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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投资自2009年转型以来一直处在基金业界的聚光灯下。
从公募基金总经理莫泰山和明星基金经理李旭利加盟，到李旭利“老鼠仓”案发，再到莫泰山离职传言成真，以及曾任大摩首席经济学家、中金投行负责人的王庆加盟，牛人们“来来往往”之间，四年间重阳投资阳光私募的规模蹿升至百亿级，同时业绩也排在前列。
4月16日，重阳投资通过官方网站发布公告称，莫泰山将于4月下旬离职，去实践独立创业的职业规划。公告对其表达感谢之情，并同时宣布了经济学家王庆加盟出任总裁的消息。
而在2012年9月，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曾以个人名义向其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捐赠两亿元人民币，这应是目前国内高校获赠捐款的单笔最高金额。在一向低调的私募基金行业内，重阳投资动作频频，显得颇为“另类”。
即将于2013年6月1日实施的《新基金法》明确将私募纳入监管范围，并允许私募发行公募产品，一些大型私募对此很有兴趣。
北京格上理财一位分析师告诉记者：“星石投资、淡水泉、重阳投资等不少大型私募在注册资本、资产规模等硬件条件上都符合《新基金法》的规定，但由于耗费成本较高，有强烈意愿的私募其实并不多。重阳和星石是为数不多明确表示要做公募业务的公司。”
对此，重阳投资未予明确回应，仅表示“目前尚无时间表”；而星石投资则在公司总裁杨玲前期高调造势的基础上，已经成立了公募业务部（筹备）。
私募基金，由于其投资的个性化，各家公司都不可避免打上了创始人和管理者风格的烙印。重阳裘国根与星石江晖，是私募江湖公认的两位“大佬”。但两者的风格截然不同。
江晖是一个投资专家，其风险厌恶型的偏好不但表现在投资风格上，也表现在公司管理上。作为投资的实际决策者，江晖一向低调内敛，把跟媒体和一般公众打交道的事情交给杨玲，以最大限度转移外界的注意力，避免聚光灯下的投资决策压力。“做投资的在幕后，做市场的在台前”，这也许借鉴了同威投资的“韩涛—李驰”模式。
与之相比，裘国根不仅是投资家，更是一个企业家。特别是2009年“上海重阳投资有限公司”升级为“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后的一系列举措，再次显示了裘国根的扩张意图。
2006年，私募基金最初被一般公众所了解时，基金经理多数非金融机构出身。裘国根则不同，他不但参与编写了上百万字的《股票债券全书》，曾任《企业融资运作》主编，而且1993年-1995年做过当时证券业“黄埔军校”君安证券的交易员。
在2007年“阳光私募元年”之前，进行二级市场股票投资的私募基金，一直游走在灰色地带，相关法规的缺失，使得私募基金在募集和投资上备受限制，稍不留神就有违规之虞。
即使在2007年之后，私募基金在股市中已经名声在外，却因为非公所有制、主管部门不明确和法规上的歧视，仍然感受到种种不便。三年前一位中国银行的处长还告诉记者，他们不愿冒险为私募基金募集资金，因为跟公募基金打交道是“公对公”，比较放心；对私募基金缺乏了解，不敢冒风险。
多数私募基金经理对此只能接受，有多大空间做多大事。裘国根当然也清楚其中的种种限制，但对此并不甘心。在其个人财富跃升至10亿级（2008年以14.6亿人民币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328名），钱不再是主要考虑的问题之后，裘国根金融扩张的梦想之旅起航了。
当时，像李旭利这样有市场号召力的顶级投资专家在公募基金中难免感到屈才：公募基金“基金公司”、“基金经理”、“基金持有人”三方利益不一致，造成了投资行为的扭曲；而且，客观上的仓位限制也造成投资偏离了“追求绝对收益”的本源。于是，在数次离职传闻之后，2009年7月，李旭利加盟重阳投资。
李旭利上任不久，就促成了重阳与招商银行的合作，重阳3期以11.5亿元的首募规模，创出当时私募募集的最大规模。重阳也因此得罪了同行，因为当时有几家私募都在与商业银行接触，准备通过后者的客户渠道来发行产品，只是因为分成比例谈不拢。而重阳通过将业绩提成的一大块分给招商银行，从而拔得头筹。
重阳打破私募价格联盟的举动触犯了众怒，当时一位同样有名的私募基金经理对记者咬牙切齿地谈起此事，恨意溢于言表。
显然，重阳投资“牺牲商业利益换取市场份额”的策略，对于不少刚从公募出来创业的私募基金经理来说，成为难以承受的竞争手段。但也无可奈何。
此后，李旭利个人管理的资金规模一度超过45亿元，这在私募中绝对属于重量级，加上业绩的稳健表现，重阳投资因此被业内称为“小公募”。
李旭利离职一年后，2010年9月，李旭利原来的同事，交银施罗德基金总经理莫泰山也离职转投重阳。从莫泰山的官员背景，不难看出重阳投资打通金融监管层的意图，这也是裘国根金融扩张路线图上不可或缺的一个步骤。于是，“裘国根—李旭利—莫泰山”，构成了私募基金行业难以想象的豪华“三驾马车”。
但这一步迈得太大了。作为一家银行系的公募基金，先是投资灵魂人物被挖走，已经够窝火，接着干脆把总经理挖走，是可忍，孰不可忍？而所有制偏见也隐现其中，连证监会都开始发声打压公募基金经理跳槽风。
在中国金融市场过度管制和普遍违规的环境下，对任何一个掌握资源的从业人员，要挑错还不容易吗？从李旭利“老鼠仓”的个案来看，他当初做这件事的时候，也是考虑过监管风险的，所以才选择“工商银行”这样的市值巨无霸股票作为买入对象。再从此后李旭利的言论和挖角莫泰山的肆无忌惮来看，他恐怕万万没想到工行股票也会被认定为“老鼠仓”。
不妨想像一下，如果监管层在所有调查中都像这一个案中那样卖力，所有公募基金公司都像交银施罗德那样配合提供资料和线索，有多少公募基金经理会被送进去？
裘国根的扩张之梦于是受挫。在中国金融市场，张扬的个性向来容易惹祸。李旭利出事后重阳投资转入相对沉寂，这也与莫泰山的低调风格契合。
但裘国根显然并未放弃梦想。在即将实施的《新基金法》大幅提高私募基金地位、放开业务空间之际，重阳投资再度发招了。
2012年9月，裘国根向中国人民大学捐款两亿；2013年1月，重阳投资与人大联合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其定位为“现代化智库”。 有分析人士指出，人大校友会在中国金融圈影响力很大，不排除裘国根试图由此扩大圈内影响力。
而《环球时报》的编委王文兼任该院“执行副院长”。《环球时报》的国家主义立场众所周知，不妨将此看做裘国根金融扩张版图的一个重磅筹码。
莫泰山此前负责公司的管理和内引外联，而投资事项由裘国根负责。两人的合作或许在李旭利出事后就埋下了阴影，而眼下的分手也并不突兀。李旭利加盟时，裘国根也许真心想与前者合作，开创一番事业，但从结果来看，重阳投资只有裘国根是“铁打的营盘”，其他人只是“流水的兵”。
前文提到的格上理财分析师说：“人事更迭后王庆负责的板块尚不明确。如果完全接替莫泰山主管运营管理，以莫泰山曾在证监会基金部及公募基金的地位，王庆或难与之媲美，王庆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力的可能性不大；王庆此前供职显示其并无明确权益类投资从业经历，这也降低了其与裘国根共同管理基金的可能性。”
他认为，王庆很可能成为重阳投资即将开展的公募业务负责人，公募业务的展开很有可能以王庆较为擅长的债券投研为初始，而重阳投资目前尚未开展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研究。
王庆的到位，被业内人士解读为重阳投资开启公募业务的明确信号。
从公募基金总经理莫泰山和明星基金经理李旭利加盟，到李旭利“老鼠仓”案发，再到莫泰山离职传言成真，以及曾任大摩首席经济学家、中金投行负责人的王庆加盟，牛人们“来来往往”之间，四年间重阳投资阳光私募的规模蹿升至百亿级，同时业绩也排在前列。
4月16日，重阳投资通过官方网站发布公告称，莫泰山将于4月下旬离职，去实践独立创业的职业规划。公告对其表达感谢之情，并同时宣布了经济学家王庆加盟出任总裁的消息。
而在2012年9月，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曾以个人名义向其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捐赠两亿元人民币，这应是目前国内高校获赠捐款的单笔最高金额。在一向低调的私募基金行业内，重阳投资动作频频，显得颇为“另类”。
即将于2013年6月1日实施的《新基金法》明确将私募纳入监管范围，并允许私募发行公募产品，一些大型私募对此很有兴趣。
北京格上理财一位分析师告诉记者：“星石投资、淡水泉、重阳投资等不少大型私募在注册资本、资产规模等硬件条件上都符合《新基金法》的规定，但由于耗费成本较高，有强烈意愿的私募其实并不多。重阳和星石是为数不多明确表示要做公募业务的公司。”
对此，重阳投资未予明确回应，仅表示“目前尚无时间表”；而星石投资则在公司总裁杨玲前期高调造势的基础上，已经成立了公募业务部（筹备）。
私募基金，由于其投资的个性化，各家公司都不可避免打上了创始人和管理者风格的烙印。重阳裘国根与星石江晖，是私募江湖公认的两位“大佬”。但两者的风格截然不同。
江晖是一个投资专家，其风险厌恶型的偏好不但表现在投资风格上，也表现在公司管理上。作为投资的实际决策者，江晖一向低调内敛，把跟媒体和一般公众打交道的事情交给杨玲，以最大限度转移外界的注意力，避免聚光灯下的投资决策压力。“做投资的在幕后，做市场的在台前”，这也许借鉴了同威投资的“韩涛—李驰”模式。
与之相比，裘国根不仅是投资家，更是一个企业家。特别是2009年“上海重阳投资有限公司”升级为“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后的一系列举措，再次显示了裘国根的扩张意图。
2006年，私募基金最初被一般公众所了解时，基金经理多数非金融机构出身。裘国根则不同，他不但参与编写了上百万字的《股票债券全书》，曾任《企业融资运作》主编，而且1993年-1995年做过当时证券业“黄埔军校”君安证券的交易员。
在2007年“阳光私募元年”之前，进行二级市场股票投资的私募基金，一直游走在灰色地带，相关法规的缺失，使得私募基金在募集和投资上备受限制，稍不留神就有违规之虞。
即使在2007年之后，私募基金在股市中已经名声在外，却因为非公所有制、主管部门不明确和法规上的歧视，仍然感受到种种不便。三年前一位中国银行的处长还告诉记者，他们不愿冒险为私募基金募集资金，因为跟公募基金打交道是“公对公”，比较放心；对私募基金缺乏了解，不敢冒风险。
多数私募基金经理对此只能接受，有多大空间做多大事。裘国根当然也清楚其中的种种限制，但对此并不甘心。在其个人财富跃升至10亿级（2008年以14.6亿人民币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328名），钱不再是主要考虑的问题之后，裘国根金融扩张的梦想之旅起航了。
当时，像李旭利这样有市场号召力的顶级投资专家在公募基金中难免感到屈才：公募基金“基金公司”、“基金经理”、“基金持有人”三方利益不一致，造成了投资行为的扭曲；而且，客观上的仓位限制也造成投资偏离了“追求绝对收益”的本源。于是，在数次离职传闻之后，2009年7月，李旭利加盟重阳投资。
李旭利上任不久，就促成了重阳与招商银行的合作，重阳3期以11.5亿元的首募规模，创出当时私募募集的最大规模。重阳也因此得罪了同行，因为当时有几家私募都在与商业银行接触，准备通过后者的客户渠道来发行产品，只是因为分成比例谈不拢。而重阳通过将业绩提成的一大块分给招商银行，从而拔得头筹。
重阳打破私募价格联盟的举动触犯了众怒，当时一位同样有名的私募基金经理对记者咬牙切齿地谈起此事，恨意溢于言表。
显然，重阳投资“牺牲商业利益换取市场份额”的策略，对于不少刚从公募出来创业的私募基金经理来说，成为难以承受的竞争手段。但也无可奈何。
此后，李旭利个人管理的资金规模一度超过45亿元，这在私募中绝对属于重量级，加上业绩的稳健表现，重阳投资因此被业内称为“小公募”。
李旭利离职一年后，2010年9月，李旭利原来的同事，交银施罗德基金总经理莫泰山也离职转投重阳。从莫泰山的官员背景，不难看出重阳投资打通金融监管层的意图，这也是裘国根金融扩张路线图上不可或缺的一个步骤。于是，“裘国根—李旭利—莫泰山”，构成了私募基金行业难以想象的豪华“三驾马车”。
但这一步迈得太大了。作为一家银行系的公募基金，先是投资灵魂人物被挖走，已经够窝火，接着干脆把总经理挖走，是可忍，孰不可忍？而所有制偏见也隐现其中，连证监会都开始发声打压公募基金经理跳槽风。
在中国金融市场过度管制和普遍违规的环境下，对任何一个掌握资源的从业人员，要挑错还不容易吗？从李旭利“老鼠仓”的个案来看，他当初做这件事的时候，也是考虑过监管风险的，所以才选择“工商银行”这样的市值巨无霸股票作为买入对象。再从此后李旭利的言论和挖角莫泰山的肆无忌惮来看，他恐怕万万没想到工行股票也会被认定为“老鼠仓”。
不妨想像一下，如果监管层在所有调查中都像这一个案中那样卖力，所有公募基金公司都像交银施罗德那样配合提供资料和线索，有多少公募基金经理会被送进去？
裘国根的扩张之梦于是受挫。在中国金融市场，张扬的个性向来容易惹祸。李旭利出事后重阳投资转入相对沉寂，这也与莫泰山的低调风格契合。
但裘国根显然并未放弃梦想。在即将实施的《新基金法》大幅提高私募基金地位、放开业务空间之际，重阳投资再度发招了。
2012年9月，裘国根向中国人民大学捐款两亿；2013年1月，重阳投资与人大联合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其定位为“现代化智库”。 有分析人士指出，人大校友会在中国金融圈影响力很大，不排除裘国根试图由此扩大圈内影响力。
而《环球时报》的编委王文兼任该院“执行副院长”。《环球时报》的国家主义立场众所周知，不妨将此看做裘国根金融扩张版图的一个重磅筹码。
莫泰山此前负责公司的管理和内引外联，而投资事项由裘国根负责。两人的合作或许在李旭利出事后就埋下了阴影，而眼下的分手也并不突兀。李旭利加盟时，裘国根也许真心想与前者合作，开创一番事业，但从结果来看，重阳投资只有裘国根是“铁打的营盘”，其他人只是“流水的兵”。
前文提到的格上理财分析师说：“人事更迭后王庆负责的板块尚不明确。如果完全接替莫泰山主管运营管理，以莫泰山曾在证监会基金部及公募基金的地位，王庆或难与之媲美，王庆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力的可能性不大；王庆此前供职显示其并无明确权益类投资从业经历，这也降低了其与裘国根共同管理基金的可能性。”
他认为，王庆很可能成为重阳投资即将开展的公募业务负责人，公募业务的展开很有可能以王庆较为擅长的债券投研为初始，而重阳投资目前尚未开展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研究。
王庆的到位，被业内人士解读为重阳投资开启公募业务的明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