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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道理不是“甚易明”而是“未易明”，那么我们说话就不会绝对与武断，亦即不会那么“意、必、固、我”
南宋吕祖谦主张“理未易明”，这样一个命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出现，委实可贵。但，它的可贵却需要从它的反面去看。比如北宋张载说“天下义理只容有一个是，无两个是”，这是一种绝对主义的表述。“只容”便是“不容”，它的独断色彩，换今天的语言，即真理只有一个。长期以往，不是吕伯恭而是张横渠，在我们的文化认知中占主流地位，且到今天。
胡适晚年倾向于从传统文化找寻自由主义的资源，这项工作看来并不成功。他似乎难以从中清理出一条自由主义的脉络。但，我不否认，可以作为自由主义发育的散点碎片，传统文化还是有的，“理未易明”即为其一。如果往前溯，还可以追及当年庄子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非不一，自然“理未易明”也。只是这些散点碎片，还形状不出本土文化中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终究西来。
理者，治玉也。“石蕴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刘勰）。理就是剖石取玉，此本义逐渐延伸为天地事物所包含的道理。道理云云，一为“实然领域”，一为“应然领域”，前者属认知，后者属意见。无论认知，还是意见，都殊难统一。无他，因为我们所生活着的这个世界，是多元的，不是铁板一元。
在认知领域，“理”往往被视为对象之规律；但即便如此，尼采有言：不存在“只此一个”的真理，只存在从某个角度看取的真理。是的，真理和真理的看取角度都是多元的，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至于意见领域，“理”即便被宋儒抬到“义”的高度，但“义”本身就因人而异，那个“理”也注定是多元。
“理未易明”的意义在于，在一个事实上的多元世界中，能够自觉体悟世上的道理乃仁智互见，从而在认知观和价值观上“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如此，一个人便可以有效地避免专横的独断论和不容置疑的绝对主义。同样，他也可以虚而能受地接纳不同于己的各种意见——这就是“和而不同”，就是宽容，甚或，就是自由主义。胡适晚年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于是，这样一个价值谱系便浮现而出：多元→宽容→自由。中国文化终究没有诞生自由主义，但未必不含其因子。“理未易明”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含蕴之例，所以受到胡适垂青。
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民初北洋的否定，便是“理未易明”的证例。议会框架下的北洋政府黑幕层张，弊病迭出，最大的丑闻是贿选。于是，很多人都主张推翻它，包括推翻那种来自英美的议会制度。鲁迅的看法很有代表性：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因此，鲁迅认为惟一的办法是改造国民性，即立人。人之不立，无论什么制度，专制、共和，都没用。
从鲁迅这一边看，他的表述理甚易明，而且在当时影响了一大批人。但换一个角度，这个“甚易明”的理，就变得“未易明”了。胡适认为：“民治制度最先进的国家也不是生来就有良好公民的；英国今日的民治也是制度慢慢地训练出来的”；中国“若等到‘人民的程度够得上’的时候方才采用民治制度，那么，他们就永远没有民治的希望了。”胡适很痛切地表示：“四十二年前，日本第一次选举议会，我们的第一次国会比日本的议会不过迟二十一年，但是昙花一现之后，我们的聪明人就宣告议会政治是不值得再试的了。”罗隆基也认为：“民元至民十六年那段中国宪政历史，那固然是宪政的失败，却是国家实施宪政必经的过程。倘以那段宪政过程中之波折，即断定宪政在中国永无可能，那是缺乏历史的眼光。‘总统做皇帝’，法国拿破仑第三即是前例。英国直到十七与十八世纪，议员依然是买卖品，又何异于‘猪仔’？英国过去选举场中之黑暗龉龊，较中国民初有过之无不及。那都是宪政演进必经之过程。”胡耶、罗耶、鲁耶？在制度努力长期被废弃的今天，回首几十年前先贤们对制度举措的看法，还能简单地认为理甚易明吗？
如果世界上的道理不是“甚易明”而是“未易明”，那么我们说话就不会绝对与武断，亦即不会那么“意、必、固、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言说方式呢？“有节制”：密尔如是说。所谓节制，除了态度上的不专断和留有余地，还有它在话语上的表述特点。前清华校长梅贻琦主持清华时，校园中流传一首关于他说话习惯的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以为，恐怕仿佛不见得。”诗本在调侃，可今天看来，它未必不是自由主义的一种言说风度。■
邵建：学者，任教于南京晓庄学院
南宋吕祖谦主张“理未易明”，这样一个命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出现，委实可贵。但，它的可贵却需要从它的反面去看。比如北宋张载说“天下义理只容有一个是，无两个是”，这是一种绝对主义的表述。“只容”便是“不容”，它的独断色彩，换今天的语言，即真理只有一个。长期以往，不是吕伯恭而是张横渠，在我们的文化认知中占主流地位，且到今天。
胡适晚年倾向于从传统文化找寻自由主义的资源，这项工作看来并不成功。他似乎难以从中清理出一条自由主义的脉络。但，我不否认，可以作为自由主义发育的散点碎片，传统文化还是有的，“理未易明”即为其一。如果往前溯，还可以追及当年庄子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非不一，自然“理未易明”也。只是这些散点碎片，还形状不出本土文化中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终究西来。
理者，治玉也。“石蕴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刘勰）。理就是剖石取玉，此本义逐渐延伸为天地事物所包含的道理。道理云云，一为“实然领域”，一为“应然领域”，前者属认知，后者属意见。无论认知，还是意见，都殊难统一。无他，因为我们所生活着的这个世界，是多元的，不是铁板一元。
在认知领域，“理”往往被视为对象之规律；但即便如此，尼采有言：不存在“只此一个”的真理，只存在从某个角度看取的真理。是的，真理和真理的看取角度都是多元的，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至于意见领域，“理”即便被宋儒抬到“义”的高度，但“义”本身就因人而异，那个“理”也注定是多元。
“理未易明”的意义在于，在一个事实上的多元世界中，能够自觉体悟世上的道理乃仁智互见，从而在认知观和价值观上“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如此，一个人便可以有效地避免专横的独断论和不容置疑的绝对主义。同样，他也可以虚而能受地接纳不同于己的各种意见——这就是“和而不同”，就是宽容，甚或，就是自由主义。胡适晚年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于是，这样一个价值谱系便浮现而出：多元→宽容→自由。中国文化终究没有诞生自由主义，但未必不含其因子。“理未易明”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含蕴之例，所以受到胡适垂青。
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民初北洋的否定，便是“理未易明”的证例。议会框架下的北洋政府黑幕层张，弊病迭出，最大的丑闻是贿选。于是，很多人都主张推翻它，包括推翻那种来自英美的议会制度。鲁迅的看法很有代表性：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因此，鲁迅认为惟一的办法是改造国民性，即立人。人之不立，无论什么制度，专制、共和，都没用。
从鲁迅这一边看，他的表述理甚易明，而且在当时影响了一大批人。但换一个角度，这个“甚易明”的理，就变得“未易明”了。胡适认为：“民治制度最先进的国家也不是生来就有良好公民的；英国今日的民治也是制度慢慢地训练出来的”；中国“若等到‘人民的程度够得上’的时候方才采用民治制度，那么，他们就永远没有民治的希望了。”胡适很痛切地表示：“四十二年前，日本第一次选举议会，我们的第一次国会比日本的议会不过迟二十一年，但是昙花一现之后，我们的聪明人就宣告议会政治是不值得再试的了。”罗隆基也认为：“民元至民十六年那段中国宪政历史，那固然是宪政的失败，却是国家实施宪政必经的过程。倘以那段宪政过程中之波折，即断定宪政在中国永无可能，那是缺乏历史的眼光。‘总统做皇帝’，法国拿破仑第三即是前例。英国直到十七与十八世纪，议员依然是买卖品，又何异于‘猪仔’？英国过去选举场中之黑暗龉龊，较中国民初有过之无不及。那都是宪政演进必经之过程。”胡耶、罗耶、鲁耶？在制度努力长期被废弃的今天，回首几十年前先贤们对制度举措的看法，还能简单地认为理甚易明吗？
如果世界上的道理不是“甚易明”而是“未易明”，那么我们说话就不会绝对与武断，亦即不会那么“意、必、固、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言说方式呢？“有节制”：密尔如是说。所谓节制，除了态度上的不专断和留有余地，还有它在话语上的表述特点。前清华校长梅贻琦主持清华时，校园中流传一首关于他说话习惯的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以为，恐怕仿佛不见得。”诗本在调侃，可今天看来，它未必不是自由主义的一种言说风度。■
邵建：学者，任教于南京晓庄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