比如企业战略规划需进行的PEST 分析包括了对宏观政治环境的分析，一些基金会为了游说而购买政策研究服务。
智库产业与智慧产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智库产业以人为核心，狭义智慧产业以技术为核心。狭义智慧产业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从城市社会、环境、经济等各方面资源基础和优势出发，面向智慧城市建设的巨大需求，把发展智慧产业放在推进城市转型提升的突出位置。智慧产业的主要内容包括智慧应用技术研发、智慧装备制造、光通信、移动通信、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应用电子以及云计算产业等① 。而智库产业是以人才为主要价值驱动因素，核心价值来源于人才贡献的知识、创新思维，不仅服务于城市，更服务于区域、国家乃至国际政策方案制定。智库产业与狭义智慧产业具有衔接性。智库产业包括了提出社会问题研究需求和假设、从事数据调查、方法论研究、社会问题分析、提出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实物化的全过程。而狭义智库产业强调智慧城市等技术方案作为城市问题的解决方案，智慧城市仅是解决方案实物化的一种体现，是直接解决城市问题的过程，不包括上游、中游等过程。智库产业是以人为核心解决社会发展的战略层面问题为主，狭义智慧产业是在国家社会发展战略已制定的情况下，寻求城市运营层面的技术解决方案，因此，智库产业和狭义智慧产业的产品呈现战略制定与运营执行的关系。 ① 物联网背景下的智慧城市建设，中国城市低碳经济网，http：//www.cusdn.org.cn/news_detail.php？id=220547# ，2012-10-15 。
（二）智库产业的产业链特点
产业链是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并依据特定的逻辑关系和时空布局关系客观形成的链条式关联关系形态。与此对应，智库产业链是指从提出问题出发到解决方案实物化的各智库产业主体形成的有机关联链条。
产业链包括了价值链、企业链、供应链和空间链四个维度① 。
价值链由迈克尔.波特于1985 年提出，是指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的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即价值链。智库产业的价值链中主要价值创造活动有：提出问题和确立假设、构建方法论和工具、收集数据和事实基础、分析并得出解决方案、将解决方案实物化。其中，提出问题和确立假设指提出研究方向，既可以由智库产业主体完成也可以由智库产业服务的对象完成；构建方法论和工具包括了建立模型、IT 系统来协助完成智库研究过程；收集数据和事实基础主要是借助方法论和工具完成例如市场调研、数据统计等工作；分析并得出解决方案是指在前序活动的基础上，得到问题的解决建议；将解决方案实物化是指通过出版、举办论坛、人才培养等方式将无形状态下的解决方案形成有形状态的知识资产，并执行落地。
企业链是指由企业生命体通过物质、资金、技术等流动和相互作用形成的企业链条。但由于智库产业的主体包括了多种组织形态，而不限于企业，因此智库产业的企业链实际是多种形态的“组织链”。产业经济学把产业生产过程分为初级产品生产、中间产品生产和最终产品生产三个阶段，并以这种连续性的阶段将产业划分为上游产业、中间产业和下游产业。按照这种划分方式，智库产业“组织链”上的组织包括了上游智库产业中提出社会问题研究需求和假设，从事市场调研、数据调查、方法论研究的企业和机构，中游智库产业中利用上游产业提供
的数据、信息、事实、方法论进行社会问题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的企业和机构，下游智库产业中将解决方案以书籍、报告、视频音像等形式出版，举办定期专题论坛和会议、培训的企业和机构。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产业一体化的存在，部分企业和机构能够提供纵跨上、中、下游的服务。
注：① 吴金明、邵昶：“产业链形成机制研究—‘4+4+4’模型”，《中国工业经济》，2006 年第4期。
供应链是由物料获取并加工成中间件或成品， 再将成品送到顾客手中的一些企业和部门构成的网络。对于智库产业来说，主要的物料、中间产品和成本包括了理论假设、方法论、数据、信息、事实、解决方案建议、无形知识资产和有形的出版物、论坛、专业化人才等。
空间链是指同一种产业链条在不同地区间的分布。产业空间链的主要载体是产业集群和产业园区，智库产业空间链的主要载体则应该是智库产业区。在国外，已经形成了类似美国华盛顿地区的K街智库聚集地，而在中国，智库产业区的概念还处于理论和实践尝试中。于今教授研究团队最早在2009 年就提出“中国智库建设应形成政府统筹、专业集成、多层合作、分工协作的系统性构架，智库建设应逐渐从‘分散式的随机性组织’向‘以智库基地或产业区为平台的，以目标为导向的有组织模式’转变”① 。
注：① 智库专家提出：发展中国特色智库模式打造智库产业，《中国联合商报》2009 年7月8日。
从智库产业和产业链界定来看，智库产业链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智库产品是“信息产品”。信息产品成本较高，它包括了教育投入成本、固定成本、注意力购买成本、获取成本等，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高额的固定设备的投入，一旦第一份产品被生产出来，多拷贝一份的成本几乎为零。智库产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智库产业的产品是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智库产业的产品具有信息产品属性，研究投入成本较高，以美国兰德公司为例，其2011 财年研究费用占总收入的79% 以上② 。但是，一旦形成了无形的研究成果，复制成有形成果的边际成本较低。
② 数据来源：兰德公司2011 财年财报数据。
第二，智库产品是“经验产品”。智库行业的产品与信息产品类似，是消费者必须在试用一次后才能对它进行评价的产品，因而是“经验产品”。这是由智库产品的创新性、机密性和增值性所决定的。因此，智库从业者通常运用各种策略来说服消费者在知道社会解决方案的内容之前进行购买。多数时候，智库从业者根据社会问题提出研究解决方案的方法论并展示相关研究案例，消费者购买依
据智库的声誉、经验、人员资历，而非解决方案产品本身的属性，因为购买时，产品还未形成。
第三，难以实现标准化规模生产。智库产业的产品是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由于客户需求、具体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论、相关人员经验等千差万别，因此难以实现智库产品标准化规模生产。人员团队组成、方法论选择都会根据客户需求和具体社会问题而调整，最终的解决方案也会存在差异，并不能向流水线一样实现标准化生产。有些管理咨询公司，能够通过内部管理实现报告模板和风格一致统一，但也无法实现内容的标准化。并且，智库行业的终端需求恰是定制化的产品。
智库产业的发展模式
（一）智库产业的发展现状
当今世界发展迅猛、变化快速，信息复杂且呈现爆炸性增长，顺应此潮流，大量智库组织崛起，他们提供信息、形成研究报告，参与全球政策制定过程。政策制定者也越来越依赖智库组织的洞察和研究成果，来制定应对全球社会问题的恰当政策措施。因此，智库组织扮演两大角色：填补“运作鸿沟”以协助政策制定者获取信息和解决方案；填补“参与鸿沟”以帮助那些排除在政策制定过程之外的人影响政策制定结果① 。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麦甘教授《2011 年全球智库排名报告》，过去20 年，全球智库产业蓬勃发展，以G20 国家的智库发展为例，2011 年G20 国家的智库总数达到4069 个，占到全球智库总数的62% 。这些智库的定义仅局限于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组织，尚不包括管理咨询公司等其他智库行业内的组织。在2008—2011 年间，金砖国家的智库数量增长令人瞩目，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五国的智库总数，从2008 年的419 个增加到985 个，其中，中国和印度是目前G20 国家中拥有智库总数第二和第三的国家。但是，金砖国家的智库质量与其规模整体不符合，仅有6个智库位列“全球顶级50 家智库”。全球范围来看，未来智库组织的数目将持续增加，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智库数目将持续增加，且这些新兴市场国家智库的国际影响、区域影响、学术理论影响也将持续扩大。 ① Thorsten Benner， Wofgang Reinicke， and Jan Witte. “Beyond Multilateralism： Global Public Policy Networks，”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Society， 2000： 3. See also James G. McGann. “Global Think Tanks， Politics and Governance，”Routledge， United Kindom （2010）； and James G. McGann. “Global Think Tanks： Catalysts for Ideas andAction，”Diplomatic Courier， 5， No.4 （2011）.
智库产业的另一类重要主体管理咨询公司的市场也将稳定持续增长。根据一家市场调研公司报告，2012 年全球管理咨询市场规模将达到3910 亿美元①。同时，根据《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战略咨询到2014 预计年均增长1.1%，管理运行咨询预计年均增长5.1%，IT 咨询达3.9%，人力资源咨询达4.0%② 。在中国，有公司估计，2007—2012 年中国管理咨询市场规模呈现10.3% 的增长，2012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50 亿美元左右，共有28000 家左右的咨询公司，提供37 万个相关就业岗位③ 。即便如此，中国的管理咨询市场还不够成熟，现阶段管理咨询费率仅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40% 左右，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和二线城市的增长繁荣，中国的管理咨询业务量将持续增长，部分领先管理咨询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年均增长率平均在12%～16% 左右，因此，中国管理咨询行业具备良好市场前景。
①Introduction to the Consulting Industry， Plunkett Research，http：//www.plunkettresearch.com/consulting-market-research/industry-trends，2012-9-21.
② Advice for consultants， Economist，http：//www.economist.com/node/18774614， 2011-6-2.
③ Management Consulting in China： Market Research Report， IBISworld，http：//www.ibisworld.com/industry/ china/management-consulting-in-china.html， 2012-8.
总体上，智库产业的两大类主体——公共政策咨询机构和管理咨询公司，从数量、规模、和增长速度来看，都呈现扩张趋势。
（二）国外智库产业化发展模式
（1）发达国家智库产业化发展
李建军、崔树义等人编写的《世界各国智库研究》（2010）对世界各国的智库文化传统、人员、独立性、预算、影响力、信息发布机制等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从前文中，本书已经提出了智库产业的定义，只要高端人才的智力资源的现代三产服务业都可算作智库产业的范畴，但从源头来追溯，智库仍是这种服务业最典型的一种代表。因此，本章中对于智库产业的对比仍以核心智库服务类型为代表。
从比较研究角度来看，发达国家的智库产业化在以下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第一，与政府关系紧密，但联系方式差异很大。如美国的主要智库按政治倾向来看，思想倾向日益多元化，但通过“旋转门”、“咨询先行”等方式实现政府联系。英国的主要智库则具有明显的党派倾向性，目标是对公共政策和公开舆论施加影响。德国的主要智库受政局资助的比例很大，与新闻媒体的关系也很紧密。日本的主要智库则以政府为坚强的后盾，采取政府官员“派出研究员”制度，为政府提供智力服务是智库机构的营运重点。
第二，预算规模差异大，经费来源多元化。一方面各国智库的经费规模差异很大。美国的政府决策者和企业家每年都拨出巨款，委托智库机构对重大决策问题进行研究。例如2011 年兰德公司的收入达到2.73 亿美元，布鲁金斯学会达到1.02 亿美元。相比之下，欧洲智库则处于一个相对贫困的状态，以英国为例，大部分英国智库的年度收入在几百万英镑左右。另一方面，智库研究经费来源呈现多元化。例如，欧洲智库研究经费来源于政府、欧盟委员会、私人部门、信贷支持、研究合同及其他六大类；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预算收入中，只有4% 来自政府，74% 来自公司、个人以及基金会的捐赠。在日本，官方智库的财政收支捉襟见肘，非官方智库特别是财团、大企业智库的资金实力较强。
第三，实用主义和理论研究侧重差异明显。美国是一个奉行实用主义的国家，智库产业发展以结果为导向，制定针对性的问题解决方案，功利性很强。例如作为现代智库机构典型的兰德公司，在初创时就是具有十分明确的针对性和目的性。欧洲文化底蕴浓厚，有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为智库的产生提供思想的血脉，因此，欧洲国家智库是学术水准较高的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需求相结合的产物。日本在经济社会赶超发展战略的驱动下，智库产业的发展吸收欧美智库发展的特点，科学研究项目立足现实，而着眼于未来，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决策咨询，并且以接受委托研究为主，侧重于应用对策性研究，而自主研究呈现缓慢发展的趋势。
第四，社会影响程度差异。从2011 年《全球智库排名报告》来看，发达国家智库排名代表了其国际影响力的高低，美国的智库仍是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而其他地区和国家国际影响力较弱，但区域化影响力较高。在美国，智库特别重视社会影响力，以“媒体引用次数”等指标来考核，每年都会有独立的机构对美国的智库“单位预算媒体引用次数”进行统计，并作为评价智库社会影响力成本有效性的标准。 总体来看，发达国家的智库产业化现已较为成熟，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共性特点：一是研究方向从针对单一领域的研究向多元化、专业化演变；二是最终产品表达形式和影响能力从公共政策等具有“专用性”的智库产品向面向社会生产多样化、多层次的产品形式演变；三是从主要依托政府和学校而创办向依托民间和官方等各种实力而创办的形态演变；四是从公益性、服务性行业向盈利性与福利性兼备的产业模式演变；五是地域分布上向集中于全国和全球政治经济中心发展。
（2）新兴市场国家智库产业发展
根据2011 年《全球智库排名报告》，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智库的区域性影响正逐渐加强。中南美洲前10 名智库中有3名在巴西；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前10 名智库中有6个在南非；俄罗斯的智库有4家位于中东欧前10 名；而中国和印度占据亚洲前10 名智库的4席。
总体上，新兴市场国家的智库产业发展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新兴市场国家智库产业的成长与发展往往是政府或政治人物主导的，独立运营和市场竞争导向较弱。二是在信息化和网络化技术的引领下，参与外交决策的非政府组织在智库产业中的作用也在日益增强，推动新兴市场国家国际地位攀升。三是在信息公开和民主决策方面，还存在较大改进空间，制约新兴市场国家智库产业进一步发展。
同时，随着全球化、互联网和公民社会的发展，新兴市场国家智库产业化发展也呈现一些新的趋势：一是与各国智库机构的交流合作进一步加强，体现为成立联合的研究机构等；二是智库从业人员素质要求进一步提高，包括对爆炸性信息的整合能力、提出复杂问题解决方案的能力等；三是自媒体时代智库影响政策制定的渠道不再局限于旋转门类似的机制，通过自媒体进行公民教育与沟通也成为智库的重要职能。
（3）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智库产业化发展模式比较
各国家现代智库的兴衰荣辱与所属国经济社会发展浪潮相匹配。现代智库的起源与发展虽源于西欧的英国和德国工业革命后的繁荣不可割裂，但二战之后全球社会与经济发展中心向美国转移，同时也伴随着美国智库的崛起。近十几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如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尤其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和民主化程度不断提高，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新兴市场国家的智库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同时这样的发展趋势也促进了智库产业化的发展。尽管新兴经济体智库的作用日益凸显，但是新兴经济体缺乏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智库，现有的智库虽然数量多，却因为起步晚、人才、资金缺乏等原因，其研究水平、发展前景都受到制约。
从产业成熟度角度看，传统发达国家产业成熟度较高，行业市场规模较大、门类齐全，由工程技术、技术服务咨询和管理咨询等行业并行发展的成熟体系，适应大型化、复杂化咨询项目的决策需求，运用多学科、多专业协调的政策导向型的国际化智库组织，其中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管理咨询公司和政策咨询公司更是实力雄厚，经常从事国际性、全局性、张略性和综合性的研究课题，是发达国家成熟智库产业化的典型代表。相形之下，新兴市场国家现代智库产业发展历史较短，产业成熟度较低，但是，在政府、产业机构、特殊政治事件的推动下，与经济体快速膨胀趋势一致，智库产业规模发展具有爆发性。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智库机构随着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发展起来，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的是政治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催生了大量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研究项目，有的是国家的经济体制出现了转型发展的重大变化，原来的政府咨询机构的智库也随之引来大发展的机遇。但是，总体上新兴市场国家的智库产业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少有国际影响管理咨询公司和政策咨询机构。
从智库产业运行机制角度看，发达国家智库体制独立，体现在经费来源的多样性，即使是政府支持的经费，也采用经费使用上的委托项目合同和市场化交易方式进行，因此政府是客户，而非行政上级。西方发达国家智库治理比照公司治理的模式，运行机制比较灵活，有利于适应咨询业务的市场化需求。发达国家的智库产业十分重视智力知识成果的产权保护和管理，注重研究成果的推销、转化和应用，因此，智库产业的知识产品价值能够充分实现和保障。相形之下，新兴市场国家的智库组织对政府部门的体制依赖性强，设置是政府的直属下级机构。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的社会捐赠和基金会机制不成熟，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完善，咨询服务的市场机制发育不完善，都是导致智库组织的经费来源相对单一的原因，影响智库机构研究活动的独立性和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另外，由于新兴市场国家政府决策还不能向发达国家一样实现民主公开决策，更倾向于内部决策，使得智库机构在人员录用上有严格的政治标准内外界限，对社会的开放程度较低，并在咨询业务管理上较少采用市场化运行机制。
从人才管理角度看，传统发达国家的智库有一套完善的、市场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包括了人员选拔、录用、培养、考核、激励、晋升、淘汰等各环节，人员的学科知识比较全面，人员来源多样性，适应研究课题的需要。特别值得说明的，在人员录用上，不以政治导向、宗教信仰、民族、种族、性别和国籍等特征来决定人员的去留，同时他们非常注重从业人员的培训和交流。相比之下，新兴市场国家的人员来源还比较单一，市场化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还不健全，人员受教育水平、知识、技能和视野相较于传统发达国家智库还比较局限。
从社会影响力角度来看，传统发达国家的智库具有的全球化视野，研究课题的国际化、综合性，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相形之下，新兴市场国家智库突出对本国政府部门服务，以研究本地区的经济、战略和安全问题为主，仅有地区性、区域性的影响力，由于他们与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与其发达国家的同行们相比，受到的限制也更多。
中国智库产业的发展模式
1、中国现代智库产业发展历史
根据《中国智库发展报告》（2011 年），中国现代智库开端发轫于1978 年的改革开放，面对千方百计重振经济、打开国门吸收先进经验和推行经济社会改革的迫切需要，中国智库开始产生。中国现代智库产业发展经历了两次“活跃期”。 第一波“活跃期”是在上世纪80 年代，现代官方智库的崛起。客观的因素是百废待兴的时代需要和改革开放的内在需求，直接的推动力量是中央政府对决策咨询的深刻认识，其思想推动力则是“知识就是力量”的智库思想开始传播。当时邓小平等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决策咨询的战略意义，不断提出要实现“决策科学化”的口号。中央在各部门搜集人才，大量的知识分子进入国家政策部门甚至中南海参与决策制定和咨询，刚开始是不定期的研究，后来通过借调逐渐集聚在一起形成了研究机构，并最终发展成为现在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推动了现代智库在官方层面的形成。同时，一部分优秀人士抱着创建独立智库的热情，从国家政策研究部门走出来，“下海”组建了中国第一批民间智库；而且体制内外也联手互动，比如1989 年2月，由马洪、李灏、陈锦华、蒋一苇、高尚全等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和企业家自愿联合发起成立的综合开发研究院，第一批粗具现代智库意义的政策咨询机构开始形成。
中国智库的第二个“活跃期”是世纪之交，民间智库的快速增长。上世纪90 年代中期，邓小平南方谈话启动了新一轮改革开放，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民营企业遍地开花，国企改革全面拉开，加上开放进入“入关”谈判新阶段。适应新的时代需求，中国智库进入多元化和多领域发展阶段。如1992 年，原隶属于海南省政府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退出事业单位，走上社会化运行的道路；1993 年，茅于轼和张曙光、盛洪离开中国社科院，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被经济学界称为“京城四少”之一的樊纲，依靠中国改革发展基金会成立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1994 年，林毅夫脱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靠福特基金会资助到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李凡从国外归来后，注册了世界与中国研究所；1998 年，温元凯成立了自己的南洋林德咨询顾问公司。2003 年，国家发改委将“十一五”规划前期研究课题面向社会公开招标，这一做法一度引发了地方上的效仿。而就在这一年，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在北京成立。同时，大学下属的智库发展迅速，随着1993 年和1998 年国务院和教育部分别启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211”工程和“985”工程，国内重点建设大学纷纷成立了众多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从海内外吸纳了各种学科人才，通过研究政策问题、向政府部门汇报研究成果、公开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积极推动其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发挥决策咨询影响。此外，国际知名的管理咨询公司如埃森哲、BCG 、麦肯锡等纷纷在中国设立办事机构。
现阶段，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的到来，中央和政府更加重视中国智库的发展，中国智库产业化将迎来一个大的发展。
2、中国智库产业发展现状特点
按照现有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费来源和机构管理体制，我国的智库可以分为几种类型：一是事业单位法人型。指在具备法人条件的事业单位中，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的机构，是半官方智库。二是企业型。指那些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政策问题咨询机构，如零点调查公司。三是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型。指专门从事政策的研究和咨询工作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如天则经济研究所。四是大学下属型。指隶属于大学的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的组织。还有各级党政机关内设的研究机构，通常被称为官方智库。除了官方和半官方智库以外，其他三类都称为民间智库。在2006 年11 月中国首届智库论坛上评选出的中国十大著名智库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基本都是官方和半官方智库。
根据2011 年《全球智库排名报告》，我国的智库数量已位居亚洲第一，全球第二。综合来看我国智库产业发展的总体情况，可以总结出当前我国的智库产业发展在产业规模、产业结构、产业发展阶段、产业布局等方面呈现如下特征：
第一，智库数量增长快、产业总体规模大。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中科院系统、社科院系统、各类大学研究机构等学术型智库外，我国在政府体系内，不断建立、完善了内部的研究咨询机构，如政府研究中心、研究室、政策研究室等等。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一些非官方的民营研究机构相继出现，初步构建了中国民营智库产业发展的新体系。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增加，许多国际管理咨询公司持续扩张中国区业务，纷纷设立分支机构，而本土的管理咨询公司也呈现长足增长。
第二，政策咨询以国有智库为主，私有或民营智库力量较弱；企业管理咨询市场化程度价高。受政治、文化、体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当前的政策咨询智库产业发展呈现国有智库发展迅猛、民营智库发展明显滞后的特征。据统计，目前中国已经有各类智库2000 多家，其中大多数是官方智库，而民间智库发展十分缓慢，并且当前我国的智库在中国完全实现“独立运作”的智库所占比例可能不会超过5%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政策咨询智库产业可以分为政府官方智库、大学机构智库、民营智库三类，产业组织结构呈现“三分天下、官方独大”的基本格局和特征。而企业管理咨询市场则市场化程度较高，由一流国际大咨询公司引领，而本土管理咨询公司如北大纵横、正略钧策、和君等的市场份额也在持续巩固和增长。
第三，处于“量变”向“质变”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智库产业的规模从数量上是国际领先的，但国际影响力十分有限，入选2011 年“全球前30 智库”的中国智库仅有1家。我国的智库产业发展具有历程短、实力弱的特征。过去的30 年是中国智库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但从发展趋势和发展目标而言，过去的30 年发展，属于中国智库产业以追求数量增长为主的初期阶段，当前正处于向追求质量、提高国际影响力的发展阶段转型的特殊时期。而新世纪以来，最高决策层高度重视中国智库产业的发展，从在2004 年发布实施《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开始，到2006 年和2007 年在北京、上海召开了中国智库论坛，以及2009 年6月17 日温家宝总理强调“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和中长期发展需要，加强储备性政策的研究，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针对性”等。 第四，当前智库产业集中地分布在北京、上海等全国性政治经济中心。中国的智库产业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当中，例如我国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十大智库主要在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近年来，在国家策划和扶持下，我国智库产业布局开始走向集聚化、基地化发展趋势。
中外智库产业发展模式比较
第一，从专业化分工程度来看，智库产业专业化和产业化程度成正比例的相关性。在智库产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提供各类智力产品的智库机构大致有五种类型：政策制定型智库、政党代言型智库、影子型智库、学者型智库、社会活动家型智库。以上五种类型的智库机构，按照所提供智力产品的内容可分为两种模式：一种侧重于基础理论研究，独立性强、经济实力雄厚和学术专家阵容强大的智库机构对此类智力产品情有独钟；另一种偏重于操作性的政策对应研究，智力产品涉及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和外交等各方面。在智库产业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智库产品的专业化特征十分明显，工程咨询、技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政策咨询等，其中政策咨询又分为经济政策、城市发展与规划政策、外交政策、医疗福利与社会发展政策、贫困与社区建设、国际安全、国别研究、军事政策等各方向，企业管理咨询又分为战略咨询、运营管理、人力咨询、供应链咨询、财务咨询等。几乎每一个政策咨询机构或企业管理咨询公司都有自己最为擅长的咨询领域。而现阶段，中国的十大智库还没有明显的专业优势领域特征，似乎什么社会经济政策都研究。
第二，从市场机制成熟程度来看，智库产业的市场机制有两个重要构成要素：一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二是基于项目合同的交易机制。国家和政府机关内设的智库机构的项目选题和成果以计划和指令为导向，缺乏市场化竞争，也没有相应的社会竞争压力。半官方性质和民间智库存在基于合同关系的项目委托和交付，但也有卖方和买方市场之分。卖方市场往往反映了智库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智库机构的数量较少，智力产品的供应也往往比较单一；买方市场是随着智库机构的数量增加，众多非依赖性的智库机构形成了优胜劣汰的竞争优势，促进智库核心竞争力提升。在智库产业发达的国家，拥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有利于知识资产的积累和实现智库行业经济价值；同时，以基于合同关系的项目委托和交付为主，已经形成了优胜劣汰的买方市场，总体智库产业产品质量较高。相比之下，我国在智库产品知识产权保护和合同化交易机制方面还有待完善。
第三，从市场结构和行业集中程度来看，智库产业较为发达的国家，不同智库产业细分市场的行业集中程度差异较大，其中高端智力服务行业如企业战略咨询、国家层面的政策咨询服务等具有垄断竞争的特征，存在具有若干家具有市场影响力的机构占据高端市场的大多数份额；而数据收集、行业研究报告撰写等细分市场参与者众多，技术进入门槛较低，基本是完全竞争市场。行业由分散化竞争向集中发展也是产业成熟的一种体现。相比之下，我国也开始呈现出行业集中的特性，个别大型智库、大型国内外管理咨询公司开始占据主要市场份额。
第四，从产业链的延伸程度来看，智库产业成熟度高的国家，产业链越长。
例如，美国智库机构最多的地区被称为“华盛顿K街”，指的是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西北区，北连乔治城，东通国会山的“游说一条街”，这里云集了美国大批的智库机构、游说集团、公关公司、民间组织。一些国际组织总部，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此落户。这里智库产业链向其他产业如公关、银行、餐饮等行业延伸。据美国政府调查，2009 年K街游说业年产值已达34.7 亿美元。一些美国法律在国会制定或修改之前，已经在K街吃喝玩乐的时光中“轻松”完成。智库型企业聚集地带有惊人的消费力，商业、餐饮、娱乐设施丰富，同时需要以豪华配套设施、高端服务来满足顾客需求。
智库产业的发展机制特点
演化机制是产业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科学的机制是产业发展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从演化经济学角度来看，智库产业发展演化机制既具备“动态循环累进”自组织模式特征，也是由企业家精神驱动的制度性演化机制。
和一般产业集群发展一样，智库产业集群是一个复杂的、人造的、开放的系统，其系统的特征符合自组织系统的特征，其发展和演化具有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性。产业集群演化是由一个活性决策接点构成的非线性联结动态演化复杂系统，具有群体自学习性、自组织性、自匹配性和行为自协调性，它是由群体目标导引、信息流驱动、组织文化维护，依次经过交流、竞争、合作、分享、评价五个基本阶段的“动态循环累进”的自组织过程。智库产业内的组织也是在解决社会问题目标引导下，通过信息收集与分析，在获取社会、政府、企业的资金、人力、物资投入的情况下，各组织间相互交流，同时又通过研究领域专业化、创新、差异化等方式竞争，优胜劣汰，并通过合作、分享、评价共享知识创新成果，产生溢出效应，影响整个产业内外。如智库产业是西方国家在二战以后发展起来的知识密集型的咨询服务业，世界战争、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冷战等因素成为西方国家智库产业缘起和发展的推动因素，正如美国设立兰德公司的最初目的就是为空军战略发展提供服务的，这都是社会问题目标的引导和输入。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各智库组织通过竞争合作，发展自身核心竞争能力而脱颖而出。而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智库组织的研究重点也在发生变化，如从区域性政策向全球化问题演变，从单兵作战向合作研究迈进，体现了自组织性和自协调性的特征。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智库产业发展过程中，一些大型的智库研究机构特别注重智库产业群落或研究群落的构建，与时俱进，不断增设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新研究机构，培养和引进人才，不断壮大产业规模和产业实力，体现了自学习性和自匹配性。
与此同时，企业家精神和知识溢出也促进智库产业制度性演化。企业家是熊彼特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熊彼特式的“创造性毁灭”的关键。企业家精神是智库产业发展的创新之源，是系统变异的来源；另一方面，演化经济学强调企业家在推动制度创新过程中对其他主体进行引导和协调，提高共同意识的作用。在中外智库产业发展过程中，从来不乏企业家式的英雄人物，或创立智库组织，或作为行政或政治官员为智库产业提供创新性、开放的发展政策环境；另一方面，也从来不乏社会人物积极组织智库产业内各组织的论坛、协会，以实现智库产业自律，促进智库产业良性发展。同时，在智库产业中，知识的流动创造了知识溢出，知识溢出的知识源泉很可能来自产业内部，也可能来自外部，而产业集群的演化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是为了消除知识不完全，因此，智库产业的知识溢出特征能自发促进智库产业的制度性演化。 智库产业发展面临的政策环境
传统发达国家智库产业繁荣与政策环境优越有一定关系，国外政府对其智库产业的扶持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费支持、税收减免。政府在财政、税收政策上给予智库的有力扶持。有的政府是直接财政拨款用于资助智库，如美国联邦政府专门设置一个国家科学基金会，每年掌握着十几亿美元以上的资金，大多数用于资助各智库；美国政府规定企业的咨询费用可打入成本，不计征所得税；部分公益智库甚至免于纳税义务。日本政府每年拨给智库的经费约占日本科研经费的1%；英国政府是购买了1/3 的智库服务；德国政府从1975 年开始建议各部门、各行业、各研究所都建立咨询部门，并由政府资助5年，对10 家非营利的半官方咨询机构给予50% 的经费补助。还例如美国在1946 年设立兰德公司的时候，政府拿出了100 万美元作为启动经费，并坚持兰德公司从事研究的独立性。
二是创造和引导咨询需求。美国政治制度结构的主要特征是强调分权，政策制定过程公开，政策制定具有高度的竞争性，而决策者他们需要借助于“外脑”，为自己提供知识营养。从政府层面主动创造智库产品的需求市场，例如，美国胡佛总统喜爱的方式是根据政策需要设立专家委员会；罗斯福在竞选总统时就成立了主要由三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组成的专家顾问委员会，为他出主意，起草政策文件等。同时，在美国咨询业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政府已将咨询作为决策过程的法定程序。联邦政府还规定，超过100 万人的城市都应建立关于区域发展的综合咨询机构。此外，许多国家采取间接补贴的办法，鼓励企业进行咨询，对企业的咨询费用予以适当补助。这样就刺激了企业的咨询需求，有效地开发了咨询行业和智库产业的用户市场，从而推动了咨询业和智库产业的发展。
三是法律和行业性规范支持。例如，日本在20 世纪50 年代后相继制定了《中小企业诊断实施纲要》、《企业合理化促进法》和《中小企业指导法》等，为思想库协调、有序的发展提供了法律支持。1975 年又颁布了《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法》，该法对决策咨询机构的法律地位和有关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为综合性决策咨询机构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德国、美国等国家都有自发性的咨询行业协会，用于实现咨询和智库行业自律。
四是信息扶持。信息流是智库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要素。传统发达国家的政府十分重视给予其国内思想库信息上的扶助，英法政府都通过驻外使馆、贸易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取得有关国外咨询业务或项目的所有情报，再通过其国内负责思想库的有关部门传递给国内的各思想库。单在美国就有4000 多个数据库，约占全球数据库总量的80%，驰名于世的大型联机检索系统有10 多个。此外，美国政府还特别重视基础数据收集和统计工作，形成了大量基本信息统计数据库，供研究机构使用，如2008 年经济危机为解决就业问题，奥巴马启动了政府投资雇用大学生进行大量数据收集和数据挖掘工作。
相比之下，中国的智库产业发展政策环境还有待改善。
一是中国政府目前在经费支持上的力度还比较小，在政策研究上的投入还不够。有报告曾经提到，中国政府每年用于政策研究的项目经费相当于1.5 公里高速公路的建设经费（中国每年要修建3000 公里高速公路）。这说明，我们一个基础建设项目可以花上几亿人民币，但对国家与群众影响更大的政策研究上仅花十几万人民币。在政府经费缺乏的同时，民间智库还缺乏合法健全的社会捐赠获取渠道，使得中国智库发展更是雪上加霜。
二是政府内部还未形成“外脑”辅助决策文化。我国战略决策不是发端于公民社会，而是来自于中国高层领导人、执政党和政府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调整。经过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在经济资源的分配上已经比较多元化，但在政策制定和战略决策方面，政府还是拥有绝对的权力。政府内部的咨询机构，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倾向，行政与学术相结合，体制灵活度有限，难以形成突破性创新成果。相对于官方智库，各级政府，甚至国有企业，对民间智库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强度不足，例如大型央企常以数据或信息保密为由，拒绝外来和尚念经。
三是在法律与政策支持方面，我国政府虽然在政策制定中有咨询论证这一环节，但在政策的质询、监督等公共决策程序方面还没有完全制度化，在法律上还没有明文规定这是必经的步骤，政策咨询的政府采购机制、智库研究成果多层次输出和公开讨论的机制等都还没有建立。同时，在对智库的政策支持方面也没
有正式的文件，智库的法人地位还不够明确， 还不能保证智库能够合理合法运行并得到有效规制。
四是基础信息和数据可得性较低。我国的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基础数据管理重视程度较低，每次经济出现下行风险就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而没有大规模投入在基础数据和信息整理工作上，以至于无论是学术界的理论研究，还是智库咨询界的应用研究都缺乏准确可靠的数据基础，难以应用高级数学建模和基于数据的分析范式得到科学有效的分析结论。即使有部分数据和信息，也以国家秘密为由不予公开，缺乏申请数据获得资格但受控的渠道和方法，限制了已有数据资源的利用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