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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A）曾举办“中国古代绘画名品展”，让西方观众大饱眼福，造成轰动。今年大英博物馆继续在4月隆重推出“中国绘画集萃：长江行旅”展览（Gems of Chinesepainting：a voyage along theYangzi River）和6月开幕的“女史箴图与敦煌佛画”限时特展，以庆祝馆内中国书画展厅的建立。不同于V&A的展作是向外商借，这两场展览的展品皆是来自于大英馆方自身的典藏，显示出博物馆内中国绘画收藏的百年历史轨迹。
此次主题在馆方策展人史明理（clarissa von Spee）博士的规划下，聚焦于自然景观优美且人文荟萃又物产繁华的江南地区，涵盖南京、杭州、宁波、苏州、扬州、常州、上海和龙泉等地。绘画展品共有30余件，历时从唐宋至明清数朝，内容包括人物、花鸟和山水画题。另外亦展出了数件陶瓷器物，以凸显不同媒材间的美学联系。尤其是睽违数年不见的传顾恺之（约345-406年）所作的《女史箴图》，再次重现于世人面前，更是令不少中国书画爱好者欢欣鼓舞。
宋元佳作登场
公元1138年，宋高宗（1107-1187年）从建康（南京）撤迁并定都临安（杭州）。此举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更掀起了文艺创作的高潮。当时任职宫廷画家的马和之（约1131-1162年），其作《诗经·陈风》一图，内容和形式上展现出个人风格而又富皇家美感。此作采用图文并置的古风手法，以《诗经》为描绘主题，试图传达政治上的道德寓意。此画共有10幅段落，皆由马氏绘制并附有帝王书法。尤其画家“马蝗描”的笔墨表现，用笔起幅不相连属，将人物与风景造型赋予灵活生动的韵味，极具高古朴拙的趣味。
除了杭州之外，在宋元两朝之际，宁波亦是当时著名的通商口岸，吸引着众多国内外民众云集此处，而成为中国对外交流的重镇之一。其中尤以日本和韩国两地人士的行旅往来，最受到世人的关注。展作之一题识于元至正五年（1345年）却无作者款的《第十三罗汉因揭陀》，便可说明中国与东亚之间密切的艺术联系。此作应属十八罗汉系列画里的其中一幅，画内人物厚眉大眼高鼻蓄胡，貌若印度高僧。其衣纹线条流畅，敷色重彩妍丽。然而这些主题多样且制作精美的佛画，因不受到中国传统绘画品评的青睐，而很少在本土存留下来，反倒是在日本藏有许多佳作，成为其中世佛画制作上的典范。
此外，在展品中还有一件元代的《乾坤生意》手卷，包含多种昆虫动物和花卉草蔬的描绘，像蚂蚁在地面上拖拾食物、花丛间蝴蝶曼妙飞舞和蜻蜓展翅飞翔等皆传递出万物生意盎然的气息，但躲在花叶后等待出击掠食的蟾蜍和螳螂捕蝉的景象，却也诉说着自然界的残酷无情。画作署名为谢楚芳（约14世纪），其生平不为人所知，推估应是属于毗陵（常州）地区的画家。此画设色鲜艳，笔触讲究，配合着画家赠词和卷尾题跋，将宋画的宫廷画院风格和文人意趣加以融和，达到一种美感平衡的效果。
明清精品不断
在晚期道释人物画方面，可以明代尤求（活动于1553—1583年）的《葛洪移居》为代表。尤氏生活于苏州地区，善画白描人物，画风受到仇英（约1494-1552年）的影响甚大。此作主题是叙述晋代葛洪（283-343年）移居至广东罗浮山修道一事。不同于过往画家多以立轴表现出崇山峻岭的隐居避世之景，尤求此画却以手卷形式撷取葛洪一行人在路途上的情景，并专注于各个角色和物品的细部描绘。观者可见主角手持藤鞭骑坐驴上，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数名僮仆却背负家具用品，前仆后继地紧紧跟随。尽管尤求以白描手法绘制宗教人物故实，但整幅图画却传达出一股世俗趣味，印证了当时苏州画坛上雅俗杂合的艺文美学。
明末清初之际，活动于南京附近的福建籍画家曾鲸（1568-1650年），以其精湛特殊的肖像绘画风格，影响当时和后世的人物画家甚巨，而遂有“波臣派”之称。此画派强调面相的深浅明暗，有着“如镜取影，妙得神情”的特征。这股风潮不仅受到民间大众的喜爱，许多艺文宗教人上亦相继跟从，纷纷想藉此表现手法来彰显其个人特有的形象。例如展作中一幅无款的《高僧顶像》，画中一佛僧容貌庄严，身着袈裟，手握念珠，双脚盘膝端坐于法座之上。整幅造像充满着庄重肃穆之感，供后代法裔和信徒们膜拜瞻仰。
之后在清初扬州地区，也出现了一位重要的人物画家禹之鼎（1647-1716年）。禹氏曾任职宫廷，并以肖像绘制著称，因此当时很多官场士大夫的画像多出自于其手。他的人物描绘手法多元，兼取白描、没骨和波臣等风格，展览中便有一件传为其作的《谢安弈棋》。谢安（320-385年）是东晋的良相，在与前秦的淝水之战展开后，某日他正与客人下棋，突然部属快马送来捷报。当谢安看完书信之后，依然悠闲地继续下棋，反倒是旁人急问战事如何。殊不知谢安只悠然说道：“小儿辈大破贼”，显示其沉着冷静的大将之风。画中人物景观敷色华丽，前景描绘了传递捷报之人，而谢安却在后方园邸内，处之泰然地与客弈棋。
至18世纪时，“扬州八怪”的崛起再度引起艺坛创作的高峰。如罗聘（1733-1799年）的《王士祯与朱彝尊合像》，可属其中精品。1773年受到官员董元度（1712-1787年）的委托，罗聘绘制了早先文坛上两位重量级人士王士祯（1634-1711年）和朱彝尊（1629-1709年）的合像。王氏出身官宦世家，擅长诗文，而朱氏则博通精史，尤专词曲，时人皆把王朱两人的文才并称。在画面中，罗聘以墨色描绘两人的衣着容貌，表示人物才情雅致的形象。主角们身后的长青松柏，更凸显他们身为文坛祭酒的崇高地位。还有画幅四周的书法，多是历代文人的鉴藏题识，其文化象征和历史意义值得深究。
此外，江南地区的山水画派，在明一代就属吴派和浙派最负盛名。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吴派奠基者文徵明（1470-1559年），曾为友人绘制一幅《寒林图》。在题识中画家说明因其妻过世时，朋友曾不辞辛苦登门慰问，因此绘制此画回赠以为答谢。当时文氏年纪已过七旬，但笔墨仍旧细致老练，干笔淡墨的枯枝和皴法，忠实地传达冷峻的冬景时节。还有画中的寒林主题，不但暗喻着文人坚忍不拔的高洁身分，更彰显两人彼此的真挚友谊。此画后来曾进入清官内府收藏，上有“乾隆御览之宝”、“三希《西山草堂》，便是其精心名作。此图是唐寅为友人丁潜德所绘，主题是丁氏的简雅书房——西山草堂。在依山傍水之间，丁氏坐立于书斋中，旁边有仆童伺候，而屋外还有花卉盆景、树丛篱笆和一只野鹤，呈现出文人优游雅致的居家生活。唐寅不仅以其短笔侧锋的个性化笔触，来表现岩石的阳刚造型，更采用淡蓝渲染山岚，使得整幅作品充满着诗意情怀。画面之后还有唐寅的诗句和数十位文士与历代藏家的题识，将此手卷提升到“诗、书、画”合一的境界，具体展现苏州吴派的文人美学。 在浙派画家方面，此次亦展出不少佳作，例如朱邦（活动于1522-1566年）的《溪谷渔父》。朱邦此作描绘溪谷渔父的工作景象，是浙派流行的画题之一。其笔墨淋漓酣畅，造型生动活泼，充分表现民间市井的口常作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现今存留于世的浙派作品，多数画家款识不是被割裂删除，就是被改名换姓，而造成原创作者的真实身份扑朔迷离，难辨真假。但是近年来通过各方学者的努力，多位浙派画家的身影已逐渐现形。这次馆方也展出了几件无款浙派作品，希望藉此次展览广邀各界来找寻作者真相。
到了16世纪晚期，尽管浙、吴两派的高峰创发期已过，但其后代的画艺成就亦不可小觑。像文徵明学生侯懋功（活动于1540-1580年）的《清荫阁》便是一例。此作是侯氏为友人孙岐山所绘，以纪念在孙家“清荫阁”所举办的雅集聚会。侯氏采用吴派风格来描绘山水景物，且此卷小巧玲珑易于携带赏玩，透露出文人惬意的赏鉴生活。其后题跋的苏州文士包括文彭（1498-1573年），文嘉（1500-1582年）、彭年（1505-1566年）、黄姬水（1509-1574年）和周天球（1514-1595年）等人，都是艺文界内的吴派中坚分子。
在明末清初政治纷乱、社会动荡不安的日子里，江南画坛上掀起了一场巨变。不管是遵循古法或是独创新论，山水画的发展始终处于高峰。譬如身为大收藏家项元汴（1525-1590年）的后代，项圣谟（1597-1658年）自幼便接触到丰厚的书画藏品，使得他的画艺师法宋元，高人一等。但后来明朝步上衰亡，家道中落生活不顺的他，心境亦有着巨大的转变。天启三年（1623年）他曾绘制《秋林读书》轴，以小青绿的设色手法，描绘在山林里隐居避世的情景。就在这山川自然间，项氏以琴棋书画为伴，试图在乱世中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处。
髡残（1612-1673年）则是另一位晚明个性派画家。他自幼学习书画，明末时曾入伍从军起义抗清。明亡后便出家为僧，游居江南各地，后定居南京。髡残喜用干笔皴擦淡墨渲染，易造成山水物象的骚动感觉，反映出时局的混乱与心境的焦躁不安。康熙五年（1666年），髡残说到因为自己“向尝宿黄山，见朝夕云烟幻景、林木翳然，非人世也”，所以特地为友人绘制《山水》四幅册页，想藉由山水绘画来脱离纷乱的人世。此时艺术家的自然山川创作，已非全然对景写生，更多的是追寻自我内心盼望的理想境界。
最后，在明清的花鸟创作上，此画科已并非民间职业画家的专利，文人们也多以绘制相关的作品来抒发一己的心中感受，譬如展作之一陈继儒（1558-1639年）的《梅花》。陈氏专擅书画，是晚明著名的文士，与董其昌（1555-1636年）相交甚密。在本图中他以淡墨渲染树枝，用细笔描绘花瓣。整体构图层层有序，可谓清新脱俗意态自足。画旁的题跋是属于清初六大家之一，并以绘制花卉著称的恽寿平（1633-1690年）所作。此图流传至清中叶时，还被当时文坛要人翁方纲（1733-1818年）所亲自鉴定欣赏。
若说到善于将专业笔墨形式和文人审美内容等创作要素融和为一者，莫过于陈洪绶（1598-1652年）的作品《瓶花》。此图是画家为友人八十大寿的祝贺之作，画中描绘着大小两只瓶花：大瓶乃是透明的玻璃制品，表面附有丝巾包裹，由外观可清楚看到瓶中内含清水的插枝景象，而小瓶是由陶瓷制成，外表绘制着古风人物造型，可与其《列仙酒牌》相互对应。两瓶内皆插满菊花和红叶，表示秋节祝寿的喜庆意涵。左侧画家写有题记，说明作画缘由与祝福词语。陈氏此作有着民间吉祥装饰的趣味，但又不失文人高雅庄重的情调，是难得一见的精品。
另一幅掳获众人目光的，应该就是袁世经（约17世纪）的《游鱼》。此册共有11幅，分别展现不同种类的水生鱼虾生态。画家以工笔描绘对象，精美动人，颇具有纪录写生的性质。袁氏的生平不详，推断应来自浙江一地，善绘花鸟虫鱼等类。此作原旧藏于汉斯-斯隆爵士（Sir HansSloane，1660-1753年），在他过世之后，这件作品就跟着他另外数千件藏品，依据其遗嘱指示而全数捐赠给政府，也就是今日大英博物馆的发端，因此他可说是馆方典藏建立的奠基者。依据资料显示，斯隆爵士是在伦敦的古董商布特勒（Butler）处购得此画册。若由此推断，袁氏在完成这套作品不久之后，此作便被携至英国，一直流传于当地人士手中，至今观众都还能见到其以书本形式为装订收藏的外观。
至18世纪末时，扬州八怪已相继离世，但他们在绘画上的笔墨创新和构图奇趣，皆影响着下一代的弟子，像展品之一王素（1794-1877年）的《家禽走兽》册页便是如此。绘制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王素采用华喦（1682-1756年）的手法，以机趣天然的构思和笔法，描写各类家禽走兽，包括骆驼、猎狗、狐狸、猪豚、水牛和梅花鹿等。另外他亦描绘泛舟、骑马、读书、观瀑和小儿玩耍等人物的游憩百态。不管是动物题材或是人世活动，都十分贴近市井民众的日常生活，由此可推想其购画顾客极可能是居住于城市之中，以突显出都会的怀旧品调。
清末时长江流域内的几个重要城市相继成为通商口岸，汇聚海内外经济资源，其中尤以上海为最。而这种商业气息，亦蔓延影响绘画市场上的购藏品味。此次展出的任薰（1835-1893年）《四季花卉》屏条，便展现了此时期的特殊绘画美学。任薰以细长条幅为画心，分别绘制牡丹、红花、菊花和松树等植物来代表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变化运行。此四幅屏条若展挂于居家厅堂壁上，不仅富涵吉祥寓意，更显得主人非凡的艺术涵养。也因为精于制作此类的艺匠巧思和讨喜主题。使得任薰在上海一地名噪当时，尤其受到富商巨贾的青睐，成为海上画派的代表画家之一。
余论
近来数月，部分媒体以斗大的浮夸标题，大幅指出中国书画的真伪争议，企图哗众取宠以吸引读者的注意。但若细读这些报导内容，却可发现大多乏善可陈，仅在作品真假之间两头打转，既无详细分析真伪两方各自的立论证据，更无意探讨是否有第三种结果的可能性存在。这种情况不禁令人回想起已在二月离世的高居翰教授，身前他为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所藏《溪岸图》的真实作者一事，曾与方闻教授展开激烈的精彩辩论。此举不仅包括其他多位学者一同参与讨论，更使得中国绘画鉴定的议题蔓延全球而引起各界注意。所以在此意义之下，这次大英博物馆中国绘画展的举办，正可带给世人一个学习的大好契机。观众通过亲自审视这些古代名迹，而能去体认中国书画赏鉴的精华美感与复杂议题。
（责任编辑：李珍萍）
此次主题在馆方策展人史明理（clarissa von Spee）博士的规划下，聚焦于自然景观优美且人文荟萃又物产繁华的江南地区，涵盖南京、杭州、宁波、苏州、扬州、常州、上海和龙泉等地。绘画展品共有30余件，历时从唐宋至明清数朝，内容包括人物、花鸟和山水画题。另外亦展出了数件陶瓷器物，以凸显不同媒材间的美学联系。尤其是睽违数年不见的传顾恺之（约345-406年）所作的《女史箴图》，再次重现于世人面前，更是令不少中国书画爱好者欢欣鼓舞。
宋元佳作登场
公元1138年，宋高宗（1107-1187年）从建康（南京）撤迁并定都临安（杭州）。此举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更掀起了文艺创作的高潮。当时任职宫廷画家的马和之（约1131-1162年），其作《诗经·陈风》一图，内容和形式上展现出个人风格而又富皇家美感。此作采用图文并置的古风手法，以《诗经》为描绘主题，试图传达政治上的道德寓意。此画共有10幅段落，皆由马氏绘制并附有帝王书法。尤其画家“马蝗描”的笔墨表现，用笔起幅不相连属，将人物与风景造型赋予灵活生动的韵味，极具高古朴拙的趣味。
除了杭州之外，在宋元两朝之际，宁波亦是当时著名的通商口岸，吸引着众多国内外民众云集此处，而成为中国对外交流的重镇之一。其中尤以日本和韩国两地人士的行旅往来，最受到世人的关注。展作之一题识于元至正五年（1345年）却无作者款的《第十三罗汉因揭陀》，便可说明中国与东亚之间密切的艺术联系。此作应属十八罗汉系列画里的其中一幅，画内人物厚眉大眼高鼻蓄胡，貌若印度高僧。其衣纹线条流畅，敷色重彩妍丽。然而这些主题多样且制作精美的佛画，因不受到中国传统绘画品评的青睐，而很少在本土存留下来，反倒是在日本藏有许多佳作，成为其中世佛画制作上的典范。
此外，在展品中还有一件元代的《乾坤生意》手卷，包含多种昆虫动物和花卉草蔬的描绘，像蚂蚁在地面上拖拾食物、花丛间蝴蝶曼妙飞舞和蜻蜓展翅飞翔等皆传递出万物生意盎然的气息，但躲在花叶后等待出击掠食的蟾蜍和螳螂捕蝉的景象，却也诉说着自然界的残酷无情。画作署名为谢楚芳（约14世纪），其生平不为人所知，推估应是属于毗陵（常州）地区的画家。此画设色鲜艳，笔触讲究，配合着画家赠词和卷尾题跋，将宋画的宫廷画院风格和文人意趣加以融和，达到一种美感平衡的效果。
明清精品不断
在晚期道释人物画方面，可以明代尤求（活动于1553—1583年）的《葛洪移居》为代表。尤氏生活于苏州地区，善画白描人物，画风受到仇英（约1494-1552年）的影响甚大。此作主题是叙述晋代葛洪（283-343年）移居至广东罗浮山修道一事。不同于过往画家多以立轴表现出崇山峻岭的隐居避世之景，尤求此画却以手卷形式撷取葛洪一行人在路途上的情景，并专注于各个角色和物品的细部描绘。观者可见主角手持藤鞭骑坐驴上，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数名僮仆却背负家具用品，前仆后继地紧紧跟随。尽管尤求以白描手法绘制宗教人物故实，但整幅图画却传达出一股世俗趣味，印证了当时苏州画坛上雅俗杂合的艺文美学。
明末清初之际，活动于南京附近的福建籍画家曾鲸（1568-1650年），以其精湛特殊的肖像绘画风格，影响当时和后世的人物画家甚巨，而遂有“波臣派”之称。此画派强调面相的深浅明暗，有着“如镜取影，妙得神情”的特征。这股风潮不仅受到民间大众的喜爱，许多艺文宗教人上亦相继跟从，纷纷想藉此表现手法来彰显其个人特有的形象。例如展作中一幅无款的《高僧顶像》，画中一佛僧容貌庄严，身着袈裟，手握念珠，双脚盘膝端坐于法座之上。整幅造像充满着庄重肃穆之感，供后代法裔和信徒们膜拜瞻仰。
之后在清初扬州地区，也出现了一位重要的人物画家禹之鼎（1647-1716年）。禹氏曾任职宫廷，并以肖像绘制著称，因此当时很多官场士大夫的画像多出自于其手。他的人物描绘手法多元，兼取白描、没骨和波臣等风格，展览中便有一件传为其作的《谢安弈棋》。谢安（320-385年）是东晋的良相，在与前秦的淝水之战展开后，某日他正与客人下棋，突然部属快马送来捷报。当谢安看完书信之后，依然悠闲地继续下棋，反倒是旁人急问战事如何。殊不知谢安只悠然说道：“小儿辈大破贼”，显示其沉着冷静的大将之风。画中人物景观敷色华丽，前景描绘了传递捷报之人，而谢安却在后方园邸内，处之泰然地与客弈棋。
至18世纪时，“扬州八怪”的崛起再度引起艺坛创作的高峰。如罗聘（1733-1799年）的《王士祯与朱彝尊合像》，可属其中精品。1773年受到官员董元度（1712-1787年）的委托，罗聘绘制了早先文坛上两位重量级人士王士祯（1634-1711年）和朱彝尊（1629-1709年）的合像。王氏出身官宦世家，擅长诗文，而朱氏则博通精史，尤专词曲，时人皆把王朱两人的文才并称。在画面中，罗聘以墨色描绘两人的衣着容貌，表示人物才情雅致的形象。主角们身后的长青松柏，更凸显他们身为文坛祭酒的崇高地位。还有画幅四周的书法，多是历代文人的鉴藏题识，其文化象征和历史意义值得深究。
此外，江南地区的山水画派，在明一代就属吴派和浙派最负盛名。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吴派奠基者文徵明（1470-1559年），曾为友人绘制一幅《寒林图》。在题识中画家说明因其妻过世时，朋友曾不辞辛苦登门慰问，因此绘制此画回赠以为答谢。当时文氏年纪已过七旬，但笔墨仍旧细致老练，干笔淡墨的枯枝和皴法，忠实地传达冷峻的冬景时节。还有画中的寒林主题，不但暗喻着文人坚忍不拔的高洁身分，更彰显两人彼此的真挚友谊。此画后来曾进入清官内府收藏，上有“乾隆御览之宝”、“三希《西山草堂》，便是其精心名作。此图是唐寅为友人丁潜德所绘，主题是丁氏的简雅书房——西山草堂。在依山傍水之间，丁氏坐立于书斋中，旁边有仆童伺候，而屋外还有花卉盆景、树丛篱笆和一只野鹤，呈现出文人优游雅致的居家生活。唐寅不仅以其短笔侧锋的个性化笔触，来表现岩石的阳刚造型，更采用淡蓝渲染山岚，使得整幅作品充满着诗意情怀。画面之后还有唐寅的诗句和数十位文士与历代藏家的题识，将此手卷提升到“诗、书、画”合一的境界，具体展现苏州吴派的文人美学。 在浙派画家方面，此次亦展出不少佳作，例如朱邦（活动于1522-1566年）的《溪谷渔父》。朱邦此作描绘溪谷渔父的工作景象，是浙派流行的画题之一。其笔墨淋漓酣畅，造型生动活泼，充分表现民间市井的口常作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现今存留于世的浙派作品，多数画家款识不是被割裂删除，就是被改名换姓，而造成原创作者的真实身份扑朔迷离，难辨真假。但是近年来通过各方学者的努力，多位浙派画家的身影已逐渐现形。这次馆方也展出了几件无款浙派作品，希望藉此次展览广邀各界来找寻作者真相。
到了16世纪晚期，尽管浙、吴两派的高峰创发期已过，但其后代的画艺成就亦不可小觑。像文徵明学生侯懋功（活动于1540-1580年）的《清荫阁》便是一例。此作是侯氏为友人孙岐山所绘，以纪念在孙家“清荫阁”所举办的雅集聚会。侯氏采用吴派风格来描绘山水景物，且此卷小巧玲珑易于携带赏玩，透露出文人惬意的赏鉴生活。其后题跋的苏州文士包括文彭（1498-1573年），文嘉（1500-1582年）、彭年（1505-1566年）、黄姬水（1509-1574年）和周天球（1514-1595年）等人，都是艺文界内的吴派中坚分子。
在明末清初政治纷乱、社会动荡不安的日子里，江南画坛上掀起了一场巨变。不管是遵循古法或是独创新论，山水画的发展始终处于高峰。譬如身为大收藏家项元汴（1525-1590年）的后代，项圣谟（1597-1658年）自幼便接触到丰厚的书画藏品，使得他的画艺师法宋元，高人一等。但后来明朝步上衰亡，家道中落生活不顺的他，心境亦有着巨大的转变。天启三年（1623年）他曾绘制《秋林读书》轴，以小青绿的设色手法，描绘在山林里隐居避世的情景。就在这山川自然间，项氏以琴棋书画为伴，试图在乱世中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处。
髡残（1612-1673年）则是另一位晚明个性派画家。他自幼学习书画，明末时曾入伍从军起义抗清。明亡后便出家为僧，游居江南各地，后定居南京。髡残喜用干笔皴擦淡墨渲染，易造成山水物象的骚动感觉，反映出时局的混乱与心境的焦躁不安。康熙五年（1666年），髡残说到因为自己“向尝宿黄山，见朝夕云烟幻景、林木翳然，非人世也”，所以特地为友人绘制《山水》四幅册页，想藉由山水绘画来脱离纷乱的人世。此时艺术家的自然山川创作，已非全然对景写生，更多的是追寻自我内心盼望的理想境界。
最后，在明清的花鸟创作上，此画科已并非民间职业画家的专利，文人们也多以绘制相关的作品来抒发一己的心中感受，譬如展作之一陈继儒（1558-1639年）的《梅花》。陈氏专擅书画，是晚明著名的文士，与董其昌（1555-1636年）相交甚密。在本图中他以淡墨渲染树枝，用细笔描绘花瓣。整体构图层层有序，可谓清新脱俗意态自足。画旁的题跋是属于清初六大家之一，并以绘制花卉著称的恽寿平（1633-1690年）所作。此图流传至清中叶时，还被当时文坛要人翁方纲（1733-1818年）所亲自鉴定欣赏。
若说到善于将专业笔墨形式和文人审美内容等创作要素融和为一者，莫过于陈洪绶（1598-1652年）的作品《瓶花》。此图是画家为友人八十大寿的祝贺之作，画中描绘着大小两只瓶花：大瓶乃是透明的玻璃制品，表面附有丝巾包裹，由外观可清楚看到瓶中内含清水的插枝景象，而小瓶是由陶瓷制成，外表绘制着古风人物造型，可与其《列仙酒牌》相互对应。两瓶内皆插满菊花和红叶，表示秋节祝寿的喜庆意涵。左侧画家写有题记，说明作画缘由与祝福词语。陈氏此作有着民间吉祥装饰的趣味，但又不失文人高雅庄重的情调，是难得一见的精品。
另一幅掳获众人目光的，应该就是袁世经（约17世纪）的《游鱼》。此册共有11幅，分别展现不同种类的水生鱼虾生态。画家以工笔描绘对象，精美动人，颇具有纪录写生的性质。袁氏的生平不详，推断应来自浙江一地，善绘花鸟虫鱼等类。此作原旧藏于汉斯-斯隆爵士（Sir HansSloane，1660-1753年），在他过世之后，这件作品就跟着他另外数千件藏品，依据其遗嘱指示而全数捐赠给政府，也就是今日大英博物馆的发端，因此他可说是馆方典藏建立的奠基者。依据资料显示，斯隆爵士是在伦敦的古董商布特勒（Butler）处购得此画册。若由此推断，袁氏在完成这套作品不久之后，此作便被携至英国，一直流传于当地人士手中，至今观众都还能见到其以书本形式为装订收藏的外观。
至18世纪末时，扬州八怪已相继离世，但他们在绘画上的笔墨创新和构图奇趣，皆影响着下一代的弟子，像展品之一王素（1794-1877年）的《家禽走兽》册页便是如此。绘制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王素采用华喦（1682-1756年）的手法，以机趣天然的构思和笔法，描写各类家禽走兽，包括骆驼、猎狗、狐狸、猪豚、水牛和梅花鹿等。另外他亦描绘泛舟、骑马、读书、观瀑和小儿玩耍等人物的游憩百态。不管是动物题材或是人世活动，都十分贴近市井民众的日常生活，由此可推想其购画顾客极可能是居住于城市之中，以突显出都会的怀旧品调。
清末时长江流域内的几个重要城市相继成为通商口岸，汇聚海内外经济资源，其中尤以上海为最。而这种商业气息，亦蔓延影响绘画市场上的购藏品味。此次展出的任薰（1835-1893年）《四季花卉》屏条，便展现了此时期的特殊绘画美学。任薰以细长条幅为画心，分别绘制牡丹、红花、菊花和松树等植物来代表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变化运行。此四幅屏条若展挂于居家厅堂壁上，不仅富涵吉祥寓意，更显得主人非凡的艺术涵养。也因为精于制作此类的艺匠巧思和讨喜主题。使得任薰在上海一地名噪当时，尤其受到富商巨贾的青睐，成为海上画派的代表画家之一。
余论
近来数月，部分媒体以斗大的浮夸标题，大幅指出中国书画的真伪争议，企图哗众取宠以吸引读者的注意。但若细读这些报导内容，却可发现大多乏善可陈，仅在作品真假之间两头打转，既无详细分析真伪两方各自的立论证据，更无意探讨是否有第三种结果的可能性存在。这种情况不禁令人回想起已在二月离世的高居翰教授，身前他为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所藏《溪岸图》的真实作者一事，曾与方闻教授展开激烈的精彩辩论。此举不仅包括其他多位学者一同参与讨论，更使得中国绘画鉴定的议题蔓延全球而引起各界注意。所以在此意义之下，这次大英博物馆中国绘画展的举办，正可带给世人一个学习的大好契机。观众通过亲自审视这些古代名迹，而能去体认中国书画赏鉴的精华美感与复杂议题。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