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最高检万字报告中提到了唯一一起领导干预司法的典型案例——湖南益阳原市委书记马勇“协调”案件，多名司法人员因此被追刑责。日前，报告中提及的系列司法腐败案12名被告人的审理全部结束，相关领导干预具体命案导致轻判的案情细节被披露。有公诉人称，为了开脱凶手罪责，公检法“一条龙”服务。
　　领导干预司法，究竟有多容易？益阳案例给公众展示的可能是其中很普通的一角，司法案件进入流程，案中利益相关方辗转与地方党政领导取得联系，市委书记的一个“招呼”通过一个饭局轻松传达到侦控审各方，随即启动的重罪轻判努力，几乎势不可挡，有侦查机关提供的立功减刑机会，有公诉方的违规降级起诉，有审委会“力挽狂澜”减少基准刑70%的从轻判刑，还有检察机关明知重罪輕判但却不抗诉。
　　司法就是司法，干预就是干预，不存在因公干预和因私干预的区别。“法官只有一个上司，那就是法律”，司法排除干扰，可能尤其需要警惕打着各种“因公”名号介入的权力操控。对此能否不分情况、毫不例外地予以记录、通报和追责，考验新制度的刚性与“零容忍”。
　　（文/南宅 据《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