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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庙宇是指供奉神佛或历史上名人的处所，一般情况下不同环境中的庙宇代表当地人文思想追求，有所不同，封建社会庙宇的修建极具广泛，连衙门内也出现了这种特殊的建筑。
关键词：庙宇文化；衙门；内乡县衙；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0-00-02
一千多年前，北宋太宗皇帝赵光义将戒石铭颁于各州县，立石碑于大堂前，供官员警醒自身所用，其中有一句话：“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下民易虐”是皇帝从“人道”方面来警醒官员为官之道，而“上天难欺”则是从“神道”方面来警告官员：苍天有眼，做官忠于职守，爱护百姓，上天自有公道，如果背弃百姓，任意妄为，就算百姓不言，也自有老天惩罚。
众所周知，在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被称为皇帝。因为古代人认为皇权天授，就是“黄天上帝”授权给人间的皇帝治理人间，也叫代天巡狩。皇帝也叫天子，就是黄天上帝之子，因此连皇帝也要定期祭天，更别提是皇权任命下的各级官员。因此自古到今，庙宇的修建极具广泛，连衙门内也出现了这种特殊的建筑，另外衙门外的城隍庙、文庙、武庙也属于衙门直接管辖的庙宇。
庙宇是指供奉神佛或历史上名人的处所，一般情况下不同环境中的庙宇代表当地人文思想追求，有所不同，但庙宇建在不同等级的衙门中，它的意义和思想追求是基本相同的。现结合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县级官署衙门——内乡县衙内外的一些庙宇建筑，就封建衙门庙宇文化做一些浅谈。
土地祠：土地祠又称“土地堂”，简单来说就是供奉土地神的祠堂。土地神源于古代的“社神”，是管理一小块地面的神。供奉的一般是土地公——福德正神，本名张福德。衙门中建土地祠的作用及意义：
其一，《公羊传》注曰：“社者，土地之主也。”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引《孝经纬》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广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为社而祀之，报功也。据古籍堪舆书记载：自东晋以後，随着封建国家从中央到基层官僚制度的逐渐完善，土地神在道教神阶中也逐渐等级化，退变细化为管理本乡本土的最低级的小神。如《搜神记》卷五称广陵人蒋子文因追贼而死。后蒋子文死后化身为土地神，并显灵於道说：“我当为此土地神，以福尔下民”。这里所指的“福尔下民”，就是指保佑本乡本土家宅平安，添丁进口，六畜兴旺，并且为百姓主持公道。每任新官上任排衙之后，就要先到内衙跪拜土地神，这自然是期盼在任期间一方平安、百姓安康，亦是为自身祈求政绩卓越。
其二，将土地祠建在衙门大门与仪门中间，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首创。他曾在民间目睹元末吏治的腐败，所以在开国后，就以倡导廉政为巩固政权的急务。他告诫众臣说：“以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费事，凡民疾苦，视之默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绝不宽恕！”但是“天高皇帝远”，他一个人顾不了天下州县，于是请上天和土地一起监督。“上天难欺”已经写在戒石上，于是再令全国“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按他手订的惩贪法律，凡贪污额达60两银子以上的官员，一律枭首示众，还要接受剥皮之刑。剥皮的场所，就放在衙门里的土地祠内，所以土地祠又称“皮场庙”。贪官的人皮被剥下后，还要继续发挥反面教员的作用，“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当土地祠被当做“皮场庙”的用途时，完全是对官员贪腐的严重警告。
其三，在知县审案中，遇到不能拘留和关押的有功名身份的人，如秀才、举人、地方官吏等，有了犯法嫌疑，还没审清定罪，就要搁置看管。古有“刑不上大夫”的律条，故对这些人，不能与庶民百姓同等对待，所以不能关押在监狱或牢房，就暂时羁押在土地庙里。
土地公张福德三十六岁时，为朝廷总税官，为官清廉正直，体恤百姓之疾苦，做了许许多多善事。在他死后，接任的税官上下交征，无所不欲，民不堪命。这时，人民想到张福德为政的好处，念念不忘，于是建庙祭祀，取其名而尊为“福德正神”。有了这段历史，由土地爷陪伴这些人员就再合适不过，等待澄清的人，自然无愧于天地，而作奸犯科的人，面对这位清正廉洁、洞察如火的土地神，也有了自我反省的机会。
大仙阁：据《内乡县志》记载，历史上，在内乡县衙衙门后堂有一两层小阁楼，名叫大仙阁，里面供奉的是“守印大仙”。所谓大仙就是狐狸仙，我国世代相传，狐狸能修炼成精，化成人形，神通广大，如果触犯，必受其害，民间尊之为大仙。《朝野佥载》中记载：“唐初以来百姓事狐神，房中祀之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在《辞海》狐仙词条中也有类似记载。到了清代，衙门内均设有大仙阁，因为根据传说，官员们相信如果操守有问题，狐仙就会掀了那个人的底，让恶人丢官。而且供得狐仙满意，狐仙还会替官员办案，帮忙抓贼，让官员仕途顺利。如果新官上任，官员在抵达任所后没有祭拜狐仙，官印就会莫名其妙地消失不见，因此官员会在阁楼里奉祀狐仙，称为“大仙阁”。到了晚清，官员们便献给了狐仙“守印大仙”的封号，其职一护印信二佑前程。知县上任第一天，便要进香、叩拜，以求官运亨通。
衙神廟：衙门里的衙神庙一般位于大门与仪门之间，内乡县衙的衙神庙与土地祠同建于双祠院，里面供奉的是汉代名相萧何，因此也称“酇侯祠”。萧何被称为衙神是因为他在响应刘邦起义之前，曾在江苏沛县的县衙里担任胥吏，后因功绩卓著被刘邦封为宰相。他制定了汉律九章，被封为酇侯，民间演化为衙神。衙门里的人都希望像萧何一样飞黄腾达，所以衙神庙里供奉的基本都是萧何。《清会典·工部》中就规定各地的县衙中要建“衙神庙”，以勉励官吏以前代典范为榜样，清廉从政。因为成语萧规曹随的缘故，也有一些“衙神庙”供奉萧何、曹参，因而“衙神庙”也有叫“萧曹庙”，两者超越朝代更替而安享人间香火。
狱神庙：内乡县衙“狱神庙”位于仪门之外，大堂西南方向的监狱院内，供奉的狱神为皋陶。皋陶曾是虞舜时的刑狱之官，他“造狱”、“治狱”、“作刑”。善察人心，决狱明白。相传他在治狱时，对有疑案的罪犯，令獬豸去触，獬豸能辨真伪，有罪就触，无罪则不触。《后汉书·范滂传》有段记载，说范滂受连坐被送进狱中，狱吏让他祭拜皋陶。范滂说：“皋陶是古代的一位直臣，知道我无罪，必然诉之于上天，如果我有罪，祭他又有什么用呢？”这是最早的有关狱神的记载。但是由于地域不同，各地衙门供奉的狱神有所不同，除了皋陶，有的地方还供奉萧何和亚孻为狱神。 汉代的萧何他曾帮助刘邦建立了汉初的法制。他制定的重要法典——《九章律》，被称作“定律之祖”。他本人曾经做过刀笔吏，对监狱内幕很熟悉。所以人们把他尊为狱神是很合适的。萧何的狱神形象是青面圣者。《水浒》第三十九回中讲到，宋江、戴宗绑赴法场前，被狱卒“驱至青面圣者神案前，各与一碗长休饭，永别酒”让他们上路。这青面圣者便是萧何的圣像。
明代的亚孻，人称 “亚爷”，他在明清之际非常有名。清人钮锈《觚賸·续编》记述了“亚爷”成为狱神的经过。这种说法，较之前两种，比较少见。
宋代《瓮牗闲评》卷二：“今州、县皆立皋陶庙，以时祀之。盖皋陶，理官也，州、县狱所当祀者。”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出版的张建智《中国神秘的狱神庙》，是我国第一本专题研究狱神和狱神庙的书，认为“秦汉至清末民初，县级行政单位监狱中构建有狱神庙，目的是‘恐吓和震慑囚犯’。”由此可见，县衙建狱神庙秦汉就有之。每月的初一、十五或狱内发生重大事情，犯人和狱吏都要到“狱神庙”举行祭拜活动，祈求狱神保佑。
胥吏神：胥吏即衙门中办理文笔事务的小吏，大约在宋代时，官衙中的胥吏每逢秋天都要凑钱为赛神会祭祀仓颉。仓颉是古代神话中的人物，相传他是皇帝的史官，创造了文字，因为“仓颉造字”这一缘故，所以胥吏们将他视之为自己的保护神。但有的地方有以萧何、曹参为保护神。这两个人都是汉代的功臣，在跟随刘邦起义前都是沛县的刀笔吏，萧何为主吏掾，曹参是他的下属，任狱掾。因为这两个出自胥吏世家，胥吏们自然要敬他们为偶像，盼望他们也给自己降下好运。遗憾的是，在资料中没有找到有关供奉胥吏神庙宇的记载，但是，胥吏们供奉胥吏神历来有之。
城隍庙：内乡县衙的城隍庙位于县衙东南侧，管全县道人的道会司设于城隍庙，道会住于城隍庙。每逢清明节以及七月十五中元节，各城官民均要举行隆重仪式，祭祀这位民间保护--城隍神，以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逢凶化吉。
城隍是我国原始信仰祭祀的自然神之一。从资料记载看，城隍神最早见于周代《礼记》天子八蜡中的水墉神。随着城隍在民间百姓中的影响日益显著，道教也将城隍神纳入自己的神灵体系。杜光庭编纂的《道门科范大全集》中，就有在斋蘸请神仪式中开列城隍的法位的记载。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城隍神就逐渐成为了道教尊奉的主要冥界神灵之一。道教许多法事活动中，都要请城隍神到场。道教源于民间而又影响民间，甚至渗透到千家万户。城隍原本是民间的神祀，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以后，接受了佛教的冥界体系，城隍神开始成为阴间的行政长官，掌管阴间事务。
城隍神是由自然神逐渐过渡到人格神的，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希望英雄人物死后英灵还在，作为地方神来保护自己。在城隍神由自然神演变为人神的过程中，长安不仅是城隍信仰的原发地和传播地，也产生了最早的城隍人神--纪信。明太祖朱元璋大封天下城隍，并完善了祭祀城隍的制度。城隍神与现世行政机构相对应，但其职能高于现世行政长官，由此来达到对地方官吏和百姓的精神统治。王曲城隍被明王朝封为“忠烈侯”， 享正三品，为十三省总城隍神，，祭祀活动更显重要和隆重。清代继续沿用明代制度。
文庙：内乡县衙的文庙位于县衙东南方向。历任知县在任期间都要去祭拜并加以修缮。文庙，又叫孔庙，是敬奉孔子的庙宇。因与祭祀历代名将的武庙相对，曰“文庙”。文庙的平面布局，由南至北分别有照壁（一般绘“鲤鱼跳龙门”的图案）、棂星门、泮池、大成门、大成殿，东西庑和崇圣祠等组成。其中有一些是文庙特有的建筑和专用名称。如棂星门是一座挺立着四根冲天大柱的牌楼式建筑。传说棂星是天上主管文教的神星，通过棂星门，就可以得到神灵保佑，金榜题名，且有人才辈出之意。大成殿是文庙的主体建筑，位于全庙的中心，殿内有孔子及“四配”、“四哲”塑像15尊。后殿为崇圣祠，为供奉孔子父母和五世祖先的地方，大成殿东西庑有孔子弟子七十二贤像。在封建社会，知县有主持科举及兴办县学的职能，因此，祭孔活动也倍受统治者的重视，成为国家不可缺少的常典。
祭神悟道，封建时期，衙门建庙宇、祀鬼神几乎成为了一种定制，到了现代，则成为一种精神文化的传承。民祭、官祭，在封建社会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衙门庙宇和祭祀活动正是反应封建社会人神共治的真实写照，亦是统治者警戒官员清政为民的重要手段。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意思是说，建城墙来抵挡外来的侵扰，立寺庙，以御内心的不安。如果说衙门是从行为活动上进行统治的话，那么寺庙则是从精神活动上的统治机构。那么，封建社会皇权统治下，衙门庙宇的出现也就有了巨大的精神意義。今天研究这些庙宇文化，理当摆脱狭隘的封建意识，使其宗教文化得以升华。神者道也，祭而不悟道不通，道通则长治久安，徇天理，严国法，慎民情，社会方能和谐前进。
关键词：庙宇文化；衙门；内乡县衙；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0-00-02
一千多年前，北宋太宗皇帝赵光义将戒石铭颁于各州县，立石碑于大堂前，供官员警醒自身所用，其中有一句话：“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下民易虐”是皇帝从“人道”方面来警醒官员为官之道，而“上天难欺”则是从“神道”方面来警告官员：苍天有眼，做官忠于职守，爱护百姓，上天自有公道，如果背弃百姓，任意妄为，就算百姓不言，也自有老天惩罚。
众所周知，在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被称为皇帝。因为古代人认为皇权天授，就是“黄天上帝”授权给人间的皇帝治理人间，也叫代天巡狩。皇帝也叫天子，就是黄天上帝之子，因此连皇帝也要定期祭天，更别提是皇权任命下的各级官员。因此自古到今，庙宇的修建极具广泛，连衙门内也出现了这种特殊的建筑，另外衙门外的城隍庙、文庙、武庙也属于衙门直接管辖的庙宇。
庙宇是指供奉神佛或历史上名人的处所，一般情况下不同环境中的庙宇代表当地人文思想追求，有所不同，但庙宇建在不同等级的衙门中，它的意义和思想追求是基本相同的。现结合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县级官署衙门——内乡县衙内外的一些庙宇建筑，就封建衙门庙宇文化做一些浅谈。
土地祠：土地祠又称“土地堂”，简单来说就是供奉土地神的祠堂。土地神源于古代的“社神”，是管理一小块地面的神。供奉的一般是土地公——福德正神，本名张福德。衙门中建土地祠的作用及意义：
其一，《公羊传》注曰：“社者，土地之主也。”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引《孝经纬》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广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为社而祀之，报功也。据古籍堪舆书记载：自东晋以後，随着封建国家从中央到基层官僚制度的逐渐完善，土地神在道教神阶中也逐渐等级化，退变细化为管理本乡本土的最低级的小神。如《搜神记》卷五称广陵人蒋子文因追贼而死。后蒋子文死后化身为土地神，并显灵於道说：“我当为此土地神，以福尔下民”。这里所指的“福尔下民”，就是指保佑本乡本土家宅平安，添丁进口，六畜兴旺，并且为百姓主持公道。每任新官上任排衙之后，就要先到内衙跪拜土地神，这自然是期盼在任期间一方平安、百姓安康，亦是为自身祈求政绩卓越。
其二，将土地祠建在衙门大门与仪门中间，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首创。他曾在民间目睹元末吏治的腐败，所以在开国后，就以倡导廉政为巩固政权的急务。他告诫众臣说：“以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费事，凡民疾苦，视之默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绝不宽恕！”但是“天高皇帝远”，他一个人顾不了天下州县，于是请上天和土地一起监督。“上天难欺”已经写在戒石上，于是再令全国“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按他手订的惩贪法律，凡贪污额达60两银子以上的官员，一律枭首示众，还要接受剥皮之刑。剥皮的场所，就放在衙门里的土地祠内，所以土地祠又称“皮场庙”。贪官的人皮被剥下后，还要继续发挥反面教员的作用，“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当土地祠被当做“皮场庙”的用途时，完全是对官员贪腐的严重警告。
其三，在知县审案中，遇到不能拘留和关押的有功名身份的人，如秀才、举人、地方官吏等，有了犯法嫌疑，还没审清定罪，就要搁置看管。古有“刑不上大夫”的律条，故对这些人，不能与庶民百姓同等对待，所以不能关押在监狱或牢房，就暂时羁押在土地庙里。
土地公张福德三十六岁时，为朝廷总税官，为官清廉正直，体恤百姓之疾苦，做了许许多多善事。在他死后，接任的税官上下交征，无所不欲，民不堪命。这时，人民想到张福德为政的好处，念念不忘，于是建庙祭祀，取其名而尊为“福德正神”。有了这段历史，由土地爷陪伴这些人员就再合适不过，等待澄清的人，自然无愧于天地，而作奸犯科的人，面对这位清正廉洁、洞察如火的土地神，也有了自我反省的机会。
大仙阁：据《内乡县志》记载，历史上，在内乡县衙衙门后堂有一两层小阁楼，名叫大仙阁，里面供奉的是“守印大仙”。所谓大仙就是狐狸仙，我国世代相传，狐狸能修炼成精，化成人形，神通广大，如果触犯，必受其害，民间尊之为大仙。《朝野佥载》中记载：“唐初以来百姓事狐神，房中祀之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在《辞海》狐仙词条中也有类似记载。到了清代，衙门内均设有大仙阁，因为根据传说，官员们相信如果操守有问题，狐仙就会掀了那个人的底，让恶人丢官。而且供得狐仙满意，狐仙还会替官员办案，帮忙抓贼，让官员仕途顺利。如果新官上任，官员在抵达任所后没有祭拜狐仙，官印就会莫名其妙地消失不见，因此官员会在阁楼里奉祀狐仙，称为“大仙阁”。到了晚清，官员们便献给了狐仙“守印大仙”的封号，其职一护印信二佑前程。知县上任第一天，便要进香、叩拜，以求官运亨通。
衙神廟：衙门里的衙神庙一般位于大门与仪门之间，内乡县衙的衙神庙与土地祠同建于双祠院，里面供奉的是汉代名相萧何，因此也称“酇侯祠”。萧何被称为衙神是因为他在响应刘邦起义之前，曾在江苏沛县的县衙里担任胥吏，后因功绩卓著被刘邦封为宰相。他制定了汉律九章，被封为酇侯，民间演化为衙神。衙门里的人都希望像萧何一样飞黄腾达，所以衙神庙里供奉的基本都是萧何。《清会典·工部》中就规定各地的县衙中要建“衙神庙”，以勉励官吏以前代典范为榜样，清廉从政。因为成语萧规曹随的缘故，也有一些“衙神庙”供奉萧何、曹参，因而“衙神庙”也有叫“萧曹庙”，两者超越朝代更替而安享人间香火。
狱神庙：内乡县衙“狱神庙”位于仪门之外，大堂西南方向的监狱院内，供奉的狱神为皋陶。皋陶曾是虞舜时的刑狱之官，他“造狱”、“治狱”、“作刑”。善察人心，决狱明白。相传他在治狱时，对有疑案的罪犯，令獬豸去触，獬豸能辨真伪，有罪就触，无罪则不触。《后汉书·范滂传》有段记载，说范滂受连坐被送进狱中，狱吏让他祭拜皋陶。范滂说：“皋陶是古代的一位直臣，知道我无罪，必然诉之于上天，如果我有罪，祭他又有什么用呢？”这是最早的有关狱神的记载。但是由于地域不同，各地衙门供奉的狱神有所不同，除了皋陶，有的地方还供奉萧何和亚孻为狱神。 汉代的萧何他曾帮助刘邦建立了汉初的法制。他制定的重要法典——《九章律》，被称作“定律之祖”。他本人曾经做过刀笔吏，对监狱内幕很熟悉。所以人们把他尊为狱神是很合适的。萧何的狱神形象是青面圣者。《水浒》第三十九回中讲到，宋江、戴宗绑赴法场前，被狱卒“驱至青面圣者神案前，各与一碗长休饭，永别酒”让他们上路。这青面圣者便是萧何的圣像。
明代的亚孻，人称 “亚爷”，他在明清之际非常有名。清人钮锈《觚賸·续编》记述了“亚爷”成为狱神的经过。这种说法，较之前两种，比较少见。
宋代《瓮牗闲评》卷二：“今州、县皆立皋陶庙，以时祀之。盖皋陶，理官也，州、县狱所当祀者。”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出版的张建智《中国神秘的狱神庙》，是我国第一本专题研究狱神和狱神庙的书，认为“秦汉至清末民初，县级行政单位监狱中构建有狱神庙，目的是‘恐吓和震慑囚犯’。”由此可见，县衙建狱神庙秦汉就有之。每月的初一、十五或狱内发生重大事情，犯人和狱吏都要到“狱神庙”举行祭拜活动，祈求狱神保佑。
胥吏神：胥吏即衙门中办理文笔事务的小吏，大约在宋代时，官衙中的胥吏每逢秋天都要凑钱为赛神会祭祀仓颉。仓颉是古代神话中的人物，相传他是皇帝的史官，创造了文字，因为“仓颉造字”这一缘故，所以胥吏们将他视之为自己的保护神。但有的地方有以萧何、曹参为保护神。这两个人都是汉代的功臣，在跟随刘邦起义前都是沛县的刀笔吏，萧何为主吏掾，曹参是他的下属，任狱掾。因为这两个出自胥吏世家，胥吏们自然要敬他们为偶像，盼望他们也给自己降下好运。遗憾的是，在资料中没有找到有关供奉胥吏神庙宇的记载，但是，胥吏们供奉胥吏神历来有之。
城隍庙：内乡县衙的城隍庙位于县衙东南侧，管全县道人的道会司设于城隍庙，道会住于城隍庙。每逢清明节以及七月十五中元节，各城官民均要举行隆重仪式，祭祀这位民间保护--城隍神，以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逢凶化吉。
城隍是我国原始信仰祭祀的自然神之一。从资料记载看，城隍神最早见于周代《礼记》天子八蜡中的水墉神。随着城隍在民间百姓中的影响日益显著，道教也将城隍神纳入自己的神灵体系。杜光庭编纂的《道门科范大全集》中，就有在斋蘸请神仪式中开列城隍的法位的记载。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城隍神就逐渐成为了道教尊奉的主要冥界神灵之一。道教许多法事活动中，都要请城隍神到场。道教源于民间而又影响民间，甚至渗透到千家万户。城隍原本是民间的神祀，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以后，接受了佛教的冥界体系，城隍神开始成为阴间的行政长官，掌管阴间事务。
城隍神是由自然神逐渐过渡到人格神的，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希望英雄人物死后英灵还在，作为地方神来保护自己。在城隍神由自然神演变为人神的过程中，长安不仅是城隍信仰的原发地和传播地，也产生了最早的城隍人神--纪信。明太祖朱元璋大封天下城隍，并完善了祭祀城隍的制度。城隍神与现世行政机构相对应，但其职能高于现世行政长官，由此来达到对地方官吏和百姓的精神统治。王曲城隍被明王朝封为“忠烈侯”， 享正三品，为十三省总城隍神，，祭祀活动更显重要和隆重。清代继续沿用明代制度。
文庙：内乡县衙的文庙位于县衙东南方向。历任知县在任期间都要去祭拜并加以修缮。文庙，又叫孔庙，是敬奉孔子的庙宇。因与祭祀历代名将的武庙相对，曰“文庙”。文庙的平面布局，由南至北分别有照壁（一般绘“鲤鱼跳龙门”的图案）、棂星门、泮池、大成门、大成殿，东西庑和崇圣祠等组成。其中有一些是文庙特有的建筑和专用名称。如棂星门是一座挺立着四根冲天大柱的牌楼式建筑。传说棂星是天上主管文教的神星，通过棂星门，就可以得到神灵保佑，金榜题名，且有人才辈出之意。大成殿是文庙的主体建筑，位于全庙的中心，殿内有孔子及“四配”、“四哲”塑像15尊。后殿为崇圣祠，为供奉孔子父母和五世祖先的地方，大成殿东西庑有孔子弟子七十二贤像。在封建社会，知县有主持科举及兴办县学的职能，因此，祭孔活动也倍受统治者的重视，成为国家不可缺少的常典。
祭神悟道，封建时期，衙门建庙宇、祀鬼神几乎成为了一种定制，到了现代，则成为一种精神文化的传承。民祭、官祭，在封建社会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衙门庙宇和祭祀活动正是反应封建社会人神共治的真实写照，亦是统治者警戒官员清政为民的重要手段。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意思是说，建城墙来抵挡外来的侵扰，立寺庙，以御内心的不安。如果说衙门是从行为活动上进行统治的话，那么寺庙则是从精神活动上的统治机构。那么，封建社会皇权统治下，衙门庙宇的出现也就有了巨大的精神意義。今天研究这些庙宇文化，理当摆脱狭隘的封建意识，使其宗教文化得以升华。神者道也，祭而不悟道不通，道通则长治久安，徇天理，严国法，慎民情，社会方能和谐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