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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如幽灵一样,已经折磨了二箐这个贵州小山村200多天。找水,运水,争水,山村一切人与事,因为水陷入了紧张的境地。
3月26日早上10点,在密布碎石子的黄土坡地上,46岁的余从海,双手扶着粗重的犁耙,大声吆喝着缓缓前行的耕牛。
他已经饿着肚子劳动了三个多小时,但只翻松出了不到两米宽的一块狭窄土壤。持续干旱导致的土质硬化,让牛气喘吁吁地犁出了一道道歪歪扭扭的浅浅泥沟。因为早晨没有喝饱水,这个上午,这头牛已经趁余从海不备时跑回家两趟了。
要不是前天夜里刚下的一场小雨,余从海磨得光亮的犁刀还会继续挂在自家的院墙上。“村里力气最大的牛也只能犁动表面一层,下面的土还硬得像石板一样”。余从海站在刚被小雨打湿的田地上说。他打算尽快犁完自己的20多亩地。但以现在这个速度,他还得花上20来天的时间。
如果4月中旬前后还不能把烤烟苗和玉米种子播下去,如果旱灾还是得不到缓解,上半年近乎颗粒无收的余从海一家,今年的生计将没有着落。
中午,余从海被邻居赵应清邀请到家里吃午饭。一上午的高强度劳作,让他夹菜的手抖个不停,甚至没有力气参与到饭桌上最热门的话题——有关旱灾的讨论。
200多天干旱对生活的漫长煎熬,让余看起来没有精神。只是在一碗苞谷酒下肚后,微微泛红的脸颊才让他有了些许神采。“再给我倒点”,这是他整个午饭期间唯一主动说出的话。这个满身泥土的健硕男人脸上,堆满了忧愁的表情。
在腼腆地接过邻居递上的香烟后,余从海孤独地回到地里。望着他的背影,赵应清把碗里剩下的酒一饮而尽,叹着口气说,“老天这么久不下雨,哪个农民受得了啊!”
早已忘了洗澡的滋味
幽灵一样的旱灾,正折磨着余从海所在的二箐村脆弱的神经。
1300米高的海拔高度,让二箐村处于云贵高原云遮雾罩的高寒地带。从贵州龙里县城出发前往这个山村,一个来小时的路程,有一大半是由碎石和泥土混杂而成的泥泞狭窄山路。尽管森林覆盖率接近60%,但黄壤沙性的土质只给生活在这里的720多名村民提供了为数不多的口粮——玉米、土豆、水稻、小麦、油菜、蔬菜和烤烟,剩下的,就是几头牲畜。
从去年7月开始,二箐村54岁的老支书汪应成,望着每天碧蓝如洗的天空,开始感到一丝异样。在他的记忆里,夏天连续两个多月见不到一滴雨的景象,只在上个世纪70年代出现过一次。
二箐村有40多口由石块和水泥修建而成的水窖。每年春雨时节,只要这些差不多有三十吨容量的水窖能注满水,村民们就能舒上一口气——在此后雨量减少的时间里,这些水窖能保证一两个月的人、畜饮水,并灌溉农田。
水窖大都由几户人家共同出资修建并一起分享水源,一旦没有新的雨水补充,水窖将很将沦为摆设。而在二箐村这个有着18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里,四十多口水窖构成的抗旱防线很容易被攻破。
多年来对缺水早已习以为常的村民们,原以为在去年冬季来临前总能下点雨,他们甚至还互相开玩笑说,老天不下雨是逼着大家休息。
此时的余从海正跟几个村民,在龙里县城一家建筑工地上拉灰浆、搬石头。二箐村的中年村民们大多只有小学、初中文化,干体力活是他们唯一能在城市立足的方式。他们的手指骨骼都异常粗大,手背、手掌上横七竖八地留着几道疤痕。
累得精疲力竭的余从海每天能挣到五六十元,除了保证已经升入高三的儿子生活费外,他还打算给自己增加一个帮手——买一匹马。有了马,他就能从以往一直靠肩挑水的重担下解脱出来。
去年10月底,当他牵着一匹三岁大的马,满心欢喜地回到村里时,发现所有水窖里的水位都在直线下降,村子滋生出了“无水可用”的恐惧气氛。
21岁的孕妇鲁妹寒,此时正在家里等待着孩子的降生。她家的水窖由于地势偏高,在年初时没有蓄满水,此时已经完全干涸。她的丈夫每天天不亮就赶着马出门,到村子附近还有水的地方一挑半挑地运水回家。“那时候已经开始有人排队了”,他说。
这位身材瘦削的年轻人,甚至到乡里为未出世的孩子买来了一次性纸尿裤。在从来都使用布尿布的二箐村,使用这种一块多钱一片的纸尿裤异乎寻常。家里的老人,一度责备他“不会当家”。但不久之后,老人家发现,儿子还是对的。
在寒冷冬季里,鲁妹寒的孩子呱呱坠地时,二箐村的水窖已经出现规模性的干涸。这个村子1400多亩高低起伏的土地上,第一次出现了荒凉的景象。
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村民,依旧固执地用锄头在坚硬的田地上刨动,肩挑马驮地从数公里外的邻村运水灌溉,然后种下油菜、小麦。这些村民都是家庭经济最紧张的村民,“只要一季的农作物没有收成,全家生活马上就会受到影响”,54岁的村支书汪应成说。
以往冬季农闲时节,汪应成常常会将村民组织起来,进行道路修缮、植树造林一类的集体劳动。这样的活动,村民们每次都会积极响应,但在这次已经持续了近半年的旱灾阴影下,汪应成没有再发出倡议。他知道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运水,已经挤掉了村民们所有的空余时间。
每天花上半天的时间去运水成为村民一天主要的事情。他们此时开始对水表现出了近乎苛刻的节约态度:用洗菜水洗脸,用洗脸水洗脚,用洗脚水喂猪;餐桌上没有菜汤的踪影;三四天后才把碗合起来,用洗洁精清洗……在这个小山村,他们早已忘了舒舒服服洗个热水澡是什么滋味了。
梦到的都是水
2010年虎年春节,二箐村村民毫无心思过。村子里的水窖几乎全数枯竭,而长时间远距离往返运水带来的疲倦感,早已让他们对这个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失去了兴趣。
二箐村的生活饮水,开始需要靠乡政府的运水车才能维系。这辆蓝白相间、能承载2.5吨的运水车,原本是县里划拨给哪嗙乡为村民提供沼液运送服务的,现在在包括二箐村在内的哪嗙乡众多干渴难耐的村民眼里,它的每一次出现,都意味能今天能得到一桶干净的水。
这桶水能让一家人支撑个一两天,但是家里养的牛、马等只能干渴着。汪应成说,一般村民每天至少需要三四百斤的水,才能保证牲畜有足够饮水。
养了八匹马、一头猪、一头牛的罗开强这样的养殖户,对水的需求量要大很多。他家的水窖早已见底,从年初开始,他跟老婆每天要花十多个小时在运水的路上。
为了减少白天排队等候时间,罗开强每天半夜就起床,打着手电筒,赶着一匹马前往外村的水源处。像他这样在深夜出门运水的人为数不少,那些田间地头不时晃动的一根根光柱的底端,正是一个个像他这样的运水人。这名已经精疲力竭的村民说,“我睡觉的时候梦到的都是水”。
除了疲劳,还有人碰到倒霉的事情。二箐村一位聋哑村民的马在运水途中,突然跟另外一匹马打起架来,最后被踢下田坎摔伤。现在,他每天夜里只能挑着两只水桶出门。
而遥遥无期的旱灾,已经让余从海忍痛把那匹马卖了。在失去打工收入的情况下,他要靠这匹马换取儿子的生活开支。说起那匹“最能干活的狠劳力”,余从海现在依然会两眼湿润。
二箐村唯一的水源,位于村里一个小山洞里。打着电筒,弯腰摸进这个漆黑山洞,里面约四十米的位置藏着一个不到一米深的天然水池。还未到春节的时候,这个水池便已是奄奄一息——等上一个小时,也只能舀起小半盆混黄的泥浆水。
鬼洞找水
不少村民开始寻找别的洞穴。
春节刚过,二箐村一位六十多岁的陈姓老人召集了几名青壮年男子,带着手电和一条三十多米长的绳索,来到村里一处人迹罕至的山洞前。这个漆黑阴冷的山洞平常没人愿意接近,它有一个让人恐惧的名字——“鬼洞”。
老人说,三十多年前当地在遭遇干旱时,曾经有人从洞里挑出过水来。数十年后,完全一样的原因,他带着这支老少搭配的找水队伍,在几束微弱手电光柱的指引下,胆颤心惊地俯身钻了进去。
在迂回曲折、犬牙交错的暗洞里摸索半天之后,寻水村民们终于找到了一处垂自深坑,把所有的灯柱集合起来也照不到尽头。尽管绳索足够粗大结实,但没人敢把自己吊下去——老人捡了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扔进洞里后,竖着耳朵的他们,一直听不到回音。
几天后,这位老人带着年轻人们爬进了另一个名字没那么恐怖的山洞——“熊洞”。这一次的情况要好一些——石头扔下去后过了二十秒钟时,他们隐约听到了洞下传来的回音。但老人坚决制止一位年轻人要下洞一探究竟的冲动,“要是落下去的话,没人能救你上来”,他这样警告那位年轻人。
现在,二箐村村民们唯一的取水点,是大约4公里外的关口村棉花坡组的一处水坑。如果没有马,挑着装满水后动辄有六、七十斤重的水桶,在上下起伏的田坎坡道上走几个来回,会让最身强力壮的村民也吃不消。
3月初的一天,汪应成和赵应清带着村民们凑的两百元钱,买了两瓶白酒和一条香烟走进关口村。他们希望对方能答应在两村之间挖一条小水渠,等对方关口村的村民蓄够水后,分流一些给二箐村。
但关口村人毫不客气地拒绝了,甚至告诉关系一向和睦的邻居,宁愿送牛送马给二箐村,也决不能修那样一道水渠。
在长久旱灾阴影下,对水源的占有和保护已经成为村民们的一种偏执。允许附近的村民来自己村里挑水,已经是他们能忍受的最大限度了。
“都走了谁来挑水”
“真是个鬼打地方。”这天,一向温和的老支书,突然用当地土话咒骂道。
汪应成的家在二箐村村口一片山洼地上。中午时分,他的老伴贺达芝正一个人在屋旁的一片小菜地上翻土。这位中年农村妇女,自从26岁时从邻村嫁进二箐村后,就再也没有出过远门。“这里有什么好?”像丈夫一样,荷达芝总是笑眯眯地说话,“只有空气最好了。”
直到现在,贺达芝依旧喝不惯政府送来的自来水,听说城里的蔬菜水果常常农药超标,贺达芝瞪大着眼睛说,“那我是肯定不敢吃的”。村民吃的蔬菜全部来于自家菜地,除了电灯、电视外,这里的生活跟祖辈们没多大区别。
在二箐村,外面的世界只对那些毛头小伙有吸引力。
要不是因为得知年老的父母每天挑水过于辛苦,张山山现在还在浙江的工厂里打工。这个刚满20岁的年轻人已经在外面闯荡了五年,只有小学文化的他,每个月的收入只能维持衣食之用。
汪应成说,如果不外出打工,这里的年轻人很少能找到对象。二箐和附近田坝两个村,现在40岁以上的单身汉有100多人,当地至今仍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嫁女莫嫁田坝、二箐,要想吃米除非生病,找得米来人已经死得梆硬”。
坐在汪应成那间用报纸贴满了房间的小堂屋里,张山山总是打不起精神来,“回来后就是等死”。在挑了几个月水后,他选择了逃离。
他已经买好了前往浙江的火车票, “家里的农活父母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吧,反正现在不会饿死人”,这是他离乡前唯一感到心安的理由。
但能像他这样撒手不管出门离去的年轻人并不多。“上有老,下有下的基本都走不了,都走了谁来挑水”,刚推门进屋坐下的张家民大声说,“一天要挑几百斤啊!”
尽管贫穷,但二箐村的邻里关系十分融洽——到了吃饭时间,外出的村民随便走进一户人家就能解决一顿饭,他们甚至连门都不用敲。
在两年前那场严重的凝冻灾害天气中,张家民的房屋被一棵大树压塌了一半。修缮房屋几乎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而现在的旱灾逼得他想到了一个生意——位于村民房前屋后、电线杆两旁可能产生安全隐患的树木,在经过地方有关部门审查后,村民能砍伐并自行处置。在县城里,一根成年的树木大约能卖到300元。
张家民已经为自己的七棵符合砍伐条件的树木找好了买家,这将是他今年上半年最重要的经济来源。这位40岁的村民早年一度想通过饲养家禽来摆脱贫困,但目睹一位邻居因干旱导致投资失败经历后,最终放弃了这一念头。
“我们都只有小学文化,出门也只能帮别人砸石头、抬水泥,挣不了什么钱”,张家明把希望寄托在水源上,“如果解决了水的问题,我就能贷款发展养殖业了”。
无水之炊
只要有水,受干旱煎熬的村民就能迸发出惊人的动力。
邻近二箐村的洗马镇猫寨村,终于在一处偏僻的山脚处挖出了新水源。这让二箐村村民们既羡慕不已又深感无能为力。
“如果没有水,我们能干什么?”二箐村的家庭妇女杜芳莲说,政府现在提供饮水只能解决村民们一时的困难,“难道每次碰上干旱时都只能这样解决吗?”
但这个问题,哪嗙乡乡党委书记陈远军无法回答。
“缺乏资金投入是制约农村发展的最大问题,我们难为无水之炊啊!”这位看起来有些疲倦的乡干部这样形容自己的困境。在连续无休地工作了二十多天后,持久的旱情已经让他变得高度紧张。不久前,他甚至跟乡里一家矿泉水厂的老板发生了争执——在听到对方不愿配合乡政府向村民们免费提供饮用水的答复之后,他在电话里愤怒地警告对方,“如果危难时期你还不支持乡政府,等老百姓自己找上门时,那我们也不管了”。最后,这场争执以水厂老板的妥协告终。
哪嗙乡政府每年只有由县里划拨的35万元作为全年的办公经费,这令陈远军深感捉襟见肘——光是解决二箐、田坝两村的一个输水工程就需要300万元的资金。如果申请不到专项资金扶持,这类在当地耗资巨大的项目几无实现的可能。
事实也是如此。龙里县水利局一位负责人称,因为二箐、田坝村输水工程无法筹集到建设所需资金,“只能长期搁浅”,而这样的情况在贵州省乃至全国的农田基本建设工作中比比皆是。
为了解决地方上水利建设的资金紧缺问题,龙里县的地方干部几乎想尽了办法。在上报的项目总是难获通过的情况下,地方上的干部甚至想出了一些戏剧化的方法。
在接待一位上级领导时,龙里县政府安排了一位当地擅长苗族舞蹈的女村民前来表演。在当地一位干部的建议下,这位女村民在表演完节目被领导接见时说,自己在表演前专门洗了一次澡,“这辈子都还没有洗过这么舒服的澡”。
但此事最终还是没有结果。
在处于最底层的村支书汪应成身上,“找领导要资金”是他认为最直接有效的方式。现在,他在见到每一位上级领导时,说得最多的就是村民们对水的渴望。
需要戴上老花镜才能看书写字的汪应成说,如果二箐村饮水难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他打算在离任后“以一名群众的身份给省领导写一封反映情况的信”。
“离任后我什么都不怕了”,在村支书的岗位上任职十八年后,村民们至今依然靠“望天水”为生,在遭遇旱灾时不堪一击的脆弱景象,这让汪应成感到“很害羞”。
而现在,他还在为一个消息惋惜——龙里县包括二箐村在内的四个贫困村,今年内均将获得一笔25万元的中央和省级财政扶贫资金,但只限于向购买种子、化肥和牲畜的村民提供补贴。汪应成说,村民们现在最期盼的是修建水利工程,“哪怕是多修几座蓄水池也好呀”。如果“上面的人”能到基层多听一下村民们的心声,这些扶贫资金才能“用到刀刃上”。
3月26日深夜,二箐村的山林田野里弥漫着浓浓的雾气。在云南,这天,一些地方开始下起了雨,但贵州省气象台又一次向全省发布了干旱红色预警。
3月26日早上10点,在密布碎石子的黄土坡地上,46岁的余从海,双手扶着粗重的犁耙,大声吆喝着缓缓前行的耕牛。
他已经饿着肚子劳动了三个多小时,但只翻松出了不到两米宽的一块狭窄土壤。持续干旱导致的土质硬化,让牛气喘吁吁地犁出了一道道歪歪扭扭的浅浅泥沟。因为早晨没有喝饱水,这个上午,这头牛已经趁余从海不备时跑回家两趟了。
要不是前天夜里刚下的一场小雨,余从海磨得光亮的犁刀还会继续挂在自家的院墙上。“村里力气最大的牛也只能犁动表面一层,下面的土还硬得像石板一样”。余从海站在刚被小雨打湿的田地上说。他打算尽快犁完自己的20多亩地。但以现在这个速度,他还得花上20来天的时间。
如果4月中旬前后还不能把烤烟苗和玉米种子播下去,如果旱灾还是得不到缓解,上半年近乎颗粒无收的余从海一家,今年的生计将没有着落。
中午,余从海被邻居赵应清邀请到家里吃午饭。一上午的高强度劳作,让他夹菜的手抖个不停,甚至没有力气参与到饭桌上最热门的话题——有关旱灾的讨论。
200多天干旱对生活的漫长煎熬,让余看起来没有精神。只是在一碗苞谷酒下肚后,微微泛红的脸颊才让他有了些许神采。“再给我倒点”,这是他整个午饭期间唯一主动说出的话。这个满身泥土的健硕男人脸上,堆满了忧愁的表情。
在腼腆地接过邻居递上的香烟后,余从海孤独地回到地里。望着他的背影,赵应清把碗里剩下的酒一饮而尽,叹着口气说,“老天这么久不下雨,哪个农民受得了啊!”
早已忘了洗澡的滋味
幽灵一样的旱灾,正折磨着余从海所在的二箐村脆弱的神经。
1300米高的海拔高度,让二箐村处于云贵高原云遮雾罩的高寒地带。从贵州龙里县城出发前往这个山村,一个来小时的路程,有一大半是由碎石和泥土混杂而成的泥泞狭窄山路。尽管森林覆盖率接近60%,但黄壤沙性的土质只给生活在这里的720多名村民提供了为数不多的口粮——玉米、土豆、水稻、小麦、油菜、蔬菜和烤烟,剩下的,就是几头牲畜。
从去年7月开始,二箐村54岁的老支书汪应成,望着每天碧蓝如洗的天空,开始感到一丝异样。在他的记忆里,夏天连续两个多月见不到一滴雨的景象,只在上个世纪70年代出现过一次。
二箐村有40多口由石块和水泥修建而成的水窖。每年春雨时节,只要这些差不多有三十吨容量的水窖能注满水,村民们就能舒上一口气——在此后雨量减少的时间里,这些水窖能保证一两个月的人、畜饮水,并灌溉农田。
水窖大都由几户人家共同出资修建并一起分享水源,一旦没有新的雨水补充,水窖将很将沦为摆设。而在二箐村这个有着18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里,四十多口水窖构成的抗旱防线很容易被攻破。
多年来对缺水早已习以为常的村民们,原以为在去年冬季来临前总能下点雨,他们甚至还互相开玩笑说,老天不下雨是逼着大家休息。
此时的余从海正跟几个村民,在龙里县城一家建筑工地上拉灰浆、搬石头。二箐村的中年村民们大多只有小学、初中文化,干体力活是他们唯一能在城市立足的方式。他们的手指骨骼都异常粗大,手背、手掌上横七竖八地留着几道疤痕。
累得精疲力竭的余从海每天能挣到五六十元,除了保证已经升入高三的儿子生活费外,他还打算给自己增加一个帮手——买一匹马。有了马,他就能从以往一直靠肩挑水的重担下解脱出来。
去年10月底,当他牵着一匹三岁大的马,满心欢喜地回到村里时,发现所有水窖里的水位都在直线下降,村子滋生出了“无水可用”的恐惧气氛。
21岁的孕妇鲁妹寒,此时正在家里等待着孩子的降生。她家的水窖由于地势偏高,在年初时没有蓄满水,此时已经完全干涸。她的丈夫每天天不亮就赶着马出门,到村子附近还有水的地方一挑半挑地运水回家。“那时候已经开始有人排队了”,他说。
这位身材瘦削的年轻人,甚至到乡里为未出世的孩子买来了一次性纸尿裤。在从来都使用布尿布的二箐村,使用这种一块多钱一片的纸尿裤异乎寻常。家里的老人,一度责备他“不会当家”。但不久之后,老人家发现,儿子还是对的。
在寒冷冬季里,鲁妹寒的孩子呱呱坠地时,二箐村的水窖已经出现规模性的干涸。这个村子1400多亩高低起伏的土地上,第一次出现了荒凉的景象。
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村民,依旧固执地用锄头在坚硬的田地上刨动,肩挑马驮地从数公里外的邻村运水灌溉,然后种下油菜、小麦。这些村民都是家庭经济最紧张的村民,“只要一季的农作物没有收成,全家生活马上就会受到影响”,54岁的村支书汪应成说。
以往冬季农闲时节,汪应成常常会将村民组织起来,进行道路修缮、植树造林一类的集体劳动。这样的活动,村民们每次都会积极响应,但在这次已经持续了近半年的旱灾阴影下,汪应成没有再发出倡议。他知道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运水,已经挤掉了村民们所有的空余时间。
每天花上半天的时间去运水成为村民一天主要的事情。他们此时开始对水表现出了近乎苛刻的节约态度:用洗菜水洗脸,用洗脸水洗脚,用洗脚水喂猪;餐桌上没有菜汤的踪影;三四天后才把碗合起来,用洗洁精清洗……在这个小山村,他们早已忘了舒舒服服洗个热水澡是什么滋味了。
梦到的都是水
2010年虎年春节,二箐村村民毫无心思过。村子里的水窖几乎全数枯竭,而长时间远距离往返运水带来的疲倦感,早已让他们对这个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失去了兴趣。
二箐村的生活饮水,开始需要靠乡政府的运水车才能维系。这辆蓝白相间、能承载2.5吨的运水车,原本是县里划拨给哪嗙乡为村民提供沼液运送服务的,现在在包括二箐村在内的哪嗙乡众多干渴难耐的村民眼里,它的每一次出现,都意味能今天能得到一桶干净的水。
这桶水能让一家人支撑个一两天,但是家里养的牛、马等只能干渴着。汪应成说,一般村民每天至少需要三四百斤的水,才能保证牲畜有足够饮水。
养了八匹马、一头猪、一头牛的罗开强这样的养殖户,对水的需求量要大很多。他家的水窖早已见底,从年初开始,他跟老婆每天要花十多个小时在运水的路上。
为了减少白天排队等候时间,罗开强每天半夜就起床,打着手电筒,赶着一匹马前往外村的水源处。像他这样在深夜出门运水的人为数不少,那些田间地头不时晃动的一根根光柱的底端,正是一个个像他这样的运水人。这名已经精疲力竭的村民说,“我睡觉的时候梦到的都是水”。
除了疲劳,还有人碰到倒霉的事情。二箐村一位聋哑村民的马在运水途中,突然跟另外一匹马打起架来,最后被踢下田坎摔伤。现在,他每天夜里只能挑着两只水桶出门。
而遥遥无期的旱灾,已经让余从海忍痛把那匹马卖了。在失去打工收入的情况下,他要靠这匹马换取儿子的生活开支。说起那匹“最能干活的狠劳力”,余从海现在依然会两眼湿润。
二箐村唯一的水源,位于村里一个小山洞里。打着电筒,弯腰摸进这个漆黑山洞,里面约四十米的位置藏着一个不到一米深的天然水池。还未到春节的时候,这个水池便已是奄奄一息——等上一个小时,也只能舀起小半盆混黄的泥浆水。
鬼洞找水
不少村民开始寻找别的洞穴。
春节刚过,二箐村一位六十多岁的陈姓老人召集了几名青壮年男子,带着手电和一条三十多米长的绳索,来到村里一处人迹罕至的山洞前。这个漆黑阴冷的山洞平常没人愿意接近,它有一个让人恐惧的名字——“鬼洞”。
老人说,三十多年前当地在遭遇干旱时,曾经有人从洞里挑出过水来。数十年后,完全一样的原因,他带着这支老少搭配的找水队伍,在几束微弱手电光柱的指引下,胆颤心惊地俯身钻了进去。
在迂回曲折、犬牙交错的暗洞里摸索半天之后,寻水村民们终于找到了一处垂自深坑,把所有的灯柱集合起来也照不到尽头。尽管绳索足够粗大结实,但没人敢把自己吊下去——老人捡了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扔进洞里后,竖着耳朵的他们,一直听不到回音。
几天后,这位老人带着年轻人们爬进了另一个名字没那么恐怖的山洞——“熊洞”。这一次的情况要好一些——石头扔下去后过了二十秒钟时,他们隐约听到了洞下传来的回音。但老人坚决制止一位年轻人要下洞一探究竟的冲动,“要是落下去的话,没人能救你上来”,他这样警告那位年轻人。
现在,二箐村村民们唯一的取水点,是大约4公里外的关口村棉花坡组的一处水坑。如果没有马,挑着装满水后动辄有六、七十斤重的水桶,在上下起伏的田坎坡道上走几个来回,会让最身强力壮的村民也吃不消。
3月初的一天,汪应成和赵应清带着村民们凑的两百元钱,买了两瓶白酒和一条香烟走进关口村。他们希望对方能答应在两村之间挖一条小水渠,等对方关口村的村民蓄够水后,分流一些给二箐村。
但关口村人毫不客气地拒绝了,甚至告诉关系一向和睦的邻居,宁愿送牛送马给二箐村,也决不能修那样一道水渠。
在长久旱灾阴影下,对水源的占有和保护已经成为村民们的一种偏执。允许附近的村民来自己村里挑水,已经是他们能忍受的最大限度了。
“都走了谁来挑水”
“真是个鬼打地方。”这天,一向温和的老支书,突然用当地土话咒骂道。
汪应成的家在二箐村村口一片山洼地上。中午时分,他的老伴贺达芝正一个人在屋旁的一片小菜地上翻土。这位中年农村妇女,自从26岁时从邻村嫁进二箐村后,就再也没有出过远门。“这里有什么好?”像丈夫一样,荷达芝总是笑眯眯地说话,“只有空气最好了。”
直到现在,贺达芝依旧喝不惯政府送来的自来水,听说城里的蔬菜水果常常农药超标,贺达芝瞪大着眼睛说,“那我是肯定不敢吃的”。村民吃的蔬菜全部来于自家菜地,除了电灯、电视外,这里的生活跟祖辈们没多大区别。
在二箐村,外面的世界只对那些毛头小伙有吸引力。
要不是因为得知年老的父母每天挑水过于辛苦,张山山现在还在浙江的工厂里打工。这个刚满20岁的年轻人已经在外面闯荡了五年,只有小学文化的他,每个月的收入只能维持衣食之用。
汪应成说,如果不外出打工,这里的年轻人很少能找到对象。二箐和附近田坝两个村,现在40岁以上的单身汉有100多人,当地至今仍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嫁女莫嫁田坝、二箐,要想吃米除非生病,找得米来人已经死得梆硬”。
坐在汪应成那间用报纸贴满了房间的小堂屋里,张山山总是打不起精神来,“回来后就是等死”。在挑了几个月水后,他选择了逃离。
他已经买好了前往浙江的火车票, “家里的农活父母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吧,反正现在不会饿死人”,这是他离乡前唯一感到心安的理由。
但能像他这样撒手不管出门离去的年轻人并不多。“上有老,下有下的基本都走不了,都走了谁来挑水”,刚推门进屋坐下的张家民大声说,“一天要挑几百斤啊!”
尽管贫穷,但二箐村的邻里关系十分融洽——到了吃饭时间,外出的村民随便走进一户人家就能解决一顿饭,他们甚至连门都不用敲。
在两年前那场严重的凝冻灾害天气中,张家民的房屋被一棵大树压塌了一半。修缮房屋几乎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而现在的旱灾逼得他想到了一个生意——位于村民房前屋后、电线杆两旁可能产生安全隐患的树木,在经过地方有关部门审查后,村民能砍伐并自行处置。在县城里,一根成年的树木大约能卖到300元。
张家民已经为自己的七棵符合砍伐条件的树木找好了买家,这将是他今年上半年最重要的经济来源。这位40岁的村民早年一度想通过饲养家禽来摆脱贫困,但目睹一位邻居因干旱导致投资失败经历后,最终放弃了这一念头。
“我们都只有小学文化,出门也只能帮别人砸石头、抬水泥,挣不了什么钱”,张家明把希望寄托在水源上,“如果解决了水的问题,我就能贷款发展养殖业了”。
无水之炊
只要有水,受干旱煎熬的村民就能迸发出惊人的动力。
邻近二箐村的洗马镇猫寨村,终于在一处偏僻的山脚处挖出了新水源。这让二箐村村民们既羡慕不已又深感无能为力。
“如果没有水,我们能干什么?”二箐村的家庭妇女杜芳莲说,政府现在提供饮水只能解决村民们一时的困难,“难道每次碰上干旱时都只能这样解决吗?”
但这个问题,哪嗙乡乡党委书记陈远军无法回答。
“缺乏资金投入是制约农村发展的最大问题,我们难为无水之炊啊!”这位看起来有些疲倦的乡干部这样形容自己的困境。在连续无休地工作了二十多天后,持久的旱情已经让他变得高度紧张。不久前,他甚至跟乡里一家矿泉水厂的老板发生了争执——在听到对方不愿配合乡政府向村民们免费提供饮用水的答复之后,他在电话里愤怒地警告对方,“如果危难时期你还不支持乡政府,等老百姓自己找上门时,那我们也不管了”。最后,这场争执以水厂老板的妥协告终。
哪嗙乡政府每年只有由县里划拨的35万元作为全年的办公经费,这令陈远军深感捉襟见肘——光是解决二箐、田坝两村的一个输水工程就需要300万元的资金。如果申请不到专项资金扶持,这类在当地耗资巨大的项目几无实现的可能。
事实也是如此。龙里县水利局一位负责人称,因为二箐、田坝村输水工程无法筹集到建设所需资金,“只能长期搁浅”,而这样的情况在贵州省乃至全国的农田基本建设工作中比比皆是。
为了解决地方上水利建设的资金紧缺问题,龙里县的地方干部几乎想尽了办法。在上报的项目总是难获通过的情况下,地方上的干部甚至想出了一些戏剧化的方法。
在接待一位上级领导时,龙里县政府安排了一位当地擅长苗族舞蹈的女村民前来表演。在当地一位干部的建议下,这位女村民在表演完节目被领导接见时说,自己在表演前专门洗了一次澡,“这辈子都还没有洗过这么舒服的澡”。
但此事最终还是没有结果。
在处于最底层的村支书汪应成身上,“找领导要资金”是他认为最直接有效的方式。现在,他在见到每一位上级领导时,说得最多的就是村民们对水的渴望。
需要戴上老花镜才能看书写字的汪应成说,如果二箐村饮水难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他打算在离任后“以一名群众的身份给省领导写一封反映情况的信”。
“离任后我什么都不怕了”,在村支书的岗位上任职十八年后,村民们至今依然靠“望天水”为生,在遭遇旱灾时不堪一击的脆弱景象,这让汪应成感到“很害羞”。
而现在,他还在为一个消息惋惜——龙里县包括二箐村在内的四个贫困村,今年内均将获得一笔25万元的中央和省级财政扶贫资金,但只限于向购买种子、化肥和牲畜的村民提供补贴。汪应成说,村民们现在最期盼的是修建水利工程,“哪怕是多修几座蓄水池也好呀”。如果“上面的人”能到基层多听一下村民们的心声,这些扶贫资金才能“用到刀刃上”。
3月26日深夜,二箐村的山林田野里弥漫着浓浓的雾气。在云南,这天,一些地方开始下起了雨,但贵州省气象台又一次向全省发布了干旱红色预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