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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朋友圈上看到一句话：我一直以为回锅肉就是炒两遍的肉，回锅嘛。这句话的后面还有一个好笑的表情。不由得笑起来，觉得这位朋友真是太可爱了。类似的感觉我也有。比如我经常会想，东京的狗如果跟北京的狗见了面，会不会像老虎看狮子。还有，家里养的猫能不能理解流浪猫。想来想去都得不出答案，说起來很伤感。
我在长篇小说《惠比寿花园广场》里写过我家里的一些事。爸爸的工资本来就很低，却都用来喝酒抽烟。六个孩子里，大姐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那年生的。二姐、三姐和四姐是上过山下过乡的知识青年。哥哥是工农兵大学生。我是恢复大学考试后的第二届大学生。妈妈白班晚班地打各种工，赚来的钱依然不够全家的开支。关于童年的记忆灰蓬蓬的。一生中最无法忘却的是学费的事。每次交学费之前，妈妈都要我去邻居家借钱。妈妈之所以选定不满十岁的我去借钱，我想跟我的年龄有关。妈妈肯定认为人们难以拒绝一位小孩子的要求。妈妈这样教我：“你去借钱的时候，你就说我爸22号发工资，22号那天肯定还钱。”我至今都记着这句话。对我来说，22号是我永远无法忘却的极其伤感的一个日子，连数字本身都浸透着哀伤。
说到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因为熬不住种地之苦，二姐一次接一次地从普蓝店跑回家里。二姐坐火车回家，回家的时间，正好赶上家里人围着饭桌吃午饭。二姐不敲门，而是特地绕到后院敲窗玻璃。我家那时住一楼，二姐敲窗玻璃，我们一同看窗。一看到二姐，妈妈的手就会控制不住抖起来。第二天，妈妈送二姐回农村的时候说：“城里没有你的户口，没有户口就拿不到口粮。你不在农村待着的话，连农村的口粮也拿不到了。这一次回去，你要尽可能待得时间长一点。你懂我说的意思吗？”
二姐一直哭，对妈妈说，农村的太阳特别毒，烤得脸颊痛。还说太阳地里种水稻，腰痛得直不起来。妈妈说：“你得学会忍啊。你要忍到你被抽调回城。”为了口粮，妈妈逼着二姐回农村。妈妈跟二姐说再见的时候，一边摆手一边大声地喊：“你要学得省心点儿。”我还记得那时的二姐，披散着乱发，一脸的泪水，从头到尾都是愁眉苦脸的。但同样是知青的三姐和四姐为什么跟二姐不一样呢？不到农村放假的时候绝不回家，绝对不给妈妈“添麻烦”。因为是这个原因，我至今也不知道她们的下放地点叫什么名字。但三姐跟妈妈说过的事我却记得很鲜明。意思就是太阳很毒，昏头涨脑地插完秧，腰痛得只能爬着回田埂。对农耕怀有恐惧是理所当然的。我没有二姐、三姐和四姐这样的经历，至今也没有见识过农村，不熟悉土地，对农村的想象除了一大片绿油油，还是一大片绿油油，是田园式的。我的世界一直是一张写字台，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出版社，到大学院，再到出版社。结果我对文字特别敏感，几乎可以说是病态。环境与感受，就像一根很长很长的线被扯在一起。
还有一件事，多少年后讲起她的几个孩子时，妈妈总会叹一口很长的气说：“小孩子真是从小看大。老二从小就不省心，尿床尿到上中学。所以她去农村的那几年，把我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都折腾在火车票上了。”而我呢，从小就离家出走，对故乡和人生有强烈的幻灭感，所以讲到我的时候，妈妈会后悔地摇着头说：“早知道读书让你成天到晚地想死想活，我就不会让你上大学，而是让你去工厂做工了。”
我知道，这是伤感。妈妈的伤感。迷惘也好，爱也罢，其实都是伤感。来日本后我经常去温泉。白昼去小街散步，看一幢幢旅馆附近冒出的一缕缕热气像白色的烟雾，感觉里面藏着很多个故事。也许不懂得人生的人，才会感到真正单纯的幸福。也许懂得死的意义的人，才会活得更加坦然。这些话听起来好像不太靠谱，但伤感确是感受生活的一种能力。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小时候，家里的厕所跟房间隔着一条很长的走廊，黑漆漆的。窗户对着后院。大概是怕“鬼”吧，一直到上中学为止，夜里去厕所的时候，我总是叫醒妈妈陪着我一起去。有一次从厕所里出来，我爬上床，准备睡觉，妈妈说：“什么时候你去厕所不再需要我陪了，我就该休息了。”上了中学，一个人去厕所不害怕了，发现走廊比想象的狭窄，而窗户比想象的要高，只是非常小，根本容不下一个人的脑袋，于是觉得有点儿虚幻，竟在厕所里叹息起来。忽然觉得自己的胆子小得有点儿惨。寂寞从心底迸发出来，不由得对妈妈充满了谢意。
稍微懂一点儿事的时候，有一次，我看到妈妈在厨房偷偷地擦眼泪。我走过去拉着妈妈的手，伤感地对妈妈说：“妈妈，不要哭了，我会长大，我会把你现在的苦处都写出来，让全世界都理解你。”
所以我的创作是从伤感出发的。我觉得创作就是邂逅，来自生活。虽然不变的是已经逝去的童年的环境，但童年的环境却给了我支配自身命运的某种力量。如今想起已经死去的妈妈，我觉得非常寂寞。太寂寞了！童年的背景变得虚幻。妈妈恍如一缕忧伤的黑发在天空飘忽，于是白云看起来更白，连云间的霞光看起来都像是飘忽的头发了。穿一件藏青色的上衣，留着齐耳的短发，长得十分美丽的妈妈是光景，而这样的光景已经成了过去的梦了。我一直以为藏青色是最能表现清洁感的颜色，并酷爱藏青色的衣服。我在长篇小说《惠比寿花园广场》里写道：“我对妈妈的伤感的记忆，常常潮水般涌到眼前，它们具有着形状和味道，好像两臂间的投入，两个唇齿间的亲吻。”
我是1992年2月到日本的。完全是随波逐流。那时国门打开不久，一首歌红遍全国，其中的歌词是：“外边的世界很精彩，外边的世界很无奈。”很多人想看看外边的世界，我也一样。刚好我翻译的书的作者是大学教授，他发邀请，希望我能到他所就职的大学留学。不管怎么说，从大学的时候开始，我就深深地爱上了日本文学，知道樱花与红叶是日本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主题。我也知道日本武士推崇樱花，认为樱花的美，不是盛开，而是凋谢。最好的例子是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虽然我现在重新读这本书时已经流不出泪水，但我还记得当时读完这本书后所受到的巨大冲击：悲伤铺天盖地。泪水涌出来，永不休止似的。《金阁寺》是一场爆烈的美的祭典。三岛由纪夫是想通过美的毁灭的伤感，来唤起读者对现代社会的对比。而三岛由纪夫本人，无疑正是樱花一样的男人。生命在达到至极的美丽的巅峰之后，毫无留恋地结束了。他在《奔马》中写到：“就在刀刃猛然刺入腹部的瞬间，一轮红日在眼睑背面粲然升了上来。”他在45岁选择了自杀。他的死也是创作。回想起来，我那时的心情是，有朝一日可以亲眼看到金阁寺。
这么巧，那时我出版了散文集《夕阳又在西逝》。汪曾祺在给我的书所写的序里说：“黑孩翻译过日本新感觉派的作品，当然接受了一些感觉派的影响。不要对黑孩的作品作过于实质的注解。不要把栩栩如生的蝴蝶压制成标本。我小时候就做过这样的事，捉了一些蝴蝶夹在书里，结果，蝴蝶死了。”我好感动，并且伤感。石川啄木的诗歌里有一句话：“能够比谁都先听到秋声。”好多人认为我写的小说自传性居多，我很难解释。写作不可能跟医生似的，用手术刀来切开肉体，告诉你这是心脏、这是肿瘤什么的。如果说创作是用文字打扮过的生活，那么我的文字一定是带着好多自我的目光。如果我也可以为小说归类的话，我愿意将我的小说形容为“模特小说”。我希望我模拟的人物有奇异的生命力，可以跟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相比较。正如三岛由纪夫，通过美的毁灭的伤感，来唤起读者对现代社会的对比。直到现在我依然很幼稚，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作家。
当然作者的经历在表现的时候也会成为一种局限。打一个比喻，诗歌和小说中，常看到“外边是雨的声音”这样的句子。雨自身没有声音，雨只是下，诗人和作家听到的是雨下的途中打击在房顶、树干的时候的声音，是撞击的声音。诗人和作家想写雨的时候，文学就不知不觉地溜走了。文学不是从雨出发的。文学是从雨给人的内心所唤起的某一种心情出发的，好像伤感。问题在于创作的真实是想象的，而细节是真实的。
忘了是什么人说过：“回忆是另外的一个存在，是第二个现在。”我出生的地方是大连，大连人的回忆离不开海。写大海的时候我会这样写：海面掀起大浪，可以感受到台风的即将来临。或者可以感受到台风之强劲等等。经验有时会成为写作时的局限和极限。川端康成说：“小说的世界里，则是连幻想的东西也與现实的世界相连在一起，宛如同连接实物绘画所装饰的图画，或者游人往来附近所接触的事物一样。”
说了这么多，我自己也觉得不知道自己说清楚了没有。反正，人在受某一种心情牵制的时候，在伤感的时候，解救的唯一的法宝就是语言。通过字眼来吐露心的声音。
因为孤独，刚来日本的时候，每天都十分伤感，但是，也许是我的运气好，研究生毕业后，马上在日本出版社就职，跟国内干一样的工作，跟在国内时一样开始出版自己的日文版书。所以，在身份认同上我几乎没有苦恼。但是，一个人如果没有看过海也没有看过雪，看过大海后就会想着看雪，以为雪比大海更好看。想象总是彩色的。到了日本后，交通、电信、安全、国民性等等，给我的冲击很大。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司空见惯，但是三十年前，家里有浴室，水龙头往左开是热水往右开是冷水，一张卡塞到机器里就可以存钱取钱，忘在公共电话亭的钱包会有日本人在后面追着你还给你等等，却是不得了的事。好像堆积在岩石上的生活，瀑布一样倾泻下来，眼前出现了几十个世界。于是我在脑子里画了一个地球一样的圆圈，除了中国和日本，我把美国画在里面，把比我们落后的非洲也画在里面。我想看看美国、非洲甚至更多。但是持中国护照的我，当时想走出日本的话，只有归化日本。而我喜欢东京这个城市，建筑物的新旧并存，文化上传统与现代的交织，时装的多样化，细节中充满的精制，都令我觉得美无处不在。有人说，现代人多的是胸怀而少的却是情怀，我觉得东京处处可以陶冶我的情怀。归化也可以成为我居住在东京的一个手段。爱国不一定标榜中国护照，我是这么想的。现在的中国人，没必要归化了，因为时代不一样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拿着大把的钞票，拿着中国护照，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澳大利亚政府还打出旗来欢迎中国人。所以说，在身份上我没有任何困惑就作了归化的选择。我归化不是身份认同，就是想看看地球上更多的地方。
结果是有了好多令人伤感的纠结。归化后我依然还是一个中国人，除了当中国人也不可能变身为日本人。日本人的确排外，但是换一下位置，如果日本人到中国去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不守规矩的话，你也会排斥日本人。和日本人一起工作，为了得到日本人的认同，认同你跟大多数中国人不一样，真的是非常伤感。我多少有些意外，因为对日本的关照竟然让我思念起故国来了。我开始断断续续地写一些文字，比如《樱花雪》《尺八》《小日本大帝国》《日本的夏》《温泉情结》等。这期间樱花风流、尺八悲壮、京都的舞女华丽，浅草热闹的都是外国人等等，它们都缘于我内心伤感的余韵。而现在，伤感一旦消失，我已经写不出这种儿歌式的文字了。我自己都大吃一惊。打一个比喻的话，文学是我走向大人的一段道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阅读和观赏已经成为我活下去的另外一个载体。归根结蒂我们掌握不了人生的长河，这是令人伤感的，但是看完或者读完了一部作品，有一番探索留在心头，又是创作的永恒性了。
回头说金阁寺。到日本旅游的人，去京都的话，都会去金阁寺打卡。小时候看过动画片《一休》的人，会在金阁寺找到童年的记忆。读过三岛由纪夫的小说《金阁寺》的人，脑海里会产生美与丑的对立，爱与性的对立，永恒与凋零的对立。还会想到吞没了金阁寺的那场熊熊燃烧的大火。我去过好几次，每次都是陪朋友去。每次去都会跟朋友解释大叙述与小叙述的关系。小说中的主人公，在战火中跟金阁寺一起毁灭，这是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壮烈而不失伤感的幻想，是对美的极致的追求。有一位中国作家（我想不起是谁了）说得很好：“从世界大战到亚洲战场，然后到日本，再到金阁寺，再到三岛由纪夫这里，这一条巨大的历史背景线，仅仅是三岛构建故事的一个朦胧的背景而已。”金阁寺真实存在过，被烧了，又被后人恢复了。我想，恢复的金阁寺绝对不是原来的那个金阁寺了。
好多人看金阁寺会想起那场大火，或者会想起放火烧金阁寺的主人公。但我看金阁寺，会不由自己地想到三岛由纪夫的脸。其实我根本没有见过他本人。我只是看过他的黑白照片。前些日子我看了小说《步履不停》，脑子里不断浮现的是妈妈和兄弟姐妹的影子。我真的是觉得既喜悦又伤感。文学带给我的，多半都是伤感。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是离不开伤感的。再比如川端康成，作为一个作家，个人的他并未令我非常着迷，但是他文字里所流淌的颓废和静寂伤感的情绪，却令我感到亲切。因为我从中能够找到我想要的那种幽微。窗外凄风苦雨的时候，或者一点儿也打不起精神的时候，我就读川端康成的文字。川端康成的书总是摆在我的枕头边上，摆在我随手可以拿到的地方。《雪国》的凉，雪的洁净，雪后的静谧;《古都》的京都的树香，花开的声音伴着潺潺流过的融雪的声音交响曲一样。驹子的头发又凉又硬，但胸脯软软的膨胀出温暖。也就是说我喜欢他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天籁般伤感的文字。对我来说，川端康成的作品是一味中药，我伤感的时候为我解毒。
在我这样说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已经浮现出富士山、温泉、和服、花火、茶道、武士道、生鱼片和成群成群的夏的野鸟。就是它们包围过我。它们像彗星划过我的脑子，留下的是一个个闪闪生辉的感触。比如生鱼片，我觉得是一幅美丽的画。而温泉是暖暖的情。和服像花。花火燃烧出一寸寸的风情。一杯绿茶喝尽所有的山清水秀。事实上，真实的生活是无法捉摸的，而文字的确是有形有味的。总之，我写一人一物一事一景一情，它们遍及日本生活的很多边边角角。我写它们给我的生命感触。这些感触跟樱花，跟金阁寺，有着相同的意义。
因为安徽文艺出版社要出版我的文集，所以把写过的散文整理了一下，竟吓了一大跳。来日本快三十年了，以为自己没写多少文字，但整理出来的文字竟有二十多万字。三十年的时光太长，像流逝的河水。我这里扔一篇，那里扔一篇，当我忘记许多人和许多事的时候，这些我曾写过的文字，同时也被我记忆的河淹没了。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我一贯都过于懒散。但是在这里，原因就不必说及了。1991年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夕阳又在西逝》，很快就再版了，但现在的书很少有几本会再版了。一场雪景会改变眼前的景色。雪化了，眼前又是另一番景色。今天早上我还在想，为了所谓的见大世面，三十年前我独自一人跑来日本，其实也是很伤感的。又好像写这些文字的时候，虽然是九月里的一天，日本仍然高温，但是早晨伯劳鸟的清脆的叫声，却令我感到秋的凉意。我察觉到秋已经到了。
责任编辑 吴晓辉
我在长篇小说《惠比寿花园广场》里写过我家里的一些事。爸爸的工资本来就很低，却都用来喝酒抽烟。六个孩子里，大姐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那年生的。二姐、三姐和四姐是上过山下过乡的知识青年。哥哥是工农兵大学生。我是恢复大学考试后的第二届大学生。妈妈白班晚班地打各种工，赚来的钱依然不够全家的开支。关于童年的记忆灰蓬蓬的。一生中最无法忘却的是学费的事。每次交学费之前，妈妈都要我去邻居家借钱。妈妈之所以选定不满十岁的我去借钱，我想跟我的年龄有关。妈妈肯定认为人们难以拒绝一位小孩子的要求。妈妈这样教我：“你去借钱的时候，你就说我爸22号发工资，22号那天肯定还钱。”我至今都记着这句话。对我来说，22号是我永远无法忘却的极其伤感的一个日子，连数字本身都浸透着哀伤。
说到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因为熬不住种地之苦，二姐一次接一次地从普蓝店跑回家里。二姐坐火车回家，回家的时间，正好赶上家里人围着饭桌吃午饭。二姐不敲门，而是特地绕到后院敲窗玻璃。我家那时住一楼，二姐敲窗玻璃，我们一同看窗。一看到二姐，妈妈的手就会控制不住抖起来。第二天，妈妈送二姐回农村的时候说：“城里没有你的户口，没有户口就拿不到口粮。你不在农村待着的话，连农村的口粮也拿不到了。这一次回去，你要尽可能待得时间长一点。你懂我说的意思吗？”
二姐一直哭，对妈妈说，农村的太阳特别毒，烤得脸颊痛。还说太阳地里种水稻，腰痛得直不起来。妈妈说：“你得学会忍啊。你要忍到你被抽调回城。”为了口粮，妈妈逼着二姐回农村。妈妈跟二姐说再见的时候，一边摆手一边大声地喊：“你要学得省心点儿。”我还记得那时的二姐，披散着乱发，一脸的泪水，从头到尾都是愁眉苦脸的。但同样是知青的三姐和四姐为什么跟二姐不一样呢？不到农村放假的时候绝不回家，绝对不给妈妈“添麻烦”。因为是这个原因，我至今也不知道她们的下放地点叫什么名字。但三姐跟妈妈说过的事我却记得很鲜明。意思就是太阳很毒，昏头涨脑地插完秧，腰痛得只能爬着回田埂。对农耕怀有恐惧是理所当然的。我没有二姐、三姐和四姐这样的经历，至今也没有见识过农村，不熟悉土地，对农村的想象除了一大片绿油油，还是一大片绿油油，是田园式的。我的世界一直是一张写字台，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出版社，到大学院，再到出版社。结果我对文字特别敏感，几乎可以说是病态。环境与感受，就像一根很长很长的线被扯在一起。
还有一件事，多少年后讲起她的几个孩子时，妈妈总会叹一口很长的气说：“小孩子真是从小看大。老二从小就不省心，尿床尿到上中学。所以她去农村的那几年，把我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都折腾在火车票上了。”而我呢，从小就离家出走，对故乡和人生有强烈的幻灭感，所以讲到我的时候，妈妈会后悔地摇着头说：“早知道读书让你成天到晚地想死想活，我就不会让你上大学，而是让你去工厂做工了。”
我知道，这是伤感。妈妈的伤感。迷惘也好，爱也罢，其实都是伤感。来日本后我经常去温泉。白昼去小街散步，看一幢幢旅馆附近冒出的一缕缕热气像白色的烟雾，感觉里面藏着很多个故事。也许不懂得人生的人，才会感到真正单纯的幸福。也许懂得死的意义的人，才会活得更加坦然。这些话听起来好像不太靠谱，但伤感确是感受生活的一种能力。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小时候，家里的厕所跟房间隔着一条很长的走廊，黑漆漆的。窗户对着后院。大概是怕“鬼”吧，一直到上中学为止，夜里去厕所的时候，我总是叫醒妈妈陪着我一起去。有一次从厕所里出来，我爬上床，准备睡觉，妈妈说：“什么时候你去厕所不再需要我陪了，我就该休息了。”上了中学，一个人去厕所不害怕了，发现走廊比想象的狭窄，而窗户比想象的要高，只是非常小，根本容不下一个人的脑袋，于是觉得有点儿虚幻，竟在厕所里叹息起来。忽然觉得自己的胆子小得有点儿惨。寂寞从心底迸发出来，不由得对妈妈充满了谢意。
稍微懂一点儿事的时候，有一次，我看到妈妈在厨房偷偷地擦眼泪。我走过去拉着妈妈的手，伤感地对妈妈说：“妈妈，不要哭了，我会长大，我会把你现在的苦处都写出来，让全世界都理解你。”
所以我的创作是从伤感出发的。我觉得创作就是邂逅，来自生活。虽然不变的是已经逝去的童年的环境，但童年的环境却给了我支配自身命运的某种力量。如今想起已经死去的妈妈，我觉得非常寂寞。太寂寞了！童年的背景变得虚幻。妈妈恍如一缕忧伤的黑发在天空飘忽，于是白云看起来更白，连云间的霞光看起来都像是飘忽的头发了。穿一件藏青色的上衣，留着齐耳的短发，长得十分美丽的妈妈是光景，而这样的光景已经成了过去的梦了。我一直以为藏青色是最能表现清洁感的颜色，并酷爱藏青色的衣服。我在长篇小说《惠比寿花园广场》里写道：“我对妈妈的伤感的记忆，常常潮水般涌到眼前，它们具有着形状和味道，好像两臂间的投入，两个唇齿间的亲吻。”
我是1992年2月到日本的。完全是随波逐流。那时国门打开不久，一首歌红遍全国，其中的歌词是：“外边的世界很精彩，外边的世界很无奈。”很多人想看看外边的世界，我也一样。刚好我翻译的书的作者是大学教授，他发邀请，希望我能到他所就职的大学留学。不管怎么说，从大学的时候开始，我就深深地爱上了日本文学，知道樱花与红叶是日本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主题。我也知道日本武士推崇樱花，认为樱花的美，不是盛开，而是凋谢。最好的例子是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虽然我现在重新读这本书时已经流不出泪水，但我还记得当时读完这本书后所受到的巨大冲击：悲伤铺天盖地。泪水涌出来，永不休止似的。《金阁寺》是一场爆烈的美的祭典。三岛由纪夫是想通过美的毁灭的伤感，来唤起读者对现代社会的对比。而三岛由纪夫本人，无疑正是樱花一样的男人。生命在达到至极的美丽的巅峰之后，毫无留恋地结束了。他在《奔马》中写到：“就在刀刃猛然刺入腹部的瞬间，一轮红日在眼睑背面粲然升了上来。”他在45岁选择了自杀。他的死也是创作。回想起来，我那时的心情是，有朝一日可以亲眼看到金阁寺。
这么巧，那时我出版了散文集《夕阳又在西逝》。汪曾祺在给我的书所写的序里说：“黑孩翻译过日本新感觉派的作品，当然接受了一些感觉派的影响。不要对黑孩的作品作过于实质的注解。不要把栩栩如生的蝴蝶压制成标本。我小时候就做过这样的事，捉了一些蝴蝶夹在书里，结果，蝴蝶死了。”我好感动，并且伤感。石川啄木的诗歌里有一句话：“能够比谁都先听到秋声。”好多人认为我写的小说自传性居多，我很难解释。写作不可能跟医生似的，用手术刀来切开肉体，告诉你这是心脏、这是肿瘤什么的。如果说创作是用文字打扮过的生活，那么我的文字一定是带着好多自我的目光。如果我也可以为小说归类的话，我愿意将我的小说形容为“模特小说”。我希望我模拟的人物有奇异的生命力，可以跟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相比较。正如三岛由纪夫，通过美的毁灭的伤感，来唤起读者对现代社会的对比。直到现在我依然很幼稚，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作家。
当然作者的经历在表现的时候也会成为一种局限。打一个比喻，诗歌和小说中，常看到“外边是雨的声音”这样的句子。雨自身没有声音，雨只是下，诗人和作家听到的是雨下的途中打击在房顶、树干的时候的声音，是撞击的声音。诗人和作家想写雨的时候，文学就不知不觉地溜走了。文学不是从雨出发的。文学是从雨给人的内心所唤起的某一种心情出发的，好像伤感。问题在于创作的真实是想象的，而细节是真实的。
忘了是什么人说过：“回忆是另外的一个存在，是第二个现在。”我出生的地方是大连，大连人的回忆离不开海。写大海的时候我会这样写：海面掀起大浪，可以感受到台风的即将来临。或者可以感受到台风之强劲等等。经验有时会成为写作时的局限和极限。川端康成说：“小说的世界里，则是连幻想的东西也與现实的世界相连在一起，宛如同连接实物绘画所装饰的图画，或者游人往来附近所接触的事物一样。”
说了这么多，我自己也觉得不知道自己说清楚了没有。反正，人在受某一种心情牵制的时候，在伤感的时候，解救的唯一的法宝就是语言。通过字眼来吐露心的声音。
因为孤独，刚来日本的时候，每天都十分伤感，但是，也许是我的运气好，研究生毕业后，马上在日本出版社就职，跟国内干一样的工作，跟在国内时一样开始出版自己的日文版书。所以，在身份认同上我几乎没有苦恼。但是，一个人如果没有看过海也没有看过雪，看过大海后就会想着看雪，以为雪比大海更好看。想象总是彩色的。到了日本后，交通、电信、安全、国民性等等，给我的冲击很大。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司空见惯，但是三十年前，家里有浴室，水龙头往左开是热水往右开是冷水，一张卡塞到机器里就可以存钱取钱，忘在公共电话亭的钱包会有日本人在后面追着你还给你等等，却是不得了的事。好像堆积在岩石上的生活，瀑布一样倾泻下来，眼前出现了几十个世界。于是我在脑子里画了一个地球一样的圆圈，除了中国和日本，我把美国画在里面，把比我们落后的非洲也画在里面。我想看看美国、非洲甚至更多。但是持中国护照的我，当时想走出日本的话，只有归化日本。而我喜欢东京这个城市，建筑物的新旧并存，文化上传统与现代的交织，时装的多样化，细节中充满的精制，都令我觉得美无处不在。有人说，现代人多的是胸怀而少的却是情怀，我觉得东京处处可以陶冶我的情怀。归化也可以成为我居住在东京的一个手段。爱国不一定标榜中国护照，我是这么想的。现在的中国人，没必要归化了，因为时代不一样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拿着大把的钞票，拿着中国护照，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澳大利亚政府还打出旗来欢迎中国人。所以说，在身份上我没有任何困惑就作了归化的选择。我归化不是身份认同，就是想看看地球上更多的地方。
结果是有了好多令人伤感的纠结。归化后我依然还是一个中国人，除了当中国人也不可能变身为日本人。日本人的确排外，但是换一下位置，如果日本人到中国去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不守规矩的话，你也会排斥日本人。和日本人一起工作，为了得到日本人的认同，认同你跟大多数中国人不一样，真的是非常伤感。我多少有些意外，因为对日本的关照竟然让我思念起故国来了。我开始断断续续地写一些文字，比如《樱花雪》《尺八》《小日本大帝国》《日本的夏》《温泉情结》等。这期间樱花风流、尺八悲壮、京都的舞女华丽，浅草热闹的都是外国人等等，它们都缘于我内心伤感的余韵。而现在，伤感一旦消失，我已经写不出这种儿歌式的文字了。我自己都大吃一惊。打一个比喻的话，文学是我走向大人的一段道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阅读和观赏已经成为我活下去的另外一个载体。归根结蒂我们掌握不了人生的长河，这是令人伤感的，但是看完或者读完了一部作品，有一番探索留在心头，又是创作的永恒性了。
回头说金阁寺。到日本旅游的人，去京都的话，都会去金阁寺打卡。小时候看过动画片《一休》的人，会在金阁寺找到童年的记忆。读过三岛由纪夫的小说《金阁寺》的人，脑海里会产生美与丑的对立，爱与性的对立，永恒与凋零的对立。还会想到吞没了金阁寺的那场熊熊燃烧的大火。我去过好几次，每次都是陪朋友去。每次去都会跟朋友解释大叙述与小叙述的关系。小说中的主人公，在战火中跟金阁寺一起毁灭，这是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壮烈而不失伤感的幻想，是对美的极致的追求。有一位中国作家（我想不起是谁了）说得很好：“从世界大战到亚洲战场，然后到日本，再到金阁寺，再到三岛由纪夫这里，这一条巨大的历史背景线，仅仅是三岛构建故事的一个朦胧的背景而已。”金阁寺真实存在过，被烧了，又被后人恢复了。我想，恢复的金阁寺绝对不是原来的那个金阁寺了。
好多人看金阁寺会想起那场大火，或者会想起放火烧金阁寺的主人公。但我看金阁寺，会不由自己地想到三岛由纪夫的脸。其实我根本没有见过他本人。我只是看过他的黑白照片。前些日子我看了小说《步履不停》，脑子里不断浮现的是妈妈和兄弟姐妹的影子。我真的是觉得既喜悦又伤感。文学带给我的，多半都是伤感。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是离不开伤感的。再比如川端康成，作为一个作家，个人的他并未令我非常着迷，但是他文字里所流淌的颓废和静寂伤感的情绪，却令我感到亲切。因为我从中能够找到我想要的那种幽微。窗外凄风苦雨的时候，或者一点儿也打不起精神的时候，我就读川端康成的文字。川端康成的书总是摆在我的枕头边上，摆在我随手可以拿到的地方。《雪国》的凉，雪的洁净，雪后的静谧;《古都》的京都的树香，花开的声音伴着潺潺流过的融雪的声音交响曲一样。驹子的头发又凉又硬，但胸脯软软的膨胀出温暖。也就是说我喜欢他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天籁般伤感的文字。对我来说，川端康成的作品是一味中药，我伤感的时候为我解毒。
在我这样说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已经浮现出富士山、温泉、和服、花火、茶道、武士道、生鱼片和成群成群的夏的野鸟。就是它们包围过我。它们像彗星划过我的脑子，留下的是一个个闪闪生辉的感触。比如生鱼片，我觉得是一幅美丽的画。而温泉是暖暖的情。和服像花。花火燃烧出一寸寸的风情。一杯绿茶喝尽所有的山清水秀。事实上，真实的生活是无法捉摸的，而文字的确是有形有味的。总之，我写一人一物一事一景一情，它们遍及日本生活的很多边边角角。我写它们给我的生命感触。这些感触跟樱花，跟金阁寺，有着相同的意义。
因为安徽文艺出版社要出版我的文集，所以把写过的散文整理了一下，竟吓了一大跳。来日本快三十年了，以为自己没写多少文字，但整理出来的文字竟有二十多万字。三十年的时光太长，像流逝的河水。我这里扔一篇，那里扔一篇，当我忘记许多人和许多事的时候，这些我曾写过的文字，同时也被我记忆的河淹没了。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我一贯都过于懒散。但是在这里，原因就不必说及了。1991年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夕阳又在西逝》，很快就再版了，但现在的书很少有几本会再版了。一场雪景会改变眼前的景色。雪化了，眼前又是另一番景色。今天早上我还在想，为了所谓的见大世面，三十年前我独自一人跑来日本，其实也是很伤感的。又好像写这些文字的时候，虽然是九月里的一天，日本仍然高温，但是早晨伯劳鸟的清脆的叫声，却令我感到秋的凉意。我察觉到秋已经到了。
责任编辑 吴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