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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有判断和选择情报的自由，但如果他惩罚那些讲他不愿意听的话的顾问，奖励那些讲他乐于听闻的话的顾问，情报机构的政治化就会出现，情报建议会逐渐迎合总统的主观想法
美国总统与情报界不合拍算不上什么罕见的新闻：尼克松总统毫不掩饰对中情局调查“水门事件”的厌恶和愤怒，大幅削减情报机构的编制;卡特总统在1979年调查中情局秘密监控越战反对者时，解雇了800多名情报人员。政府抉择失误时，情报部门又常常被当成替罪羊，肯尼迪总统将1961年“猪湾事件”失败归罪于中情局对局势的错误估计;人们普遍认为关于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错误情报导致了伊拉克战争。
尽管如此，特朗普上台后与情报界争斗之频繁和激烈，仍然令人咋舌。
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多次公开点名责骂情报界，不少匿名消息源则释放出不利于总统的机密细节，媒体的穷追猛打还很快导致了国家安全顾问、也是总统首席情报顾问弗林的辞职。
毕竟，美国的情报系统有着深厚的传统。为了避免再次遭受类似“珍珠港事件”的突然袭击，美国国会在1947年通过立法建立了现代的、多部门协同的情报体系。该体系经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9·11袭击”等重大历史事件沿用至今，逐步形成了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等17个联邦情报机构提供支持，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核心的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决策机制。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磨合，总统与情报界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工作模式，总统与情报机构是被服务与服务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上下级的关系。
卡罗莱纳海岸大学情报与国家安全研究项目的助理教授费瑟纳克斯（Joseph Fitsanakis）告诉《财经》记者，总统与情报部门在某个议题上存在争议、关系紧张是常有的事，但频繁、公然的摩擦才是问题所在。
和所有的危机一样，特朗普和情报部门的紧张关系经历了逐渐升级的过程。
1月6日，17家情报机构发表联合报告称，几乎可以确定俄罗斯在2016年大选期间入侵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希拉里竞选团队的电脑系统，以帮助特朗普获胜。消息甫一发出，特朗普及团队就在推特和新闻发布会上矢口否认情报界的结论，引用情报误判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反击。
费瑟纳克斯认为，干涉大选显然是俄罗斯情报部门的重要工作之一，如果没有干预反而说明他们工作不到位;特朗普的反应说明他完全不了解俄罗斯情报部门的运作，抑或是单纯拒绝接受现实。
随后1月27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禁止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索马里等七国公民入境美国。该命令很快被联邦上诉法庭驳回，不予执行。据报道，特朗普随后要求国土安全部与司法部寻找法律证据为“禁入令”提供依据。但是国土安全部向总统提供了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只有一小撮来自这七国的入境者与恐怖主义有关或参与过袭击事件，没有充足证据显示特朗普颁布旅行禁令的七国公民对美国有恐怖主义威胁，拥有以上七国国籍并不能作为判断“是否对美国造成恐怖威胁”的指标。
2月14日《华盛顿邮报》引用匿名情报源指出弗林在是否曾在总统过渡期间与俄罗斯大使通话问题上对副总统彭斯撒谎，导致弗林上任仅24天被迫辞职，成为史上任期最短的国安顾问。特朗普赞扬了弗林的贡献，并试图将焦点推向问责情报部门“非法泄露绝密信息”。
接着，更多的“机密信息”见诸媒体：《纽约时报》报道称，特朗普的顾问和助手在竞选期间可能涉嫌与俄罗斯情报部门有直接和持续的交流;另一份报道说，特朗普有意让其密友、毫无相关经验的亿万富豪范伯格（Stephen Feinberg）负责改革和监管所有情报部门，情报部门对此“强烈抵制”;《华尔街日报》称，一些情报人員出于担心，对总统保留了一些敏感情报。
特朗普和情报机构否认了上述报道。CIA称从未对总统保留敏感情报;特朗普则表示会和情报部门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没想让范伯格监管情报部门。
不过事后一周，CNN和路透社又曝出白宫幕僚长普里巴斯曾先后要求FBI的副局长麦凯布和局长科米公开否认《纽约时报》的报道，遭拒后又要求以FBI匿名消息源的形式对报道进行否认;《华盛顿邮报》称，白宫找到负责两院情报委员会的共和党议员，要求把俄罗斯操纵选举的调查压住。
新一轮的媒体攻势彻底激怒了特朗普。他在推特上说，“FBI竟然无法阻止国家安全信息的泄露，机密信息就这样灾难性地拿给了媒体。现在去把那些泄密者找出来！”在2月24日的新闻会上白宫新闻发言人将上述媒体的记者拒之门外，特朗普则索性宣布自己不会参加一年一度白宫记者协会晚宴。
瑟纳克斯认为，新总统在两个重要议题上踩到情报界的“痛点”。其一，美国情报界历来把俄罗斯当成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危害，特朗普对普京的赞扬以及不断被调查发现的交往细节让情报界感到震惊;其二，穆斯林国家的一些机构和民众对情报部门收集反恐信息至关重要，特朗普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和颁布的“禁入令”增加了前线工作的难度。
前国务院情报主管、曾为美国情报部门工作长达26年的怀特（Wayne White）则从情报部门的职能和工作流程上解释了双方矛盾的升级。例如特朗普要求国土安全部提供情报作为“禁入令”的依据违反了情报部门的工作原则，情报部门的工作是分析某个问题，对决策者的提问进行解答，而不是为某个给定结论进行情报收集，更不能为了完成某种政治议程提供带有偏见的报告。
在通常的工作周期中，总统首先向情报机构提出信息需求，情报机构按照需求准备和提供情报;总统还会在期间多次提供反馈意见，帮助情报机构接近总统的想法及要求，最后形成报告，作为决策的支撑和依据。 指责情报部门泄密也体现了特朗普政治经验的缺乏。怀特对《财经》记者表示，训练有素的情报人员通常不会将机密信息透露给媒体，一方面他们不想让自己的职业蒙羞，另一方面他们也一直处于审查之中;相对来说，有机会接触到“情况简报”的国会议员以及内阁工作人员警惕性更低，容易将信息传递给熟悉的媒体，由于他们位置显赫，常常也不会被追责。“总统在事情没弄清楚前就指责情报部门泄密是很不公平的。”
在情报部门工作了15年的前中情局雇员、国家安全委员会新闻发言人普利斯（Edward Price）于2月中旬辞职，他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描述了特朗普的自大和对情报界的公然谩骂如何让自己逐渐对情报工作丧失信心。他写道：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总统在1月份宣布要改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情局局长和国家情报局局长都没上主要成员名单，而特朗普的心腹班农却赫然在列……这让人感到专业的情报工作不再重要。
弗吉尼亚科技大学公共政策和外交事务学院的副教授罗伯茨（Patrick S. Roberts）说，总统有判断和选择情报的自由，但当他惩罚那些讲他不愿意听的话的顾问，而奖励那些讲他乐于听闻的话的顾问时，情报机构的政治化就会出现，情报建议会逐渐迎合总统的主观想法，这是很危险的事。
特朗普从来就不否认自己对情报部门提供的“每日简报”毫无兴趣。他表示他的“将军”和副总统每天都看简报，他没必要重复劳动，“我跟他们说有变化的时候再通知我”。
前中情局情報人员麦克劳克林（John McLaughlin）对《财经》记者指出，总统的说法表示他对于这一机制存在误解。每日简报是情报部门和总统之间的交流机制，总统从此获取信息，情报官员通过反馈了解总统不断变化的兴趣点和对首要任务的判断，特别是在遭遇危机的时候，双方的顺畅交流有助于重要外交政策的形成。
特朗普和情报部门的争端仍然停留在来来往往的口水战，或许只有真的爆发了危害国家安全的危机，其危害才会完全展现出来。
特朗普对情报界的责骂和诋毁让情报人员士气低落。国家安全局（NSA）的一位发言人说该机构2月份的离职率约为6%，在1月份这一数值为4%。
怀特告诉《财经》记者，他熟悉的一些情报人员但凡到了退休年龄都立刻退休，而不像以前那样选择留任;招募新人的计划也受到影响，不得不降低标准。
争议也间接地波及到美国与盟友共享的全球情报网络。由于特朗普在言辞上亲近俄罗斯、诟病北约，欧洲盟国情报机构开始对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跨大西洋关系存疑。“俄罗斯是一个破坏性的玩家，我们的担心是自然的。”一个匿名欧洲情报人员表示。另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以色列和美国共享与伊朗相关的情报，但特朗普就职后美国情报人员曾向以色列暗示“要小心”向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传送的情报，谨防被伊朗获取。
对特朗普政府的不信任让美国海豹突击队队员欧文斯的父亲在迎接儿子遗体时拒绝与特朗普会面。欧文斯在也门执行特别行动时丧生，这也是特朗普就职后第一次下达命令进行的反恐行动。老欧文斯质问说，为什么政府突然会在也门采取地面行动，为什么特朗普在上任后不到两周就仓促下达了行动命令，政府“亏欠”他们一个调查。
情报界和总统的交锋还未完结，尚未完结的“弗林案”仍会是一个引爆点。
2月14日，上任仅24天的国安顾问弗林宣布辞职，他留下了不少未被回答的问题，例如特朗普是否知晓这些接触，他是什么时候知道的，还有多少助理和顾问卷入其中。如果总统最终被发现负有责任，事件的当量将不亚于导致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
如果国会决定彻查“弗林案”，应该授权指定的委员会进行专门调查，但想要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发起对总统不利的彻查会面临很多障碍。
弗林辞职前，国会相关委员会正在就外国政府干扰2016年大选进行调查，共和党议员普遍对此轻描淡写。当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民主党人在年度计划会议上提出将督促调查特朗普与俄罗斯政府的关系作为本年度的首要任务时，共和党议员表示他们没有兴趣。不过弗林的辞职引发了国会议员的变化。
虽然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普遍表示既然弗林已经辞职，无需再进行单独调查，按照俄罗斯干预大选的条线调查即可，但越来越多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将问题看得更严重，支持对弗林进行专门调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科克（Bob Corker）暗示有可能传唤弗林进行听证，“这件事不会就这么过去”;密苏里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情报委员会成员布兰特（Roy Blunt）也认为有必要对弗林进行调查。
由于事件的疑点较多，自由派媒体削尖嗅觉，准备随时捕捉可能出现的“大新闻”。CNN的主播科莫（Chris Cuomo）说，媒体让这件事不了了之的机会“为零”。
美国总统与情报界不合拍算不上什么罕见的新闻：尼克松总统毫不掩饰对中情局调查“水门事件”的厌恶和愤怒，大幅削减情报机构的编制;卡特总统在1979年调查中情局秘密监控越战反对者时，解雇了800多名情报人员。政府抉择失误时，情报部门又常常被当成替罪羊，肯尼迪总统将1961年“猪湾事件”失败归罪于中情局对局势的错误估计;人们普遍认为关于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错误情报导致了伊拉克战争。
尽管如此，特朗普上台后与情报界争斗之频繁和激烈，仍然令人咋舌。
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多次公开点名责骂情报界，不少匿名消息源则释放出不利于总统的机密细节，媒体的穷追猛打还很快导致了国家安全顾问、也是总统首席情报顾问弗林的辞职。
毕竟，美国的情报系统有着深厚的传统。为了避免再次遭受类似“珍珠港事件”的突然袭击，美国国会在1947年通过立法建立了现代的、多部门协同的情报体系。该体系经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9·11袭击”等重大历史事件沿用至今，逐步形成了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等17个联邦情报机构提供支持，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核心的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决策机制。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磨合，总统与情报界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工作模式，总统与情报机构是被服务与服务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上下级的关系。
卡罗莱纳海岸大学情报与国家安全研究项目的助理教授费瑟纳克斯（Joseph Fitsanakis）告诉《财经》记者，总统与情报部门在某个议题上存在争议、关系紧张是常有的事，但频繁、公然的摩擦才是问题所在。
“难以控制”的情报部门
和所有的危机一样，特朗普和情报部门的紧张关系经历了逐渐升级的过程。
1月6日，17家情报机构发表联合报告称，几乎可以确定俄罗斯在2016年大选期间入侵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希拉里竞选团队的电脑系统，以帮助特朗普获胜。消息甫一发出，特朗普及团队就在推特和新闻发布会上矢口否认情报界的结论，引用情报误判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反击。
费瑟纳克斯认为，干涉大选显然是俄罗斯情报部门的重要工作之一，如果没有干预反而说明他们工作不到位;特朗普的反应说明他完全不了解俄罗斯情报部门的运作，抑或是单纯拒绝接受现实。
随后1月27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禁止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索马里等七国公民入境美国。该命令很快被联邦上诉法庭驳回，不予执行。据报道，特朗普随后要求国土安全部与司法部寻找法律证据为“禁入令”提供依据。但是国土安全部向总统提供了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只有一小撮来自这七国的入境者与恐怖主义有关或参与过袭击事件，没有充足证据显示特朗普颁布旅行禁令的七国公民对美国有恐怖主义威胁，拥有以上七国国籍并不能作为判断“是否对美国造成恐怖威胁”的指标。
2月14日《华盛顿邮报》引用匿名情报源指出弗林在是否曾在总统过渡期间与俄罗斯大使通话问题上对副总统彭斯撒谎，导致弗林上任仅24天被迫辞职，成为史上任期最短的国安顾问。特朗普赞扬了弗林的贡献，并试图将焦点推向问责情报部门“非法泄露绝密信息”。
接着，更多的“机密信息”见诸媒体：《纽约时报》报道称，特朗普的顾问和助手在竞选期间可能涉嫌与俄罗斯情报部门有直接和持续的交流;另一份报道说，特朗普有意让其密友、毫无相关经验的亿万富豪范伯格（Stephen Feinberg）负责改革和监管所有情报部门，情报部门对此“强烈抵制”;《华尔街日报》称，一些情报人員出于担心，对总统保留了一些敏感情报。
特朗普和情报机构否认了上述报道。CIA称从未对总统保留敏感情报;特朗普则表示会和情报部门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没想让范伯格监管情报部门。
不过事后一周，CNN和路透社又曝出白宫幕僚长普里巴斯曾先后要求FBI的副局长麦凯布和局长科米公开否认《纽约时报》的报道，遭拒后又要求以FBI匿名消息源的形式对报道进行否认;《华盛顿邮报》称，白宫找到负责两院情报委员会的共和党议员，要求把俄罗斯操纵选举的调查压住。
新一轮的媒体攻势彻底激怒了特朗普。他在推特上说，“FBI竟然无法阻止国家安全信息的泄露，机密信息就这样灾难性地拿给了媒体。现在去把那些泄密者找出来！”在2月24日的新闻会上白宫新闻发言人将上述媒体的记者拒之门外，特朗普则索性宣布自己不会参加一年一度白宫记者协会晚宴。
真正的危险
瑟纳克斯认为，新总统在两个重要议题上踩到情报界的“痛点”。其一，美国情报界历来把俄罗斯当成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危害，特朗普对普京的赞扬以及不断被调查发现的交往细节让情报界感到震惊;其二，穆斯林国家的一些机构和民众对情报部门收集反恐信息至关重要，特朗普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和颁布的“禁入令”增加了前线工作的难度。
前国务院情报主管、曾为美国情报部门工作长达26年的怀特（Wayne White）则从情报部门的职能和工作流程上解释了双方矛盾的升级。例如特朗普要求国土安全部提供情报作为“禁入令”的依据违反了情报部门的工作原则，情报部门的工作是分析某个问题，对决策者的提问进行解答，而不是为某个给定结论进行情报收集，更不能为了完成某种政治议程提供带有偏见的报告。
在通常的工作周期中，总统首先向情报机构提出信息需求，情报机构按照需求准备和提供情报;总统还会在期间多次提供反馈意见，帮助情报机构接近总统的想法及要求，最后形成报告，作为决策的支撑和依据。 指责情报部门泄密也体现了特朗普政治经验的缺乏。怀特对《财经》记者表示，训练有素的情报人员通常不会将机密信息透露给媒体，一方面他们不想让自己的职业蒙羞，另一方面他们也一直处于审查之中;相对来说，有机会接触到“情况简报”的国会议员以及内阁工作人员警惕性更低，容易将信息传递给熟悉的媒体，由于他们位置显赫，常常也不会被追责。“总统在事情没弄清楚前就指责情报部门泄密是很不公平的。”
在情报部门工作了15年的前中情局雇员、国家安全委员会新闻发言人普利斯（Edward Price）于2月中旬辞职，他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描述了特朗普的自大和对情报界的公然谩骂如何让自己逐渐对情报工作丧失信心。他写道：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总统在1月份宣布要改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情局局长和国家情报局局长都没上主要成员名单，而特朗普的心腹班农却赫然在列……这让人感到专业的情报工作不再重要。
弗吉尼亚科技大学公共政策和外交事务学院的副教授罗伯茨（Patrick S. Roberts）说，总统有判断和选择情报的自由，但当他惩罚那些讲他不愿意听的话的顾问，而奖励那些讲他乐于听闻的话的顾问时，情报机构的政治化就会出现，情报建议会逐渐迎合总统的主观想法，这是很危险的事。
特朗普从来就不否认自己对情报部门提供的“每日简报”毫无兴趣。他表示他的“将军”和副总统每天都看简报，他没必要重复劳动，“我跟他们说有变化的时候再通知我”。
前中情局情報人员麦克劳克林（John McLaughlin）对《财经》记者指出，总统的说法表示他对于这一机制存在误解。每日简报是情报部门和总统之间的交流机制，总统从此获取信息，情报官员通过反馈了解总统不断变化的兴趣点和对首要任务的判断，特别是在遭遇危机的时候，双方的顺畅交流有助于重要外交政策的形成。
特朗普和情报部门的争端仍然停留在来来往往的口水战，或许只有真的爆发了危害国家安全的危机，其危害才会完全展现出来。
未完结的弗林案
特朗普对情报界的责骂和诋毁让情报人员士气低落。国家安全局（NSA）的一位发言人说该机构2月份的离职率约为6%，在1月份这一数值为4%。
怀特告诉《财经》记者，他熟悉的一些情报人员但凡到了退休年龄都立刻退休，而不像以前那样选择留任;招募新人的计划也受到影响，不得不降低标准。
争议也间接地波及到美国与盟友共享的全球情报网络。由于特朗普在言辞上亲近俄罗斯、诟病北约，欧洲盟国情报机构开始对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跨大西洋关系存疑。“俄罗斯是一个破坏性的玩家，我们的担心是自然的。”一个匿名欧洲情报人员表示。另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以色列和美国共享与伊朗相关的情报，但特朗普就职后美国情报人员曾向以色列暗示“要小心”向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传送的情报，谨防被伊朗获取。
对特朗普政府的不信任让美国海豹突击队队员欧文斯的父亲在迎接儿子遗体时拒绝与特朗普会面。欧文斯在也门执行特别行动时丧生，这也是特朗普就职后第一次下达命令进行的反恐行动。老欧文斯质问说，为什么政府突然会在也门采取地面行动，为什么特朗普在上任后不到两周就仓促下达了行动命令，政府“亏欠”他们一个调查。
情报界和总统的交锋还未完结，尚未完结的“弗林案”仍会是一个引爆点。
2月14日，上任仅24天的国安顾问弗林宣布辞职，他留下了不少未被回答的问题，例如特朗普是否知晓这些接触，他是什么时候知道的，还有多少助理和顾问卷入其中。如果总统最终被发现负有责任，事件的当量将不亚于导致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
如果国会决定彻查“弗林案”，应该授权指定的委员会进行专门调查，但想要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发起对总统不利的彻查会面临很多障碍。
弗林辞职前，国会相关委员会正在就外国政府干扰2016年大选进行调查，共和党议员普遍对此轻描淡写。当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民主党人在年度计划会议上提出将督促调查特朗普与俄罗斯政府的关系作为本年度的首要任务时，共和党议员表示他们没有兴趣。不过弗林的辞职引发了国会议员的变化。
虽然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普遍表示既然弗林已经辞职，无需再进行单独调查，按照俄罗斯干预大选的条线调查即可，但越来越多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将问题看得更严重，支持对弗林进行专门调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科克（Bob Corker）暗示有可能传唤弗林进行听证，“这件事不会就这么过去”;密苏里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情报委员会成员布兰特（Roy Blunt）也认为有必要对弗林进行调查。
由于事件的疑点较多，自由派媒体削尖嗅觉，准备随时捕捉可能出现的“大新闻”。CNN的主播科莫（Chris Cuomo）说，媒体让这件事不了了之的机会“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