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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揣着浓浓的惠民情怀，担当着厚重的强国责任，追逐着美丽的“中国梦”，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启了新一轮中国经济远航之行。公众清晰地看到，顶层设计开始发力;企业直观地感知，改革红利渐次释放;百姓切身地体会，公平力量强势回归。沿着市场与法制的两个跑道稳步前行，中国经济的肌体变得更加健康，增长的底气更加厚实，拓展的空间更加宽阔，发展的愿景更加明朗。又一个太平盛世徐徐而降！崭新的东方大国临空而飞！
一、纵览国内外大局
——敲定经济进入“新常态”
36年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加速赶超，年均10%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GDP画出了一段令世界所有国家望其项背的劲升曲线。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说法，2014年底，中国经济总规模将达到1.7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国。但是，接下来我们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是，一路长跑疾驰了30多年的中国经济还具有先前那样高开高打的后劲吗？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南时明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中国经济。
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是维系中国经济一路亢奋激进的最主要动力之一。然而，政府主导型的投资模式不仅对民间资本形成了长期的“挤出效应”，同时也使消费刺激经济的动能被大大压抑，经济的内生增长力量十分匮乏。资料显示，1978年，我国居民消费拉动GDP增长45%，而目前只有35%，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等发达工业化国家，而且与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不仅如此，以投资驱动GDP形成了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以及对GDP的崇拜，于是盲目上项目、摊大饼成为各级政府放大GDP的不二法门，结果导致制造业产能过剩与产业结构的严重扭曲。资料显示，虽然目前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了46.7%，但在欧美国家动辄70%以上的占比面前依然是小巫见大巫。受此影响，中国大量劳动力滞留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而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占比还不到发达国家同样比重的一半。
再看房地产投资，地方政府通过高价出让土地获得了整个房地产链条中近乎一半的利润，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土地财政”。高地价必然带来高房价，国内房地产业在过去10多年超级繁荣，房价一路走高的过程也是对居民收入无情盘剥以及消费能力提前透支的过程，国内经济的内生性增长动力再一次受到了销蚀。不仅如此，房地产与制造业无理性的并行扩张形成了对稀缺耕地资源和环境的极大破坏。据农业部的统计报告，由于房地产投资的侵蚀和粗放型工业化的吞噬，中国耕地面积在过去12年中减少了1.25亿亩，同时据环保部对全国近14万公里河流进行的水质评价结果显示，近40%的河水受到了严重污染，全国七大江河水系中劣V类水质占41%。重要的是，包括房地产投资在内的每一个项目都隐含着经济利益的再分配，结果自然非常残酷：在民生利益受到严重侵蚀的同时，房地产领域成为了资源寻租与腐败丛生的重要温床。
出口是与投资并驾齐驱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又一驾最重要马车。的确，凭借着原有的土地、劳动力等廉价资源禀赋优势，“中国制造”在全球攻城略地，直至将中国推上全球最大出口国的位置，同时也换来了高达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然而，伴随着劳动力、土地等要素资源价格的上涨，中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更重要的是，金融危机以后，作为中国主要出口对象的欧美国家因为经济复苏乏力而对中国产品的外需减弱，同时，美欧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的启动构成了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强势替代，加之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干扰，中国出口的回落与顺差的萎缩成为必然。另外，虽然出口让中国收获到了丰厚的外汇，但由于其中70%为美元资产，未来的价值构成风险不容忽视，正是如此，李克强总理发出了外汇资源“成为负担”的感叹。重要的是，由于出口的强势，中国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各个层面的贸易制裁，乃至连续10年中国成为全球诸国反倾销的最主要靶心，中国企业国际化之路异常艰辛。据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100家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仅为13.03%，不仅远远低于同期世界一百大跨国公司27.36%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100大跨国公司39.47%的水平。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主席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发出了诗人般的宣言。显然，以牺牲环境与耕地资源为代价、以产业结构扭曲为特征的高速增长模式不仅不可取，而且不可持续;同样，将本国经济增长寄托在他国需求之上、以低端出口换取外汇的外生性经济扩张模式也不可维持。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复杂局面。换挡降速、提质增效，这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同时，李克强总理也明确强调：“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关键的转型时期，经济发展奇迹已经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在2014年北京APEC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首次明确概括了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即“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数据显示，2014年前三季度，国内经济增速为7.4%，创下了金融危机以来的新低，而且全年实现7.5%的增长目标有些困难。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2015年GDP为7%。对此，李克强总理强调，“看中国经济，不能只看眼前、看局部、看‘单科’，更要看趋势、看全局、看‘总分’”。的确，虽然2014年前三季度呈现出经济下滑的局面，但经济结构的优化却成效显著。资料显示，在三次产业结构中，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7.9%，超过第一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6.7%，同比提高1.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需求结构继续改善，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48.5%，同比提高2.7个百分点。更为重要的是，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为8.2%，高出GDP增速0.8个百分点，而且在收入不降反升的前提下，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超过1000万人，提前完成目标任务。 思想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升华。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对“经济新常态”作了系统的阐述：1.从消费需求看，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2.从投资需求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3.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了转化，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4.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产业组织新特征;5.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6.从市场竞争特点看，市场竞争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7.从资源环境约束看，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8.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经济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9.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主动适应新常态”是习近平对各级政府领导干部提出的新要求，为此，习近平明确指示，对于领导干部的选用，“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因此，在“新常态”下，GDP增长不再与政绩划等号，考核的重点是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另一方面，与经济新常态相匹配，宏观政策不搞“强刺激、大调整”，而要保持定力，主动作为，按照李克强总理的形象比喻是不再搞“大水漫灌”，而是“小水滴灌”。因此，人们看到，最近两年多来，货币政策在坚守住M2（广义货币）13%增长目标的同时，中央银行频繁通过再贷款、定向降准、SLF（常备借贷便利）和PSL（抵押补充贷款）等货币创新工具向金融机构注入适当的货币增量，而且主要用于小微企业、城市棚户区改造以及市政基础设施，做到精准发力，补齐短板，同时保持经济维系在合力的增长区间。
当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新常态下的“中国仍然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即新常态只是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不是意味着中国发展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结构发展前景更加稳定”，为此“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目前来看，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人均GDP水平仅仅达到美国的18%，即便是中国经济未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也仍有从18%到35%——即拉丁美洲国家相对于美国人均GDP水平的发展空间;如果中国能够推进一系列的改革，那么，中国经济完全有望达到日本、韩国等资源约束型国家的发展水平，即人均GDP水平相当于美国的75%。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和拓展空间不容置疑。
二、营造与释放改革红利
——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
尽管30多年的经济改革导致了微观经济主体的重构以及宏观经济管理行为的局部创新，并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然而中国经济体制始终没有突破政府主导经济活动的窠臼，即政府不仅仅是公共服务部门，提供通过市场机制难以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直接参与市场、干预市场和主导市场。某种意义而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一个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
扫描显示，强大的政府之手随处可见。首先，政府通过重大投资项目审批、企业注册审批、企业资质和资格审批，把住了企业进入市场的入口。其次，政府通过事前监管和分头监管，基本控制甚至部分取代了市场运行规则，社会普遍存在着行政规则高过市场规则的现象。第三，政府通过税收政策、投融资政策、土地资源政策以及相关产业扶持政策，使用各种体现差异的优惠手段，形成了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从而达到优先扶持特定产业、特定区域和特定领域发展的特殊市场环境。第四，政府通过自己控制的资源和一系列差异性政策，造成了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之间市场竞争的不公平。三大所有制企业之间没有形成发展合力。第五，政府直接控制着土地、矿产和金融资源，通过一系列差别性政策影响，控制着这些资源的价格和配置方向，造成了企业和行业之间市场竞争的不平等。
应当承认，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运行的初期，政府的主导行为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市场自主调节功能的逐步健全，政府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按照李克强总理的说法就是“能给市场做的要尽量还给市场。”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原来的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反映的不只是经济治理思维的重大历史转变，更是我国经济模式与资源配置方式的实质性重置。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核心问题是进一步厘清和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根本的途径是简政放权。然而，从政府手上“割肉”牵涉着利益的重大调整，其艰难程度正如李克强总理所形容的需要“刮骨疗伤”、“壮士断腕”、“自我革命”，同时，习近平主席强调，“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将坚定不移把改革事业推向深入”，“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如果说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点火器。”
的确，最近两年，以转换政府职能为主旨的简政放权力度超过了市场的预期。资料显示，新一届中央政府组建以来，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共计798项，核准事项量减少了约76%，而为了防止下放的权力出现“反弹”，国务院作出了向社会公开国务院各部门所保留的全部行政审批事项清单的决定，以促进规范管理，接受社会监督;与此同时，国务院还引进第三方机构，对简政放权进行客观评估，这些机构出具的第三方评估报告被李克强总理评价为“丰富真实、原汁原味的第一手情况”。按照李克强总理的表示，新一届中央政府将把行政审批事项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 为了切实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在简政放权的同时，中央政府还力推“负面清单制”，即凡是法律不禁止的，市场、企业都可以进入。特别是针对一些垄断领域，国务院专门出台了《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鼓励社会资本投资信息电网油气等重大网络工程、健康养老服务、生态环保、清洁能源、粮食水利、交通、油气及矿产资源保障工程等领域。而为了更有效吸收与引导民间资本，财政部专门印发了《关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示范项目实施有关问题的通知》，首批公布了30个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示范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800亿元，而且今后更多的PPP项目将会由财政部专设的PPP中心向社会予以公示与公开招标。
无论是简政放权还是负面清单制，其目的就是李克强总理所说的“在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态势。事实上，随着公司注册制的取消以及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所引致的企业注册登记手续的大大简化，一个大众创业的浪潮正在形成。资料显示，2014年，全国新注册市场主体将超过1100万家，同比增幅近60%;同时，国家统计局对4400家企业的调查显示，43.1%的企业感受到简政放权影响，其中81.6%的企业表示满意。改革的红利正渐次释放。
当然，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并不是单纯地简政放权，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如何发挥政府的作用。对此，李克强总理画出了三张清单，即“权力清单”，讲清政府应该干什么;“负面清单”，指明企业不能做什么;“责任清单”，政府要起到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三张清单”中的两张清单讲的就是政府角色的定位与作用。如果说“权力清单”是对政府行为约束即使政府由“全能政府”变为“有限政府”的话，那么“责任清单”则是对政府合规行为的张扬，即它要求政府变事前监管为事中事后监管，当好市场秩序的“裁判员”和改革创新的“守护神”。按照“三张清单”的设计，政府的责任不是减轻了，而是更重了，政府需要切实转型才能适应改革以后市场监管的新要求。
法制化无疑是实现对政府经济管理行为规制与约束的最有效手段。在2014年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给出了清晰的“路线图”，即政府要“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皆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不仅如此，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核心主旨。另外，作为经济改革进程中的一部最重要法律、并具有“经济宪法”之称的《预算法》完成了20年以来的一次大修，并于2015年1月1日起实施。按照新的《预算法》，各级政府的账务必须按时公开，政府全部收支纳入预算范围，并必须全面公开，以强化对预算的硬约束。同时，在严格控制风险的条件下，《预算法》允许地方政府有限举债。作为市场关注的公共财务这一政府的核心管理行为最终走向了法制与阳光化的轨道。除此之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首次将“税收法定”写入党的重要文件，表明我国“税收法定”行将提速。诚如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就能实现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指的“法制引领和于法有据”。
三、城乡关系的重塑
一、纵览国内外大局
——敲定经济进入“新常态”
36年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加速赶超，年均10%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GDP画出了一段令世界所有国家望其项背的劲升曲线。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说法，2014年底，中国经济总规模将达到1.7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国。但是，接下来我们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是，一路长跑疾驰了30多年的中国经济还具有先前那样高开高打的后劲吗？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南时明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中国经济。
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是维系中国经济一路亢奋激进的最主要动力之一。然而，政府主导型的投资模式不仅对民间资本形成了长期的“挤出效应”，同时也使消费刺激经济的动能被大大压抑，经济的内生增长力量十分匮乏。资料显示，1978年，我国居民消费拉动GDP增长45%，而目前只有35%，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等发达工业化国家，而且与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不仅如此，以投资驱动GDP形成了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以及对GDP的崇拜，于是盲目上项目、摊大饼成为各级政府放大GDP的不二法门，结果导致制造业产能过剩与产业结构的严重扭曲。资料显示，虽然目前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了46.7%，但在欧美国家动辄70%以上的占比面前依然是小巫见大巫。受此影响，中国大量劳动力滞留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而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占比还不到发达国家同样比重的一半。
再看房地产投资，地方政府通过高价出让土地获得了整个房地产链条中近乎一半的利润，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土地财政”。高地价必然带来高房价，国内房地产业在过去10多年超级繁荣，房价一路走高的过程也是对居民收入无情盘剥以及消费能力提前透支的过程，国内经济的内生性增长动力再一次受到了销蚀。不仅如此，房地产与制造业无理性的并行扩张形成了对稀缺耕地资源和环境的极大破坏。据农业部的统计报告，由于房地产投资的侵蚀和粗放型工业化的吞噬，中国耕地面积在过去12年中减少了1.25亿亩，同时据环保部对全国近14万公里河流进行的水质评价结果显示，近40%的河水受到了严重污染，全国七大江河水系中劣V类水质占41%。重要的是，包括房地产投资在内的每一个项目都隐含着经济利益的再分配，结果自然非常残酷：在民生利益受到严重侵蚀的同时，房地产领域成为了资源寻租与腐败丛生的重要温床。
出口是与投资并驾齐驱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又一驾最重要马车。的确，凭借着原有的土地、劳动力等廉价资源禀赋优势，“中国制造”在全球攻城略地，直至将中国推上全球最大出口国的位置，同时也换来了高达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然而，伴随着劳动力、土地等要素资源价格的上涨，中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更重要的是，金融危机以后，作为中国主要出口对象的欧美国家因为经济复苏乏力而对中国产品的外需减弱，同时，美欧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的启动构成了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强势替代，加之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干扰，中国出口的回落与顺差的萎缩成为必然。另外，虽然出口让中国收获到了丰厚的外汇，但由于其中70%为美元资产，未来的价值构成风险不容忽视，正是如此，李克强总理发出了外汇资源“成为负担”的感叹。重要的是，由于出口的强势，中国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各个层面的贸易制裁，乃至连续10年中国成为全球诸国反倾销的最主要靶心，中国企业国际化之路异常艰辛。据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100家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仅为13.03%，不仅远远低于同期世界一百大跨国公司27.36%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100大跨国公司39.47%的水平。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主席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发出了诗人般的宣言。显然，以牺牲环境与耕地资源为代价、以产业结构扭曲为特征的高速增长模式不仅不可取，而且不可持续;同样，将本国经济增长寄托在他国需求之上、以低端出口换取外汇的外生性经济扩张模式也不可维持。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复杂局面。换挡降速、提质增效，这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同时，李克强总理也明确强调：“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关键的转型时期，经济发展奇迹已经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在2014年北京APEC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首次明确概括了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即“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数据显示，2014年前三季度，国内经济增速为7.4%，创下了金融危机以来的新低，而且全年实现7.5%的增长目标有些困难。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2015年GDP为7%。对此，李克强总理强调，“看中国经济，不能只看眼前、看局部、看‘单科’，更要看趋势、看全局、看‘总分’”。的确，虽然2014年前三季度呈现出经济下滑的局面，但经济结构的优化却成效显著。资料显示，在三次产业结构中，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7.9%，超过第一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6.7%，同比提高1.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需求结构继续改善，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48.5%，同比提高2.7个百分点。更为重要的是，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为8.2%，高出GDP增速0.8个百分点，而且在收入不降反升的前提下，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超过1000万人，提前完成目标任务。 思想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升华。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对“经济新常态”作了系统的阐述：1.从消费需求看，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2.从投资需求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3.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了转化，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4.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产业组织新特征;5.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6.从市场竞争特点看，市场竞争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7.从资源环境约束看，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8.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经济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9.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主动适应新常态”是习近平对各级政府领导干部提出的新要求，为此，习近平明确指示，对于领导干部的选用，“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因此，在“新常态”下，GDP增长不再与政绩划等号，考核的重点是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另一方面，与经济新常态相匹配，宏观政策不搞“强刺激、大调整”，而要保持定力，主动作为，按照李克强总理的形象比喻是不再搞“大水漫灌”，而是“小水滴灌”。因此，人们看到，最近两年多来，货币政策在坚守住M2（广义货币）13%增长目标的同时，中央银行频繁通过再贷款、定向降准、SLF（常备借贷便利）和PSL（抵押补充贷款）等货币创新工具向金融机构注入适当的货币增量，而且主要用于小微企业、城市棚户区改造以及市政基础设施，做到精准发力，补齐短板，同时保持经济维系在合力的增长区间。
当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新常态下的“中国仍然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即新常态只是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不是意味着中国发展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结构发展前景更加稳定”，为此“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目前来看，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人均GDP水平仅仅达到美国的18%，即便是中国经济未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也仍有从18%到35%——即拉丁美洲国家相对于美国人均GDP水平的发展空间;如果中国能够推进一系列的改革，那么，中国经济完全有望达到日本、韩国等资源约束型国家的发展水平，即人均GDP水平相当于美国的75%。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和拓展空间不容置疑。
二、营造与释放改革红利
——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
尽管30多年的经济改革导致了微观经济主体的重构以及宏观经济管理行为的局部创新，并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然而中国经济体制始终没有突破政府主导经济活动的窠臼，即政府不仅仅是公共服务部门，提供通过市场机制难以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直接参与市场、干预市场和主导市场。某种意义而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一个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
扫描显示，强大的政府之手随处可见。首先，政府通过重大投资项目审批、企业注册审批、企业资质和资格审批，把住了企业进入市场的入口。其次，政府通过事前监管和分头监管，基本控制甚至部分取代了市场运行规则，社会普遍存在着行政规则高过市场规则的现象。第三，政府通过税收政策、投融资政策、土地资源政策以及相关产业扶持政策，使用各种体现差异的优惠手段，形成了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从而达到优先扶持特定产业、特定区域和特定领域发展的特殊市场环境。第四，政府通过自己控制的资源和一系列差异性政策，造成了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之间市场竞争的不公平。三大所有制企业之间没有形成发展合力。第五，政府直接控制着土地、矿产和金融资源，通过一系列差别性政策影响，控制着这些资源的价格和配置方向，造成了企业和行业之间市场竞争的不平等。
应当承认，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运行的初期，政府的主导行为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市场自主调节功能的逐步健全，政府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按照李克强总理的说法就是“能给市场做的要尽量还给市场。”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原来的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反映的不只是经济治理思维的重大历史转变，更是我国经济模式与资源配置方式的实质性重置。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核心问题是进一步厘清和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根本的途径是简政放权。然而，从政府手上“割肉”牵涉着利益的重大调整，其艰难程度正如李克强总理所形容的需要“刮骨疗伤”、“壮士断腕”、“自我革命”，同时，习近平主席强调，“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将坚定不移把改革事业推向深入”，“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如果说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点火器。”
的确，最近两年，以转换政府职能为主旨的简政放权力度超过了市场的预期。资料显示，新一届中央政府组建以来，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共计798项，核准事项量减少了约76%，而为了防止下放的权力出现“反弹”，国务院作出了向社会公开国务院各部门所保留的全部行政审批事项清单的决定，以促进规范管理，接受社会监督;与此同时，国务院还引进第三方机构，对简政放权进行客观评估，这些机构出具的第三方评估报告被李克强总理评价为“丰富真实、原汁原味的第一手情况”。按照李克强总理的表示，新一届中央政府将把行政审批事项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 为了切实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在简政放权的同时，中央政府还力推“负面清单制”，即凡是法律不禁止的，市场、企业都可以进入。特别是针对一些垄断领域，国务院专门出台了《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鼓励社会资本投资信息电网油气等重大网络工程、健康养老服务、生态环保、清洁能源、粮食水利、交通、油气及矿产资源保障工程等领域。而为了更有效吸收与引导民间资本，财政部专门印发了《关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示范项目实施有关问题的通知》，首批公布了30个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示范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800亿元，而且今后更多的PPP项目将会由财政部专设的PPP中心向社会予以公示与公开招标。
无论是简政放权还是负面清单制，其目的就是李克强总理所说的“在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态势。事实上，随着公司注册制的取消以及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所引致的企业注册登记手续的大大简化，一个大众创业的浪潮正在形成。资料显示，2014年，全国新注册市场主体将超过1100万家，同比增幅近60%;同时，国家统计局对4400家企业的调查显示，43.1%的企业感受到简政放权影响，其中81.6%的企业表示满意。改革的红利正渐次释放。
当然，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并不是单纯地简政放权，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如何发挥政府的作用。对此，李克强总理画出了三张清单，即“权力清单”，讲清政府应该干什么;“负面清单”，指明企业不能做什么;“责任清单”，政府要起到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三张清单”中的两张清单讲的就是政府角色的定位与作用。如果说“权力清单”是对政府行为约束即使政府由“全能政府”变为“有限政府”的话，那么“责任清单”则是对政府合规行为的张扬，即它要求政府变事前监管为事中事后监管，当好市场秩序的“裁判员”和改革创新的“守护神”。按照“三张清单”的设计，政府的责任不是减轻了，而是更重了，政府需要切实转型才能适应改革以后市场监管的新要求。
法制化无疑是实现对政府经济管理行为规制与约束的最有效手段。在2014年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给出了清晰的“路线图”，即政府要“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皆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不仅如此，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核心主旨。另外，作为经济改革进程中的一部最重要法律、并具有“经济宪法”之称的《预算法》完成了20年以来的一次大修，并于2015年1月1日起实施。按照新的《预算法》，各级政府的账务必须按时公开，政府全部收支纳入预算范围，并必须全面公开，以强化对预算的硬约束。同时，在严格控制风险的条件下，《预算法》允许地方政府有限举债。作为市场关注的公共财务这一政府的核心管理行为最终走向了法制与阳光化的轨道。除此之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首次将“税收法定”写入党的重要文件，表明我国“税收法定”行将提速。诚如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就能实现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指的“法制引领和于法有据”。
三、城乡关系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