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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劳动者》周刊创办于广东早期党组织破土欲出之际，此时正值五四运动后各新思想争鸣时期，基于对马克思主义部分观点的认同和传播，广东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开展了密切合作，《劳动者》应运而生。随着中共建党思想的日趋成熟，尤其是陈独秀南下广州后，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严重分歧，被无政府主义者掌握的《劳动者》已变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乃至广东建党的一大障碍。陈独秀在广东建党后，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从思想到组织彻底决裂，遂致《劳动者》停刊，退出历史舞台。《劳动者》办刊的前前后后，可窥广东建党前后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合作、分歧与决裂过程，也折射出两者不同的建党路径抉择。
【关键词】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劳动者》周刊
《劳动者》周刊是广东“共产党”在广州创办、旨在向工农劳动者进行启蒙教育、宣传工团主义的通俗刊物，由共产国际代表出资，主编、编辑和主要撰稿者均为无政府主义者。该刊于1920年10月3日创刊，1921年1月停刊，前后共出版8期。本文以《劳动者》周刊为切入点，着重考察广东建党前后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合作、分歧与决裂，剖析两者不同的建党路径抉择。
一、合作：创办之初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谭平山等在广州响应，成立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①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派米诺尔和别斯林到广州开展组织“革命局”工作，经黄凌霜引导，在当年的8、9月间，两人抵达广州。
黄凌霜是当时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初的成员之一，负责编辑并发行《劳动音》周刊。②黄凌霜将米诺尔和别斯林引荐给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区声白、刘石心等，他们均师承刘师复，长期在广州从事无政府主义宣传，并在机器和理发工人中建立了工人俱乐部及工会组织。双方短暂接触后，成立了广东“共产党”，成员有米诺尔、别斯林2名共产主义者和梁冰弦、黄鹃声、区声白、刘石心、谭祖荫、梁一余、梁雨川等7名无政府主义者。
广东“共产党”甫一成立，主要开展劳工状况调查，并面对工人从事宣传和发动工作。据刘石心回忆，“因为那时我们主要从事工人运动，因之就有出版工人刊物之必要”，③1920年10月3日，由米诺尔、别斯林出资，广东“共产党”出版《劳动者》周刊，主编梁冰弦，编辑刘石心，主要撰稿人有梁冰弦、刘石心、黄凌霜、薛剑耘、傅无闷等，出版和发行事务由梁一余负责。该刊旨在向工农劳动者进行启蒙教育、宣传工团主义。
《劳动者》周刊的创办，依赖于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和资助，同时也与上海、北京、广州正在孕育的早期共产党组织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传播。
（一）《劳动者》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互为同盟的产物
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新思潮被引入中国。广东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传播的重要地区，最早代表人物为刘师复。五四运动后，广东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十分活跃，一方面，他们对无政府主义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另一方面，已经开始注意到工农的巨大力量，并组织了各种工会组织以及工人合作社，在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中有较大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通过五四运动，由北京、上海向各地辐射的。鉴于无政府主义的广泛影响和激进倾向，再加上本身信仰尚未正式定型，中共在建党前后，将无政府主义者视为暂时的同盟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密切合作，“在北京开始组织党部时有五个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如黄凌霜等五人，而我们的同志则有李守常、罗章龙、张国焘三人；在广东的党部又为无政府党人占多数，尤其是青年团大部分为无政府主义者。”①“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陈独秀为领导人，袁振英、尉克水（山西人）和我等不少无政府主义者参加。”②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在当时被认为有积极意义，“无政府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但急进分子是很容易相信的，所以我们与之合作，并经过一时期的辩论后，他们这些先进分子都被马克思主义化了，而成为我们的同志了。”③
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也有与马克思主义者合作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需要。“当时我们认为，共产主义的世界就是无政府的世界，就是大同世界。无政府主义就是到达共产主义”，“认为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是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但到达共产主义社会，则是‘殊途同归’”，“我最赞美马克思关于‘只论目的，不论手段’的理论，这绝不是不择手段，而是最择手段，是为达到共产主义都要选择一切最好的手段”。④
此外，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作为当时的先进思潮，在广东青年知识界广受欢迎。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基于共同的师承渊源、乡情地缘以及改造社会的远大理想，虽信仰各异，但私交甚好，彼此信任，相互支持，“广东党建立前后，无政府主义分子相当活跃，记得当时有区声白、余华山、袁振英等四五人，他们常写文章在报上发表，遇节日还散发传单以宣传它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他们初时和我们一些党员来往很密切，什么事都有谈。”⑤
正因如此，当共产国际代表到广东寻找人选组建“革命局”时，才听从黄凌霜的引荐，得到广东无政府主义者的支持和响应，《劳动者》周刊应运而生。
（二）《劳动者》与《广东群报》初创时期的相互合作与支持
《劳动者》创刊后半个多月，即1920年10月20日，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出版《广东群报》。在初创时期，《劳动者》与《广东群报》在刊物经销、稿件共享以及人员交流方面相互支持，并开展了一定程度的合作。
《劳动者》周刊每期约七、八千字，印数约二、三千册，曾由《广东群报》总经销，两者相得益彰，影响日益扩大。
《广东群报》创办之初，连载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著、区声白翻译的《互助论》，刊登了不少无政府主义者的文章。《劳动者》周刊也刊登了《湖南的俄罗斯研究会》等文章、连载列悲⑥翻译的《劳动歌》（即鲍狄埃的《国际歌》）等。由此可见，《广东群报》初创之时，还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而《劳动者》周刊也不排斥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广东群报》创办之初，主持者只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三人事务繁忙，经费捉襟见肘，再加上广东政局动荡，面临停刊的境地。此时《劳动者》周刊的主将区声白推荐人选，带来经费，给《广东群报》适时援助。“有一夜，区声白先生带了两个人来见我，一个是陈雁声，一个是陈秋霖……，并说陈炯明每月有三百元给他们，意思就是拿三百元来津贴群报。……自后秋霖和雁声便加入群报阵营”①
两报合作密切，以至于《劳动者》究竟是无政府主义亦或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后来的研究者持论不同，而当时的参与者也未下定论，据谭天度回忆，“《劳动者》是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编的，是不是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这不一定。……《广东群报》在陈独秀来广州后，曾当成党的宣传刊物，但因稿件来源问题，可能有些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也登载，后来经过斗争，才逐步不登妨碍马列主义宣传的文章。无政府主义者是曾同马克思主义者合作办刊物的，但是当组织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参加了党，便与无政府主义者分家了。”②这些观点，也反映出当时两刊界线较为模糊，壁垒尚未建立，两者仍是相互合作、互为支持的进步刊物。
（三）《劳动者》发刊词与陈独秀文章一脉相承
发刊词是刊物的灵魂，集中反映刊物的出版宗旨、奋斗目标及指导思想。《劳动者》发刊词与陈独秀的文章一脉相承。
1920年5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劳动者的觉悟》一文，阐明了“劳动创造世界”、“做工的人最有用最尊贵”的观点，“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班糊涂的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没有他们，“我们便不能生存”，“可见社会各项人，只有做工的人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他提出劳动者的觉悟应分为两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的改良，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要求做工的人自身站在国家、资本家地位”，“要求做工的人自己起来管理政治、军事、产业”，从而达到“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③。
《劳动者》发刊词，其主要思想和行文结构，与陈独秀《劳动者的觉悟》一文极其相似。发刊词一开头便问：“世界上什么人应该享有幸乐呢？是至高贵的人。什么人是至高贵的呢？是至有用的人”。这些人不是“总统督军”，不是“乡下的绅士”，也不是“商店的头家、工厂的东主”，而是“只有做工的人”。并提出劳动运动的两个过程：“第一是改进生活景况的运动，第二是改革生产制度的运动”，④几乎都脱胎于陈独秀前文的观点。
（四）《劳动者》对马克思主义部分观点的认同和传播
《劳动者》周刊的诞生，得益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和资助，必然要及时、准确地传达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国际、国内工农运动和革命形势。此外，《劳动者》周刊的一些主将是北京、上海等地正在孕育中的中共早期党组织的参加者，向工人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必然成为该刊宣传的重要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传播。
《劳动者》创办初期，联系广东境内工人的处境，反复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剩余价值的思想，号召工人推翻现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第二、三、四、五号上接连发表了对广州机器工人、鞋业工人状况等多篇调查报告，指出要实现工农群众的正当愿望，“根本的解决办法，只有平民振起，由农夫劳动者的组合，把一切政治机关推翻，把一切金钱组织推倒，实行共产主义去！”⑤
《劳动者》及时介绍了苏俄新制度和十月革命的经验，赞扬俄国革命，鼓励中国工人阶级走苏俄道路。在《解决粤战之劳工的运动》一文中，作者分析了欧战停止的原因在于革命，并指出这也是中国工人应该走的道路，“必待俄罗斯劳动者动手革命，则一朝之间，不能停、不可停之欧战，遂不能不宣告停止。劳动者解决斗争之潜势力，其大如此。①旗帜鲜明地赞同列宁有关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又制止战争的观点。《劳动者》第三号刊登《劳农政府之土地政策》，“列宁氏近在某地演说云，俄国为农业之国，欲求贯彻共产主义，非以原有之农业变成工业式的农业不可。欲使旧式的农业变成工业式的农业，又非用机械，使农夫变为工人。换言之，即非实行大农业主义不可。”②这是列宁1920年10月2日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劳动者》第三号的出版时间为10月17日，如此迅速而准确地传达列宁的讲话要点，应该出自共产国际代表的授意。
《劳动者》从创刊到终刊，用大量的篇幅报道了国内、国际的工人运动，号召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这些言论已经初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重要意义。
《劳动者》周刊在第二、四、五、六号上连载列悲翻译的《劳动歌》，首次向国内介绍了后来广为传唱的欧仁·鲍狄埃《国际歌》原始歌词。该歌被誉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歌，《劳动者》第一次全文翻译，尽管译文与今天看到的差异较大，但给中国工人阶级的影响和教育作用不可磨灭。
综上，《劳动者》周刊创办于广东早期党组织破土欲出之际，此时，中共建党领袖以及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还处在对各家社会主义流派的学习和鉴别时期，一时还难以辨清真假社会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都曾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各地成立共产党小组时，也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劳动者》周刊的创办得益于共产国际的支持和资助；其能够立足且扩大影响，得力于广东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积极合作；而这种合作又是基于其对马克思主义部分观点的认同和传播。
二、分歧：办刊之中
《劳动者》从创刊到停刊，共出版8期，办刊时间不长，除中间断续脱刊一个半月，实际存在的时间不足两个月。在此前后，北京、上海等地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早期党组织。广东是无政府主义影响最广的地区，在党组织建立前后，这种分歧不可避免地辐射到《劳动者》办刊过程之中。 （一）中共建党理念日趋明朗，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阵营分化
1920年6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筹备建立共产党组织，起草党纲十余条，提出“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③此后，上海党小组成员在《新青年》、《共产党》上发表文章，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批驳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反对一切强权和国家的观点，明确指出：“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④上海党小组制定《中国共产党宣言》，比较系统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提出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废除旧的国家机器，消灭阶级，号召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 政。⑤
11月，北京党小组内产生意见分歧，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主张自由的联合，反对党的纪律，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经过争论，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组织。
经过上述斗争，中共建党理念渐趋明确，许多进步青年抛弃了无政府主义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各地共产党小组的无政府主义者退出，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阵营分化。
（二）陈独秀、谭平山等在广东建党，与无政府主义者产生严重分歧
在广东，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一度合作，宣传社会主义，但是无政府主义倡导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毕竟有本质的区别。①早在米诺尔、别斯林和无政府主义者共同成立广东“共产党”时，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就认为“共产党虽然成立了，但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由于观点不一致，谭平山等没有参加这个小组。②
1920年11月，谭平山等发起的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接纳了由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建立的互助团。由于两者信仰不一致，往往在工作中难以达成共识。区声白等想把青年团无政府主义化，“开会时他们总是暗自先开个会讨论问题，不是从共产主义ABC起，而是从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谈论起”，“每一次开会均有争论，并且有时甚至动武，组织上表现得十分冲突”。③甚至在工人当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时，两者也公开冲突。佛山理发工会开幕时，“陈公博首先讲话，大意是号召工人们团结友爱，努力奋斗，夺取政权。无政府主义者李云龙随即表示反对，说有政府就是对工人的压迫，宣传无政府，反对工人掌握政权”，“最后，谭平山讲话，其大意指出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神仙主义’（意思是一种幻想）……工人阶级要夺取政权，才能不受压迫，只有到全世界无产阶级都掌握了政府，全世界都无国界时，才是真正的无政府时代。马克思主义者斗争取得了胜利。”④
1920年12月，陈独秀到达广州，出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行前，陈独秀征询李大钊意见，两人均认为既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带到广东去，又可以在广东发动共产主义组织。此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到了广东。⑤“陈独秀来广东前曾和苏联代表协议，要在中国建立和发展共产党”，“那时由北大回到广东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陈达材、胡琼、区声白、梁绍文、麦应昌等人，都是陈独秀的学生”。⑥陈独秀到广州后，即约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商谈建党事宜。陈独秀对他们说：现孙中山在广东建立政府，正是开展民主运动的好机会；为使民众运动获得发展，必须像北京上海那样，建立共产主义者的组织。谭平山等同意陈独秀的意见，认为今天“实在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组织，以宣传和组织民众，为振兴中华做出努力”。⑦
陈独秀要建立真正的共产党，明确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他希望争取广东的无政府主义者，遂与广东“共产党”的成员联系，研究党的组织问题，还将起草的“党纲”提交他们讨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在“党纲”里写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条文。陈独秀认为这一问题不能让步，“如果你们合作就加入共产党，不再讲无政府主义了”；而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他们的基本观点相悖，主张反对一切强权。双方“进行论争，相当剧烈”，⑧产生了严重分歧，“陈独秀当时与梁冰弦、区声白等人是有往来的，但在组织共产党时，就说明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党组织不给他们参加，共产党组织内部的情况也不给他们知道。”①
（三）《劳动者》周刊继续宣传无政府主义，加速了阵营分裂
就在陈独秀到达广州前后，即1920年12月到1921年1月，《劳动者》周刊出版了第六、七、八号，无政府主义倾向更加明显。
鼓吹工团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劳动者》第六号刊登《罢工的意义》极具代表性，作者按照罢工目的的不同，将罢工运动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工联主义的罢工；第二种是政治运动的罢工；第三种是工团主义的罢工”，作者鼓吹进行“工团主义的罢工”，反对“政治运动的罢工”，“第三种的罢工呢？就是工团主义者要改革社会制度的罢工。工人要求生活改善，第一步自然是由工联主义从局部着手的，不从片片断断的做去，决无有真正完满之时。从第二种向政治方面去活动，更加是不中用的。因此就不能不达到第三种运动，彻首彻尾的要求社会上政治经济一切的革新了”，“工团主义的罢工，才是最有价值的罢工。至于假借政治，希望达到另一方面胜利的罢工，这是全不正当的”，最后作者呼吁，“用工团主义去鼓吹社会根本的改革”。②
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自由联合。《劳动者》介绍国内国际劳工运动的状况和趋势，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但对于如何铲除阶级对立，却只能要求工人“也不能徒然怨人，要知道自己确有许多弱点，救命的方法，惟有起来奋斗”，③“全国各业的劳动者，都要协同一致，停止工作，不再似受雇主的工作。那时的资本制度马上就要瓦解。”④
提倡个人绝对自由，反对组织纪律约束。《劳动者》在生活上主张废除传统旧道德，提倡个人绝对自由，认为劳动是消除阶级压迫、实现平等的途经，互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工人的权利包括了“应该享有完全的自由”， “除应当做工之外，还有时候娱乐、修养、求知识进步”，“恢复应有的权利，自然要上经济革命的道路”⑤。他们勾画的理想社会是：“五金的工人，可以入五金的工厂，自由管理，自由操作。农作的农夫，可以自由使用田土，自由生产谷物，自由去把他分配享用。一切土田矿山房屋工厂和能够帮助生产的器具，都是公共的。一切生产物，也是公共的，这就是工团主义罢工的总目的呵”。⑥梁冰弦在第八号发表《原来只是什么一回事》，同样描述了一种“无命令、无权利、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社会，农夫自由耕种，工人掌管工厂，老百姓自治机关代替官老爷的衙门，士兵取代司令官，工厂劳动产品送到公关机构去分给大众，厂主成为“我们的工作朋友”。⑦ 此外，《劳动者》周刊第七、八号上扩大无政府主义宣传，连续刊登《重印<克鲁泡特金的思想>通告》，联络人为北京大学的陈德荣和黄兼生（即黄凌霜）。两人都是广东籍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此时已退出了北京党小组。
《劳动者》周刊后期宣传的无政府主义内容，显然与陈独秀、谭平山等人的建党理念背离，已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乃至广东中共建党的障碍，从而加速了广东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
三、决裂：终至停刊
陈独秀到达广州后，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分歧加剧并最终决裂，由无政府主义者主持的《劳动者》周刊于1921年1月停刊。
在广州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明确其任务是发动社会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陈独秀南下的重要使命。初到广州，他立即着手建党事宜，一方面与谭平山等人积极筹备建立党小组，打下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展开撰文和演说，扫清思想障碍。
1921年1月，陈独秀在广东省公立政法学院演讲《社会主义批评》，对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作了剖析，在谈到无政府主义时，着重指出：无政府主义者宣扬的个人或小团体的“绝对自由”，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是行不通的。“无政府主义要保护人人绝对自由，不许少数压多数，也不许多数压少数”，“要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这是不易的道理”，“无政府主义者用这种没有强制力的自由联合来应付最复杂的近代经济问题，试问怎能使中国底农业工业成为社会化？”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在政治上立即废除国家法律，在经济上绝对的自由联合，“都是走不通的路”。①区声白随后在《广东群报》发表《致陈独秀先生书》，反对陈独秀的观点。一场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在广州展开。经过三个来回的辩驳，陈独秀在革命道路、生产与分配、阶级斗争、社会组织、国家政权等方面，对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区分，也明确了广东中共建党的指导思想。
在思想上划清了与无政府主义界线的同时，陈独秀并未放弃对无政府主义者的争取，但努力无果，终至决裂。“1921年（哪一月记不清），陈独秀、谭平山等曾在广州永汉北光光二楼上举行会议，无政府主义者黄尊生、区声白、梁冰弦、黄凌霜、谭祖荫和袁振英都参加了（当时刘石心说他不能用英文会话没有参加），会议大家多用英文会话，还有一两个俄国人一起讨论。陈独秀主张大家合作，希望结成统一战线，不要分开，但梁冰弦等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因此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合作，便最后分裂了。”②思想决裂的直接后果是《劳动者》周刊于1921年1月停刊。“此后，俄国人就不再找我们，我们也不去找他们。《劳动者》因缺乏经费也只好停刊”。③
继思想上的决裂后，组织上也进行了彻底决裂。1921年春，在陈独秀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广东共产党小组，由陈独秀任书记，成员有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以及米诺尔、别斯林，新成立的广东共产党小组以《广东群报》为机关报，④无政府主义者全部退出了广东党组织。
结 语
《劳动者》周刊创办于广东早期党组织破土欲出之际，此时正值五四运动后各新思想争鸣时期，基于对马克思主义部分观点的认同和传播，广东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开展了密切合作，《劳动者》应运而生。随着中共建党思想的日趋成熟，尤其是陈独秀南下广州后，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严重分歧，被无政府主义者掌握的《劳动者》已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乃至广东建党的一大障碍。陈独秀在广东建党后，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在思想和组织上彻底决裂，遂致《劳动者》停刊，退出历史舞台。《劳动者》办刊的前前后后，可窥广东建党前后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合作、分歧与决裂过程，也折射出两者不同的建党路径抉择。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关键词】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劳动者》周刊
《劳动者》周刊是广东“共产党”在广州创办、旨在向工农劳动者进行启蒙教育、宣传工团主义的通俗刊物，由共产国际代表出资，主编、编辑和主要撰稿者均为无政府主义者。该刊于1920年10月3日创刊，1921年1月停刊，前后共出版8期。本文以《劳动者》周刊为切入点，着重考察广东建党前后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合作、分歧与决裂，剖析两者不同的建党路径抉择。
一、合作：创办之初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谭平山等在广州响应，成立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①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派米诺尔和别斯林到广州开展组织“革命局”工作，经黄凌霜引导，在当年的8、9月间，两人抵达广州。
黄凌霜是当时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初的成员之一，负责编辑并发行《劳动音》周刊。②黄凌霜将米诺尔和别斯林引荐给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区声白、刘石心等，他们均师承刘师复，长期在广州从事无政府主义宣传，并在机器和理发工人中建立了工人俱乐部及工会组织。双方短暂接触后，成立了广东“共产党”，成员有米诺尔、别斯林2名共产主义者和梁冰弦、黄鹃声、区声白、刘石心、谭祖荫、梁一余、梁雨川等7名无政府主义者。
广东“共产党”甫一成立，主要开展劳工状况调查，并面对工人从事宣传和发动工作。据刘石心回忆，“因为那时我们主要从事工人运动，因之就有出版工人刊物之必要”，③1920年10月3日，由米诺尔、别斯林出资，广东“共产党”出版《劳动者》周刊，主编梁冰弦，编辑刘石心，主要撰稿人有梁冰弦、刘石心、黄凌霜、薛剑耘、傅无闷等，出版和发行事务由梁一余负责。该刊旨在向工农劳动者进行启蒙教育、宣传工团主义。
《劳动者》周刊的创办，依赖于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和资助，同时也与上海、北京、广州正在孕育的早期共产党组织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传播。
（一）《劳动者》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互为同盟的产物
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新思潮被引入中国。广东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传播的重要地区，最早代表人物为刘师复。五四运动后，广东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十分活跃，一方面，他们对无政府主义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另一方面，已经开始注意到工农的巨大力量，并组织了各种工会组织以及工人合作社，在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中有较大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通过五四运动，由北京、上海向各地辐射的。鉴于无政府主义的广泛影响和激进倾向，再加上本身信仰尚未正式定型，中共在建党前后，将无政府主义者视为暂时的同盟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密切合作，“在北京开始组织党部时有五个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如黄凌霜等五人，而我们的同志则有李守常、罗章龙、张国焘三人；在广东的党部又为无政府党人占多数，尤其是青年团大部分为无政府主义者。”①“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陈独秀为领导人，袁振英、尉克水（山西人）和我等不少无政府主义者参加。”②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在当时被认为有积极意义，“无政府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但急进分子是很容易相信的，所以我们与之合作，并经过一时期的辩论后，他们这些先进分子都被马克思主义化了，而成为我们的同志了。”③
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也有与马克思主义者合作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需要。“当时我们认为，共产主义的世界就是无政府的世界，就是大同世界。无政府主义就是到达共产主义”，“认为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是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但到达共产主义社会，则是‘殊途同归’”，“我最赞美马克思关于‘只论目的，不论手段’的理论，这绝不是不择手段，而是最择手段，是为达到共产主义都要选择一切最好的手段”。④
此外，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作为当时的先进思潮，在广东青年知识界广受欢迎。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基于共同的师承渊源、乡情地缘以及改造社会的远大理想，虽信仰各异，但私交甚好，彼此信任，相互支持，“广东党建立前后，无政府主义分子相当活跃，记得当时有区声白、余华山、袁振英等四五人，他们常写文章在报上发表，遇节日还散发传单以宣传它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他们初时和我们一些党员来往很密切，什么事都有谈。”⑤
正因如此，当共产国际代表到广东寻找人选组建“革命局”时，才听从黄凌霜的引荐，得到广东无政府主义者的支持和响应，《劳动者》周刊应运而生。
（二）《劳动者》与《广东群报》初创时期的相互合作与支持
《劳动者》创刊后半个多月，即1920年10月20日，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出版《广东群报》。在初创时期，《劳动者》与《广东群报》在刊物经销、稿件共享以及人员交流方面相互支持，并开展了一定程度的合作。
《劳动者》周刊每期约七、八千字，印数约二、三千册，曾由《广东群报》总经销，两者相得益彰，影响日益扩大。
《广东群报》创办之初，连载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著、区声白翻译的《互助论》，刊登了不少无政府主义者的文章。《劳动者》周刊也刊登了《湖南的俄罗斯研究会》等文章、连载列悲⑥翻译的《劳动歌》（即鲍狄埃的《国际歌》）等。由此可见，《广东群报》初创之时，还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而《劳动者》周刊也不排斥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广东群报》创办之初，主持者只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三人事务繁忙，经费捉襟见肘，再加上广东政局动荡，面临停刊的境地。此时《劳动者》周刊的主将区声白推荐人选，带来经费，给《广东群报》适时援助。“有一夜，区声白先生带了两个人来见我，一个是陈雁声，一个是陈秋霖……，并说陈炯明每月有三百元给他们，意思就是拿三百元来津贴群报。……自后秋霖和雁声便加入群报阵营”①
两报合作密切，以至于《劳动者》究竟是无政府主义亦或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后来的研究者持论不同，而当时的参与者也未下定论，据谭天度回忆，“《劳动者》是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编的，是不是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这不一定。……《广东群报》在陈独秀来广州后，曾当成党的宣传刊物，但因稿件来源问题，可能有些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也登载，后来经过斗争，才逐步不登妨碍马列主义宣传的文章。无政府主义者是曾同马克思主义者合作办刊物的，但是当组织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参加了党，便与无政府主义者分家了。”②这些观点，也反映出当时两刊界线较为模糊，壁垒尚未建立，两者仍是相互合作、互为支持的进步刊物。
（三）《劳动者》发刊词与陈独秀文章一脉相承
发刊词是刊物的灵魂，集中反映刊物的出版宗旨、奋斗目标及指导思想。《劳动者》发刊词与陈独秀的文章一脉相承。
1920年5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劳动者的觉悟》一文，阐明了“劳动创造世界”、“做工的人最有用最尊贵”的观点，“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班糊涂的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没有他们，“我们便不能生存”，“可见社会各项人，只有做工的人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他提出劳动者的觉悟应分为两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的改良，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要求做工的人自身站在国家、资本家地位”，“要求做工的人自己起来管理政治、军事、产业”，从而达到“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③。
《劳动者》发刊词，其主要思想和行文结构，与陈独秀《劳动者的觉悟》一文极其相似。发刊词一开头便问：“世界上什么人应该享有幸乐呢？是至高贵的人。什么人是至高贵的呢？是至有用的人”。这些人不是“总统督军”，不是“乡下的绅士”，也不是“商店的头家、工厂的东主”，而是“只有做工的人”。并提出劳动运动的两个过程：“第一是改进生活景况的运动，第二是改革生产制度的运动”，④几乎都脱胎于陈独秀前文的观点。
（四）《劳动者》对马克思主义部分观点的认同和传播
《劳动者》周刊的诞生，得益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和资助，必然要及时、准确地传达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国际、国内工农运动和革命形势。此外，《劳动者》周刊的一些主将是北京、上海等地正在孕育中的中共早期党组织的参加者，向工人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必然成为该刊宣传的重要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传播。
《劳动者》创办初期，联系广东境内工人的处境，反复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剩余价值的思想，号召工人推翻现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第二、三、四、五号上接连发表了对广州机器工人、鞋业工人状况等多篇调查报告，指出要实现工农群众的正当愿望，“根本的解决办法，只有平民振起，由农夫劳动者的组合，把一切政治机关推翻，把一切金钱组织推倒，实行共产主义去！”⑤
《劳动者》及时介绍了苏俄新制度和十月革命的经验，赞扬俄国革命，鼓励中国工人阶级走苏俄道路。在《解决粤战之劳工的运动》一文中，作者分析了欧战停止的原因在于革命，并指出这也是中国工人应该走的道路，“必待俄罗斯劳动者动手革命，则一朝之间，不能停、不可停之欧战，遂不能不宣告停止。劳动者解决斗争之潜势力，其大如此。①旗帜鲜明地赞同列宁有关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又制止战争的观点。《劳动者》第三号刊登《劳农政府之土地政策》，“列宁氏近在某地演说云，俄国为农业之国，欲求贯彻共产主义，非以原有之农业变成工业式的农业不可。欲使旧式的农业变成工业式的农业，又非用机械，使农夫变为工人。换言之，即非实行大农业主义不可。”②这是列宁1920年10月2日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劳动者》第三号的出版时间为10月17日，如此迅速而准确地传达列宁的讲话要点，应该出自共产国际代表的授意。
《劳动者》从创刊到终刊，用大量的篇幅报道了国内、国际的工人运动，号召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这些言论已经初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重要意义。
《劳动者》周刊在第二、四、五、六号上连载列悲翻译的《劳动歌》，首次向国内介绍了后来广为传唱的欧仁·鲍狄埃《国际歌》原始歌词。该歌被誉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歌，《劳动者》第一次全文翻译，尽管译文与今天看到的差异较大，但给中国工人阶级的影响和教育作用不可磨灭。
综上，《劳动者》周刊创办于广东早期党组织破土欲出之际，此时，中共建党领袖以及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还处在对各家社会主义流派的学习和鉴别时期，一时还难以辨清真假社会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都曾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各地成立共产党小组时，也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劳动者》周刊的创办得益于共产国际的支持和资助；其能够立足且扩大影响，得力于广东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积极合作；而这种合作又是基于其对马克思主义部分观点的认同和传播。
二、分歧：办刊之中
《劳动者》从创刊到停刊，共出版8期，办刊时间不长，除中间断续脱刊一个半月，实际存在的时间不足两个月。在此前后，北京、上海等地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早期党组织。广东是无政府主义影响最广的地区，在党组织建立前后，这种分歧不可避免地辐射到《劳动者》办刊过程之中。 （一）中共建党理念日趋明朗，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阵营分化
1920年6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筹备建立共产党组织，起草党纲十余条，提出“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③此后，上海党小组成员在《新青年》、《共产党》上发表文章，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批驳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反对一切强权和国家的观点，明确指出：“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④上海党小组制定《中国共产党宣言》，比较系统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提出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废除旧的国家机器，消灭阶级，号召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 政。⑤
11月，北京党小组内产生意见分歧，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主张自由的联合，反对党的纪律，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经过争论，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组织。
经过上述斗争，中共建党理念渐趋明确，许多进步青年抛弃了无政府主义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各地共产党小组的无政府主义者退出，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阵营分化。
（二）陈独秀、谭平山等在广东建党，与无政府主义者产生严重分歧
在广东，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一度合作，宣传社会主义，但是无政府主义倡导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毕竟有本质的区别。①早在米诺尔、别斯林和无政府主义者共同成立广东“共产党”时，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就认为“共产党虽然成立了，但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由于观点不一致，谭平山等没有参加这个小组。②
1920年11月，谭平山等发起的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接纳了由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建立的互助团。由于两者信仰不一致，往往在工作中难以达成共识。区声白等想把青年团无政府主义化，“开会时他们总是暗自先开个会讨论问题，不是从共产主义ABC起，而是从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谈论起”，“每一次开会均有争论，并且有时甚至动武，组织上表现得十分冲突”。③甚至在工人当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时，两者也公开冲突。佛山理发工会开幕时，“陈公博首先讲话，大意是号召工人们团结友爱，努力奋斗，夺取政权。无政府主义者李云龙随即表示反对，说有政府就是对工人的压迫，宣传无政府，反对工人掌握政权”，“最后，谭平山讲话，其大意指出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神仙主义’（意思是一种幻想）……工人阶级要夺取政权，才能不受压迫，只有到全世界无产阶级都掌握了政府，全世界都无国界时，才是真正的无政府时代。马克思主义者斗争取得了胜利。”④
1920年12月，陈独秀到达广州，出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行前，陈独秀征询李大钊意见，两人均认为既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带到广东去，又可以在广东发动共产主义组织。此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到了广东。⑤“陈独秀来广东前曾和苏联代表协议，要在中国建立和发展共产党”，“那时由北大回到广东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陈达材、胡琼、区声白、梁绍文、麦应昌等人，都是陈独秀的学生”。⑥陈独秀到广州后，即约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商谈建党事宜。陈独秀对他们说：现孙中山在广东建立政府，正是开展民主运动的好机会；为使民众运动获得发展，必须像北京上海那样，建立共产主义者的组织。谭平山等同意陈独秀的意见，认为今天“实在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组织，以宣传和组织民众，为振兴中华做出努力”。⑦
陈独秀要建立真正的共产党，明确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他希望争取广东的无政府主义者，遂与广东“共产党”的成员联系，研究党的组织问题，还将起草的“党纲”提交他们讨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在“党纲”里写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条文。陈独秀认为这一问题不能让步，“如果你们合作就加入共产党，不再讲无政府主义了”；而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他们的基本观点相悖，主张反对一切强权。双方“进行论争，相当剧烈”，⑧产生了严重分歧，“陈独秀当时与梁冰弦、区声白等人是有往来的，但在组织共产党时，就说明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党组织不给他们参加，共产党组织内部的情况也不给他们知道。”①
（三）《劳动者》周刊继续宣传无政府主义，加速了阵营分裂
就在陈独秀到达广州前后，即1920年12月到1921年1月，《劳动者》周刊出版了第六、七、八号，无政府主义倾向更加明显。
鼓吹工团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劳动者》第六号刊登《罢工的意义》极具代表性，作者按照罢工目的的不同，将罢工运动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工联主义的罢工；第二种是政治运动的罢工；第三种是工团主义的罢工”，作者鼓吹进行“工团主义的罢工”，反对“政治运动的罢工”，“第三种的罢工呢？就是工团主义者要改革社会制度的罢工。工人要求生活改善，第一步自然是由工联主义从局部着手的，不从片片断断的做去，决无有真正完满之时。从第二种向政治方面去活动，更加是不中用的。因此就不能不达到第三种运动，彻首彻尾的要求社会上政治经济一切的革新了”，“工团主义的罢工，才是最有价值的罢工。至于假借政治，希望达到另一方面胜利的罢工，这是全不正当的”，最后作者呼吁，“用工团主义去鼓吹社会根本的改革”。②
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自由联合。《劳动者》介绍国内国际劳工运动的状况和趋势，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但对于如何铲除阶级对立，却只能要求工人“也不能徒然怨人，要知道自己确有许多弱点，救命的方法，惟有起来奋斗”，③“全国各业的劳动者，都要协同一致，停止工作，不再似受雇主的工作。那时的资本制度马上就要瓦解。”④
提倡个人绝对自由，反对组织纪律约束。《劳动者》在生活上主张废除传统旧道德，提倡个人绝对自由，认为劳动是消除阶级压迫、实现平等的途经，互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工人的权利包括了“应该享有完全的自由”， “除应当做工之外，还有时候娱乐、修养、求知识进步”，“恢复应有的权利，自然要上经济革命的道路”⑤。他们勾画的理想社会是：“五金的工人，可以入五金的工厂，自由管理，自由操作。农作的农夫，可以自由使用田土，自由生产谷物，自由去把他分配享用。一切土田矿山房屋工厂和能够帮助生产的器具，都是公共的。一切生产物，也是公共的，这就是工团主义罢工的总目的呵”。⑥梁冰弦在第八号发表《原来只是什么一回事》，同样描述了一种“无命令、无权利、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社会，农夫自由耕种，工人掌管工厂，老百姓自治机关代替官老爷的衙门，士兵取代司令官，工厂劳动产品送到公关机构去分给大众，厂主成为“我们的工作朋友”。⑦ 此外，《劳动者》周刊第七、八号上扩大无政府主义宣传，连续刊登《重印<克鲁泡特金的思想>通告》，联络人为北京大学的陈德荣和黄兼生（即黄凌霜）。两人都是广东籍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此时已退出了北京党小组。
《劳动者》周刊后期宣传的无政府主义内容，显然与陈独秀、谭平山等人的建党理念背离，已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乃至广东中共建党的障碍，从而加速了广东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
三、决裂：终至停刊
陈独秀到达广州后，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分歧加剧并最终决裂，由无政府主义者主持的《劳动者》周刊于1921年1月停刊。
在广州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明确其任务是发动社会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陈独秀南下的重要使命。初到广州，他立即着手建党事宜，一方面与谭平山等人积极筹备建立党小组，打下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展开撰文和演说，扫清思想障碍。
1921年1月，陈独秀在广东省公立政法学院演讲《社会主义批评》，对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作了剖析，在谈到无政府主义时，着重指出：无政府主义者宣扬的个人或小团体的“绝对自由”，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是行不通的。“无政府主义要保护人人绝对自由，不许少数压多数，也不许多数压少数”，“要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这是不易的道理”，“无政府主义者用这种没有强制力的自由联合来应付最复杂的近代经济问题，试问怎能使中国底农业工业成为社会化？”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在政治上立即废除国家法律，在经济上绝对的自由联合，“都是走不通的路”。①区声白随后在《广东群报》发表《致陈独秀先生书》，反对陈独秀的观点。一场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在广州展开。经过三个来回的辩驳，陈独秀在革命道路、生产与分配、阶级斗争、社会组织、国家政权等方面，对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区分，也明确了广东中共建党的指导思想。
在思想上划清了与无政府主义界线的同时，陈独秀并未放弃对无政府主义者的争取，但努力无果，终至决裂。“1921年（哪一月记不清），陈独秀、谭平山等曾在广州永汉北光光二楼上举行会议，无政府主义者黄尊生、区声白、梁冰弦、黄凌霜、谭祖荫和袁振英都参加了（当时刘石心说他不能用英文会话没有参加），会议大家多用英文会话，还有一两个俄国人一起讨论。陈独秀主张大家合作，希望结成统一战线，不要分开，但梁冰弦等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因此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合作，便最后分裂了。”②思想决裂的直接后果是《劳动者》周刊于1921年1月停刊。“此后，俄国人就不再找我们，我们也不去找他们。《劳动者》因缺乏经费也只好停刊”。③
继思想上的决裂后，组织上也进行了彻底决裂。1921年春，在陈独秀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广东共产党小组，由陈独秀任书记，成员有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以及米诺尔、别斯林，新成立的广东共产党小组以《广东群报》为机关报，④无政府主义者全部退出了广东党组织。
结 语
《劳动者》周刊创办于广东早期党组织破土欲出之际，此时正值五四运动后各新思想争鸣时期，基于对马克思主义部分观点的认同和传播，广东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开展了密切合作，《劳动者》应运而生。随着中共建党思想的日趋成熟，尤其是陈独秀南下广州后，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严重分歧，被无政府主义者掌握的《劳动者》已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乃至广东建党的一大障碍。陈独秀在广东建党后，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在思想和组织上彻底决裂，遂致《劳动者》停刊，退出历史舞台。《劳动者》办刊的前前后后，可窥广东建党前后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合作、分歧与决裂过程，也折射出两者不同的建党路径抉择。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