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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财富积累的同时，如何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获得油然而生的愉悦感，
成为沈国军和一众企业家共同的追求和探索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9年2月刊
沈国军
银泰集团创始人及董事长
银泰公益基金会创始人及荣誉理事长
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执行主席
从企业家走向慈善家的路上，银泰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沈国军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2018年9月5日，中华慈善日当天，沈国军推动多年的慈善家联盟正式成立。作为联盟的创始理事长，他在成立仪式上表示，希望和团队一起“影响更多的企业家成为慈善家，助力中国社会出现更多优秀的慈善家”。
此前，在这条路上，他已迈出了重要的几步：参与发起爱佑慈善基金会、致福慈善基金会、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创建银泰公益基金会等。
从捐钱救灾开始陆陆续续做一些慈善，到系统性地关注环保、公益人才培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等领域，再到发起创立慈善家联盟，以更大的视野做创新、共享的公益平台……这其中，沈国军遇到过曲折，有时也感觉无奈。所幸，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公益界追求透明的意识日益提升，企业家做公益慈善的整体政策环境也在改善。
如此大背景下，沈国军认为，企业家做公益将大有可为。
“成立一个中国的大自然保护公益机构”
沈国军在公益方面的耕耘，较为引人瞩目的是他在环保方面的成绩。
投身环保，源于一场旅行。2009年春节期间，沈国军去了一趟南极。25天远离喧嚣与繁华，置身于茫茫冰雪，人与自然究竟应该保持怎样的关系？他陷入了沉思。
旅途中，他带上了平日难以静心细读的《沉思录》，并写下数万字的随想。回国之后，他开始了环保公益事业，并一直持续至今。
沈国军结合自身多年的经商经验与优势，把共享价值和平台思维等理念贯穿在公益事业中。这些理念，在由他参与倡议成立的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的工作中得以体现。
此前，沈国军曾任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中国区理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应该成立一个来自中国的大自然保护公益机构。”他的这一提议得到马云、马化腾、牛根生、欧亚平等一众商业领袖的支持。2015年4月，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正式成立，沈国军担任董事局执行主席，带动企业家和公益人士一同思考和实践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
3年多来，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在国内设立了四川绵阳老河沟自然保护区、吉林向海公益保护地等项目，较为成功地引进并践行了国外相对成熟的“社会公益型保护地”的生态保护模式。
在老河沟自然保护区，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走的是一条“科学保护与社区发展并重”的可持续运营之路。基金会邀请各大科研院所、高校的动植物专家，对保护地的动植物资源进行本底调查，筛选出主要保護对象并分析其重点威胁因素，进而有针对性地采取保护措施。
通过成立社会企业，发展生态农业，开发蜂蜜和蜂蜜酒等产品，老河沟自然保护区在2016年实现了保护经费的“自给自足”。除此之外，基金会也帮助当地农民用生态的方式养猪、养鸡。2017年，参与该项目的农民人均年收入增长了1万多元。
沈国军的经营思维还在于做公益平台。他担任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董事局执行主席后，不仅提倡基金会的理事们出钱出力，也大力鼓励个人、家族、机构等多方参与，由基金会代为管理和保护，“这样既能扩大规模效益，也能让公益做得更加可持续。”
除了项目运作的创新，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也重视机构的管理制度设计。“我们当时建议要有理事考核机制，要建立董事局制度。”沈国军认为，将商业管理的手法和理念融入公益组织，是“很独特的结构设计”。
为了调动理事们积极参与基金会事务，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制定了“桃花律”，从理事投入的时间、精力、资金等维度对其进行考核，并实行末位淘汰，相对末位的也会被约谈。这样的制度设定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之前，基金会推出了大家共同建立保护地的‘桃花村’计划，20名理事在两天内迅速完成了2亿多美元的募集。”
良好的机构运作，需要活力，也需要效率。为此，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组建了由七八个人构成的董事局，以保证机构高效的决策和行动。“重大的事情，董事局先定战略，CEO提出方案，之后董事局审议通过。”沈国军说，“理事们有不同意见就及时提出，少数服从多数，所以我们效率非常高。”
2018年8月，马云和沈国军代表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到南非开普敦参加2018年非洲巡护员颁奖典礼，为保护野生动物的巡护员颁奖。此次活动，联合国环境署负责人、南非环境部长也亲临现场。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作为中国大陆民间NGO组织，“第一次成规模地走出去，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沈国军认为，中国的企业家到非洲参与野生动物保护的行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人士对中国慈善界、中国NGO和中国企业家的固有看法。
做公益，沈国军习惯站在高处纵览全局，瞄准影响全局的关键因素，也关注他人未达之境。推动政策立法、培养公益管理人才，都是他想打通的重要“关节”。
2018年3月，沈国军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积极鼓励公益机构参与自然保护地建设和管理的提案》，提出“将社会公益型自然保护地纳入国家官方保护地体系;强化立法保障，制定相关法律……启动《自然保护地法》的立法工作”等建言。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去年两会，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长期从事环保公益的沈国军注意到，现实中，我国自然保护地实行“抢救式保护”策略的现象较为普遍，“缺乏顶层设计和科学系统的规划，注重数量和面积的扩张，忽视质量和管理能力的提升，造成保护地体系仍面临保护空缺、资金短缺、管理能力薄弱、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等问题，跟不上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 ” 鉴于此，他希望通过提案的方式推进立法，进而从国家层面鼓励支持民间的公益机构做生态环境保护。
将平台理念植入公益领域
面对公益行业管理人才稀缺的局面，沈国军蓄势三四年，决定与北京大学合作开展“社会公益管理硕士”项目。
这一想法在时任北大校长王恩哥、马云和沈国军三人喝茶聊天的时候谈起，并最终得以落实。这也标志着国内首个“社会公益管理”专业硕士项目的产生。
2014年年中，银泰集团、银泰公益基金会、北京大学、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阿里巴巴报告厅正式签约。项目由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银泰公益基金会共同管理，在课程设计方面做了公益与商业的融合，“致力于培养中国公益领域的高级管理人才”。
“我们会学社会投资、非营利组织相关法律等公益管理方面的课程，也会有财务、人力、金融、战略等商学内容。”目前在读北京大学社会公益管理硕士的马国新说。
根据银泰公益基金会的统计数据，从2015年9月正式开学至今，“社会公益管理硕士”项目已经招收了4批（超过100名）学员，已毕业的二三十人“都是去往公益组织、社会企业或者企业的社会责任部门就业”。
沈国军希望“这些学员今后能成为中国公益慈善界的中坚力量，改变中国公益慈善现状，推动制度改革”。
银泰公益基金会除了做人才培养，也在环境保护、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民生帮扶等领域有所投入。这些看似彼此没什么关联的项目的背后，都或多或少体现了沈国军追求创新、重视平台理念的做事逻辑。
沈国军在2015年发起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项目，也是以平台的思维汇集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做研究。“不依附任何学术机构和研究机构，以基金会支持专业学者的形式推动历史研究，这在中国还是新尝试。”
“银泰搭建平台，专家学者可以申报法律、外交、经济等领域的课题，申请研究经费。”沈国军说，“我们至少做个10年、20年，搜集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将来会向社会共享。”
目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项目已抢救性地采访了数十位抗战老兵等近现代历史的亲历者，总计形成了近60个小时的音视频资料、近60万字的口述史笔录。
“影响更多的企业家成为慈善家”
沈国军提倡以平台思想、共享价值为指导，实践出了商业与社会公益相结合的重要模式，也被哈佛商学院收入教案。不止于此，他希望自己在商业和公益领域长期积累形成的理念“能发挥更多的价值”。
从1997年创立银泰集团至今，沈国军从早期的直接捐款，到后来逐步与爱佑等各类基金会合作，直至2014年成立银泰公益基金会，系统性地探索公益事业的发展方式……
现在，沈国军不只做专项领域的公益，他还有更大的抱负。“企业家的最高境界是慈善家”，得出这样的结论，沈国军经过了长期的实践和思考。身为慈善家联盟的首任理事长，他希望以此为平台聚集一批在公益方面有能力、有热情、有经验的企业家，影响更多的企业家参与公益事业;同时营造一个“新生代商业领袖的慈善训练场”，带领一批年轻企业家参与公益。他觉得，“这是对中国慈善事业的一种新的推动”。
被推选为联盟的理事长，沈国军“没把它看成一种荣誉，而是责任”。
“大家都很有想法，都是在公益慈善领域做得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他坦言，“第一届是最难的，从无到有，我们的责任在于做好定位，打好基础，把联盟的架构搭起来，同时树立起机构的价值观。”
目前，联盟将项目和服务分为交流合作、理事服務、行业发展与建设三个板块，致力于打破国家和领域的界限，“共建全球慈善圈平台”，依托平台智库资源，进行公益慈善领域难点议题研究和政策倡导……确立“担当、传承、共享、可持续”的核心价值观，用行动去“引领社会创新，提升人类福祉”。
改革开放40年，在完成财富积累的同时，如何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获得油然而生的愉悦感，成为沈国军和一众企业家共同的追求和探索。
“商业的成功固然让人非常开心、兴奋，但真正去参与非常有意义的公益的时候，会让人感到由衷的高兴。”沈国军说，“这跟商业的成功带给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成为沈国军和一众企业家共同的追求和探索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9年2月刊
沈国军
银泰集团创始人及董事长
银泰公益基金会创始人及荣誉理事长
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执行主席
从企业家走向慈善家的路上，银泰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沈国军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2018年9月5日，中华慈善日当天，沈国军推动多年的慈善家联盟正式成立。作为联盟的创始理事长，他在成立仪式上表示，希望和团队一起“影响更多的企业家成为慈善家，助力中国社会出现更多优秀的慈善家”。
此前，在这条路上，他已迈出了重要的几步：参与发起爱佑慈善基金会、致福慈善基金会、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创建银泰公益基金会等。
从捐钱救灾开始陆陆续续做一些慈善，到系统性地关注环保、公益人才培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等领域，再到发起创立慈善家联盟，以更大的视野做创新、共享的公益平台……这其中，沈国军遇到过曲折，有时也感觉无奈。所幸，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公益界追求透明的意识日益提升，企业家做公益慈善的整体政策环境也在改善。
如此大背景下，沈国军认为，企业家做公益将大有可为。
“成立一个中国的大自然保护公益机构”
沈国军在公益方面的耕耘，较为引人瞩目的是他在环保方面的成绩。
投身环保，源于一场旅行。2009年春节期间，沈国军去了一趟南极。25天远离喧嚣与繁华，置身于茫茫冰雪，人与自然究竟应该保持怎样的关系？他陷入了沉思。
旅途中，他带上了平日难以静心细读的《沉思录》，并写下数万字的随想。回国之后，他开始了环保公益事业，并一直持续至今。
沈国军结合自身多年的经商经验与优势，把共享价值和平台思维等理念贯穿在公益事业中。这些理念，在由他参与倡议成立的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的工作中得以体现。
此前，沈国军曾任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中国区理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应该成立一个来自中国的大自然保护公益机构。”他的这一提议得到马云、马化腾、牛根生、欧亚平等一众商业领袖的支持。2015年4月，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正式成立，沈国军担任董事局执行主席，带动企业家和公益人士一同思考和实践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
3年多来，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在国内设立了四川绵阳老河沟自然保护区、吉林向海公益保护地等项目，较为成功地引进并践行了国外相对成熟的“社会公益型保护地”的生态保护模式。
在老河沟自然保护区，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走的是一条“科学保护与社区发展并重”的可持续运营之路。基金会邀请各大科研院所、高校的动植物专家，对保护地的动植物资源进行本底调查，筛选出主要保護对象并分析其重点威胁因素，进而有针对性地采取保护措施。
通过成立社会企业，发展生态农业，开发蜂蜜和蜂蜜酒等产品，老河沟自然保护区在2016年实现了保护经费的“自给自足”。除此之外，基金会也帮助当地农民用生态的方式养猪、养鸡。2017年，参与该项目的农民人均年收入增长了1万多元。
沈国军的经营思维还在于做公益平台。他担任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董事局执行主席后，不仅提倡基金会的理事们出钱出力，也大力鼓励个人、家族、机构等多方参与，由基金会代为管理和保护，“这样既能扩大规模效益，也能让公益做得更加可持续。”
除了项目运作的创新，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也重视机构的管理制度设计。“我们当时建议要有理事考核机制，要建立董事局制度。”沈国军认为，将商业管理的手法和理念融入公益组织，是“很独特的结构设计”。
为了调动理事们积极参与基金会事务，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制定了“桃花律”，从理事投入的时间、精力、资金等维度对其进行考核，并实行末位淘汰，相对末位的也会被约谈。这样的制度设定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之前，基金会推出了大家共同建立保护地的‘桃花村’计划，20名理事在两天内迅速完成了2亿多美元的募集。”
良好的机构运作，需要活力，也需要效率。为此，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组建了由七八个人构成的董事局，以保证机构高效的决策和行动。“重大的事情，董事局先定战略，CEO提出方案，之后董事局审议通过。”沈国军说，“理事们有不同意见就及时提出，少数服从多数，所以我们效率非常高。”
2018年8月，马云和沈国军代表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到南非开普敦参加2018年非洲巡护员颁奖典礼，为保护野生动物的巡护员颁奖。此次活动，联合国环境署负责人、南非环境部长也亲临现场。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作为中国大陆民间NGO组织，“第一次成规模地走出去，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沈国军认为，中国的企业家到非洲参与野生动物保护的行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人士对中国慈善界、中国NGO和中国企业家的固有看法。
做公益，沈国军习惯站在高处纵览全局，瞄准影响全局的关键因素，也关注他人未达之境。推动政策立法、培养公益管理人才，都是他想打通的重要“关节”。
2018年3月，沈国军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积极鼓励公益机构参与自然保护地建设和管理的提案》，提出“将社会公益型自然保护地纳入国家官方保护地体系;强化立法保障，制定相关法律……启动《自然保护地法》的立法工作”等建言。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去年两会，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长期从事环保公益的沈国军注意到，现实中，我国自然保护地实行“抢救式保护”策略的现象较为普遍，“缺乏顶层设计和科学系统的规划，注重数量和面积的扩张，忽视质量和管理能力的提升，造成保护地体系仍面临保护空缺、资金短缺、管理能力薄弱、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等问题，跟不上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 ” 鉴于此，他希望通过提案的方式推进立法，进而从国家层面鼓励支持民间的公益机构做生态环境保护。
将平台理念植入公益领域
面对公益行业管理人才稀缺的局面，沈国军蓄势三四年，决定与北京大学合作开展“社会公益管理硕士”项目。
这一想法在时任北大校长王恩哥、马云和沈国军三人喝茶聊天的时候谈起，并最终得以落实。这也标志着国内首个“社会公益管理”专业硕士项目的产生。
2014年年中，银泰集团、银泰公益基金会、北京大学、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阿里巴巴报告厅正式签约。项目由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银泰公益基金会共同管理，在课程设计方面做了公益与商业的融合，“致力于培养中国公益领域的高级管理人才”。
“我们会学社会投资、非营利组织相关法律等公益管理方面的课程，也会有财务、人力、金融、战略等商学内容。”目前在读北京大学社会公益管理硕士的马国新说。
根据银泰公益基金会的统计数据，从2015年9月正式开学至今，“社会公益管理硕士”项目已经招收了4批（超过100名）学员，已毕业的二三十人“都是去往公益组织、社会企业或者企业的社会责任部门就业”。
沈国军希望“这些学员今后能成为中国公益慈善界的中坚力量，改变中国公益慈善现状，推动制度改革”。
银泰公益基金会除了做人才培养，也在环境保护、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民生帮扶等领域有所投入。这些看似彼此没什么关联的项目的背后，都或多或少体现了沈国军追求创新、重视平台理念的做事逻辑。
沈国军在2015年发起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项目，也是以平台的思维汇集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做研究。“不依附任何学术机构和研究机构，以基金会支持专业学者的形式推动历史研究，这在中国还是新尝试。”
“银泰搭建平台，专家学者可以申报法律、外交、经济等领域的课题，申请研究经费。”沈国军说，“我们至少做个10年、20年，搜集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将来会向社会共享。”
目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项目已抢救性地采访了数十位抗战老兵等近现代历史的亲历者，总计形成了近60个小时的音视频资料、近60万字的口述史笔录。
“影响更多的企业家成为慈善家”
沈国军提倡以平台思想、共享价值为指导，实践出了商业与社会公益相结合的重要模式，也被哈佛商学院收入教案。不止于此，他希望自己在商业和公益领域长期积累形成的理念“能发挥更多的价值”。
从1997年创立银泰集团至今，沈国军从早期的直接捐款，到后来逐步与爱佑等各类基金会合作，直至2014年成立银泰公益基金会，系统性地探索公益事业的发展方式……
现在，沈国军不只做专项领域的公益，他还有更大的抱负。“企业家的最高境界是慈善家”，得出这样的结论，沈国军经过了长期的实践和思考。身为慈善家联盟的首任理事长，他希望以此为平台聚集一批在公益方面有能力、有热情、有经验的企业家，影响更多的企业家参与公益事业;同时营造一个“新生代商业领袖的慈善训练场”，带领一批年轻企业家参与公益。他觉得，“这是对中国慈善事业的一种新的推动”。
被推选为联盟的理事长，沈国军“没把它看成一种荣誉，而是责任”。
“大家都很有想法，都是在公益慈善领域做得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他坦言，“第一届是最难的，从无到有，我们的责任在于做好定位，打好基础，把联盟的架构搭起来，同时树立起机构的价值观。”
目前，联盟将项目和服务分为交流合作、理事服務、行业发展与建设三个板块，致力于打破国家和领域的界限，“共建全球慈善圈平台”，依托平台智库资源，进行公益慈善领域难点议题研究和政策倡导……确立“担当、传承、共享、可持续”的核心价值观，用行动去“引领社会创新，提升人类福祉”。
改革开放40年，在完成财富积累的同时，如何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获得油然而生的愉悦感，成为沈国军和一众企业家共同的追求和探索。
“商业的成功固然让人非常开心、兴奋，但真正去参与非常有意义的公益的时候，会让人感到由衷的高兴。”沈国军说，“这跟商业的成功带给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