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风无雨的日子，早上八点，安徽省安庆市江豚巡护队的队员们从老城的一号码头出发，开着快艇在长江安庆段上巡游，清理水面上的渔网，劝走垂钓的路人，到天色将晚时才巡查完例行的路程。风浪大的时候，他们就在纺织南路的街道办公室里集合，接听志愿者打来的反映非法捕捞或污染长江问题的电话。
　　现在是巡护队成立四年来最清闲的日子，自从全面禁捕实施后，几乎没有人再在江上打鱼了。在此之前，巡护队日夜待命，一直在协助当地渔政部门打击非法捕捞的行为。
　　2021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一江两湖七河”等重点流域正式开启10年禁捕周期。在涉及禁渔的14省市，共有11.1万艘渔船、23.1万渔民退捕上岸。安庆市因为是江豚自然保护区，自2018年起开始逐步实施全面禁捕，一些退捕渔民加入江豚巡护队，从长江上的捕捞者变为守护者。

壹

　　2017年，一则招聘启事在安庆市的渔村里传开了，渔政部门出面，要在渔民里挑人组建江豚巡护队。招人的要求很简单：本地渔民，有船舶证和捕捞证，能主动退捕，从未进行过非法捕捞。
　　安庆市专业渔民多达两千人，袁江村的张贤敏记得，当时有几十人报名，招人名额只有6个。渔政考核时，首先检查身体情况。张贤敏长得人高马大，像壮实的北方大汉，身量占据优势，没有疾病，顺利通过这一关。下一步是查有没有非法捕捞的处罚记录，这将会刷下大部分的竞争者。
　　非法捕捞，听上去很严重，实际上在渔民之间已经是心照不宣的惯例。正常情况下捕鱼用符合规定的网具——单层网，网眼通常不会太小，以便放生小鱼。但随着近年来长江鱼类资源减少，这样捕鱼所获甚少。
　　张贤敏遇到过一对老夫妻，老太太开船，老头儿撒网，在江上一天忙到晚，捕捞到的鱼只能卖一百多块钱。“合法捕捞已经捞不到什么鱼了，如果是非法捕捞那就不一样了。”张贤敏说。
　　最常见的非法捕鱼方式是电捕，把电线或者电瓶放入水中，380伏特的电流让江面上瞬间漂浮起一大片鱼，范围达到两三亩地，每次能捕捞成百上千斤的鱼，装不下的死鱼就沉入江底。还有人用三层刺网，网眼一层一层变小，网道复杂，像迷魂阵一样，无论大鱼小鱼，进去了就出不来。
　　在这样的捕捞方式下，江豚也难以逃脱。
　　胡师斌在2015年自发成立了安徽省长江环保协会，从那以后，他开始在公众号和中小学课堂上科普江豚的现状和保护工作。他见过很多死去的、受伤的江豚，包括被电晕以后迷失方向的，被滚钩割得皮开肉绽的，因食物短缺、冒险去浅滩觅食而搁浅的，还有被渔网网住后不能及时出水呼吸而闷死的。
　　“江豚非常脆弱，受伤后救护的存活率也很低。江豚在离开水后，皮肤要保持湿度，一旦干燥就会裂开。江豚身体大部分是厚厚的脂肪，只有一層薄薄的肉和骨头，抬着它的时候不小心就会把它的骨头弄断，所以即使割破一点皮，江豚也可能会死。”胡师斌说。
　　胡师斌觉得江豚和人类很像，怀孕很长时间才生一胎宝宝。小江豚出生几年后需要跟着妈妈生活，如果是女儿，妈妈会一直带着她直到她找到另一半。生存环境恶劣，加上繁殖少，养育艰难，江豚的数量急剧下降。他始终觉得应该做点什么，“白鳍豚已经灭绝了，不能再让江豚也灭绝吧？”
　　江豚巡护队的成立给了他机会。安庆成为全国首批四个江豚协助巡护示范点之一，于2017年6月29日正式组建巡护队，工作重点就是打击非法捕捞的行为。胡师斌自愿成为队长，张贤敏等六名退捕渔民被选入队。
　　长江安庆段长达260公里，巡护队日常巡逻范围在市区上下游的40至60公里内。巡护队只有一艘快艇，队员们每天从市区码头往下游开，巡逻至宁安高铁线调头，往上游则到江心洲返回，上游或下游巡逻一趟都需要三个多小时。
　　江豚巡护队刚成立时，渔民们并不买账。巡护队在下游巡逻时第一次遇上非法电捕渔船，船主在巡护队接近前将电捕器扔进了江里。张贤敏上船去找其他的电捕器，船主扑过去拦住他，冲他直喊：“你们又不是渔业局和长（江）航（运）公安的人，敢进我的舱？”双方僵持不下，胡师斌料定船舱内有证据，打电话给渔政人员来处理，船主最后被渔政罚款。
　　类似的事情次数多了，渔民们骂巡护员们是“汉奸”：“你们也是捕鱼的，现在上岸了，反过来抓我们。”有时被拦下的渔民照着面骂，队员们不还口，也不动手，就陪在原地，等渔政过来。“我们只是协助的，不能和他们起冲突。”张贤敏说。

贰

　　江豚巡护队没有执法权，队员们要在违规和不让非法捕捞船逃走之间把握尺度，具体怎么做，都是七跌八撞地摸索着来。
　　大多数情况下，渔民会配合着留在原地。“很多渔民自己做事也心虚，他们知道这样不好，只是没办法。”张贤敏说，有的人却还想搏一搏，开着船调头就跑，巡护队就在后面追着，直到对方停下，或者把对方逼到狭窄的河道里。
　　有当地干部私下里提醒胡师斌，“你们强行留住人家是违法的。”胡师斌和他争执：“我是没有执法权，但我是正，他们是邪，（就算）我违法了也没关系，我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他打了个比方，“如果你在街上看到杀人犯要杀小孩，打110电话让公安过来就行了吗？是不是能阻止就立刻去阻止？”有一次，巡护队刚刚协助抓了一艘电捕渔船，在返程路上遇见一头江豚。胡师斌心有余悸，“如果没有阻止那艘船，这只江豚会不会就死了？”
　　非法捕捞的渔民大多选择在半夜或凌晨出船。夜晚的江面黑漆漆一片，在远处根本看不到渔船的踪影，长江安庆段范围又大，队员们很多时候要靠志愿者的举报来实施拦截。巡逻队白天巡逻，晚上回到家，不管多晚，只要接到举报电话，立刻归队。张贤敏觉得巡护队的工作比打鱼还辛苦，“没日没夜的”，可是不去不行，“不去就失职了。” 　　2018年底，巡护队接到举报称，池州市李阳河附近（与安庆交界）有一个渔村，全都是非法捕捞的渔民，一次性出去十几条船。巡护队去拦截时，发现他们有专人放风盯梢，一看到巡护队就通知渔船逃跑。胡师斌决定用一些非正常的手段，他找到一个当地人帮忙打探渔村出船的时间，承诺事后给一定的“信息费”。

　　大年初一的凌晨，胡师斌根据线索，预先通知了渔业局和公安局的办事人员，带着他们的船去附近蹲守，渔船一来就出动，抓住了好几条船。这次打击把整个村子非法捕捞的风头“压了下来”。
　　巡护队很少失手。池州的牛头山附近有一个黄姓渔民，用快艇电捕鱼，专打深水的高级鱼类，比如无磷的鮰鱼（一斤可以卖两百元）。志愿者向胡师斌提供了这条线索，但又称：“他每次只打两个小时，出船时间不定，你抓不到。”
　　胡师斌又找了一个本地线人，让他晚上不要睡觉，专门蹲黄姓渔民的动静。两星期后，线人传来消息，“明天凌晨两点。”第二天，胡师斌带着人到距离江边500米的318国道旁边蹲守。远远就发现有人站在堤岸上放哨，为免打草惊蛇，胡师斌让其他人在原地不动，只安排一个老人绕到堤岸下，去盯渔船的动向。过了两个小时，老人发来通知：渔船靠岸了。巡护队一鼓作气跑到江边，船上的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抓住了。
　　胡师斌把举报线索看得像是战时情报，时刻想着做保密工作。拦截黄姓渔民时，他自己开着车载巡护员和渔政人员过去，没告诉任何人确切的地点，“就怕走漏了消息。”即使是巡护员，他也加以提防，每次接到线索时，他都要问一句，对方和巡护队有没有关系，如果与谁沾亲带故，他会尽量避免安排相关队员参与行动。
　　每次开会讨论计划时，他让所有队员把手机交上，直到行动结束再返还。胡师斌解释：“做这份工作，巡护员可能要抓捕什么样的人呢？可能是他们的妹妹，他们的兄弟。渔民是祖祖辈辈捕捞的，社会网错综复杂，甚至和渔政和公安都有关系，所以谁都不能透露。”
　　胡师斌对亲人同样守口如瓶。有一次，弟弟旁敲侧击地问他，晚上会不会出艇巡逻。他猜可能是弟弟帮朋友问的，于是一边跟弟弟说“不清楚，可能不会”，一边安排巡护员出去拦截。弟弟事后埋怨他，他也不在意，“就是要六亲不认的，不然怎么做事呢？”

叁

　　胡师斌不是渔民。他1963年出生，没怎么读过书，年纪轻轻就出去打工，上世纪80年代在江西電信做架设电缆的工作。在外漂泊几年后，他回到从小生活的长江边，开了一家船舶污染物接收公司，负责接收池州市东流码头来往船只的生活污水、油污和垃圾。
　　按照规定，船舶在江上航行时需要储存日常产生的污染物，到达港口后交给污染物接收单位，但实际上很多船舶会把污染物直接排到江里。“他们宁愿白给你清洁费，只要你给他们开接收单。” 胡师斌说，要储存污染物，需在船上建相应装置，不仅占空间，污染物存放久了还会发臭，“扔到江里多省事儿。”
　　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都知道这些情况，但关于船舶污染的问题迟迟没有得到重视，胡师斌想，能不能把大家联合起来，凝成一股社会力量，与政府合作，改善长江的污染情况。他想成立一个公益的社会组织。
　　成立一个社会组织需要三十家理事单位，胡师斌一家一家地找，当时很多人劝他别白费力气，社会组织不是那么好申请的。可胡师斌不信，长江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水质问题、污染问题、珍稀动物的保护问题，“政府的人不是天天在江上，对于有些问题只是考察的时候才了解，我们就在长江边上，知道得很清楚，可以直接反映上去。”
　　从2010年开始，胡师斌频繁地交材料，可申请就是没通过，没有哪个政府部门愿意做主管单位。胡师斌觉得可能是交上去的文字、图片材料不够直观，于是托人购买了隐形摄像设备，外观是一只钢带手表，在表盘上藏着摄像头，充一次电可以拍摄几个小时。他每天戴着手表，上船接收污染物，和船主说话的时候，双手抱在胸前，或者虚扶在肚子上，悄悄地拍摄。
　　在他拍摄的影像中，有船舶直接往江里排泄油污，太阳照在泛油的江面上，一片金光闪闪;有的船主直接说，“没有污染物，往江里倒了”，胡师斌说这是不对的，对方耍横，“你明天来我还是这么说”;在江上连续作业了十多天的打捞船只顾清理船体，对于沉船的垃圾视而不见，任其漂浮在江上……
　　到了2015年，社会组织不需要挂靠政府部门，胡师斌的安徽省长江环保协会终于成立了。胡师斌组织志愿者在江上捡垃圾，清理港口和码头边的废弃物。有了巡护队以后，胡师斌能做的事更多了，举报巡逻时发现的非法采砂、非法排污的企业，向相关部门和媒体反映存在于江边多年的垃圾山，以至于被人指责多管闲事。
　　他好像一直是一个“多管闲事”的人。2016年夏天，长江涨水，枞阳某化工园油罐泄漏，化工园以及周边水域漂浮着一层油污。胡师斌自掏八万多元买了几吨吸油布，和工人一起忙了半个月才将油污清理干净。
　　最戏剧性的一次，胡师斌独自开车从池州回安庆，路上看到一个人从面包车后厢搬下六七筐垃圾，堆放在桥底。他停车上前就问，“你为什么扔在这儿？你能捡回去吗？”对方不明就里，乖乖照做了。“其实他当时可以反问我，你是什么人？那我也拿他没办法。但是我觉得，这个社会应该有一种共识，只要是正确的事，每个人都能站出来说，即使是一个普通人。”

肆

　　2019年，安庆市作为江豚自然保护区，提前实施全面禁渔政策。江豚巡护队扩招了一批渔民，目前共有21人，日常巡逻的范围扩展到180公里。
　　胡师斌把船舶污染物接收公司交由别人打理，义务在江豚巡护队服务。队员们每人每月拿三千块钱补助，最开始两年由阿拉善SEE基金会提供，去年各地建立护渔员制度，巡护队的补助从渔业部发放的经费里出。
　　除了三千元补助，队员们没有其他的福利，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需要自己买，一个月到手的钱只有两千多。即便如此，加入巡护队的渔民依然是幸运的。
　　张贤敏在报名加入巡护队前，已经听到禁渔的风声。他不禁想，如果不打渔了他能做什么。他是巡护队里文化程度最高的人，读到高中，其他的队员几乎没上过学。渔家的孩子从出生起就在渔船上，随鱼群漂泊，不可能上岸读书。张贤敏娶了渔民的女儿，并且当时捕鱼非常挣钱，他宁愿跟着妻子从头开始学习捕鱼。

　　他现在五十多岁，除了捕鱼，什么手艺都没有，也不可能像当年学捕鱼一样学会新手艺，去找工作只能干苦力。相比之下，巡护队的工作显得更有意义。
　　刘藕林在2018年补招时加入巡护队。她在一群男性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是因为有机动车驾驶证，正好巡护队想加强岸上巡逻的力量。面试时，她说：“别人会的我都会，别人不会的我也会。”
　　她渴望得到这份工作。她原本和丈夫一起捕了二十多年鱼，她开船，丈夫负责布网、拉网。丈夫的眼睛越来越坏，她不得不提前上岸，进工厂打工。待了几个月，觉得不适应，“还是想回到江上去。”
　　刘藕林说：“我们是在长江边长大的，离开长江活得都没劲。”她想到2003年长江刚开始实行休渔期制度的时候，从春到夏禁捕三个月，让渔民上岸，结果所有人都病了，“感冒、不舒服，个个都不适应，在江上空气好，在岸上进屋把门一关，快闷死了。出门走走嘛，老人们在船上都是坐着，走路又觉得腿发胀。”现在实行全面禁捕，很多渔民更加无所适从。
　　找一份工作是最难的，据刘藕林观察，身边的渔民要么去做了清洁工，要不就去运输船上卖力气，“渔民们没文化，没技术，去餐厅做服务员人家都不要，因为不识字，只能去后厨洗盘子。去工厂又有年龄限制，他们只要45岁以下的。”
　　渔民的年纪大多在40岁至60岁之间。年纪大的渔民干脆不找工作，闲在家里，靠政府的补贴过活。禁捕后，政府一年给每户渔民补贴八千元，还给每个渔民交三千多元社保，这两项补助共计发放十年。渔民的船舶和渔具按政府的估价进行回收，刘藕林家的船长11米，年份较久，换了五万元，渔具换了两万元。
　　退捕之前，即使丈夫眼睛不好，刘藕林家一年也可以赚七八万元。长江鱼变少了，但每年中秋后的螃蟹季，每户渔民捕捞到的螃蟹最少也可以卖四五万元。江里的螃蟹价格高，一只半斤的母蟹可以卖到四百元。现在，如果找不到工作，每户渔民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一千多元。
　　“国家补贴不够生活，但是只能配合国家政策。”刘藕林说，她需要巡护队的工作。

伍

　　长期在江上的渔民能够清晰地感知到水质的变化。张贤敏记得他刚上船打鱼时，长江水是青色的，浅滩清澈见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长江一带开始搞大开发，化工厂开遍了江岸，长江水变成青色里带着一点黑，2006年以后，长江中游段的水量减少，流速变缓，污水排进江里，浓得化不开，那时候水质差到“连动植物都没有了”。

　　近些年来，长江的规划基调由开发变为保护，违规码头被整治，沿江工厂陆续往里搬迁或拆除。现在靠近江面的一两公里范围内几乎看不到工厂了，沿江的土地变成了绿化带，栽种了几年的树还未长成，立在岸边显得有些单薄。
　　但全面禁捕仍然是所有渔民没想到的。安庆市的专业渔民多，祖祖辈辈都生活在江上，渔民们看安庆也像是飘在水面上的城，他们说安庆在水上这么多年，多亏了有镇城的宝塔。宝塔指的是老城区靠江几百米的佛塔，七层的褐色砖塔，建于明朝后期。
　　瞿桂平认为，演变到禁捕这一步都是因为“搅局者”的出现。他是第一批加入巡护队的队员，祖籍江苏，父亲那一辈来到安庆打鱼。他在船上出生，从小跟着父亲学下网、打钩。传统渔民用的都是“老实”的渔具，“网撒下去，（江里）十条鱼只能捕捞上来一条”，渔网的网眼大，春季鱼类繁衍时，可以漏掉那些没长成的小鱼，这样能保证江里的鱼代代不息。
　　但岸上那些偶尔来捕鱼赚快钱的人不管这些，二十年前他们就带来了小型的电捕器，站在岸边打鱼，“十条里基本上八九条都被电死，没有漏网之鱼”，即使有的鱼侥幸在高电压下逃脱不死，也将彻底丧失繁育的能力。渔民们用传统的网具捕半个月，比不上他们出来捞一次，于是也开始使用电捕，造成恶性竞争。
　　瞿桂平不想违反父辈的规则，竞争激烈的时候，他就溯江而上，最远去过湖南岳阳打鱼。几年后，长江开始有休渔期，加上小孩到了读书的年纪，他索性上岸打工，去别人承包的养殖场里养鱼。年收入从二十年前的七八千元慢慢涨到四万多元。
　　听到巡护队招人的消息后，瞿桂平报名参加了，虽然没有五险一金，工资比养殖场低，但他觉得自己懂这片水域，“我知道江里哪里有鱼，哪里有江豚，一直听说江豚要滅绝，其实在我们小时候，江豚非常多，我们都很熟悉。”他还有一点不轻易说出的小心思：“以前就很讨厌电捕鱼，现在可以告诉他们，我们是正确的，电捕就是错的。”
　　全面禁渔后，非法捕鱼的人越来越少。2021年以来，巡护队还没遇到过非法捕捞的船只，巡逻时做的工作大多是劝离垂钓者，清理铺设在河道里的渔网、锚钩。瞿桂平有时会想，会不会有一天就不需要巡护队了？如果巡护队解散了，非法捕捞会不会重新冒头？
　　天气好的时候，巡护队能偶遇江豚，张贤敏会认真地在当天的记录表里写下时间、地点和数量：“3月8日，9：00，江心洲头发现江豚5头。”
　　江豚们在水面上跳跃、玩耍的样子，总让刘藕林想起从前打鱼的时候。渔民们不会捕捞江豚，饥荒年代，老渔民捡死江豚吃，都是脂肪，不好吃。江豚没有攻击性。闲来无事，刘藕林把船往浅滩上一靠，江豚就会贴近她的船游来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