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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成本上升之下，中国重工业仍有成本优势，正进入一个黄金时代；但不应任由轻工业转移出境，而要向内陆转移
制造业成本上升
由于通货膨胀和本币升值，中国制造业成本正在上升。目前，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大约以每年7％的速度升值，包括4％的名义汇率升值和3％的通货膨胀。
这一趋势可能导致：第一，出口价格上升（贸易条件改善）；第二，劳动生产率更高（进一步降低成本的潜力）；第三，经济增长减速。前两者在中国出现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三种情况通常是不受欢迎的，但在经济出现过热时也不是一件坏事。
最近几年里，中国面临的贸易条件颇为不利。原材料进口占中国总进口额的近三分之一，而CRB指数（美国商品研究局指数）几乎比2002年底翻了一番。出口价格方面，美国的进口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仅有轻微上涨，然而相对于过去几年价格节节下跌的情况，这已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种初显的出口价格上涨趋势，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中加强。
最近关于“中国制造”产品安全问题的争议，也和中国制造商面对成本压力采取的对策有关。中国的出口企业通常是一盘散沙，各自为战，而国外进口商则相对集中。很多出口商都只有一两个大客户，要么是大的零售商，要么是大品牌的拥有者。出口商显然为占据市场而不遗余力，所以任何来自客户的涨价要求都会使他们心惊，想方设法压价。这样，有的制造商就不得不采用更低廉的原材料、将产品缩水或省去工艺环节，以求降低成本。
我相信，西方进口商对这种情况其实心知肚明。很多分析师都注意到，最近两年中大型零售商提供的商品在材质和品质上都有下降趋势。因为这些大零售商都在试图削减成本，惟恐涨价毁了他们的形象。因此，他们对供应商的偷工减料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随着成本压力不断增加，这种以牺牲产品安全和质量来压低价格的做法终于招致大规模的产品召回。这一后果对于零售商和品牌企业来说都是严重的。他们在未来几年中可能官司缠身，付出巨大代价。高昂的诉讼成本会警醒他们，压榨中国制造商利润的行为具有很大风险。
几年前，我曾访问过一家为美国某知名大型零售商供货的台湾电缆企业。该美国零售商每年年底都会对五家供应商进行末位淘汰，所以每家企业都拼命削价以求自保。报价最高的供应商迟早会被炒掉，而美国零售商届时会找到一家新供应商，让他们今后继续彼此倾轧下去。不过，当中国和世界都面临通货膨胀压力时，这种策略便产生了产品质量恶化的后果。那些大零售商将面临的官司开支，可能比此前压榨到的利润还多。
最近几次产品质量事件令一些大型采购商有所醒悟，开始调整他们的采购方式，包括减少供应商数量，加强质量监管。不过，减少供应商数量将显著缩小采购商的议价余地，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放弃了压榨策略，买方不得不支付足够高的价格以保证产品质量。
目前的产品质量危机也引发出一个好结果，即中国制造商的定价变得更加可持续。这会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或改善贸易条件，从而有利于中国通过出口价格提升化解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的成本。
重工业黄金时代
布鲁金斯学会最近的一篇文章认为，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在1993年到2004年间，以每年平均4％的速度增长，而1987年至1983年间则为3.6％。TFP是衡量经济增长的标尺，意为在不增加劳动力或资本投入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生产力的增长。
中国所面临的机遇，在于TFP增长在过去两年中再度加速，大约达到6％，而且升势还有望持续。这有利于中国消化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的冲击。如果TFP每年再多增长2％（即达到8％），就可部分抵消实际汇率每年7％的升值。
生产率加速的主要原因首先是重工业的起飞，其次是国内需求的规模效应。
一方面，劳动力向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就会带来TFP的上升。直观地说，当更多的人由制衣业转而生产制衣机器，他们就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当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在80年代分别发生重工业起飞时，都经历过一段生产率高增长。
关于中国的重工业，举例来说，它正逐步发展最大的远洋船舶制造基地。从铁矿石、钢板到整船，中国创造的价值大约占最终产品价值的四分之三。而且比国内附加值高份额更重要的是，重工业工人的工资往往能达到轻工业的两倍。
中国重工业之所以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在德国、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中，重工业工人的工资已达到中国的7倍到20倍。相比之下，中国轻工业出口产品的附加值通常只能占最终产品价值的二分之一，同时它还面临着印尼、越南这样工资水平更低国家的竞争。所以，中国的平均TFP 得以增长，主要源于那些高附加值重工业的扩张。
中国重工业正进入一个黄金时代。从各类机械制造业到汽车零件，其世界市场份额还不足以使重工业产品的价格接近中国的成本水平，所以中国企业仍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和利润空间。
不过，总有一天，这些产业都转移到中国这样的国家时，成本差异所产生的利润就会终结。届时，重工业将会进入一个增长缓慢、利润萎缩的时代。这大约是十年以后的事情。
另一方面，国内很多领域在需求上的扩张，已可保证相应行业实现最优化的规模经济。例如，城市购买力足以支撑一个规模庞大的房地产市场。
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已经进入起飞阶段，城市化水平约为43％。通过农村与城市间的人口流动，这一水平可以在25年中达到75％。届时，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较之城市人口将明显老化，且数量相对于城市进一步自然萎缩，城市化进程接近完成。城市人口规模会由今天的5.6亿翻一番。假定城市人口平均住房需求为20平方米，这就意味着新增住宅市场需求为112亿平方米。而现有城市人口对住房条件升级的要求，可能又会产生50亿平方米的需求。依此算来，20年到25年中，每年会产生6.5亿到8.2亿平方米的住宅需求。
住房市场增长的规模并不惊人，目前房地产的开发规模已经基本可以满足上述持续性的需求。价值红利的故事并非来自房地产业，而源自城市扩张给其他经济活动带来的规模效应。随着城市的发展，只要基础设施特别是轨道交通网络也相应发展，经济就会变得更有效率。更多的城市人口有助于实现更深入的劳动分工。由于规模效应，世界上的特大型城市人均收入大多比该国平均水平高50％－100％。随着中国出现越来越多的特大型城市，人们会从这一规模效应中获利更多。
这种城市扩张带来的高效率，可以在很多意想不到的地方表现出来。比如，送货上门服务在小城市可能难以为继，但在大城市就成为赚钱的行业。
城市化是提高国内需求效率最关键的因素。收入增长和规模经济带来的消费升级是另一个重要因素。白领阶层的壮大，支持了高附加值的国内产品和服务业的崛起。例如，职业装是一个巨大且快速增长的市场，其附加值比一般服装、鞋帽要高得多。很多此类产品都具备在全国范围内优化的条件。
轻工业应向内陆转移
生产率提高对中国应对人民币升值影响十分有利。但它对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却无能为力。日本和韩国重工业起飞时，劳动力市场接近充分就业。因此，向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转型对他们有益无害。但是，中国还远未达到充分就业状态，向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转型，会削弱处于社会底层的非技术劳动力的议价能力。而实际汇率的上升，也提高了人民币对外国产品的购买力，这对高收入群体有利。因此，这样的转换目前可能导致中国的不平等加剧。
所以，中国应当尽最大努力保护其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一个好的出路是，把这些行业转移到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这样的内陆省份。内陆省份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依然低廉，其生产成本可以和印尼和越南相抗衡。如果在国内有出路的话，很多广东企业还是不愿意迁到东南亚的。
但由于基础设施和运输条件的限制，迁往内陆省份的选择暂不现实。轻工业的利润空间有限，且对交货期高度敏感，如果货物在堵塞的高速公路上耽搁，就可能损失掉所有利润，这将是难以承受的。
中国应该建设一条经江西、湖南、湖北直达深圳盐田港的货运专线铁路，并在沿途的主要工业园区设置车站，完成远洋航运和铁路运输的无缝对接。沿海企业可以搬迁到内陆的工业园，一如坐落在港口附近一样运转。我与很多准备搬迁到越南的广东出口企业讨论过，他们都表示，如果建设这样一条铁路的想法真的能够实现，他们宁愿迁往内陆。
出口行业向内陆转移会给当地带来更多就业，这有利于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目前的情况是，内陆省份向沿海省份输送劳动力，并依靠打工者寄回的工资发展当地经济。而如果通过就业机会的内移，当地经济会比在当前这种劳动力输出模式下更多地受益。其土地资源和基础设施会被更好地利用，此外，工人的消费支出还可以拉动当地的内需。
建设这样的铁路是十分经济的。2007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将超过1.2万亿美元，其中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占了四分之三。如果2000亿美元的出口额转移到内陆，而承担双向运输的铁路收取1％的运费，那么每年20亿美元的运费就足以证明，花300亿美元修一条这样的铁路是合算的。当然，其实际成本可能不过为这一预算的三分之一。因此，这类工程有相当大的商业生存空间。
中国不应急于将轻工业转移出境。例如，家具制造业对中国来说就是一个理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它进口木材、出口家具，其在国内产生的附加值主要来自劳动力，这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不过，由于家具出口的主要市场是美国，它就成为美国大量贸易赤字的贡献者，因而被美国某些机构视为对中国家具制造业实施惩罚的理由。
把家具制造业迁往越南，只会把美国对中国的部分贸易逆差转到越南，而除了让美国消费者支付更多钱买家具外，这样做并不能改变什么。而且也不能肯定，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会因美国逆差缩减而得以缓解。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巨额的中美贸易逆差会长期存在，而针对单一行业的贸易政策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为了应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中国出口行业应该对其产品价值链进行升级。重工业起飞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不过，中国不应该为此放弃轻工业。中国经济规模之大，足以兼顾二者的发展。大量投资于像连接内陆省份与海港的货运铁路专线这样的项目，将是明智的选择。
制造业成本上升
由于通货膨胀和本币升值，中国制造业成本正在上升。目前，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大约以每年7％的速度升值，包括4％的名义汇率升值和3％的通货膨胀。
这一趋势可能导致：第一，出口价格上升（贸易条件改善）；第二，劳动生产率更高（进一步降低成本的潜力）；第三，经济增长减速。前两者在中国出现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三种情况通常是不受欢迎的，但在经济出现过热时也不是一件坏事。
最近几年里，中国面临的贸易条件颇为不利。原材料进口占中国总进口额的近三分之一，而CRB指数（美国商品研究局指数）几乎比2002年底翻了一番。出口价格方面，美国的进口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仅有轻微上涨，然而相对于过去几年价格节节下跌的情况，这已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种初显的出口价格上涨趋势，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中加强。
最近关于“中国制造”产品安全问题的争议，也和中国制造商面对成本压力采取的对策有关。中国的出口企业通常是一盘散沙，各自为战，而国外进口商则相对集中。很多出口商都只有一两个大客户，要么是大的零售商，要么是大品牌的拥有者。出口商显然为占据市场而不遗余力，所以任何来自客户的涨价要求都会使他们心惊，想方设法压价。这样，有的制造商就不得不采用更低廉的原材料、将产品缩水或省去工艺环节，以求降低成本。
我相信，西方进口商对这种情况其实心知肚明。很多分析师都注意到，最近两年中大型零售商提供的商品在材质和品质上都有下降趋势。因为这些大零售商都在试图削减成本，惟恐涨价毁了他们的形象。因此，他们对供应商的偷工减料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随着成本压力不断增加，这种以牺牲产品安全和质量来压低价格的做法终于招致大规模的产品召回。这一后果对于零售商和品牌企业来说都是严重的。他们在未来几年中可能官司缠身，付出巨大代价。高昂的诉讼成本会警醒他们，压榨中国制造商利润的行为具有很大风险。
几年前，我曾访问过一家为美国某知名大型零售商供货的台湾电缆企业。该美国零售商每年年底都会对五家供应商进行末位淘汰，所以每家企业都拼命削价以求自保。报价最高的供应商迟早会被炒掉，而美国零售商届时会找到一家新供应商，让他们今后继续彼此倾轧下去。不过，当中国和世界都面临通货膨胀压力时，这种策略便产生了产品质量恶化的后果。那些大零售商将面临的官司开支，可能比此前压榨到的利润还多。
最近几次产品质量事件令一些大型采购商有所醒悟，开始调整他们的采购方式，包括减少供应商数量，加强质量监管。不过，减少供应商数量将显著缩小采购商的议价余地，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放弃了压榨策略，买方不得不支付足够高的价格以保证产品质量。
目前的产品质量危机也引发出一个好结果，即中国制造商的定价变得更加可持续。这会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或改善贸易条件，从而有利于中国通过出口价格提升化解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的成本。
重工业黄金时代
布鲁金斯学会最近的一篇文章认为，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在1993年到2004年间，以每年平均4％的速度增长，而1987年至1983年间则为3.6％。TFP是衡量经济增长的标尺，意为在不增加劳动力或资本投入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生产力的增长。
中国所面临的机遇，在于TFP增长在过去两年中再度加速，大约达到6％，而且升势还有望持续。这有利于中国消化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的冲击。如果TFP每年再多增长2％（即达到8％），就可部分抵消实际汇率每年7％的升值。
生产率加速的主要原因首先是重工业的起飞，其次是国内需求的规模效应。
一方面，劳动力向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就会带来TFP的上升。直观地说，当更多的人由制衣业转而生产制衣机器，他们就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当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在80年代分别发生重工业起飞时，都经历过一段生产率高增长。
关于中国的重工业，举例来说，它正逐步发展最大的远洋船舶制造基地。从铁矿石、钢板到整船，中国创造的价值大约占最终产品价值的四分之三。而且比国内附加值高份额更重要的是，重工业工人的工资往往能达到轻工业的两倍。
中国重工业之所以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在德国、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中，重工业工人的工资已达到中国的7倍到20倍。相比之下，中国轻工业出口产品的附加值通常只能占最终产品价值的二分之一，同时它还面临着印尼、越南这样工资水平更低国家的竞争。所以，中国的平均TFP 得以增长，主要源于那些高附加值重工业的扩张。
中国重工业正进入一个黄金时代。从各类机械制造业到汽车零件，其世界市场份额还不足以使重工业产品的价格接近中国的成本水平，所以中国企业仍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和利润空间。
不过，总有一天，这些产业都转移到中国这样的国家时，成本差异所产生的利润就会终结。届时，重工业将会进入一个增长缓慢、利润萎缩的时代。这大约是十年以后的事情。
另一方面，国内很多领域在需求上的扩张，已可保证相应行业实现最优化的规模经济。例如，城市购买力足以支撑一个规模庞大的房地产市场。
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已经进入起飞阶段，城市化水平约为43％。通过农村与城市间的人口流动，这一水平可以在25年中达到75％。届时，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较之城市人口将明显老化，且数量相对于城市进一步自然萎缩，城市化进程接近完成。城市人口规模会由今天的5.6亿翻一番。假定城市人口平均住房需求为20平方米，这就意味着新增住宅市场需求为112亿平方米。而现有城市人口对住房条件升级的要求，可能又会产生50亿平方米的需求。依此算来，20年到25年中，每年会产生6.5亿到8.2亿平方米的住宅需求。
住房市场增长的规模并不惊人，目前房地产的开发规模已经基本可以满足上述持续性的需求。价值红利的故事并非来自房地产业，而源自城市扩张给其他经济活动带来的规模效应。随着城市的发展，只要基础设施特别是轨道交通网络也相应发展，经济就会变得更有效率。更多的城市人口有助于实现更深入的劳动分工。由于规模效应，世界上的特大型城市人均收入大多比该国平均水平高50％－100％。随着中国出现越来越多的特大型城市，人们会从这一规模效应中获利更多。
这种城市扩张带来的高效率，可以在很多意想不到的地方表现出来。比如，送货上门服务在小城市可能难以为继，但在大城市就成为赚钱的行业。
城市化是提高国内需求效率最关键的因素。收入增长和规模经济带来的消费升级是另一个重要因素。白领阶层的壮大，支持了高附加值的国内产品和服务业的崛起。例如，职业装是一个巨大且快速增长的市场，其附加值比一般服装、鞋帽要高得多。很多此类产品都具备在全国范围内优化的条件。
轻工业应向内陆转移
生产率提高对中国应对人民币升值影响十分有利。但它对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却无能为力。日本和韩国重工业起飞时，劳动力市场接近充分就业。因此，向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转型对他们有益无害。但是，中国还远未达到充分就业状态，向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转型，会削弱处于社会底层的非技术劳动力的议价能力。而实际汇率的上升，也提高了人民币对外国产品的购买力，这对高收入群体有利。因此，这样的转换目前可能导致中国的不平等加剧。
所以，中国应当尽最大努力保护其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一个好的出路是，把这些行业转移到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这样的内陆省份。内陆省份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依然低廉，其生产成本可以和印尼和越南相抗衡。如果在国内有出路的话，很多广东企业还是不愿意迁到东南亚的。
但由于基础设施和运输条件的限制，迁往内陆省份的选择暂不现实。轻工业的利润空间有限，且对交货期高度敏感，如果货物在堵塞的高速公路上耽搁，就可能损失掉所有利润，这将是难以承受的。
中国应该建设一条经江西、湖南、湖北直达深圳盐田港的货运专线铁路，并在沿途的主要工业园区设置车站，完成远洋航运和铁路运输的无缝对接。沿海企业可以搬迁到内陆的工业园，一如坐落在港口附近一样运转。我与很多准备搬迁到越南的广东出口企业讨论过，他们都表示，如果建设这样一条铁路的想法真的能够实现，他们宁愿迁往内陆。
出口行业向内陆转移会给当地带来更多就业，这有利于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目前的情况是，内陆省份向沿海省份输送劳动力，并依靠打工者寄回的工资发展当地经济。而如果通过就业机会的内移，当地经济会比在当前这种劳动力输出模式下更多地受益。其土地资源和基础设施会被更好地利用，此外，工人的消费支出还可以拉动当地的内需。
建设这样的铁路是十分经济的。2007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将超过1.2万亿美元，其中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占了四分之三。如果2000亿美元的出口额转移到内陆，而承担双向运输的铁路收取1％的运费，那么每年20亿美元的运费就足以证明，花300亿美元修一条这样的铁路是合算的。当然，其实际成本可能不过为这一预算的三分之一。因此，这类工程有相当大的商业生存空间。
中国不应急于将轻工业转移出境。例如，家具制造业对中国来说就是一个理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它进口木材、出口家具，其在国内产生的附加值主要来自劳动力，这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不过，由于家具出口的主要市场是美国，它就成为美国大量贸易赤字的贡献者，因而被美国某些机构视为对中国家具制造业实施惩罚的理由。
把家具制造业迁往越南，只会把美国对中国的部分贸易逆差转到越南，而除了让美国消费者支付更多钱买家具外，这样做并不能改变什么。而且也不能肯定，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会因美国逆差缩减而得以缓解。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巨额的中美贸易逆差会长期存在，而针对单一行业的贸易政策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为了应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中国出口行业应该对其产品价值链进行升级。重工业起飞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不过，中国不应该为此放弃轻工业。中国经济规模之大，足以兼顾二者的发展。大量投资于像连接内陆省份与海港的货运铁路专线这样的项目，将是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