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2018年相比，2019年世界局势的不确定性更加明显，局势动荡几乎成了媒体报道的年度热词。这一年里，欧洲、亚洲、中东、拉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都爆发了大规模游行示威。这些以经济、民生问题为触发点的抗议活动，本质上属于内部治理问题，但在国际政治的外溢效应上，其影响无疑将是极为深刻的。同样深刻的还有大国关系的变动，尤其是中美关系走向。这一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但两国关系表现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显的“重塑”特征。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说：“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服务国内发展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使命。”中国是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的事实，决定了外部局势的动荡会不可避免地传导到国内。国际局势的动荡与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对2019年的中国外交来说是个巨大挑战。习近平主席在2019年新年献词中说：“2019年，有机遇也有挑战，大家还要一起拼搏、一起奋斗。”这番话，已经预示了2019年中国外交砥砺前行的基调。

动荡之年

　　从世界范围来看，2019年可以说是动荡之年。从年初到年尾，多个国家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甚至严重骚乱。法国2018年年底爆发的“黄背心”运动，不仅延续到2019年，而且还蔓延到欧洲其他国家。“黄背心”还未被人遗忘，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又在年底登场。12月5日开始的大罢工，导致法国全国交通系统几近瘫痪。“连年动荡”的还有中东的伊朗。从2017年年底延续到2018年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让德黑兰政权打了个趔趄。2019年11月蔓延到100多个城市的内乱，再次让伊朗政府绷紧神经。
　　无论是法国还是伊朗，大规模抗议浪潮的导火索，都是与民生相关的福利改革或物价上涨。这样的导火索，也是点燃这一年诸多国家抗议浪潮的主因。比如，拉美经济发展“优等生”智利爆发的史上最大规模抗议，起因就是地铁票涨价。当然，经济与政治的联动并不是线性的，印度总理莫迪挺过了2019年多次大规模抗议而且还赢得了连任，但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却在严重的骚乱中赴墨西哥政治避难。但追根溯源，几乎从所有抗议中都能读出对民生的担忧。
　　这样大范围、大规模的抗议浪潮，在2008年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后也未曾出现过。也就是说，动荡的“民生担忧”之源，需要更深入的解读。这些动荡发生的大背景，更值得关注的是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这个变化没有出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而是2016年国际政治上飞出两只“黑天鹅”（英国“脱欧”公投成功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某种程度上说，国际政治的变化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在2019年达到了新的高点。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世界经济增长率从2017年的3.2%下降到2018年的3.0%，2019将进一步下降到2.5%。今年10月，世贸组织把2019年全球贸易的增长预期，从此前的2.6%大幅下调至1.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全球约有100个国家的出口出现下降。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贸易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现象，是一种常态。2018年，世界经济与贸易的增长率还基本持平（均为3%）。2019年可能是一个历史性节点。

无论是法国还是伊朗，大规模抗议浪潮的导火索，都是与民生相关的福利改革或物价上涨。这样的导火索，也是点燃这一年诸多国家抗议浪潮的主因。

　　节点的出现皆因政治。2016年之后，世界经济并没有出现2008年那样的危机。2008年国际合作应对金融危机的政治共识，在2016年以后变得岌岌可危，如果不是蕩然无存的话。无论是选择“脱欧”的英国，还是前路迷茫的欧盟，在经济政策上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内向化”的苗头。而特朗普政府将关税“武器化”的政策行为，更是让开放的世界经济不再是“想当然”。美欧内部政治变化的趋势，意味着经济政策风向的转变不会是短期行为。
　　在此之前，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非西方国家，无论是政治上的左派还是右派政府，大体上都认可开放的贸易、欢迎外来投资。涉及国家内部治理的政策，很大程度上都以开放的世界经济环境为前提。当这个“前提”发生变化时，那么内部治理体系的运作就会面临压力。从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变化趋势来看，2019年之所以成为动荡之年，很可能是“压力”累积的结果。
　　而且，这或许只是开始。

砥砺前行

　　动荡的国际局势，是2019年中国外交的大背景。“回顾2019，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11月底的一次公开讲话中这样总结2019年的国际局势。他在谈到这一年的中国外交时说：“中国外交在变局中登高望远，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乱局中保持定力，扎实推进新型国际关系的建设。”百年大变局下的中国外交，2019年无疑是个重要年份。
　　澳大利亚智库罗伊研究所发布的最新“全球外交指数”显示，2019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外交网络。根据该智库的统计数据，2019年中国的驻外机构（包括大使馆、领事馆、派往国际组织的常驻使团）总数增加到276个，首次超过长期以来排名世界第一的美国（273个）。该智库的学者邦尼·布雷认为，这一转变意味着中国不再停留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而是愈发积极地在全球部署力量。
　　外交网络是施展对外影响力的重要抓手，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外交的首要目的，并不是与美国竞争全球影响力。邦尼·布雷也注意到，中国的大使馆数量与美国相当，但领事馆数量超过美国（96个对88个）。“如果说大使馆数量体现着政治力量，那么领事馆数量则体现着经济力量。”他认为，中国正积极增加其领事馆的数量，这符合中国的外交战略，中国正通过经济外交而非传统外交实现更多的利益。 　　诚如王毅外长所说，中国外交的重要使命是服务于国内发展。而国内发展的重要任务就是发展经济。从中国在海外96个领事馆的分布来看，41个位于亚洲，28个位于欧洲，两者相加占比达72%。这样的分布，与近年来中国在经济上经略欧亚的战略布局是相吻合的。2019年中国外交的突出特点，即是在欧亚两个方向的经济外交。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9年的首次出访，就是3月下旬对意大利、摩纳哥和法国的访问。此后的4月上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又到访欧洲，出席中国-中东欧峰会与中国-欧盟峰会。此前的1月、2月，王毅外长与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相继到访欧洲，此后的5月，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访问荷兰。从外交日程可以看出，欧洲是2019年中国外交的一个主攻方向。
　　中国对欧洲的外交攻势，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今年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意大利总理孔特不顾特朗普的警告施压，成为首位出席的G7集团国家领导人。他的出席也成了“一带一路”扩容、升级的亮点之一。法国总统马克龙在3月习近平主席到访期间曾说：“你的来访正值欧盟做出抉择之时。”而今年11月马克龙出席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进博会，某种程度上说他已经做出了抉择，至少在世界经济问题上。
　　亚洲尤其是东亚在经济上的融合是一个趋势，也是中国外交着力的一个重点。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37位出席的国家领导人中，18位来自亚洲。涵盖绝大多数东亚国家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19年的谈判进展与中国的力推不无相关。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日关系持续改善的同时，中日韩三边合作却没有因日韩矛盾而破局。12月下旬在成都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中国在外交上的积极作为功不可没。
　　2019年中国外交最大的挑战，毫无疑问是中美关系。从2018年7月美国挑起贸易摩擦以来，两国相互加征关税不仅成为双边关系恶化的显性标志，也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增长。2019年12月13日，中方宣布：经过中美两国经贸团队的共同努力，双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已就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如果协议得以正式签署，那将是中美贸易摩擦缓和的重要标志。一年多以来中美“边打边谈”，对中国外交智慧和能力都是极大的考验。

外交网络是施展对外影响力的重要抓手，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外交的首要目的，并不是与美国竞争全球影响力。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年里，与中欧之间合作框架稳定运行，高层互访频繁相比，中美之间的互动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梳理中美之间交往可以发现，除了两国经贸团队的磋商以及双方领导人在国际场合的会面，这一年里中美两国没有任何双边层面的高层访问，也没有国防、外交负责人级别的互访。尽管中国有稳定中美关系的意愿，但某种程度上说两国关系事实上处于“漂移”状态。

任重道远

　　中美关系“漂移”状态，大背景是战略竞争。很难否认，出于战略竞争的考虑，特朗普政府在刻意放任这种状态。无论2020年特朗普能否成功连任，美国对华政策的不友好基调都不太可能改變。因为这种基调很大程度上已经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共识。而从中国的角度看，至少在舆论场上，中国的对美态度越来越带有民族主义倾向。毫无疑问，这些都会对中美关系的改善构成掣肘。
　　无论如何，中国的对美经济外交都会是个巨大的挑战。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中美经济关系之间的矛盾，已经尖锐凸显。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克里斯托佛尔·约翰逊，把中国的对美经济外交形容为优雅地走钢丝，既要谨慎但又不能被动，既要灵活但意识形态上又要坚定，既要自立但又要外向。
　　2019年中国外交主攻欧洲，重要的目的是在中美贸易矛盾摩擦背景下稳定国内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不过，虽然中欧政治关系基本稳定，经济上也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共识，但在如何改革国际经济规则和秩序的问题上，中欧之间的契合点，或许并不比美欧之间多。
　　亚洲经济上的融合以及中国在其中的重心角色，是中国应对国际经济变局的重要筹码。但目前中国所面临的现实是，经济上的融合与政治上的和谐并不匹配。根据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年度民调，东南亚对中国崛起的警惕明显大于接纳。受访者中占最大比例的（45.4%），是认为中国会成为把东南亚纳入自己影响力范围的修正主义大国，认为中国会成为善意与仁慈大国的仅占8.9%。这样的中国认知，不可能不影响到经济合作上。
　　国际局势动荡、外部压力增大以及国内经济发展放缓，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但中国的对外行为依然会体现中国“改革者”而非“颠覆者”角色。正如习近平主席今年12月会见出席“2019年从都国际论坛”的外方嘉宾时所说：“现行国际秩序并不完美，但不必推倒重来，也不需另起炉灶，而是应在悉心维护的基础上改革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