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市场经济以来，在超高速发展后，中国正面临“三期叠加”的特殊经济形势，相应则需要建立新时代的政商关系，回答政府、市场和企业的角色问题。过去对政商关系的解决总是从个人角度，而不是从制度和组织的角度。如今打造新型的政商关系，要承认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要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要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服务，要主动化解经济体系中积累的矛盾。


　　新经济形势下要继续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中国早期计划经济体制下，主要生产关系的建立是人为的、计划的、指令的，审批权力过大导致企业家必须“巴结”政府，“跑步前进”，这种体制滋生了大量的腐败，企业家被逼越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和企业都应该扮演全新的角色，建立新型政商关系，政府应把有效促进经济长远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构建政府、市场和企业“三位一体”的和谐关系，由市场主导企业竞争，政府积极维护市场，市场培育、选择优秀企业。
　　新经济形势下政府要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建立新型的政商关系要从发挥主要作用的政府出发。从法律的角度讲，把权力关进笼子，从战略角度讲，我们还要反思是否有必要存在这样的权力。李克强总理提出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能因政府管了不该管的事、实施过多审批，让企业输在竞争起跑线上。不仅已经有的审批项目要重新考察其有无必要，审批的创设主体也要进一步规范。
　　新经济形势下企业自身实力要实现提高。现在一提到民营企业，就和家族企业混为一谈，企业成功与否与企业家个人关系密切，后台硬不硬决定企业行不行，新型企业制度也应该伴随着新经济形势诞生，从企业内部角度讲，一是铸实股份制股权基础，消除家族企业一股独大现象；二是企业经营逐步要过渡到职业经理人制度，内部形成董事会制约。
　　新经济形势下要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中国的立法和执法之间存在缝隙，法治层面上出现了“立法过严，违法普遍，执法不纠，法外特权”的现象，某些立法由于缺乏广泛的考虑和效益的评估，使人人处于违法的边缘，而执法机关居于有利地位，执法充满弹性，为腐败滋生创造了条件。应该通过法律维护市场的公平和正义，企业也要尊重市场，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博弈，实现优胜劣汰。
　　新经济形势下要发挥信息披露的关键作用。从政府的角度出发，一是政府要把信息公开给市场，成败的责任让市场主体承担，实现权责一致；二是官员财产要披露，特别是有吹哨功能享有决定权的政府官员财产要进行制度化的公示；三是政商财务往来要披露，可以有经济往来，但是要暴露在阳光下，让人民看到钱的流向，接受法律的考验。从企业的角度出发，一是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对外进行企业运行状况的信息披露，不“讲故事”、“画饼”；二是要顺应市场经济完成过渡，逐步通过信息公开来制约家族企业，促其向现代企业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