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前部长李肇星认为，“父母官”是一种错误的说法，老百姓才是所有人的“父母”，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
　　在“坐稳了奴隶”或“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旧时代，等级森严，地方官员呼风唤雨，权力不小。老百姓遇到恶的地方官，只能自认倒霉；遇到好的，算是幸事了，自然便有百姓感恩戴德地称其“父母官”，甚至“青天大老爷”。那些为民办好事的官员，听着“父母官”这样的词也挺受用。在他们看来，那是一种尊重，更是莫大的褒奖和肯定。
　　此外，长期以来，以确立人际关系为旨趣的实用理性在我国十分发达。一些人为了办成事，阿谀奉承，搬弄旧词，正中官员下怀。在很多人的意识深处，父母既是管着子女的，又是疼爱子女的。称官员为“父母官”，把具有亲缘色彩的“私”词“父母”与公共场域的“公”词“官员”硬凑在一起，缩略为一个词，一下子添加了亲情色彩。在某些人那里，多么大的事，与亲情扯一扯，就有了人情味，就有了回旋余地，就可按潜规则办事。在一些权力领域，“称兄道弟”“江湖义气”等作为具有实用价值的文化符号，仍然具有相当的生命力。对于“父母官”这一旧词，怀着不同心态的人依然在拿捏着、使用着，并有所斩获。
　　鲁迅曰：“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作为新时代的官员，应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不过，时至今日，各种伪人文主义及庸俗的乃至卑劣的实用主义依然阴魂不散，对此，我们不可懈怠。人们与时俱进而构建的一些现代制度之所以遭遇失灵，原因是多样的，但陈腐文化的拖累常常是一个深层次的因素。“改造国民性”，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社会进步，必须下定决心、努力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