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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二十多年前，李开元先生在北大任教时就呼吁新史学、倡导史学变革。将历史写活、写美、写得好看是作者萦绕在心头几十年的梦想，也是他努力的方向。三十年来，作者致力于秦汉史的研究，他在几十年史学修炼的基础上完成的《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以下简称《复活的历史》）一书自然不能被毫不经意地散落于当下火爆的通俗历史读物的展台上。
叙事与行走是本书写作的两大特色，也是作者多年来的史学理念付诸实践的努力。
中国历史亘古连绵，中国史学博大精深，历史材料浩如烟海。但涉及某一具体历史事件时往往却是史料匮乏，文言文体又讲究精炼，而疏于细节，因此历史的描述只能是只言片语，语焉不详。事件与事件之间也因此而断裂，缺乏整体性。作风严谨的史学家力图逐一考证、挖掘史实。但任何完备的史实记载、史实考证都不可能穷尽生活。因此，专业的史学著作在讲故事方面都显得力不从心。对于历史学著作来说，严谨与好看总是难以兼得。《复活的历史》野心勃勃，它试图兼得严谨与好看。
《复活的历史》以宏大叙事的手法再现了大秦帝国的崩溃、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以及后战国时代的波澜壮阔。历史总是延续的，今天的故事早在昨天乃至更早的时候就在编写草本。刘邦是这段历史的重要人物，作者必须追溯他早年的历史以及在塑造刘邦气质方面产生深远影响的更早年代。但是，对于平民出身的汉帝国缔造者刘邦，当时社会的记录者不可能预见他后来的飞黄腾达，因此，也不可能把宝贵的笔墨洒向一介平民。历史上对刘邦早年生活的描述来自后者的追忆，一方面过于简略，另一方面由于皇者至尊，难免有为尊者讳的嫌疑。作者想象丰富，依据《史记》中关于刘邦诞生的近似于神话的记述，再考察刘邦的个性与其兄弟之差异、刘邦不为其父亲所爱，结合民俗学的研究大胆推断刘邦是其母与人野合的产物。在寻找刘邦游侠气质形成原因时，作者摒弃专业论文所常用的要点式，代之以讲故事的方式，描述了战国时代的游侠社会，尤其交代了信陵君、张耳等对刘邦的影响。不经意的描述间，游侠社会的由来、组成、气质与政府政治社会之关系已在故事中跃然而出。
作者愿意把自己比作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和克里斯蒂笔下的波罗。史料就如作案现场留下的蛛丝马迹，所以历史的叙事就如案件侦破，依据有限的资料，利用发散式的推理和点触式的联想复活历史。再者，历史学家做结论又如老吏断狱，材料不足、推理不畅，宁愿存不而断。在论述陈胜张楚政权的先遣军周文部队为何在即将攻陷咸阳却止步戏水时，作者显示了其平衡老吏的严谨与侦探的大胆推理之间的能力。从后世的眼光来看，戏水之战可视为我国第一次农民起义的转折点。陈胜、吴广的先遣军在周文的带领下，挥旌西进，一路势如破竹，攻陷函谷关，抵达戏水，关中平原唾手可得。就在此时，周文却未能渡水西进，千载难逢的战机转瞬即逝。司马迁记载这个重大历史事件时，只有寥寥十六字，历史的谜团有如戏水上的烟雾，经久不开。作者从秦军建制入手，结合秦国兵力在全国的分布情况，汲取秦始皇陵兵马俑的研究成果，推断周文止步于戏水，“不是不进，而是不能，之所以不能，当是遭遇到了无法西进的意外阻挡”（122页）。这个意外阻挡就是进驻在首都咸阳郊外，固守京城外围的京师军的一部——中尉军。作者还根据秦始皇陵兵马俑的陈列、史料记载复活了秦军阵形，为我们展示了两千多年前最精锐军队的恢宏气势。
叙事的手法写活了历史，写美了历史。但真理再往前一步就是谬误。刘邦少年虽然读书，却没有平日里记事的习惯。历史人物的心理本来就难以揣测，史料上又没有关于刘邦心理的记录。作者却将推理无限放大，为刘邦安排了初次入秦的切身感受。作者依据的是荀子在论著《强国篇》中对关东六国人初次入秦的感受。历史是一幕剧，历史事件的上演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上述诸多事件环环相扣，伏笔丛生。从重要历史人物心理活动的角度来分析历史现象是当下历史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人物心理的角度更是历史叙事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因为历史是以故事的形式论述的，故事都是由人来完成的，重要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对历史的影响毋庸置疑，所以历史叙事要将历史人物写活、写得有血有肉，它绕不过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的描述。这也是作者冒着巨大风险揣测刘邦初次入秦感受的深刻原因。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司马迁二十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从这个意义上讲，《史记》是用脚写成的。以“历史的行者”自居的李开元先生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从实践上都继承了太史公的衣钵。
《复活的历史》一书的封面即是作者游历多次的骊山秦始皇陵，封面上的人物是作者自己：一身旅行装，手持地图与电筒，脖子上挂着相机，双肩背着旅行包，一副旅行归来的模样。不似历史学家，更像旅行者。
专业类的历史学著作中，作者往往都尽力藏在文字的背后，力图向读者展示出客观性。李开元则反其道而行之，从文字背后走出来，闪亮登场。他带着读者走进历史的现场，访古问旧：访丰县龙雾桥、驻骊山、游灞上鸿门、观戏水，考察兵马俑遗迹；又经邯郸、走临漳、过成安、两渡漳河、吊殷墟、望邺城、登金凤台、信步于赵王城……作者拿起相机，拍下历史的遗迹，试图尽可能地为读者透露历史事件的现场信息。情不自禁处，作者慷慨抒怀，叹息历史，恍然间似乎已穿越了历史，与古人相往来。
人类的生活受着自然环境的深刻影响，激进的历史学家甚至有“环境决定论”之说。所有的历史都在一定的时空中展开，中国历史亦挣脱不出自然环境的束缚。研究历史事件发生的空间，自然是历史学研究的应有之义。文献整理与实地考察相互印证当是此项研究的根本方法。此种方法可见《复活的历史》一书对刘邦丰西泽中亭舍犯法释众之后，为何藏身于芒砀山的解释。作者亲临现场、实地考察，结合文献研究，得出结论：“芒砀山有山有水有树林，便于藏身，地区偏僻，行政界于芒县和砀县、泗水郡与砀郡之间，属于统治薄弱的边缘。芒砀山与沛县间，虽说隔了郡又隔了县，距离却不过二百余里，正是这种行政的分割和隔离，地理的有利和近便，使芒砀山中的刘邦集团既能躲开沛县当局的追究，又始终和沛县吏民保持着联系。当天下有事的时候，沛县吏民能够想到招他，他也能够迅速返回沛县，终于成就伟业大事。芒砀山武装割据，不仅是刘邦集团的起点，也可以说是汉帝国的起点。”（58页）
但在当下，进行实地考察一定要细心谨慎、火眼金睛。人类历史虽然至少已有十万年，但这十万年对地球来说，只是极小的一段。地球山川大势在工业革命以前变化并不大。但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改造自然的力度、速度飞快提升。自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改造自然的进程也大大加快。诸多历史遗迹在此进程中消失，诸多曾经极大影响历史事件的山川河流改变了面貌。《复活的历史》一书中的漳河曾经水流湍急，在巨鹿之战中，是项羽攻击王离军的一条天然障碍。但今天的漳河，河水平淌，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峥嵘峻险。因此，现场考察时自然要对环境的变迁做一番梳理，方能深刻理解历史。
作者是历史的行者，当他行走在历史当中时，我们从他按捺不住的激情中明了，历史在他心中复活了。但作者应该花较大的气力绘画出自己行走的路线图，与历史地图相对照，并阐述影响历史走向的重要自然环境的变迁。唯有这样读者才能更加深刻理解历史的现场，在作者心中复活的历史，才能在读者眼中复活。
（《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李开元著，中华书局二零零七年四月版，29.00元）
叙事与行走是本书写作的两大特色，也是作者多年来的史学理念付诸实践的努力。
中国历史亘古连绵，中国史学博大精深，历史材料浩如烟海。但涉及某一具体历史事件时往往却是史料匮乏，文言文体又讲究精炼，而疏于细节，因此历史的描述只能是只言片语，语焉不详。事件与事件之间也因此而断裂，缺乏整体性。作风严谨的史学家力图逐一考证、挖掘史实。但任何完备的史实记载、史实考证都不可能穷尽生活。因此，专业的史学著作在讲故事方面都显得力不从心。对于历史学著作来说，严谨与好看总是难以兼得。《复活的历史》野心勃勃，它试图兼得严谨与好看。
《复活的历史》以宏大叙事的手法再现了大秦帝国的崩溃、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以及后战国时代的波澜壮阔。历史总是延续的，今天的故事早在昨天乃至更早的时候就在编写草本。刘邦是这段历史的重要人物，作者必须追溯他早年的历史以及在塑造刘邦气质方面产生深远影响的更早年代。但是，对于平民出身的汉帝国缔造者刘邦，当时社会的记录者不可能预见他后来的飞黄腾达，因此，也不可能把宝贵的笔墨洒向一介平民。历史上对刘邦早年生活的描述来自后者的追忆，一方面过于简略，另一方面由于皇者至尊，难免有为尊者讳的嫌疑。作者想象丰富，依据《史记》中关于刘邦诞生的近似于神话的记述，再考察刘邦的个性与其兄弟之差异、刘邦不为其父亲所爱，结合民俗学的研究大胆推断刘邦是其母与人野合的产物。在寻找刘邦游侠气质形成原因时，作者摒弃专业论文所常用的要点式，代之以讲故事的方式，描述了战国时代的游侠社会，尤其交代了信陵君、张耳等对刘邦的影响。不经意的描述间，游侠社会的由来、组成、气质与政府政治社会之关系已在故事中跃然而出。
作者愿意把自己比作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和克里斯蒂笔下的波罗。史料就如作案现场留下的蛛丝马迹，所以历史的叙事就如案件侦破，依据有限的资料，利用发散式的推理和点触式的联想复活历史。再者，历史学家做结论又如老吏断狱，材料不足、推理不畅，宁愿存不而断。在论述陈胜张楚政权的先遣军周文部队为何在即将攻陷咸阳却止步戏水时，作者显示了其平衡老吏的严谨与侦探的大胆推理之间的能力。从后世的眼光来看，戏水之战可视为我国第一次农民起义的转折点。陈胜、吴广的先遣军在周文的带领下，挥旌西进，一路势如破竹，攻陷函谷关，抵达戏水，关中平原唾手可得。就在此时，周文却未能渡水西进，千载难逢的战机转瞬即逝。司马迁记载这个重大历史事件时，只有寥寥十六字，历史的谜团有如戏水上的烟雾，经久不开。作者从秦军建制入手，结合秦国兵力在全国的分布情况，汲取秦始皇陵兵马俑的研究成果，推断周文止步于戏水，“不是不进，而是不能，之所以不能，当是遭遇到了无法西进的意外阻挡”（122页）。这个意外阻挡就是进驻在首都咸阳郊外，固守京城外围的京师军的一部——中尉军。作者还根据秦始皇陵兵马俑的陈列、史料记载复活了秦军阵形，为我们展示了两千多年前最精锐军队的恢宏气势。
叙事的手法写活了历史，写美了历史。但真理再往前一步就是谬误。刘邦少年虽然读书，却没有平日里记事的习惯。历史人物的心理本来就难以揣测，史料上又没有关于刘邦心理的记录。作者却将推理无限放大，为刘邦安排了初次入秦的切身感受。作者依据的是荀子在论著《强国篇》中对关东六国人初次入秦的感受。历史是一幕剧，历史事件的上演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上述诸多事件环环相扣，伏笔丛生。从重要历史人物心理活动的角度来分析历史现象是当下历史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人物心理的角度更是历史叙事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因为历史是以故事的形式论述的，故事都是由人来完成的，重要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对历史的影响毋庸置疑，所以历史叙事要将历史人物写活、写得有血有肉，它绕不过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的描述。这也是作者冒着巨大风险揣测刘邦初次入秦感受的深刻原因。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司马迁二十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从这个意义上讲，《史记》是用脚写成的。以“历史的行者”自居的李开元先生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从实践上都继承了太史公的衣钵。
《复活的历史》一书的封面即是作者游历多次的骊山秦始皇陵，封面上的人物是作者自己：一身旅行装，手持地图与电筒，脖子上挂着相机，双肩背着旅行包，一副旅行归来的模样。不似历史学家，更像旅行者。
专业类的历史学著作中，作者往往都尽力藏在文字的背后，力图向读者展示出客观性。李开元则反其道而行之，从文字背后走出来，闪亮登场。他带着读者走进历史的现场，访古问旧：访丰县龙雾桥、驻骊山、游灞上鸿门、观戏水，考察兵马俑遗迹；又经邯郸、走临漳、过成安、两渡漳河、吊殷墟、望邺城、登金凤台、信步于赵王城……作者拿起相机，拍下历史的遗迹，试图尽可能地为读者透露历史事件的现场信息。情不自禁处，作者慷慨抒怀，叹息历史，恍然间似乎已穿越了历史，与古人相往来。
人类的生活受着自然环境的深刻影响，激进的历史学家甚至有“环境决定论”之说。所有的历史都在一定的时空中展开，中国历史亦挣脱不出自然环境的束缚。研究历史事件发生的空间，自然是历史学研究的应有之义。文献整理与实地考察相互印证当是此项研究的根本方法。此种方法可见《复活的历史》一书对刘邦丰西泽中亭舍犯法释众之后，为何藏身于芒砀山的解释。作者亲临现场、实地考察，结合文献研究，得出结论：“芒砀山有山有水有树林，便于藏身，地区偏僻，行政界于芒县和砀县、泗水郡与砀郡之间，属于统治薄弱的边缘。芒砀山与沛县间，虽说隔了郡又隔了县，距离却不过二百余里，正是这种行政的分割和隔离，地理的有利和近便，使芒砀山中的刘邦集团既能躲开沛县当局的追究，又始终和沛县吏民保持着联系。当天下有事的时候，沛县吏民能够想到招他，他也能够迅速返回沛县，终于成就伟业大事。芒砀山武装割据，不仅是刘邦集团的起点，也可以说是汉帝国的起点。”（58页）
但在当下，进行实地考察一定要细心谨慎、火眼金睛。人类历史虽然至少已有十万年，但这十万年对地球来说，只是极小的一段。地球山川大势在工业革命以前变化并不大。但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改造自然的力度、速度飞快提升。自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改造自然的进程也大大加快。诸多历史遗迹在此进程中消失，诸多曾经极大影响历史事件的山川河流改变了面貌。《复活的历史》一书中的漳河曾经水流湍急，在巨鹿之战中，是项羽攻击王离军的一条天然障碍。但今天的漳河，河水平淌，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峥嵘峻险。因此，现场考察时自然要对环境的变迁做一番梳理，方能深刻理解历史。
作者是历史的行者，当他行走在历史当中时，我们从他按捺不住的激情中明了，历史在他心中复活了。但作者应该花较大的气力绘画出自己行走的路线图，与历史地图相对照，并阐述影响历史走向的重要自然环境的变迁。唯有这样读者才能更加深刻理解历史的现场，在作者心中复活的历史，才能在读者眼中复活。
（《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李开元著，中华书局二零零七年四月版，2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