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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说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它们讲述故事的方式是不同的，因此，从小说改编成电影会丢失很多东西。文章从两种艺术的语言方式上分析了其原因所在。
[关键词]小说改编 电影 语言
自从电影诞生以来，小说就成了它最重要的文学母体。在全世界的电影总量中，有三分之一改编自小说。随着技术化时代的到来，小说和电影的结合更是前所未有的密切。小说和电影的“联姻”，对双方来说是双赢的好事，借助电影，小说更加扩大了影响，而有了小说，电影就有了取之不尽的艺术武库。
小说改编成电影，从一种艺术形式到另一种艺术形式，成功的很多，中外都能找到不少例子，外国的如《战争与和平》和《伊豆的舞女》，中国的《城南旧事》和《活着》，都是改编比较成功的。但也有一种现象常常使人困惑不解：很多经典的小说一旦被搬上银幕，风采顿时大减，以致引起原著众多读者的责难和不满，这是什么原因呢?
探究这个问题，可能会找出很多原因，比如编导艺术上的选择，演员的功力、时代的差异等等。但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电影和小说是两种不同特质的艺术，它们各自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小说凭借语言这个媒介，可以自由地出入于天地之间的各种事物，只要需要，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都可以成为小说表现的内容，如历史背景、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人物的心理活动等，都可以随故事讲述的展开而出现，成为小说相应的内容要素。小说的这一功能，是其他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不具备的。
电影是以声画作为讲故事的语言材料，小说的语言是抽象的，而电影的语言是具象的。直观的。鲁道夫·爱因汉姆就曾经指出：“真正的电影材料是动作，是可见的动作。”电影相对来说是情节与动作的艺术。电影的这一特性，是它的一大优势，同时也是它的劣势。由于受到话语直观性的限制，电影在表现有些东西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比如在刻画人物心理和表现比较复杂的内容时，就常常显得无能为力。电影表现任何东西都必须把它具象化，通过一个具体可感的事物去表现。这是电影艺术的一个特质。
综上可知，小说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特质的艺术。小说以抽象的语言文字作为叙事的承载，而电影以具象性的画面为叙事的媒介。小说凭借语言可以自由地表现一切东西，不受时空的限制，而电影表现的必须是可见的物质现实，即使是人物的内在心理活动，也必须通过可见的空间画面和人物的外部造型动作表现出来。从本质上说，小说艺术的抽象性和电影艺术的具象性是相排斥的，这就使得小说在被改编成电影后许多文学元素被分离出去。这就是上面所说困惑的原因所在。
对此，美国电影理论家布鲁斯东作过一番富有启发意味的解释：“电影对于小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反感。与此相仿，小说在这里也是作为一种和电影相对立的手段出现的。因为语言有自己的法则，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构成这些人物形象的语言是不可分割的，因此，这些人物形象在外形上的具体化往往叫人感到不满足。”布鲁斯东从小说语言媒介上所做的这番分析，可谓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因为从语言性质上看，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多采用描述性语言，而其他学科则多采用解释性语言，前者造成理解上的多义、多层次效果，而后者相对比较确定。和小说相比，电影手段就是解释性的，偏于单纯、明晰、确定，因而，当某些已经在欣赏者心目中留下较为丰富印象的小说一旦被抛弃了语言的外衣而换上了电影的新装，那么一切由语言本身形成的情感和思想的空间便荡然无存了。电影形象的明朗、清晰虽然会赢得一些新的欣赏者，但另一方面，由于语言中诗意的锐减，同时也会失去一大批原来的读者。对此，英国女作家伍尔芙从语言的角度分析得更为细致、深刻，她只从语言的一种手段——借喻谈开去。
“……即使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比喻：‘我的爱人像一朵红红的玫瑰，六月里迎风初开’也能在我们的心中唤起：晶莹欲滴、温润凝滑、鲜艳的殷红、柔软的花瓣等多种多样而又浑然一体的印象：而把这些印象串联在一起的那种节奏自身，既是热恋的呼声，又含有爱情的羞怯。所有这一切都是语言能够——也只有语言能够达到的：电影则必须避免。”
伍尔芙的分析极有道理。小说凭借语言这个媒介物可以通过对照、比喻、象征、暗示、白描等五光十色的技术手段来对描写对象进行多角度投影和渲染：而电影及其他艺术种类则缺乏这种高度的自由和强烈的表现力。电影的具象性决定了它对小说的改编只能从可见的角度出发再现物质现实，而不是着眼于文字的流畅、词藻的多彩，符号意指的丰富、叙事角度的多变等。因此，那些艰深晦涩、意义丰富复杂的小说是不宜作为电影改变对象的，比如鲁迅的小说就不宜改编成电影，《祝福》《阿Q正传》虽被搬上了银幕，观众普遍感到和原著相去甚远。意识流小说也不宜改编成电影，因为具象化的电影很难细腻入微地表现人的意识流动。可见，越是富有文学性的作品在改编时越被破坏的厉害，丢失的东西越多。阅读小说，读者通过语言文字，可以任意驰骋想象，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和生活阅历部分完成对作品的理解。而电影提供给观众的“只能包括在银幕上可以见到的和听到的事物。”莫言也说过，小说和电影“毕竟是有独立品格的两回事，……改编是一种固定化，每个人在读小说时都在想象和创造，比如林黛玉是高是矮，长脸圆脸，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但一旦改成影视作品，就明确了。固定了，也就限定了，林黛玉就是某某演员那样瘦长的脸。所以影视其实是用对作品的一种解读代替抹杀千万种不同的解读。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是活的，影视却是死的”。因此，这也许是小说改编成电影时一个永远都无法解决的难题。
其实大可不必为此烦恼，小说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各自有着自己的艺术规律和表达方式。小说的最终产品和电影的最终产品，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美学种类。小说和电影应互相借鉴对方的长处，丰富自己的艺术手段。前苏联著名导演·格拉西莫夫说得好：“一个电影导演是可以从崇高的文学典范中学到很多东西。这两种艺术之间存在着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应该得到加强。伟大的文学所积累的经验能够帮助我们电影从业者怎样深刻地去研究复杂多样的生活。”电影如此，小说又何尝不是呢?
[关键词]小说改编 电影 语言
自从电影诞生以来，小说就成了它最重要的文学母体。在全世界的电影总量中，有三分之一改编自小说。随着技术化时代的到来，小说和电影的结合更是前所未有的密切。小说和电影的“联姻”，对双方来说是双赢的好事，借助电影，小说更加扩大了影响，而有了小说，电影就有了取之不尽的艺术武库。
小说改编成电影，从一种艺术形式到另一种艺术形式，成功的很多，中外都能找到不少例子，外国的如《战争与和平》和《伊豆的舞女》，中国的《城南旧事》和《活着》，都是改编比较成功的。但也有一种现象常常使人困惑不解：很多经典的小说一旦被搬上银幕，风采顿时大减，以致引起原著众多读者的责难和不满，这是什么原因呢?
探究这个问题，可能会找出很多原因，比如编导艺术上的选择，演员的功力、时代的差异等等。但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电影和小说是两种不同特质的艺术，它们各自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小说凭借语言这个媒介，可以自由地出入于天地之间的各种事物，只要需要，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都可以成为小说表现的内容，如历史背景、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人物的心理活动等，都可以随故事讲述的展开而出现，成为小说相应的内容要素。小说的这一功能，是其他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不具备的。
电影是以声画作为讲故事的语言材料，小说的语言是抽象的，而电影的语言是具象的。直观的。鲁道夫·爱因汉姆就曾经指出：“真正的电影材料是动作，是可见的动作。”电影相对来说是情节与动作的艺术。电影的这一特性，是它的一大优势，同时也是它的劣势。由于受到话语直观性的限制，电影在表现有些东西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比如在刻画人物心理和表现比较复杂的内容时，就常常显得无能为力。电影表现任何东西都必须把它具象化，通过一个具体可感的事物去表现。这是电影艺术的一个特质。
综上可知，小说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特质的艺术。小说以抽象的语言文字作为叙事的承载，而电影以具象性的画面为叙事的媒介。小说凭借语言可以自由地表现一切东西，不受时空的限制，而电影表现的必须是可见的物质现实，即使是人物的内在心理活动，也必须通过可见的空间画面和人物的外部造型动作表现出来。从本质上说，小说艺术的抽象性和电影艺术的具象性是相排斥的，这就使得小说在被改编成电影后许多文学元素被分离出去。这就是上面所说困惑的原因所在。
对此，美国电影理论家布鲁斯东作过一番富有启发意味的解释：“电影对于小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反感。与此相仿，小说在这里也是作为一种和电影相对立的手段出现的。因为语言有自己的法则，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构成这些人物形象的语言是不可分割的，因此，这些人物形象在外形上的具体化往往叫人感到不满足。”布鲁斯东从小说语言媒介上所做的这番分析，可谓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因为从语言性质上看，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多采用描述性语言，而其他学科则多采用解释性语言，前者造成理解上的多义、多层次效果，而后者相对比较确定。和小说相比，电影手段就是解释性的，偏于单纯、明晰、确定，因而，当某些已经在欣赏者心目中留下较为丰富印象的小说一旦被抛弃了语言的外衣而换上了电影的新装，那么一切由语言本身形成的情感和思想的空间便荡然无存了。电影形象的明朗、清晰虽然会赢得一些新的欣赏者，但另一方面，由于语言中诗意的锐减，同时也会失去一大批原来的读者。对此，英国女作家伍尔芙从语言的角度分析得更为细致、深刻，她只从语言的一种手段——借喻谈开去。
“……即使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比喻：‘我的爱人像一朵红红的玫瑰，六月里迎风初开’也能在我们的心中唤起：晶莹欲滴、温润凝滑、鲜艳的殷红、柔软的花瓣等多种多样而又浑然一体的印象：而把这些印象串联在一起的那种节奏自身，既是热恋的呼声，又含有爱情的羞怯。所有这一切都是语言能够——也只有语言能够达到的：电影则必须避免。”
伍尔芙的分析极有道理。小说凭借语言这个媒介物可以通过对照、比喻、象征、暗示、白描等五光十色的技术手段来对描写对象进行多角度投影和渲染：而电影及其他艺术种类则缺乏这种高度的自由和强烈的表现力。电影的具象性决定了它对小说的改编只能从可见的角度出发再现物质现实，而不是着眼于文字的流畅、词藻的多彩，符号意指的丰富、叙事角度的多变等。因此，那些艰深晦涩、意义丰富复杂的小说是不宜作为电影改变对象的，比如鲁迅的小说就不宜改编成电影，《祝福》《阿Q正传》虽被搬上了银幕，观众普遍感到和原著相去甚远。意识流小说也不宜改编成电影，因为具象化的电影很难细腻入微地表现人的意识流动。可见，越是富有文学性的作品在改编时越被破坏的厉害，丢失的东西越多。阅读小说，读者通过语言文字，可以任意驰骋想象，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和生活阅历部分完成对作品的理解。而电影提供给观众的“只能包括在银幕上可以见到的和听到的事物。”莫言也说过，小说和电影“毕竟是有独立品格的两回事，……改编是一种固定化，每个人在读小说时都在想象和创造，比如林黛玉是高是矮，长脸圆脸，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但一旦改成影视作品，就明确了。固定了，也就限定了，林黛玉就是某某演员那样瘦长的脸。所以影视其实是用对作品的一种解读代替抹杀千万种不同的解读。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是活的，影视却是死的”。因此，这也许是小说改编成电影时一个永远都无法解决的难题。
其实大可不必为此烦恼，小说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各自有着自己的艺术规律和表达方式。小说的最终产品和电影的最终产品，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美学种类。小说和电影应互相借鉴对方的长处，丰富自己的艺术手段。前苏联著名导演·格拉西莫夫说得好：“一个电影导演是可以从崇高的文学典范中学到很多东西。这两种艺术之间存在着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应该得到加强。伟大的文学所积累的经验能够帮助我们电影从业者怎样深刻地去研究复杂多样的生活。”电影如此，小说又何尝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