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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地理信息系统中的人口分布重心和经济重心的概念，对传统的人口迁移重力模型进行了修正，并将其应用在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中。在此基础上，以系统动力学为主要方法，结合人口分要素预测与迁移模型，对未来我国人口的迁移规模和城市化率进行了预测。
人口迁移重力模型的修正及其应用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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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地理信息系统中的人口分布重心和经济重心的概念，对传统的人口迁移重力模型进行了修正，并将其应用在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中。在此基础上，以系统动力学为主要方法，结合人口分要素预测与迁移模型，对未来我国人口的迁移规模和城市化率进行了预测。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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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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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研究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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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期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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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课题“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建设”（08JZD0021-D）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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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是否制订和执行了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这是一个舆论范围很广、肯定性意见较多的问题。在国内，有的学者以及部分从事人口和计划生育实际工作的同志认为建国初期国家执行了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因而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全国人口生育高峰的出现，并将此称之为“新中国建国初期在人口问题上的失误”。他们说：“建国后的头三年里，我国的人口政策是鼓励生育”（见《中国人口年鉴））1986年卷，第66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发展时期。‘人多是好事，而不是
2010年人口普查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客观地说，2010年的人口普查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比2000年时还要多。这方面的论述，国家统计局张为民副局长已经有很全面的分析（张为民，2008）。2010年人口普查工作组织实施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如果不能有效地、及时地解决，一定会影响到最后的数据质量。
自198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时间之长、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潜在的负面后果之严重均达到极其严峻的程度。由于该现象发生在严格的限制性的生育政策实施以后，二者存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符合因果关系三个基本前提之一，故“生育政策是否导致了出生性别比的失衡”问题成为社会各界瞩目的焦点。然而，对它们之间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且曲折的过程；而且，迄今为止，与铺天盖地的有关出生性别比失衡的讨论相比，直接探究政策作用的研究依旧寥寥无几。
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人口计生工作进入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新时期赋予了人口计生工作新的任务、新的追求，那么我们人口计生系统应该怎样调整自己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才能探索出一条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呢？在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广州市人口计生系统为实现工作的主动转型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本文运用社会性别视角，审视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常、长期居高背景下的中国现行社会政策，认为社会政策缺少社会性别视角、彼此不协调、配套政策不足以及可操作性差，是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治理低效的主要原因。通过实验县的调研干预，本文还发现，具有强烈“男孩偏好”的乡规民约对于中国的社会政策起着抵触和消解作用，而县级政府通过创新性的机制建设和制度建设具有综合协调各项社会政策的能力。
近20年来，我们在不断感受我国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但是一直不能收集到准确、可信的数据来反映这种变化。从1990年代以来，所有有关生育率的全国性调查或人口普查，以及国家人口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的年度统计数据，都显示出生育率一致地、持续地下降。基本的共识是我国生育率已大大低于更替水平，但是究竟有多低并不十分确定。从近10年来的历次人口变动调查、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看，2000年之前总和生育率基本上在1．5左右，2001年以来基本上维持在1．4的水平。历次生育率调查的结果也基本如此
对于我国生育水平的讨论成为近年来人口研究中一个争论不休的热点话题，是因为它在判断我国的人口态势上实在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所报告的总和生育率为1．22的结果一公布就被普遍认为是“不可接受的”，连主持人口普查的国家统计局都认为是“偏低”了，在2003年又发布了把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调整为1．4的结果。但，既便如此也没有平息争论，反而围绕着什么是我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出现了众说纷纭、烽烟四起的局面。在认为常规人口统计数据不可信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另辟蹊径，寻找能够帮助我们判断目前我国生
1研究背景 第四次人口普查得到199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2．31，而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低至1．22。尽管1990年代中国生育率出现了持续的下降，但是降低到200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是难以置信的。于是，学者们纷纷利用各种人口调查与人口统计数据对中国妇女的生育率进行估计，然而结果差异很大，并引发对中国妇女生育率究竟有多低的持续争论（梁中堂，2003；郭志刚，2004，2009；于学军等，2004；王金营等，2004；翟振武、陈卫，2007；陈卫，2008）。
探讨当前和未来的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必须充分考虑人口这一长期的、系统的、不可逆的影响因素。对中国而言,要特别关注未来20年里人口老龄化和快速城镇化带来的人口动态变化及其深刻影响。坚持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坚持优先投资于人,坚持构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体制机制,是重要的应对之道和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