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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APEC（亚太经合组织）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时恰逢近年来北京雾霾多发的季节。为了保证空气质量，会前和会中，北京及周边地区采取了机动车单双号限行与管控、燃煤和工业企业停限产、工地停工、加强道路保洁、调休放假等措施。然而，为了短短几天“APEC蓝”付出如此巨大的环保成本究竟值不值，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讨论。当月月底进行的第十届首都高校环境文化季环保主题辩论赛，还专门以此作为决赛辩题。
在一些人看来，北京的雾霾天似乎是近几年才有的事情。然而实际上在上世纪60年代，北京的空气污染就已经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在“APEC蓝”过去一个多月后，周总理逝世39周年纪念日前几天，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走访了新中国第一代环保人、中国首任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席代表、首任国家环保局局长、首任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曲格平，已经85岁高龄的他兴致勃勃地向记者讲述了新中国环保事业在周总理支持和推动下艰难起步的故事。
谁是污染大户，
就由谁来管环保
1970年之前的中国，还没有广泛使用“环境保护”这个概念，对于西方国家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主要用一个来自日本的词语“公害”进行描述。早在1960年代，周总理就不时提到“公害”问题，并提示在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中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多数人，甚至包括一些领导同志，对此都感到陌生，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但是周总理一再讲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他说：“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在西方国家，环境污染已经对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公愤，经济发展也受到很大的影响。环境问题对我们中国来讲虽然还是个新课题，但如果我们不注意，工业化搞起来，也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现在我们就应该开始来抓这方面的事情。”
1960年代末，曲格平所在的燃化部（由石油部与化工部合并而成）实行军管，他被吸纳为军管会生产组成员，负责生产和建设计划。国务院不时地要军管会去汇报生产和建设情况，作为随员的他也经常陪同参加会议。因为一些具体业务情况多由他汇报，国务院一些领导同志就认识了他。1969年初，曲格平接到调令，要他去国务院工作。他思忖再三，觉得国务院对工作人员要求很高，自己不符合要求，去那里工作不合适。于是，军管会向国务院报告了曲格平的态度，建议另选一个人去。过了几天，军管会的主任找到曲格平说：“国务院的命令必须执行，今天就去报到，我陪你去！”就这样，曲格平走进了中南海，被分配到“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
当时，“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作为国民经济指挥系统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和许多部委都被冲垮了。周恩来总理决定成立“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这样一个临时性的机构，来抓国民经济计划工作。这个小组由16人组成，负责人是李先念和余秋里，小组办公室就设在国务院北院，距总理住处很近。周总理对国民经济计划的一切考虑，都交由这个小组去筹划和组织实施。“在计划起草小组，几乎每天遇到的都是全国各地报上来的坏消息。”曲格平回忆道。而周总理每天白天日理万机，与计划起草小组谈工作主要都在晚上。
曲格平调到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不久，一次，李先念副总理在小组会上说：“总理讲环境保护已经多次，我们一个答话的都没有。这件事得要有人管一管，总理问起的时候，要有个人能答话。谁来管管这件事合适？”在场的人你看我、我看你地没人答话。李先念说：“谁管的业务中与这项工作关系多，就谁管。”有人提出，曲格平管最合适，因为污染最大户就是石油化工，他就是从这个部来的。随之有好几位同志附和。李先念问曲格平的意见，曲说：“我不懂环境保护，更不知道如何去做。”李先念宽慰他：“这是一件新鲜事，总理很重视，你就管起来吧。多请教专家，多看书，先要作学生吧。”
曲格平想不到的是，这样一项临时性的分工，竟成为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曲格平是在懵懂中走上了环保之路，而新中国的环保事业也是在恶劣的环境中开始的艰辛探索。
两次会议让国人意识到
环境保护的严峻形势
1960年代末，中国正处在极左路线的支配下，在我们颇有些自负地评论西方世界环境公害是不治之症的时候，环境污染和破坏正在我国急剧地发展和蔓延着，但我们并无觉察，即或有点觉察，也认为是微不足道的，是与西方的公害完全不同的。因为，按照当时极左路线的理论，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产生污染的。谁要说有污染、有公害，谁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在只准颂扬、不准批评的政治气候下，环境清洁优美的颂歌，吹得人们熏熏欲醉;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自然也可以使人心安理得。
这样的背景下，1972年，中国政府决定派团出席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确实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也使国际社会感到惊讶。然而在曲格平看来，这是周恩来总理高瞻远瞩的决定，他要让闭目塞听的中国人走出国门看看世界，了解世界环境状况和各国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并以此作为镜子，认识中国环境问题的潜在威胁。
当时，一般认为环境污染危害人体健康，是个卫生问题，所以一开始就组织了一个以卫生部军代表为首的代表团。名单报到国务院后，周总理说：“这不行，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个卫生问题，还涉及国民经济的很多方面。代表团回来要制订一些环境保护措施，卫生部做不了这些事，还得要综合部门来派团。”后来，代表团根据总理的意见调整了组成名单，加强了领导力量。代表团准备的发言稿，周总理也都一一过目，并且提出，对自己的成绩不要估计过高，应该承认我们现在也存在污染等环境问题，要注意学习国外一些好的经验。就这样，代表团由国家计划、外交、冶金、轻工、卫生、核工业、石油化工、农业等部门和北京、上海以及科技界的40多人组成，浩浩荡荡，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人类环境会议。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人不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环境污染，不认为国外有什么好的东西要学。曲格平认为，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周总理明确地提出，要看到自己的问题，要注意向国外学习，表明了他一贯实事求是的态度。 代表团回国后，尽管上报的会议总结中历数的几乎全是政治斗争，但在向周总理作的汇报中，基本上还是聚焦于环境问题。通过参会，代表团得出了两点结论：一是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比西方国家轻;二是中国自然生态破坏远在西方国家之上。周总理说：“我所担心的问题在我们国家还是发生了，而且还比较严重……对中国的环境问题再也不能放任不管了，应当提到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尽管中国当时处在封闭锁国的“文化大革命”混乱之中，但是周总理坚定地排除干扰，毅然决定于1973年8月以国务院的名义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专题研究和部署环境保护问题。他特别指出，这个问题，不只国家有关部门要重视，还得让全国各级领导都重视。
各省区市及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工厂代表、科学界代表共300多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开了半个月，比较充分地揭露了中国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方面的严重问题，列举的大量事实令人震惊。会议越开越深入，越开越热烈，最终周总理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党、政、军、民、学各界代表出席的万人大会，把环境保护这一概念推向了社会。曲格平清楚地记得，当时会议宣传大张旗鼓，大会堂门口出现了来参会的车队，天安门广场上还搭起了很高的架子用来拍摄。
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唤起了国人，特别是各级领导对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视，使大家警觉起来。
在“文革”那种政治气候下，竟然能召开环境保护会议，并允许揭露“社会主义阴暗面”，不能不说是一个“突破”和“奇迹”。在曲格平看来，这离不开周总理的支持和倡导，只有他才有这样的政治胆略。会后，国务院成立了环境保护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各地方也仿照国务院的做法，广为宣传，相继召开会议，建立工作机构，开展环境治理，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小小的冲击波。就这样，在“文革”的一片混乱中，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艰难地起步了。
周总理曾担心“雾伦敦”
后出现“雾北京”
其实，周总理对环保事业的关心与支持远不止在上述两次会议期间，他总是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机会让大家认识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
1970年12月初，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夫人浅沼享子来中国访问。周总理在接见日本客人的时候，了解到随行的浅沼享子的女婿是电视台一位专门报道公害问题的记者，就对这位记者说：“我要向你请教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周总理特意约这位记者作了长时间的谈话，请他详细介绍了日本公害的发展和危害的情况，以及现在日本采取的一些对策。第二天，周总理就指示要举行一次报告会，让这位记者来讲环境保护的问题。并且要求：除了有关的科学技术人员之外，国家机关和各个部委的负责人也都要来听这个课。报告会结束后，他还专门打电话来询问听课效果，并对分组讨论报告作了批示，要求把这个文件发给出席全国计划会议的人。
据曲格平统计，为了唤醒各个方面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从1970年到1974年的5年间，周总理对环境保护至少作了31次讲话。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背景下，对环境保护有这么多的讲话，足可以看出周总理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现在环境保护工作的一些方针、政策，有的思路还是从他的讲话中得到的。
当时，上海是工业比较集中的大城市，环境问题暴露得也比较突出，大气污染、水质污染都很严重。所以，周总理讲话中举上海的例子比较多。他对上海的同志说：“你们喝喝北京的水，是不是比上海的水好啊！上海人对上海的水意见很大，有味道。黄浦江的污染不治理不得了。”
周总理对北京的环境状况也特别关心，1970年代初，他说：“首都烟雾弥漫，大气污染已经很严重了，要赶快采取措施解决啊！过去人们常说‘雾伦敦’，我们弄不好，就成‘雾北京’了。”周总理认为，北京是首都，工业企业不要建太多，特别是有污染的工厂不要建在首都。要把北京建成一个清洁的城市、清洁的首都。他说：“工业建设要耗费大量的水，现在北京供水都发生困难，大量污水又把清洁水源污染了。别弄得没水吃了，逼着‘迁都’啊！”
在环境治理当中，周总理提倡实事求是，不要夸大，更不要作假。当时北京有一家石油化工厂宣称污水处理的程度非常高，能够养鱼。因此，周总理曾经陪着一些外宾去参观过这个污水处理厂，确实看到鱼在水里游来游去，得到外宾的称赞。后来在一次会议上，周总理得知这个厂弄虚作假，所谓处理后的污水能养鱼，其实是换上了自来水，而并非处理过的污水。周总理严厉批评了这件事情。他说：“一个国家干部，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够做这种事情，怎么能够弄虚作假骗人？很要不得。”周总理还指示外交部向那些看过污水养鱼的外宾作检讨，坦陈我们的污水处理并没有过关，是欺骗了他们。批评的时候，曲格平正好在现场，他把这个话向北京市作了传达。北京市也很认真，立即传达到了那个石油化工厂。化工厂的负责人在全厂职工大会上作了检查，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而且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以后，这个厂在污水处理上做得还是很不错的。
2015年1月8号，是周恩来总理逝世39周年纪念日。此时此刻，跟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谈起新中国环保事业艰难起步的这段岁月，曲格平老人很是感慨。他认为，这些事反映出周总理以其政治家特有的远见和敏锐，预见到了中国未来发展中不可逾越的环境难题。周总理不仅是新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奠基人，也“逼”出了以曲格平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环保人。如果没有周总理的高度重视和亲自推动，中国环保事业的起步也许还要推后很多年。
在一些人看来，北京的雾霾天似乎是近几年才有的事情。然而实际上在上世纪60年代，北京的空气污染就已经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在“APEC蓝”过去一个多月后，周总理逝世39周年纪念日前几天，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走访了新中国第一代环保人、中国首任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席代表、首任国家环保局局长、首任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曲格平，已经85岁高龄的他兴致勃勃地向记者讲述了新中国环保事业在周总理支持和推动下艰难起步的故事。
谁是污染大户，
就由谁来管环保
1970年之前的中国，还没有广泛使用“环境保护”这个概念，对于西方国家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主要用一个来自日本的词语“公害”进行描述。早在1960年代，周总理就不时提到“公害”问题，并提示在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中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多数人，甚至包括一些领导同志，对此都感到陌生，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但是周总理一再讲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他说：“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在西方国家，环境污染已经对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公愤，经济发展也受到很大的影响。环境问题对我们中国来讲虽然还是个新课题，但如果我们不注意，工业化搞起来，也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现在我们就应该开始来抓这方面的事情。”
1960年代末，曲格平所在的燃化部（由石油部与化工部合并而成）实行军管，他被吸纳为军管会生产组成员，负责生产和建设计划。国务院不时地要军管会去汇报生产和建设情况，作为随员的他也经常陪同参加会议。因为一些具体业务情况多由他汇报，国务院一些领导同志就认识了他。1969年初，曲格平接到调令，要他去国务院工作。他思忖再三，觉得国务院对工作人员要求很高，自己不符合要求，去那里工作不合适。于是，军管会向国务院报告了曲格平的态度，建议另选一个人去。过了几天，军管会的主任找到曲格平说：“国务院的命令必须执行，今天就去报到，我陪你去！”就这样，曲格平走进了中南海，被分配到“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
当时，“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作为国民经济指挥系统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和许多部委都被冲垮了。周恩来总理决定成立“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这样一个临时性的机构，来抓国民经济计划工作。这个小组由16人组成，负责人是李先念和余秋里，小组办公室就设在国务院北院，距总理住处很近。周总理对国民经济计划的一切考虑，都交由这个小组去筹划和组织实施。“在计划起草小组，几乎每天遇到的都是全国各地报上来的坏消息。”曲格平回忆道。而周总理每天白天日理万机，与计划起草小组谈工作主要都在晚上。
曲格平调到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不久，一次，李先念副总理在小组会上说：“总理讲环境保护已经多次，我们一个答话的都没有。这件事得要有人管一管，总理问起的时候，要有个人能答话。谁来管管这件事合适？”在场的人你看我、我看你地没人答话。李先念说：“谁管的业务中与这项工作关系多，就谁管。”有人提出，曲格平管最合适，因为污染最大户就是石油化工，他就是从这个部来的。随之有好几位同志附和。李先念问曲格平的意见，曲说：“我不懂环境保护，更不知道如何去做。”李先念宽慰他：“这是一件新鲜事，总理很重视，你就管起来吧。多请教专家，多看书，先要作学生吧。”
曲格平想不到的是，这样一项临时性的分工，竟成为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曲格平是在懵懂中走上了环保之路，而新中国的环保事业也是在恶劣的环境中开始的艰辛探索。
两次会议让国人意识到
环境保护的严峻形势
1960年代末，中国正处在极左路线的支配下，在我们颇有些自负地评论西方世界环境公害是不治之症的时候，环境污染和破坏正在我国急剧地发展和蔓延着，但我们并无觉察，即或有点觉察，也认为是微不足道的，是与西方的公害完全不同的。因为，按照当时极左路线的理论，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产生污染的。谁要说有污染、有公害，谁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在只准颂扬、不准批评的政治气候下，环境清洁优美的颂歌，吹得人们熏熏欲醉;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自然也可以使人心安理得。
这样的背景下，1972年，中国政府决定派团出席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确实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也使国际社会感到惊讶。然而在曲格平看来，这是周恩来总理高瞻远瞩的决定，他要让闭目塞听的中国人走出国门看看世界，了解世界环境状况和各国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并以此作为镜子，认识中国环境问题的潜在威胁。
当时，一般认为环境污染危害人体健康，是个卫生问题，所以一开始就组织了一个以卫生部军代表为首的代表团。名单报到国务院后，周总理说：“这不行，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个卫生问题，还涉及国民经济的很多方面。代表团回来要制订一些环境保护措施，卫生部做不了这些事，还得要综合部门来派团。”后来，代表团根据总理的意见调整了组成名单，加强了领导力量。代表团准备的发言稿，周总理也都一一过目，并且提出，对自己的成绩不要估计过高，应该承认我们现在也存在污染等环境问题，要注意学习国外一些好的经验。就这样，代表团由国家计划、外交、冶金、轻工、卫生、核工业、石油化工、农业等部门和北京、上海以及科技界的40多人组成，浩浩荡荡，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人类环境会议。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人不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环境污染，不认为国外有什么好的东西要学。曲格平认为，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周总理明确地提出，要看到自己的问题，要注意向国外学习，表明了他一贯实事求是的态度。 代表团回国后，尽管上报的会议总结中历数的几乎全是政治斗争，但在向周总理作的汇报中，基本上还是聚焦于环境问题。通过参会，代表团得出了两点结论：一是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比西方国家轻;二是中国自然生态破坏远在西方国家之上。周总理说：“我所担心的问题在我们国家还是发生了，而且还比较严重……对中国的环境问题再也不能放任不管了，应当提到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尽管中国当时处在封闭锁国的“文化大革命”混乱之中，但是周总理坚定地排除干扰，毅然决定于1973年8月以国务院的名义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专题研究和部署环境保护问题。他特别指出，这个问题，不只国家有关部门要重视，还得让全国各级领导都重视。
各省区市及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工厂代表、科学界代表共300多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开了半个月，比较充分地揭露了中国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方面的严重问题，列举的大量事实令人震惊。会议越开越深入，越开越热烈，最终周总理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党、政、军、民、学各界代表出席的万人大会，把环境保护这一概念推向了社会。曲格平清楚地记得，当时会议宣传大张旗鼓，大会堂门口出现了来参会的车队，天安门广场上还搭起了很高的架子用来拍摄。
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唤起了国人，特别是各级领导对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视，使大家警觉起来。
在“文革”那种政治气候下，竟然能召开环境保护会议，并允许揭露“社会主义阴暗面”，不能不说是一个“突破”和“奇迹”。在曲格平看来，这离不开周总理的支持和倡导，只有他才有这样的政治胆略。会后，国务院成立了环境保护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各地方也仿照国务院的做法，广为宣传，相继召开会议，建立工作机构，开展环境治理，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小小的冲击波。就这样，在“文革”的一片混乱中，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艰难地起步了。
周总理曾担心“雾伦敦”
后出现“雾北京”
其实，周总理对环保事业的关心与支持远不止在上述两次会议期间，他总是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机会让大家认识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
1970年12月初，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夫人浅沼享子来中国访问。周总理在接见日本客人的时候，了解到随行的浅沼享子的女婿是电视台一位专门报道公害问题的记者，就对这位记者说：“我要向你请教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周总理特意约这位记者作了长时间的谈话，请他详细介绍了日本公害的发展和危害的情况，以及现在日本采取的一些对策。第二天，周总理就指示要举行一次报告会，让这位记者来讲环境保护的问题。并且要求：除了有关的科学技术人员之外，国家机关和各个部委的负责人也都要来听这个课。报告会结束后，他还专门打电话来询问听课效果，并对分组讨论报告作了批示，要求把这个文件发给出席全国计划会议的人。
据曲格平统计，为了唤醒各个方面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从1970年到1974年的5年间，周总理对环境保护至少作了31次讲话。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背景下，对环境保护有这么多的讲话，足可以看出周总理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现在环境保护工作的一些方针、政策，有的思路还是从他的讲话中得到的。
当时，上海是工业比较集中的大城市，环境问题暴露得也比较突出，大气污染、水质污染都很严重。所以，周总理讲话中举上海的例子比较多。他对上海的同志说：“你们喝喝北京的水，是不是比上海的水好啊！上海人对上海的水意见很大，有味道。黄浦江的污染不治理不得了。”
周总理对北京的环境状况也特别关心，1970年代初，他说：“首都烟雾弥漫，大气污染已经很严重了，要赶快采取措施解决啊！过去人们常说‘雾伦敦’，我们弄不好，就成‘雾北京’了。”周总理认为，北京是首都，工业企业不要建太多，特别是有污染的工厂不要建在首都。要把北京建成一个清洁的城市、清洁的首都。他说：“工业建设要耗费大量的水，现在北京供水都发生困难，大量污水又把清洁水源污染了。别弄得没水吃了，逼着‘迁都’啊！”
在环境治理当中，周总理提倡实事求是，不要夸大，更不要作假。当时北京有一家石油化工厂宣称污水处理的程度非常高，能够养鱼。因此，周总理曾经陪着一些外宾去参观过这个污水处理厂，确实看到鱼在水里游来游去，得到外宾的称赞。后来在一次会议上，周总理得知这个厂弄虚作假，所谓处理后的污水能养鱼，其实是换上了自来水，而并非处理过的污水。周总理严厉批评了这件事情。他说：“一个国家干部，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够做这种事情，怎么能够弄虚作假骗人？很要不得。”周总理还指示外交部向那些看过污水养鱼的外宾作检讨，坦陈我们的污水处理并没有过关，是欺骗了他们。批评的时候，曲格平正好在现场，他把这个话向北京市作了传达。北京市也很认真，立即传达到了那个石油化工厂。化工厂的负责人在全厂职工大会上作了检查，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而且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以后，这个厂在污水处理上做得还是很不错的。
2015年1月8号，是周恩来总理逝世39周年纪念日。此时此刻，跟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谈起新中国环保事业艰难起步的这段岁月，曲格平老人很是感慨。他认为，这些事反映出周总理以其政治家特有的远见和敏锐，预见到了中国未来发展中不可逾越的环境难题。周总理不仅是新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奠基人，也“逼”出了以曲格平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环保人。如果没有周总理的高度重视和亲自推动，中国环保事业的起步也许还要推后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