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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1982年7月，武威校尉乡祁连山北麓山顶珍珠台出土了铜、铁、瓷、建筑构件等一批文物，其中部分铜器上铸有铭文。《武威金石录》、《陇右文博》曾对铭文进行了著录。2012年，《武威西夏遗址调查与研究》课题组再次对该遗址进行了详细考察。本文在对出土文物介绍的基础上，详细对铭文予以释录，纠正了以往的诸多错误，结合出土文物和铜器铭文，认为该处寺院遗址是西夏至元代的西凉报慈安国禅寺遗址，并就相关问题予以探讨。
关键词：西凉；报慈安国禅寺；铜器铭文；西夏至元
中图分类号：K87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5）01-0077-09
Abstract： Some cultural relics including some bronze wares were unearthed from Zhenzhutai， a temple site near the Jiaowei Village in Wuwei in July 1982. Some of the bronze wares bear inscriptions， which have been recorded in Wuwei Jinshi Lu and Longyou Wenbo. The project team of the“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Tangut Sites in Wuwei”made a careful investigation on this site in 2012. This paper presen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unearthed relics， interprets the inscriptions， corrects previous error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temple site is the site of the Baoci-anguo Temple of the Western Liang dynasty. It also discusses a few relevant problems.
Keywords： Western Liang； Baoci-anguo Temple； inscriptions on bronze wares； from Western Xia to the Yuan dynasty
西凉报慈安国禅寺位于今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校尉乡珍珠台。1982年7月，当地村民在寺院遗址挖窖储草时，发现了一批元代文物，经清理后送往乡政府保管，后由武威县文管会征集保存，现藏于武威市博物馆。这批文物分为铜器、铁器、瓷器、建筑构件四大类，共23件。其中四件铜壶、一件铜熏鼎、一件铁钟上皆有铭文，铁钟生锈严重，铭文已模糊不清。铜器上铭文大部分清晰可辨，《武威金石录》（简称《金石录》）对至正款铜壶铭文做了著录[1]，《陇右文博》做了简要报道（简称《简报》）[2]。这对推介武威文物，研究元代宗教信仰、民族交往、冶金铸造等方面都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这批文物最重要的是铜器上的铭文，美中不足的是《金石录》和《简报》对这批重要文物的铭文识读是有问题的。本文就这些铜器铭文的识读以及铭文中反映的几个问题，谈点个人看法，与《金石录》、《简报》作者商榷。
一 铜器简介
1. 至元款铜壶Ⅰ 国家一级文物。口径9厘米，底径17厘米，高43.5厘米，重6750克。直口，折沿内收，长颈，斜肩，鼓腹，下腹斜收，喇叭形圈足，足端下折。颈、腹套接，颈腹处焊接衔环龙首耳，左耳缺一环。口沿下线刻“至元丙戌西凉报慈安国禅寺僧仁敏置”字样；颈中部、下腹、足胫处饰规则的云雷纹，其间点缀五瓣梅花，云雷纹上下各饰两道弦纹。铸造精细，体态秀美（图1）。
2. 至元款铜壶Ⅱ 残，仅存颈肩部。残高21厘米，口径16.7厘米，肩部底径11.5厘米，重1650克。口沿下同样线刻“至元丙戌西凉报慈安国禅寺僧仁敏置”1行16字（图2）。
3. 至正款高圈足铜壶 2件，国家一级文物。至正款铜壶Ⅰ，口径18厘米，底径24厘米，高55厘米，重11250克。至正款铜壶Ⅱ，口径15.5厘米，底径23.7厘米，高57.5厘米，重14250克。两件造型相同，侈口方唇，口沿内敛，高束颈，平肩，鼓腹，喇叭形高圈足。颈上部饰龙首形耳，耳衔环。通体饰纹：颈部为四片花瓣组成的连续图案，花瓣中间饰云头纹，颈中部为一道凸弦纹；腹部分三组，腹上部为云头纹，中部为三条线组成的锯齿纹，下部为上下交错的三线锯齿纹，中下部锯齿纹之间满饰云头纹。三组纹饰之间以带状回纹间隔。圈足一周铸铭文，镌刻信士弟子姓名，还有官衔、铸造者和铸造时间等。铸造粗犷古朴，合范痕迹明显（图3—4）。
4. 铜熏鼎 1件，国家一级文物。口径51.5厘米，高65厘米。盘口，直颈，双耳，溜肩，鼓腹，腹部双系，弧形底，三足中空，为虎头形。盘口四周为镂空缠枝梅花，颈部两面各有一条浮雕龙，顶部为弧形的双层两耳，高于盘口，内层空，内外之间为镂空缠枝梅花。腹两侧为象鼻衔镂空双层环，中间饰菊花。腹部一周有四方长方形开窗，窗内饰镂空折枝牡丹。每两方长方形开窗之间又饰菱形开窗，窗内有不同姿态的人物、动物浮雕造像。熏鼎底部模铸三枚镂空金钱纹饰。熏鼎所有纹饰均涂彩：花卉部分花瓣涂红白二彩，花叶涂绿彩，菱形开窗周边涂红白二彩；肩腹间用红线勾勒；颈部浮雕龙上涂金。肩部一周铸铭文，为信士弟子姓名及其官职（图5）。
5. 铜锅 1件，口径87.5厘米，高37厘米。圆口，上折沿，深直腹，圆底，底残缺。口沿下焊接四个长方形耳。
二 铜器铭文辨识
（一）至元款铜壶铭文
至元款铜壶Ⅰ、至元款铜壶Ⅱ都在口沿下刻有相同的铭文1行16字：“至元丙戌西凉报慈安国禅寺僧仁敏置”（图6）。 《简报》却识读为：“至凶丙戌西凉报慈安寺僧仁敏昼”。“至元”作“至凶”，当是校对上的问题；“报慈安国禅寺”作“报慈安寺”，掉“国禅”二字，当是作者大意；“僧仁敏置”作“僧仁敏昼”，把“置”作“昼”，就是识读上的错误。
（二）至正款铜壶铭文
中国古代直至近代，要在竖长方形块面上书写名单，多是分几列排成行，从右向左书，先写上列，再写下列。识读起来，自然也是自右向左，先从上列一行读到末行，再从下列一行读到尾。珍珠台出土的两件至正年款铜壶，底足部由于范缝明显，分别形成三个梯形块面，每个块面都有人名，除一个块面铭文为一列外，其余每个块面都为两列铭文。上列稍窄，铭文少，下列微宽，铭文多，识读铭文也应从少到多，先读上列，再读下列。
《金石录》及《简报》在铭文的识读上可能是一时疏忽，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恰好违背了这个规律：读完上列第一行，接着读下列第一行，依次类推。这样，不但每一行因宽窄不等，不能相互对接，即使勉强拼凑起来，也文理不通，一片混乱。
首先，人名与人名混淆。如至正铜壶Ⅰ铭文“众家奴”、“车二”、“小的”、“吴纳儿”，按照先上后下顺序，应分别为两个人名，即“众家奴”、“车二”和“小的”、“吴纳儿”。而《简报》却均作一个人名。
其次，人名与职务混淆。如至正铜壶Ⅱ铭文“苟五 史敬臣 李文进”，“匠人 苟文进”，按照先上后下顺序，“苟五”后应接另一个人名“史敬臣”，而“匠人”后应接人名“苟文进”，因为“匠人苟文进”是指苟文进的身份为“匠人”，匠人不是人名。而《金石录》、《简报》却识读为“苟五 匠人 史敬臣 苟文进 李文进”，误。
第三，人名与年代混淆。至正铜壶的铸造年代为“至正元年七月廿五日”；而《金石录》、《简报》则识读为“至正元周五十三年七月廿五日”，其中的 “至正元”为下列第三行，“周五十三”为上列第四行，是一人名，与下列第四行的“年七月”是不相关的。由于《简报》把人名与年代混在一起，因此得出结论：“北元势力在和林一带，且亦不再使用“至正”年号，但铜壶上铸有‘至正元周五十三年’纪年，说明至少在河西地区，依然有元朝的残余势力在活动，而且一直沿用‘至正’年号，至少沿用到‘至正五十三年’（公元1393年，这时已经是明朝洪武二十六年）。”如果真是这样，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新的发现，可以补正《元史》、《明史》记载的不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是我们识读铭文时出现了明显错误。
第四，人名与活动内容混淆。Ⅱ式铜壶铭文“至正元年七月廿五日”下面为“铸就”二字，是说铜壶是在此时铸成的，这是至正铜壶铭文的结语，而《简报》将“铸就”误识为人名“锡龙”，因此在年代后面又接人名“苟金刚宝 锡龙 苟润□奴”，使读者难以理解。
另外在块面铭文的先后排列和其他铭文的识读上也多处存在错识、漏识的问题。下面以笔者之见逐一予以订正。
1. 至正款铜壶Ⅰ铭文辨识
（1）第一梯形块面铭文按正确顺序应先读上列7行：“邹宗禄 车安安 邓才贵 众家奴 王提举 何同和 韩文进”7人，后读下列11行：“曹犬 何文德 崔友义 小的 吴纳儿 车二 撒的迷失 宋德寿 宋世荣 刘信家奴 宋德亮”11人（图7）。
而《简报》却将此块面作为最后一块，除上下两列相混外，其中“车安安”作“车安定”，“崔友义”作“崔友和”，“小的”和“吴纳儿”作“小的吴纳儿”，“众家奴”和“车二”作“众家奴车二”，“王提举”作“王提”，“刘信家奴”作“刘□家奴”，“宋德亮”作“宋德范”，误。
（2）第二梯形块面铭文按正确顺序应先读上列9行：“赵庭秀 宋世革 刘夫寿 何二 范子和 耒三 李荣”7人，再读下列8行：“张五十 王□才 王六十三 齐大平 李五 恩吉祥 李氏三姐 八十”8人（图8）。
而《简报》却将此块面作为第一块，除两列相混外，其中“张五十”作“张□□”，“王□才”作“王兵才”，“范子和”作“范玉和”，“李氏三姐”作“李□□”，误。
（3）第三梯形块面铭文按正确顺序应先读上列8行：“王宅善儿 赵黑女儿 扬（杨）府判 张总管 赵经历 扬（杨）曾□□ 马世忠 车三”8人；再读下列10行：“蒲氏住姐 大平奴 李仲德 赵三 李宅唐氏 李宅周氏 王三 王永德 王党兀 徐大”10人（图9）。
而《简报》却将此块面作为第二块，除两列相混外，其中“蒲氏住姐”作“蒲□□姐”，“赵黑女儿”作“赵□□儿”，“扬（杨）府判”作“杨府□□”，“李宅唐氏”作“李宅□”，“李宅周氏”作“李宅周白氏”，“扬（杨）曾□□”作“杨□□□”，误。另外还漏录“李仲德”一人。
2. 至正款铜壶Ⅱ铭文辨识
（1）第一梯形块面铭文为一列6行6人：“蒙德信 景克柔 同义 李文贵 赵文德 赵文富”（图10）。
《简报》也为一列6行6人，其中“蒙德信”作“蒙德年”，“景克柔”作“侯克桑”，误。
（2）第二梯形块面铭文按正确顺序应先读上列7行：“马文贵 车夫寿 何狗儿子 何仲安 钦从道 扬（杨）文贵 姚仲和”7人，再读下列7行：“钦从禄 张伯明 淳六月姐 雍巴儿 李花严奴 赵文贵 李宅王氏”7人（图11）。
而《简报》除两列相混外，其中“马文贵”作“高文贵”，“钦从禄”作“钦徒禄”，“钦从道”作“钦徒道”，误。
（3）第三梯形块面铭文按正确顺序应先读上列6行：“苟五 史敬臣 李文进 周五十三 苟金刚宝 苟润僧奴”为6人；再读下列6行“匠人/苟文进/至正元/年■（七）月/廿五日/铸就”。上列为人名，下列为铸造者和铸造时间（图12）。
而《简报》两列相混，识读为：“苟五 匠人 史敬臣 苟文进 李文进 至正元周五十三年七月廿五日 苟金刚宝 锡龙 苟润□奴”，误。
至正款铜壶Ⅰ和Ⅱ铭文连读起来如下： 邹宗禄 车安安 邓才贵 众家奴 王提举 何同和 韩文进 曹大 何文德 崔友义 小的 吴纳儿 车二 撒的迷失 宋德寿 宋世荣 刘信家奴 宋德亮//赵庭秀 宋世革 刘夫寿 何二 范子和 耒三 李荣 张五十 王□才 王六十三 齐大平 李五 恩吉祥 李氏三姐 八十//王宅善儿 赵黑□儿 扬（杨）府判 张总管 赵经历 扬（杨）曾□□ 马世忠 车三 蒲氏住姐 大平奴 李仲德 赵三 李宅唐氏 李宅周氏 王三 王永德 王党兀 徐大
蒙德信 景克柔 同义 李文贵 赵文德 赵文富//马文贵 车夫寿 何狗儿子 何仲安 钦从道 杨文贵 姚仲和 钦从禄 张伯明 淳六月姐 雍巴儿 李花严奴 赵文贵 李宅王氏//苟五 史敬臣 李文进 周五十三 苟金刚宝 苟润僧奴 匠人苟文进 至正元年七月廿五日铸就
（三）铜熏鼎铭文辨识
铜熏鼎是由四个模范合范而成，肩部一周铸铭文，腹部两侧象鼻衔环。因此，铜熏鼎上的铭文也由四个块面分成六个部分：即中间正、背面两大部分，两个象鼻两侧又各分为两个部分。正确识读应从正面中间开始，而《简报》铭文识读则由铜熏鼎的象鼻耳旁边开始从右往左辨识录文，这样就造成识读铭文的困难。
（1）铜熏鼎正面中间部分铭文为17行：“会首 右录 建都/班/府尉 蒲都 波罗泽/监司 脱因/黑汉总管 薛长史 完者帖木/大使 李同知 蒙德信 景克柔 同义 李文贵”（图13）。
《简报》识读为：“府尉 □都 □罗汉 监司脱因 黑汉总□ 薛长史 □者世水 大使 李同扬 荣德信 □克柔 同义 李文贵”。
《简报》在这一面上，主要有四个问题：
一是漏录：其中“府尉”前还有铭文“会首 右录 建都班”，漏录七字。二是错录：“□都”应为“蒲都”，“□罗汉”应为“波罗泽”，“黑汉总□”应为“黑汉总管”，“□者世水”应为“完者帖木”，“李同扬”应为“李同知”，“荣德信”应为“蒙德信”，“□克柔”应为“景克柔”。三是把一个人名分割成几个单字、单词：人名“蒲都波罗泽”，《简报》分割为“□都”和“□罗汉”，“脱因黑汉”分割成“脱因”和“黑汉”。四是把人名和官职混淆：“建都班府尉”，“建都班”是人名，“府尉”是官职，《简报》只录“府尉”作人名，误。“蒲都波罗泽监司”，“蒲都波罗泽”为人名，“监司”是官职。又“脱因黑汉总管”，“脱因黑汉”是人名，“总管”是官职。《简报》全部作为人名，误。另外，漏录的“会首 右录”四字，“会首”即会长，“右录”，指上面所录的官职和人名，作为结尾部分，应在整圈铭文的最后。
（2）铜熏鼎正面左侧铭文后紧接人名；“赵文德 赵文富 牟朝迷 姚仲仁 贤讲主 □吉祥”6人（图14）。
《简报》漏录“贤讲主 □吉祥”两人名。
（3）铜熏鼎背面右侧铭文为：“里思 伯家奴 曾付 薛文胜 扬（杨）明义 央都”（图15）。
《简报》将“伯家奴”作“旧家奴”，“曾付”作“冒付”，“薛文胜”作“韩文胜”，误。
（4）铜熏鼎背面中间铭文全为人名，16行16人：“任才贵 毛提举 刑德显 何文义 高世安 高阿旧多 令真巴 扬（杨）氏妹妹 蒙宅李氏 景宅姚氏 张令真思 蛮买驴 张宅严氏 李氏引儿 瞿宅玉娥 扬（杨）宅亦柔”（图16）。
《简报》将“毛提举”作“手提”，“毛”字错铸为“”，“刑德显”作“刖德显”，“何文义”作“何文茂”，“高阿旧多”作“高向伯”，“令真巴”作“[今]贞巴”，“扬（杨）氏妹妹”作“姚氏妹妹”，“蒙宅李氏”作“家宅李氏”，“景宝姚氏”作“景宅姚氏”，“张令真思”作“张真思”，“蛮买驴”作“□买□”，“李氏引儿”作“李氏□□”，“瞿宅玉娥”作“瞿宅玉姚”，“扬（杨）宅亦柔”作“□宅赤柔”，误。
（5）铜熏鼎背面左侧接着铭文：“严达之 喜吉祥 扬（杨）元瑞 郭二 薛十月 薛吉祥“6人（图17）。
《简报》将“严达之”作“□廷之”；“喜吉祥”作“□义”，误。漏录“薛十月 薛吉祥”二人。
（6）铜熏鼎正面右侧铭文有6个人名：“景文才 樊文义 王国义 忽都的斤 黄宅秀直 顺二嫂”（图18）。《简报》没有录入。
铜熏鼎铭文连读起来如下：
建都班府尉 蒲都波罗泽监司 脱因黑汉总管 薛长史 完者帖木大使 李同知 蒙德信 景克柔 同义 李文贵//赵文德 赵文富 牟朝迷 姚仲仁 贤讲主 □吉祥//里思 伯家奴 曾付 薛文胜 扬（杨）明义 央都//任才贵 毛提举 刑德显 何文义 高世安 高阿旧多 令真巴 扬（杨）氏妹妹 蒙宅李氏 景宅姚氏 张令真思 蛮买驴 张宅严氏 李氏引儿 瞿宅玉娥 扬（杨）宅亦柔//严达之 喜吉祥 扬（杨）元瑞 郭二 薛十月 薛吉祥//景文才 樊文义 王国义 忽都的斤 黄宅秀直 顺二嫂 会首右录
三 出土文物中所反映的几个问题
（1）这批窖藏铜器，器形大、铭文多、装饰华丽、造型各具特色，反映了元代高超的铸造工艺。
{1}器形大。最高的铜熏鼎为65厘米，最低的至元款铜壶也有43.5厘米。
{2}铭文多。至元款两件铜壶口沿下各有一行16字，而至正款两件铜壶圈足一周都有铭文。其中至正款铜壶Ⅰ有铭文151字，至正款铜壶Ⅱ有铭文99字，两件共250字。铜熏鼎肩部一圈有铭文172字。5件铜器共计有铭文454字。
{3}装饰华丽。装饰题材有云雷纹、锯齿纹、回纹、弦纹等几何纹样，有梅花、菊花、牡丹等植物纹样，还有人物与动物等浮雕造像。装饰手法有线刻、浮雕、镂空等技法。装饰色彩有红、白、绿、金等多色。铜熏鼎镂空处白色为底，花卉饰红彩，绿叶饰绿彩，镂空边缘及线条连接处红色勾线，浮雕龙上饰金色。
{4}造型各具特色。既有壶，又有鼎。壶与壶各不相同。至元款铜壶铸造细腻，造型秀美，铭文与纹饰少；而至正款铜壶及铜熏炉不仅铭文多，内容丰富，而且装饰图案多样，铸造工艺粗犷、豪放，合范明显。至元时的壶与至正时的壶与鼎，两者形成鲜明对比。
关键词：西凉；报慈安国禅寺；铜器铭文；西夏至元
中图分类号：K87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5）01-0077-09
Abstract： Some cultural relics including some bronze wares were unearthed from Zhenzhutai， a temple site near the Jiaowei Village in Wuwei in July 1982. Some of the bronze wares bear inscriptions， which have been recorded in Wuwei Jinshi Lu and Longyou Wenbo. The project team of the“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Tangut Sites in Wuwei”made a careful investigation on this site in 2012. This paper presen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unearthed relics， interprets the inscriptions， corrects previous error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temple site is the site of the Baoci-anguo Temple of the Western Liang dynasty. It also discusses a few relevant problems.
Keywords： Western Liang； Baoci-anguo Temple； inscriptions on bronze wares； from Western Xia to the Yuan dynasty
西凉报慈安国禅寺位于今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校尉乡珍珠台。1982年7月，当地村民在寺院遗址挖窖储草时，发现了一批元代文物，经清理后送往乡政府保管，后由武威县文管会征集保存，现藏于武威市博物馆。这批文物分为铜器、铁器、瓷器、建筑构件四大类，共23件。其中四件铜壶、一件铜熏鼎、一件铁钟上皆有铭文，铁钟生锈严重，铭文已模糊不清。铜器上铭文大部分清晰可辨，《武威金石录》（简称《金石录》）对至正款铜壶铭文做了著录[1]，《陇右文博》做了简要报道（简称《简报》）[2]。这对推介武威文物，研究元代宗教信仰、民族交往、冶金铸造等方面都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这批文物最重要的是铜器上的铭文，美中不足的是《金石录》和《简报》对这批重要文物的铭文识读是有问题的。本文就这些铜器铭文的识读以及铭文中反映的几个问题，谈点个人看法，与《金石录》、《简报》作者商榷。
一 铜器简介
1. 至元款铜壶Ⅰ 国家一级文物。口径9厘米，底径17厘米，高43.5厘米，重6750克。直口，折沿内收，长颈，斜肩，鼓腹，下腹斜收，喇叭形圈足，足端下折。颈、腹套接，颈腹处焊接衔环龙首耳，左耳缺一环。口沿下线刻“至元丙戌西凉报慈安国禅寺僧仁敏置”字样；颈中部、下腹、足胫处饰规则的云雷纹，其间点缀五瓣梅花，云雷纹上下各饰两道弦纹。铸造精细，体态秀美（图1）。
2. 至元款铜壶Ⅱ 残，仅存颈肩部。残高21厘米，口径16.7厘米，肩部底径11.5厘米，重1650克。口沿下同样线刻“至元丙戌西凉报慈安国禅寺僧仁敏置”1行16字（图2）。
3. 至正款高圈足铜壶 2件，国家一级文物。至正款铜壶Ⅰ，口径18厘米，底径24厘米，高55厘米，重11250克。至正款铜壶Ⅱ，口径15.5厘米，底径23.7厘米，高57.5厘米，重14250克。两件造型相同，侈口方唇，口沿内敛，高束颈，平肩，鼓腹，喇叭形高圈足。颈上部饰龙首形耳，耳衔环。通体饰纹：颈部为四片花瓣组成的连续图案，花瓣中间饰云头纹，颈中部为一道凸弦纹；腹部分三组，腹上部为云头纹，中部为三条线组成的锯齿纹，下部为上下交错的三线锯齿纹，中下部锯齿纹之间满饰云头纹。三组纹饰之间以带状回纹间隔。圈足一周铸铭文，镌刻信士弟子姓名，还有官衔、铸造者和铸造时间等。铸造粗犷古朴，合范痕迹明显（图3—4）。
4. 铜熏鼎 1件，国家一级文物。口径51.5厘米，高65厘米。盘口，直颈，双耳，溜肩，鼓腹，腹部双系，弧形底，三足中空，为虎头形。盘口四周为镂空缠枝梅花，颈部两面各有一条浮雕龙，顶部为弧形的双层两耳，高于盘口，内层空，内外之间为镂空缠枝梅花。腹两侧为象鼻衔镂空双层环，中间饰菊花。腹部一周有四方长方形开窗，窗内饰镂空折枝牡丹。每两方长方形开窗之间又饰菱形开窗，窗内有不同姿态的人物、动物浮雕造像。熏鼎底部模铸三枚镂空金钱纹饰。熏鼎所有纹饰均涂彩：花卉部分花瓣涂红白二彩，花叶涂绿彩，菱形开窗周边涂红白二彩；肩腹间用红线勾勒；颈部浮雕龙上涂金。肩部一周铸铭文，为信士弟子姓名及其官职（图5）。
5. 铜锅 1件，口径87.5厘米，高37厘米。圆口，上折沿，深直腹，圆底，底残缺。口沿下焊接四个长方形耳。
二 铜器铭文辨识
（一）至元款铜壶铭文
至元款铜壶Ⅰ、至元款铜壶Ⅱ都在口沿下刻有相同的铭文1行16字：“至元丙戌西凉报慈安国禅寺僧仁敏置”（图6）。 《简报》却识读为：“至凶丙戌西凉报慈安寺僧仁敏昼”。“至元”作“至凶”，当是校对上的问题；“报慈安国禅寺”作“报慈安寺”，掉“国禅”二字，当是作者大意；“僧仁敏置”作“僧仁敏昼”，把“置”作“昼”，就是识读上的错误。
（二）至正款铜壶铭文
中国古代直至近代，要在竖长方形块面上书写名单，多是分几列排成行，从右向左书，先写上列，再写下列。识读起来，自然也是自右向左，先从上列一行读到末行，再从下列一行读到尾。珍珠台出土的两件至正年款铜壶，底足部由于范缝明显，分别形成三个梯形块面，每个块面都有人名，除一个块面铭文为一列外，其余每个块面都为两列铭文。上列稍窄，铭文少，下列微宽，铭文多，识读铭文也应从少到多，先读上列，再读下列。
《金石录》及《简报》在铭文的识读上可能是一时疏忽，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恰好违背了这个规律：读完上列第一行，接着读下列第一行，依次类推。这样，不但每一行因宽窄不等，不能相互对接，即使勉强拼凑起来，也文理不通，一片混乱。
首先，人名与人名混淆。如至正铜壶Ⅰ铭文“众家奴”、“车二”、“小的”、“吴纳儿”，按照先上后下顺序，应分别为两个人名，即“众家奴”、“车二”和“小的”、“吴纳儿”。而《简报》却均作一个人名。
其次，人名与职务混淆。如至正铜壶Ⅱ铭文“苟五 史敬臣 李文进”，“匠人 苟文进”，按照先上后下顺序，“苟五”后应接另一个人名“史敬臣”，而“匠人”后应接人名“苟文进”，因为“匠人苟文进”是指苟文进的身份为“匠人”，匠人不是人名。而《金石录》、《简报》却识读为“苟五 匠人 史敬臣 苟文进 李文进”，误。
第三，人名与年代混淆。至正铜壶的铸造年代为“至正元年七月廿五日”；而《金石录》、《简报》则识读为“至正元周五十三年七月廿五日”，其中的 “至正元”为下列第三行，“周五十三”为上列第四行，是一人名，与下列第四行的“年七月”是不相关的。由于《简报》把人名与年代混在一起，因此得出结论：“北元势力在和林一带，且亦不再使用“至正”年号，但铜壶上铸有‘至正元周五十三年’纪年，说明至少在河西地区，依然有元朝的残余势力在活动，而且一直沿用‘至正’年号，至少沿用到‘至正五十三年’（公元1393年，这时已经是明朝洪武二十六年）。”如果真是这样，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新的发现，可以补正《元史》、《明史》记载的不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是我们识读铭文时出现了明显错误。
第四，人名与活动内容混淆。Ⅱ式铜壶铭文“至正元年七月廿五日”下面为“铸就”二字，是说铜壶是在此时铸成的，这是至正铜壶铭文的结语，而《简报》将“铸就”误识为人名“锡龙”，因此在年代后面又接人名“苟金刚宝 锡龙 苟润□奴”，使读者难以理解。
另外在块面铭文的先后排列和其他铭文的识读上也多处存在错识、漏识的问题。下面以笔者之见逐一予以订正。
1. 至正款铜壶Ⅰ铭文辨识
（1）第一梯形块面铭文按正确顺序应先读上列7行：“邹宗禄 车安安 邓才贵 众家奴 王提举 何同和 韩文进”7人，后读下列11行：“曹犬 何文德 崔友义 小的 吴纳儿 车二 撒的迷失 宋德寿 宋世荣 刘信家奴 宋德亮”11人（图7）。
而《简报》却将此块面作为最后一块，除上下两列相混外，其中“车安安”作“车安定”，“崔友义”作“崔友和”，“小的”和“吴纳儿”作“小的吴纳儿”，“众家奴”和“车二”作“众家奴车二”，“王提举”作“王提”，“刘信家奴”作“刘□家奴”，“宋德亮”作“宋德范”，误。
（2）第二梯形块面铭文按正确顺序应先读上列9行：“赵庭秀 宋世革 刘夫寿 何二 范子和 耒三 李荣”7人，再读下列8行：“张五十 王□才 王六十三 齐大平 李五 恩吉祥 李氏三姐 八十”8人（图8）。
而《简报》却将此块面作为第一块，除两列相混外，其中“张五十”作“张□□”，“王□才”作“王兵才”，“范子和”作“范玉和”，“李氏三姐”作“李□□”，误。
（3）第三梯形块面铭文按正确顺序应先读上列8行：“王宅善儿 赵黑女儿 扬（杨）府判 张总管 赵经历 扬（杨）曾□□ 马世忠 车三”8人；再读下列10行：“蒲氏住姐 大平奴 李仲德 赵三 李宅唐氏 李宅周氏 王三 王永德 王党兀 徐大”10人（图9）。
而《简报》却将此块面作为第二块，除两列相混外，其中“蒲氏住姐”作“蒲□□姐”，“赵黑女儿”作“赵□□儿”，“扬（杨）府判”作“杨府□□”，“李宅唐氏”作“李宅□”，“李宅周氏”作“李宅周白氏”，“扬（杨）曾□□”作“杨□□□”，误。另外还漏录“李仲德”一人。
2. 至正款铜壶Ⅱ铭文辨识
（1）第一梯形块面铭文为一列6行6人：“蒙德信 景克柔 同义 李文贵 赵文德 赵文富”（图10）。
《简报》也为一列6行6人，其中“蒙德信”作“蒙德年”，“景克柔”作“侯克桑”，误。
（2）第二梯形块面铭文按正确顺序应先读上列7行：“马文贵 车夫寿 何狗儿子 何仲安 钦从道 扬（杨）文贵 姚仲和”7人，再读下列7行：“钦从禄 张伯明 淳六月姐 雍巴儿 李花严奴 赵文贵 李宅王氏”7人（图11）。
而《简报》除两列相混外，其中“马文贵”作“高文贵”，“钦从禄”作“钦徒禄”，“钦从道”作“钦徒道”，误。
（3）第三梯形块面铭文按正确顺序应先读上列6行：“苟五 史敬臣 李文进 周五十三 苟金刚宝 苟润僧奴”为6人；再读下列6行“匠人/苟文进/至正元/年■（七）月/廿五日/铸就”。上列为人名，下列为铸造者和铸造时间（图12）。
而《简报》两列相混，识读为：“苟五 匠人 史敬臣 苟文进 李文进 至正元周五十三年七月廿五日 苟金刚宝 锡龙 苟润□奴”，误。
至正款铜壶Ⅰ和Ⅱ铭文连读起来如下： 邹宗禄 车安安 邓才贵 众家奴 王提举 何同和 韩文进 曹大 何文德 崔友义 小的 吴纳儿 车二 撒的迷失 宋德寿 宋世荣 刘信家奴 宋德亮//赵庭秀 宋世革 刘夫寿 何二 范子和 耒三 李荣 张五十 王□才 王六十三 齐大平 李五 恩吉祥 李氏三姐 八十//王宅善儿 赵黑□儿 扬（杨）府判 张总管 赵经历 扬（杨）曾□□ 马世忠 车三 蒲氏住姐 大平奴 李仲德 赵三 李宅唐氏 李宅周氏 王三 王永德 王党兀 徐大
蒙德信 景克柔 同义 李文贵 赵文德 赵文富//马文贵 车夫寿 何狗儿子 何仲安 钦从道 杨文贵 姚仲和 钦从禄 张伯明 淳六月姐 雍巴儿 李花严奴 赵文贵 李宅王氏//苟五 史敬臣 李文进 周五十三 苟金刚宝 苟润僧奴 匠人苟文进 至正元年七月廿五日铸就
（三）铜熏鼎铭文辨识
铜熏鼎是由四个模范合范而成，肩部一周铸铭文，腹部两侧象鼻衔环。因此，铜熏鼎上的铭文也由四个块面分成六个部分：即中间正、背面两大部分，两个象鼻两侧又各分为两个部分。正确识读应从正面中间开始，而《简报》铭文识读则由铜熏鼎的象鼻耳旁边开始从右往左辨识录文，这样就造成识读铭文的困难。
（1）铜熏鼎正面中间部分铭文为17行：“会首 右录 建都/班/府尉 蒲都 波罗泽/监司 脱因/黑汉总管 薛长史 完者帖木/大使 李同知 蒙德信 景克柔 同义 李文贵”（图13）。
《简报》识读为：“府尉 □都 □罗汉 监司脱因 黑汉总□ 薛长史 □者世水 大使 李同扬 荣德信 □克柔 同义 李文贵”。
《简报》在这一面上，主要有四个问题：
一是漏录：其中“府尉”前还有铭文“会首 右录 建都班”，漏录七字。二是错录：“□都”应为“蒲都”，“□罗汉”应为“波罗泽”，“黑汉总□”应为“黑汉总管”，“□者世水”应为“完者帖木”，“李同扬”应为“李同知”，“荣德信”应为“蒙德信”，“□克柔”应为“景克柔”。三是把一个人名分割成几个单字、单词：人名“蒲都波罗泽”，《简报》分割为“□都”和“□罗汉”，“脱因黑汉”分割成“脱因”和“黑汉”。四是把人名和官职混淆：“建都班府尉”，“建都班”是人名，“府尉”是官职，《简报》只录“府尉”作人名，误。“蒲都波罗泽监司”，“蒲都波罗泽”为人名，“监司”是官职。又“脱因黑汉总管”，“脱因黑汉”是人名，“总管”是官职。《简报》全部作为人名，误。另外，漏录的“会首 右录”四字，“会首”即会长，“右录”，指上面所录的官职和人名，作为结尾部分，应在整圈铭文的最后。
（2）铜熏鼎正面左侧铭文后紧接人名；“赵文德 赵文富 牟朝迷 姚仲仁 贤讲主 □吉祥”6人（图14）。
《简报》漏录“贤讲主 □吉祥”两人名。
（3）铜熏鼎背面右侧铭文为：“里思 伯家奴 曾付 薛文胜 扬（杨）明义 央都”（图15）。
《简报》将“伯家奴”作“旧家奴”，“曾付”作“冒付”，“薛文胜”作“韩文胜”，误。
（4）铜熏鼎背面中间铭文全为人名，16行16人：“任才贵 毛提举 刑德显 何文义 高世安 高阿旧多 令真巴 扬（杨）氏妹妹 蒙宅李氏 景宅姚氏 张令真思 蛮买驴 张宅严氏 李氏引儿 瞿宅玉娥 扬（杨）宅亦柔”（图16）。
《简报》将“毛提举”作“手提”，“毛”字错铸为“”，“刑德显”作“刖德显”，“何文义”作“何文茂”，“高阿旧多”作“高向伯”，“令真巴”作“[今]贞巴”，“扬（杨）氏妹妹”作“姚氏妹妹”，“蒙宅李氏”作“家宅李氏”，“景宝姚氏”作“景宅姚氏”，“张令真思”作“张真思”，“蛮买驴”作“□买□”，“李氏引儿”作“李氏□□”，“瞿宅玉娥”作“瞿宅玉姚”，“扬（杨）宅亦柔”作“□宅赤柔”，误。
（5）铜熏鼎背面左侧接着铭文：“严达之 喜吉祥 扬（杨）元瑞 郭二 薛十月 薛吉祥“6人（图17）。
《简报》将“严达之”作“□廷之”；“喜吉祥”作“□义”，误。漏录“薛十月 薛吉祥”二人。
（6）铜熏鼎正面右侧铭文有6个人名：“景文才 樊文义 王国义 忽都的斤 黄宅秀直 顺二嫂”（图18）。《简报》没有录入。
铜熏鼎铭文连读起来如下：
建都班府尉 蒲都波罗泽监司 脱因黑汉总管 薛长史 完者帖木大使 李同知 蒙德信 景克柔 同义 李文贵//赵文德 赵文富 牟朝迷 姚仲仁 贤讲主 □吉祥//里思 伯家奴 曾付 薛文胜 扬（杨）明义 央都//任才贵 毛提举 刑德显 何文义 高世安 高阿旧多 令真巴 扬（杨）氏妹妹 蒙宅李氏 景宅姚氏 张令真思 蛮买驴 张宅严氏 李氏引儿 瞿宅玉娥 扬（杨）宅亦柔//严达之 喜吉祥 扬（杨）元瑞 郭二 薛十月 薛吉祥//景文才 樊文义 王国义 忽都的斤 黄宅秀直 顺二嫂 会首右录
三 出土文物中所反映的几个问题
（1）这批窖藏铜器，器形大、铭文多、装饰华丽、造型各具特色，反映了元代高超的铸造工艺。
{1}器形大。最高的铜熏鼎为65厘米，最低的至元款铜壶也有43.5厘米。
{2}铭文多。至元款两件铜壶口沿下各有一行16字，而至正款两件铜壶圈足一周都有铭文。其中至正款铜壶Ⅰ有铭文151字，至正款铜壶Ⅱ有铭文99字，两件共250字。铜熏鼎肩部一圈有铭文172字。5件铜器共计有铭文454字。
{3}装饰华丽。装饰题材有云雷纹、锯齿纹、回纹、弦纹等几何纹样，有梅花、菊花、牡丹等植物纹样，还有人物与动物等浮雕造像。装饰手法有线刻、浮雕、镂空等技法。装饰色彩有红、白、绿、金等多色。铜熏鼎镂空处白色为底，花卉饰红彩，绿叶饰绿彩，镂空边缘及线条连接处红色勾线，浮雕龙上饰金色。
{4}造型各具特色。既有壶，又有鼎。壶与壶各不相同。至元款铜壶铸造细腻，造型秀美，铭文与纹饰少；而至正款铜壶及铜熏炉不仅铭文多，内容丰富，而且装饰图案多样，铸造工艺粗犷、豪放，合范明显。至元时的壶与至正时的壶与鼎，两者形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