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夏天，严明带着儿子严亨回老家安徽定远过暑假。一天傍晚，他去公园溜达，看到一匹石塑的斑马孤零零地立在树丛中，夕阳照过来，画面很美。等到第二天同一时间，他带上父亲和儿子，三人一起来到“斑马地”，将儿子扶上马。父亲举着一只手电筒打光，他按下快门，用相机记录下那一瞬间，取名《严亨与斑马》。从2002年开始拿起相机“扫街”算起，这一年是他摄影的第十年。
　　两年后，同样是夏天，严明和儿子再到公园，发现那只斑马已经残破，倒在大树下。严明又给儿子和斑马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严亨站在马头一侧，因为踢球受了伤，他手腕上正缠着白色的纱布，“仿佛要与悲壮倒下的小斑马共情”。
　　“社会每时每刻都在滚滚向前，瞬息万变。”忆及当年，严明如是说。面对时光的流逝，社会的变迁，他选择用相机定格瞬间，让照片讲述那时那刻的故事。如今，他把那张《严亨与斑马》放在新书《长皱了的小孩》的封面上，回望过去，找到最初的自己。“少年抱着理想一路狂奔，跑着跑着人老了，长了褶皱。这世界上其实没有大人，只有长皱了的小孩。”他说，少年心最珍贵。

“我的过去应该不会输给未来”

　　《严亨与斑马》的背后，连系着亲情与乡愁——那是唯一的一张父亲给严明当助手的照片。5年后的春天，父亲因肺病去世，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处在沮丧和忧郁之中。站在生命中一个巨大的断裂口上，他往两头望，少不了会有一番断想。
　　“这断想我无法通过摄影来解决的，只能用文字這个工具”。于是，他动笔写作，也就有了《长皱了的小孩》中的种种回望和感慨。而这回望，一方面是想看看“我如何成为现在的我”，另一方面是给自己打气、壮胆，坚定“我的过去应该不会输给未来”。
　　因为父亲安葬在老家，严明再次回到故乡——安徽一个古老的村庄。20多年没有回去，“记忆里故乡的原貌一去不返”。他关于故乡的回忆，全部都是夏天的。那时候，村里人大都在屋子外面过夜，有的用木架子撑起绳编床，上面放上篾席，躺上去清凉又透气;有的干脆直接铺在打麦场的地上。因为学习成绩好，严明成了孩子的中心，一到晚上，大家都聚拢到他身边，睡成一排，唱童谣、看星星、讲故事。“美好的、无以复加的童年，是我后来能去行走闯荡的凭倚。”
　　后来，父亲到县城工作，严明一家搬走，“故乡，终成为记忆中不可战胜的夏天”。读高中时，父亲曾允诺他，如果考上大学，就送他一只小相机，但最终并未兑现。等到离家时，父亲给他买了一把木吉他。大学是摇滚的时代，用严明的话说“满街黑豹，一地唐朝”，他在那里爱上了摇滚。
　　大学毕业后，他按部就班成了淮南一名教师，那是当了一辈子教师的父亲的夙愿。但他仍苦练琴技，后来辞去工作，北上拜师学艺，专门搞起了乐队。上世纪90年代，内地摇滚风潮突起，听闻到闽南地区歌舞厅“下海”“走穴”可以挣钱，他选择南下，一唱就是10年。
　　有一天，严明发现苦学10年的音乐并没有眷顾他，“就是一个练家子，技术超级好，竞逐速度、迷恋设备，但好像离真正的音乐还挺远。那些谙熟互联网技术的年轻人，三四年就走完了我10年的路”。于是，他把葫芦丝、口琴、架子鼓、贝斯一股脑打包扔进了床底，开始到报社写稿赚钱养家。
　　“摇滚对我来说，是破除，也是创造。它给了我思维逻辑、行事方式、自始至终的信心。”多年过去，回忆起10年的乐队生涯严明说道。这些有关摇滚的感悟，也直接影响到他后来以至今日仍在从事的事业——摄影，“在开始摄影的时候，我就特别明白，要创作，不能去追设备，不能去复制别人的美图美景，作品要有个人的思想输出”。

摄影，另一个表达出口

　　在报社做记者时，严明慢慢喜欢上了摄影。他买来数码卡片相机，边拍边学，每天走路上下班，疯狂“扫街”。就在“扫街”的过程中，出现了他第一张可以定义为摄影作品的照片。
　　那是2003年的一天，他在马路上行走，看到围墙上有一个楼盘广告，上面是一位穿西装、戴礼帽的男士在打高尔夫球时的背影，一只脚着地，一只脚跷起。正好一位女清洁工从远处一点一点擦过来。严明就在旁边等着，一直等到清洁工擦到男士的背后，做出同样的动作时，他按下快门，这张照片最终得了一个摄影奖。后来，报社把严明拍的那些有趣的照片刊发出来，命名为“一个文字记者的街头观察”。他发现自己找到了除文字外的另一个表达出口，索性转岗，成为摄影记者。
　　从那时起，除了工作摄影外，一有时间严明就往外跑，跋山涉水自由拍摄。2009年初春，他到山城重庆“扫街”。某日傍晚，朝天门码头的台阶上出现了一个贵妇的身影，穿着光鲜，体态丰满，发髻高耸。她的气场让严明一阵头皮发麻，“毛领大衣裹起富态的腰身，全部重力交由穿着紧绷铅笔裤的双腿支撑，再汇聚于细细的高跟，将台阶直踩得磕磕作响”。
　　严明觉得贵妇的出现，完整了他对重庆上下半城的理解。“下半城是重庆文化的发端，滋养了城市的经济，贵妇就是下半城滋养上半城的缩影。”这张命名为《朝天门码头贵妇》的照片，后来成为他著名的作品之一。 　　也是那一年，严明在奉节拍下一张《夔门的猴子》。照片上，猴子沉默地坐在石栏上，在它身后，是唐代诗人李白笔下“两岸猿声啼不住”的三峡。这张照片让导演贾樟柯想起了自己在路上的故事——他也曾亲临夔门，像在重走李白走过的路，有“今古不分”的错觉。
　　拈花的大叔，下班的米妮，站在浓雾中的僧人，在泥淖跋涉的赶猪人，在船舱里捂住口袋睡觉的女孩，聚集在码头张望着同一片远方的候船人……在一次次行走中，严明将他们记录在黑白胶片上。这些行走码头的故事，以及照片，后来都收录在他的第一本随笔集《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中。

拍照就是拍自己

　　2010年初，严明辞去工作了9年的报社工作，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师，理由是“我要去实现理想了”。
　　真正“自由”之后，严明就像只迁徙的候鸟，一攒够盘缠和胶卷，就带上相机往北飞。在历史文化之乡河南浚县，他遇见拱手作揖的古人雕像丢失了头，拍下《无头将军》;在“塞上煤城”宁夏石嘴山，他看到未建完的巨大佛首躺在废墟上，拍下《被弃置的佛头》;在古丝路重镇张掖，他看到一家面馆守候在无人旷野里，拍下《雪中的王麻子面馆》……
　　“经济大潮之下，这些东西是会慢慢被淡忘，被忽视的。我拍的其实是文化碎片，是一个大国背影。”严明说，他不断捕捉散落在各地的文化碎片，将之放在一起命名为“大国志”。2011年，“大国志”系列中的一幅照片《清晨的萨克斯》获第三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这个奖专注于对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记录，是摄影界重要奖项之一。那张照片上，几只做飞翔状的假仙鹤被支在铁架上，一名男子站在下方吹萨克斯。
　　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他的作品。有人说，严明的照片具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在取景框里糅进荒诞、忧伤和特有的灰色幽默”;也有人说，严明的作品给出了“比较能够揭示当下社会的某种世事沧桑的视觉隐喻”。但在他看来，摄影作品反映的是摄影师对世界的态度和判断，好的摄影必须要“与我有关”，“你是什么样的人，拍什么样的照片，拍照就是拍自己”。
　　如今，严明已拍了近20年，依然喜欢那种“江湖漂泊”的感觉，“寻觅的喜悦、收获的欢欣，总让人乐此不疲”。只是关于未来，尤其是社会审美，作为摄影师的他仍旧感到迷茫和困惑：为什么会有机器人摇滚乐队，摇滚的本质不是创造吗？摄影为何会有唯美派，悦目的就真的赏心吗？为什么许多偶像小鲜肉明明没演技，却偏偏有著最好的票房与流量……他甚至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论唯美》，谈是非、对错、美丑、善恶，“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常识，现在却成了普遍的问题，让我感到有点心寒。我就是要退一步，把它再提出来”。
　　严明给记者讲起了“老董之死”的故事。在安徽淮北有一个古镇叫临涣，老街上有一个茶馆，老董是那里的常客，白胡子，脸色黝黑，抽一支跟胳膊差不多长的旱烟袋。有一年，一幅以老董为主角的临涣茶馆摄影作品在某个比赛中获了大奖，茶馆由此成了摄影基地，老董成了明星。老董发现自己是被需要的，便开始向拍摄者收费。他只需抽烟再抽烟，偶尔附赠一点微笑，钱就源源不断地来。后来，老董死了。
　　“不知是老董推动了摄影还是摄影推动了老董的西去？摄影到底是什么？说到底，没有真，谈什么善和美呢？”严明说。
　　严明 摄影师、作家，安徽定远人。侯登科纪实摄影奖、法国“才华摄影基金”奖得主。曾做过中学老师、摇滚乐手、记者等，现为自由摄影师。摄影代表作品为“大国志”系列，出版随笔集《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大国志》及同名画册、《长皱了的小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