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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愤怒》中，李百义不堪现实的苦难而坠入罪恶，又在得到神圣的启示后踏上十余年的救赎之路，最终顿悟了爱而得到解救。小说的构图显示了兼具作家和基督徒两种身份的北村对社会、生命与人性的独特理解与神性思考。
关键词：基督教 罪恶 救赎 爱
北村的创作生涯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其早期的创作被归于先锋派小说，与苏童、余华、格非、马原等同为先锋小说的领军人物。然而在九十年代初皈依基督教之后，北村突破并舍弃了语言和形式上的“先锋”，开始转向精神上的“先锋”——充满基督教情结的神性书写，创作了《施洗的河》、《张生的婚姻》、《周渔的喊叫》等一系列作品，“用一个基督徒的眼光打量这个堕落的世界”①，显示出了在其信仰视域下对于人类生存困境和生命存在意义的认识与探索。在创作于2004年的《愤怒》中，北村将视野转向了更为现实丰满的底层社会图景，小说描写主人公李百义面对现实的苦难与罪恶，从最初选择世俗的以暴易暴，到得到基督精神感召走向救赎之路，经过不断求索，最终获得了灵魂的解救和人生中爱的升华。《愤怒》是北村后先锋时代基督文学创作的继续与发展，其中对基督教文化的几大主题——苦难、爱、罪与救赎等都有着深刻的体现。
一.苦难与罪恶
从《愤怒》的第二章，慈善家李百义开始向养女李好述说自己的隐秘往事起，一段充满血泪的悲惨人生展现在了读者眼前：原名马木生的他，出身山区，自幼生活在贫困与饥饿中;父亲多病懦弱，支撑着家庭的母亲长年受到村支书凌辱，后积劳成疾死去。在家中失去土地后，马木生带着妹妹进城打工，受尽压榨和欺侮，妹妹春儿在收容所遭到强暴并被迫卖身，最后惨死于车轮下。马木生与父亲坚持上访，却被公安局拘捕毒打，父亲被殴打致死，抛尸灭迹。如书中所言，马木生一家就像被锁上了苦难的链条，苦难就像上面结的果子，一个比一个大。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约16：33），苦难就像空气遍布世界，无论什么地方都有苦难，无论什么人都会遭遇苦难。苦难也是北村创作模式的基点之一，这是建立在基督教对人世苦难的普遍性认识上的。
饱受欺凌的际遇终于使马木生陷入了对命运与世界的“愤怒”，遍寻公理而不得的他，在仇恨的驱使下，开始寻求自己的正义。他与几个朋友“劫富济贫”，揭发贪官，并绑架了杀害父亲的警察钱家明，“审判”并处死了他，用这种自认为正确的方式制裁了罪恶。马木生经受的苦难，都生发于世间的罪恶，霸占母亲的村支书，残酷压榨殴打农民工的工厂主及爪牙，强暴春儿并逼迫她卖淫的KTV老板等，他们的恶行正是马木生苦难人生的直接原因。在基督教理念里，苦难与罪恶也是一对双生儿，上帝会因为人们的邪恶发起大洪水淹没大地，也会降下硫磺与火毁灭罪闻于天的所多玛与蛾摩拉城。在圣经《申命记》二十八章中，更是列举了背离上帝的罪恶带来的种种苦难，堪称罪恶带来苦难的最典型讲论。罪恶会带来苦难，同时苦难中也会萌生罪恶。在《约伯记》中，看到丈夫潦倒沦落，约伯的妻子居然劝约伯“弃掉神死了吧！”（伯2：9）可见罪恶带来苦难的影响和伤害，会使受难者也倾向于恶。事实上，马木生心怀仇恨与愤怒，“审判”并杀死钱家明的行为，也是被苦难催生的罪行。他起初并未意识到这一点，直到在出逃后走进一座教堂，聆听了牧师的教诲才开始醒悟。
让马木生开始困惑和动摇的，是王牧师讲的“耶稣与淫妇”的故事。故事来自《约翰福音》第八章，讲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捉的妇人去见耶稣，告诉耶稣，按摩西律法应用石头打死她。耶稣起初只是弯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后来在众人不断追问下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约8：7）最终没有一个人敢砸那个女人，都一个个的出去了。对此大惑不解的马木生问牧师，为何那些人并未强奸却不能用石头砸女人，牧师告诉马木生，他们虽然没有犯强奸的罪行，但也是有罪之人，他们心中犯了罪，也就是所谓罪性，每个人都有罪性。马木生又追问谁才有权力用石头砸女人，牧师的回答是上帝。起初马木生并不认同这个说法，但渐渐地他也开始怀疑自己的良心是否公正，最终走向了不断求索追问的救赎之路。自首后，李百义在法庭说了这样一个故事：早年自己与哥们老六因为饥饿，跟着一些民工去公路上“讨口饭吃”。而民工们“讨饭吃”的方式是将一桶桶烧热的沥青倒在下坡的转弯处，等着下坡的客车翻车。客车一翻，民工就一拥而上抢旅客的钱，不管旅客是死是活。李百义非常害怕，没有抢钱，但他说他嫉妒那些抢到钱的人，意识到自己也是抢劫者中的一员，原先他认为穷人才是正直的，而从那以后他觉得这世上没有一个好人。之后李百义更是提起了牧师“罪行”与“罪性”的教谕，并承认自己有罪。可见在漫长的求索与自问中，牧师对于罪恶的基督教诠释为李百义提供了救赎之路的启示和指引。
二.罪恶与救赎
余杰在小说序言《我们的罪与爱》中说：“惟有李百义的道路是一条真正的拯救之路，他由拉斯科尔尼科夫（《罪与罚》）走向梅什金公爵（《白痴》），由聂赫留朵夫（《复活》）走向冉阿让（《悲惨世界》）……”②诚如所言，小说讲述了一个《罪与罚》式的犯罪故事，李百义如同拉斯科尔尼科夫般秉持着自己的观念杀死了心目中的罪人，经过了漫长的内心挣扎后选择自首。同时，李百义在苦难中误入歧途，被点化后走回正道，最终获得拯救的人生也同冉阿让相似。小说“沉沦于苦难犯下罪恶——痛苦的挣扎与求索——在启示和感召下走向救赎”的模式，呼应了《罪与罚》和《悲惨世界》等作品中西方先人对人类生存境遇的神性思考。
面对马木生关于“耶稣与淫妇”故事的追问，王牧师曾经这样回答他：受上帝托付的人可以使用权柄，但不能随他自己的意思而行，因为人都有罪，人拥有的只是代表权柄。代表上帝去管理和判决的人一旦做得不对，权柄就会被收回，所以代表权柄往往时时谨慎，感到畏惧。圣经《罗马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罗12：19）人们遭遇罪恶的侵害时，往往会失去耐性，想着伸张正义，报仇雪恨，然而基督教认为，人没有报仇雪恨的特权，要渴慕公义，但不可伸冤雪恨。上帝是审判罪恶的唯一标准，伸张正义的权力在神而不在人，即便未能及时报应罪恶，那也并非神耽搁了人类的应许，而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后3：9），然而神其实早已预备好了终极的审判，没有任何罪可以不受惩罚。因而有罪的人类无权通过自己的“公义”判决他人，倘若拒绝相信神的公义，就会变成苦毒与愤怒的奴隶。马木生绑架并杀死钱家明的行为，乃至他之前的“劫富济贫”，正是擅自僭越使用了权柄来贯彻自己的道义，所以他虽然得以报仇雪恨，却没有丝毫的喜乐。 起初对牧师的话不以为意的马木生，不久后便离开了教堂，他的求索与救赎，可以说从离开教堂后便已开始。他买了假身份证，改名李百义，决定忘记过去，好好过日子。李百义用自己当年“劫富济贫”存下的钱买下一个机砖厂，不断做大，成为富翁，并开始做慈善，走上了一条冉阿让式的重生之路。他将所有慈善捐献的事宜都交给副厂长去办理，自己从不出席任何捐赠仪式，这并非是害怕暴露隐藏的身份，而是不想被别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善人好人，世上本没有好人，大家都是有罪的。此时，李百义已经显出了对王牧师关于“原罪”的启示的认同。李百义近乎固执地将他经营的千万财产全部投入黄城的慈善事业，又近乎自虐地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穿着一件衬里会往外翻的破西装;曾经一周每顿只吃一碗清汤挂面，在抗洪现场吃有毒的谷种导致食物中毒;会为是否添置一辆新车一连几夜沉思冥想，最终还是放弃了;被抓的时候，警察发现他穿的两只鞋都不是一双的。虽然对自己无比苛刻，李百义对他人却十分慷慨，几乎毫无保留，他除了出钱做慈善，还开办孤儿院，收养了原本是个小偷的李好做养女，开车亲赴前线，废寝忘食地抗洪救灾，还曾为从泥石流中救人双腿负伤……他的善行义举在黄城可谓无人不知，饱受赞誉，然而却仍未获得内心的安宁，“十年的愤怒并没有给他带来尊严，只有捆锁。他越做好事，就越孤独”。李百义只在一件事上肯为自己花钱，那就是买书。然而后来他却停止了买书，因为他发现较之阅读，深夜的扪心自问才是指导生活最便捷的方法。在成为政协委员，成为“权柄”的那个夜晚，李百义想起了王牧师的话，开始感受到了作为代理权柄的恐惧。他的内心开始受到一种质询，质询当年自己“处决”钱家明的正当和正确性，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杀了无辜的人，陷入巨大的不安与焦灼，在这种痛苦中，他只能对自己像仇敌一样苛刻，用自虐式的工作与生活来保持内心的平静。终于有一天，李百义向养女李好说出了自己的往事，这让李好陷入了困惑与担忧。她最终联系了父亲的好友，律师出身的黄城县副县长陈佐松，他们最终决定，帮李百义自首。
当警方对在逃十年的杀人犯李百义实施抓捕时，不同于一般的逃犯，李百义竟然有些不合常理地“溢出了非常灿烂的笑容”。被捕后，李百义十分镇定，像卸下了重负般安宁地入睡，甚至感受到了久违的幸福。李百义被捕后的姿态令人想起耶稣对人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太6：34）的劝诫，因为“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彼前5：7）。可以说从被捕后，李百义对自己灵魂的拯救之路才开始走上正轨，作者也就此开始逐渐给他的形象笼罩上了救赎的神圣光辉。除了继续保持着被捕时的平静自若，李百义还有更多出人意料的表现，尤其是在受审时的回答。法官问他自首是否是自己的意愿，李百义回答说不是;老六在法庭作证李百义的父亲是被派出所人员刑讯逼供而死，并非失踪时，李百义却说他不能肯定父亲是不是失踪。这两次不利于自己的回答耐人寻味。李百义没有自首，是因为他“心中有最后的不服”，不相信法律能评判他罪的多少，所以在被押解往樟板的途中，他根本没把自己当做犯人，甚至会擅自跑去给大家买柚子。但李百义仍是认罪的，这是在王牧师启示下，包含着罪行和罪性的罪，只能从上帝出处获得救赎，因而他虽未自首却坦然接受了女儿安排的投案。而李百义承认自己不确定父亲是否是失踪，则是多年来对自己是否有权，是否正确地使用权柄判决钱家明的怀疑与思考。面对冲进法庭声援自己的黑汉等人，李百义提起了“耶稣与淫妇”的故事，并让他们自问自己是否有罪，是否有资格举起石头，群众们最终一一离开，李百义从“迷羊”变为了布道者。
小说最后一章《天堂》中，接受判决后前往监狱的李百义被不明真相的民众围攻，浑身臭不可闻，狼狈不堪。可他却仿佛听到了远处飘来的歌声，监狱的围墙也被朝阳镀上金色的光芒，好像天国的景象。这与耶稣被戏弄唾弃，受难而又重生的场景十分相似。至此，李百义的灵魂彻底皈依了基督，他的罪也将得到主的救赎。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参与了对李百义父亲的殴打，又负责抓捕了他的警官孙民，在李百义感召下，如同被冉阿让所救而信仰崩溃投河自杀的沙威警长，把自己送进了看守所。李百义的救赎历程与人性光辉正如当代的冉阿让，《愤怒》也堪称向《悲惨世界》“一次遥远的致敬”。
三.救赎与爱
小说第一章名为《爱情》，在故事一开始便提及李百义的好友陈佐松寻找不知去向的他，却第一次得知了一个对李百义不利的消息——这个著名慈善家与女儿乱伦。而经过确认后，事实是20岁的李好爱上了养父李百义。李百义与李好之间一直存在着“爱”，只是随着时间推移和故事演进，爱发生了变化。在铁路沿线游荡三年的孤儿李好，曾在孤儿院的工地上抢了李百义的盒饭逃走，裤子掉下露出屁股。深受触动的李百义决定收养她，不是放在孤儿院，而是作为自己的女儿。终于，李百义在一趟列车上再次与被迫做扒手的她相遇，正式将她收养，取名李好。在起初遇见李好时李百义内心给予她父爱的冲动，来自于对同为社会底层贫苦孩子的同情，可以说是同情的博爱。李百义对李好这个养女的关怀和照顾可谓到了溺爱的程度，他常年为李好做饭盛饭，可以一反节俭低调的作风开着公家的车载李好整天兜风，给女儿一顿吃一千块钱的鱼翅，甚至可以一直给女儿准备卫生棉，亲手帮她清洗月经带。无微不至地关爱着李好将她抚养成人，是他兼任父母双亲对于孩子的亲情之爱。对于李百义，艰苦严苛的工作与生活是他平静内心的途径，其间他的休息方式便是对女儿毫无原则的溺爱。可以说李百义对李好的溺爱，是他给予世人的博爱的一部分，是包含在他最初的救赎求索中的。曾是流浪孤儿的李好面对这样的父亲和父爱，随着她逐渐成长，由感恩崇拜之情生发了男女情爱之心。她开始不断给父亲写温暖甜蜜的情书，直呼李百义的名字，用爱人才有的姿态面对李百义，还会在众人面前拥抱亲吻父亲……这是一种夹杂着亲情的爱情，李百义当年种下的桃树开出了另一种花朵。
李百义一开始对女儿的这种感情深感困扰，一度被李好“吓跑”以至下落不明，然而后来他从中意识到李好已经长大成人，决定将多年来独自背负的秘密告诉女儿，而他也相信只要向女儿说出自己的故事，女儿就会重新叫他“爸爸”。在告诉了女儿自己的过去后，李百义如释重负，也在那一刻他感觉自己老了。从此李百义认可了李好的成长，不再将她看做一个孩子，而是可以分担自己痛苦的精神伙伴，他也不再感觉自己是孤独的，对李好的感情发生了变化。最终判决后，得到解救的李百义，突然变成了一个极度渴望爱的人，他很想投入李好怀中痛哭一场。这个人生中从未品尝过爱情的男人发现自己爱上了女儿，他对李好的爱也成为了男女之爱。李百义写下了生平第一封情书，心怀着面对爱人的期待去面对李好。但经过了几个月的别样经历，李好意识到了爱上父亲行为的幼稚，懂得自己没有资格像一个女人那样爱上他，她重新找回了与父亲间的距离，决定还是重新叫他爸爸，这让李百义陷入短暂的失望，然而最后感到一种奇异的解脱，他相信自己在强烈渴望下萌生错误想法时，是命运指引他走回了正途，正所谓“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3：6）。
李百义在给李好的“情书”中这样写：“在我寻求公正未得之前，我无法顾及爱是什么，因为一个不顺服的人，心中是只有恨没有爱的……可是今天，我才知道，在公义、平等、道德、法律、能力、知识这所有的一切中，最大的不是别的任何东西，原来就是爱啊……”《圣经》中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林前13：3）李百义早年劫富济贫，后又倾其所有地投身慈善，舍身忘我地造福大众，但严苛的生活与奉献没能真正解救他的灵魂。正是李好的爱给了他迈向救赎的契机，唤醒了李百义作为正常人对爱的渴求，也最终使两人的爱得到了升华。李好是小说中“爱的象征”，是“赎罪天国里为李百义绽放的一朵鲜花”③，她之于李百义就如同《悲惨世界》中冉阿让身边的珂赛特，但不同于珂赛特获得爱情后对冉阿让的疏远，李好在经过与父亲间男女情爱的纠葛和对父亲人生深刻的体会后，理解了父亲的伟大与崇高，决心向父亲学习，作为女儿继续陪伴他。李百义与李好之间的爱，已经成为获得心灵安宁后成熟的爱，既是父女之爱，也是升华后“弟兄姊妹”间博大的爱。
在《愤怒》中，李百义由苦难陷身于罪恶，受到启示后开始寻求救赎，而他得到的答案是爱。如余杰在小说序言中所写：“爱比愤怒更加恒久，爱比恨更具有力量，爱是改变中国的唯一可能性。”②作者在最后用爱解救了挣扎在罪恶与仇恨中的李百义，将爱作为李百义漫长救赎之路的终点和归宿，其中蕴含着北村作为基督徒对于生命和人性的理想，显示了在其信仰视域下对于现实的深刻思索。
参考文献：
①北村.我与文学的冲突[J].当代作家评论，1995，4.
②余杰.我们的罪与爱[J].长篇小说选刊，2005，1.
③惠元祥.论《愤怒》中的北村小说[J].文学界，2011，7.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关键词：基督教 罪恶 救赎 爱
北村的创作生涯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其早期的创作被归于先锋派小说，与苏童、余华、格非、马原等同为先锋小说的领军人物。然而在九十年代初皈依基督教之后，北村突破并舍弃了语言和形式上的“先锋”，开始转向精神上的“先锋”——充满基督教情结的神性书写，创作了《施洗的河》、《张生的婚姻》、《周渔的喊叫》等一系列作品，“用一个基督徒的眼光打量这个堕落的世界”①，显示出了在其信仰视域下对于人类生存困境和生命存在意义的认识与探索。在创作于2004年的《愤怒》中，北村将视野转向了更为现实丰满的底层社会图景，小说描写主人公李百义面对现实的苦难与罪恶，从最初选择世俗的以暴易暴，到得到基督精神感召走向救赎之路，经过不断求索，最终获得了灵魂的解救和人生中爱的升华。《愤怒》是北村后先锋时代基督文学创作的继续与发展，其中对基督教文化的几大主题——苦难、爱、罪与救赎等都有着深刻的体现。
一.苦难与罪恶
从《愤怒》的第二章，慈善家李百义开始向养女李好述说自己的隐秘往事起，一段充满血泪的悲惨人生展现在了读者眼前：原名马木生的他，出身山区，自幼生活在贫困与饥饿中;父亲多病懦弱，支撑着家庭的母亲长年受到村支书凌辱，后积劳成疾死去。在家中失去土地后，马木生带着妹妹进城打工，受尽压榨和欺侮，妹妹春儿在收容所遭到强暴并被迫卖身，最后惨死于车轮下。马木生与父亲坚持上访，却被公安局拘捕毒打，父亲被殴打致死，抛尸灭迹。如书中所言，马木生一家就像被锁上了苦难的链条，苦难就像上面结的果子，一个比一个大。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约16：33），苦难就像空气遍布世界，无论什么地方都有苦难，无论什么人都会遭遇苦难。苦难也是北村创作模式的基点之一，这是建立在基督教对人世苦难的普遍性认识上的。
饱受欺凌的际遇终于使马木生陷入了对命运与世界的“愤怒”，遍寻公理而不得的他，在仇恨的驱使下，开始寻求自己的正义。他与几个朋友“劫富济贫”，揭发贪官，并绑架了杀害父亲的警察钱家明，“审判”并处死了他，用这种自认为正确的方式制裁了罪恶。马木生经受的苦难，都生发于世间的罪恶，霸占母亲的村支书，残酷压榨殴打农民工的工厂主及爪牙，强暴春儿并逼迫她卖淫的KTV老板等，他们的恶行正是马木生苦难人生的直接原因。在基督教理念里，苦难与罪恶也是一对双生儿，上帝会因为人们的邪恶发起大洪水淹没大地，也会降下硫磺与火毁灭罪闻于天的所多玛与蛾摩拉城。在圣经《申命记》二十八章中，更是列举了背离上帝的罪恶带来的种种苦难，堪称罪恶带来苦难的最典型讲论。罪恶会带来苦难，同时苦难中也会萌生罪恶。在《约伯记》中，看到丈夫潦倒沦落，约伯的妻子居然劝约伯“弃掉神死了吧！”（伯2：9）可见罪恶带来苦难的影响和伤害，会使受难者也倾向于恶。事实上，马木生心怀仇恨与愤怒，“审判”并杀死钱家明的行为，也是被苦难催生的罪行。他起初并未意识到这一点，直到在出逃后走进一座教堂，聆听了牧师的教诲才开始醒悟。
让马木生开始困惑和动摇的，是王牧师讲的“耶稣与淫妇”的故事。故事来自《约翰福音》第八章，讲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捉的妇人去见耶稣，告诉耶稣，按摩西律法应用石头打死她。耶稣起初只是弯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后来在众人不断追问下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约8：7）最终没有一个人敢砸那个女人，都一个个的出去了。对此大惑不解的马木生问牧师，为何那些人并未强奸却不能用石头砸女人，牧师告诉马木生，他们虽然没有犯强奸的罪行，但也是有罪之人，他们心中犯了罪，也就是所谓罪性，每个人都有罪性。马木生又追问谁才有权力用石头砸女人，牧师的回答是上帝。起初马木生并不认同这个说法，但渐渐地他也开始怀疑自己的良心是否公正，最终走向了不断求索追问的救赎之路。自首后，李百义在法庭说了这样一个故事：早年自己与哥们老六因为饥饿，跟着一些民工去公路上“讨口饭吃”。而民工们“讨饭吃”的方式是将一桶桶烧热的沥青倒在下坡的转弯处，等着下坡的客车翻车。客车一翻，民工就一拥而上抢旅客的钱，不管旅客是死是活。李百义非常害怕，没有抢钱，但他说他嫉妒那些抢到钱的人，意识到自己也是抢劫者中的一员，原先他认为穷人才是正直的，而从那以后他觉得这世上没有一个好人。之后李百义更是提起了牧师“罪行”与“罪性”的教谕，并承认自己有罪。可见在漫长的求索与自问中，牧师对于罪恶的基督教诠释为李百义提供了救赎之路的启示和指引。
二.罪恶与救赎
余杰在小说序言《我们的罪与爱》中说：“惟有李百义的道路是一条真正的拯救之路，他由拉斯科尔尼科夫（《罪与罚》）走向梅什金公爵（《白痴》），由聂赫留朵夫（《复活》）走向冉阿让（《悲惨世界》）……”②诚如所言，小说讲述了一个《罪与罚》式的犯罪故事，李百义如同拉斯科尔尼科夫般秉持着自己的观念杀死了心目中的罪人，经过了漫长的内心挣扎后选择自首。同时，李百义在苦难中误入歧途，被点化后走回正道，最终获得拯救的人生也同冉阿让相似。小说“沉沦于苦难犯下罪恶——痛苦的挣扎与求索——在启示和感召下走向救赎”的模式，呼应了《罪与罚》和《悲惨世界》等作品中西方先人对人类生存境遇的神性思考。
面对马木生关于“耶稣与淫妇”故事的追问，王牧师曾经这样回答他：受上帝托付的人可以使用权柄，但不能随他自己的意思而行，因为人都有罪，人拥有的只是代表权柄。代表上帝去管理和判决的人一旦做得不对，权柄就会被收回，所以代表权柄往往时时谨慎，感到畏惧。圣经《罗马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罗12：19）人们遭遇罪恶的侵害时，往往会失去耐性，想着伸张正义，报仇雪恨，然而基督教认为，人没有报仇雪恨的特权，要渴慕公义，但不可伸冤雪恨。上帝是审判罪恶的唯一标准，伸张正义的权力在神而不在人，即便未能及时报应罪恶，那也并非神耽搁了人类的应许，而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后3：9），然而神其实早已预备好了终极的审判，没有任何罪可以不受惩罚。因而有罪的人类无权通过自己的“公义”判决他人，倘若拒绝相信神的公义，就会变成苦毒与愤怒的奴隶。马木生绑架并杀死钱家明的行为，乃至他之前的“劫富济贫”，正是擅自僭越使用了权柄来贯彻自己的道义，所以他虽然得以报仇雪恨，却没有丝毫的喜乐。 起初对牧师的话不以为意的马木生，不久后便离开了教堂，他的求索与救赎，可以说从离开教堂后便已开始。他买了假身份证，改名李百义，决定忘记过去，好好过日子。李百义用自己当年“劫富济贫”存下的钱买下一个机砖厂，不断做大，成为富翁，并开始做慈善，走上了一条冉阿让式的重生之路。他将所有慈善捐献的事宜都交给副厂长去办理，自己从不出席任何捐赠仪式，这并非是害怕暴露隐藏的身份，而是不想被别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善人好人，世上本没有好人，大家都是有罪的。此时，李百义已经显出了对王牧师关于“原罪”的启示的认同。李百义近乎固执地将他经营的千万财产全部投入黄城的慈善事业，又近乎自虐地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穿着一件衬里会往外翻的破西装;曾经一周每顿只吃一碗清汤挂面，在抗洪现场吃有毒的谷种导致食物中毒;会为是否添置一辆新车一连几夜沉思冥想，最终还是放弃了;被抓的时候，警察发现他穿的两只鞋都不是一双的。虽然对自己无比苛刻，李百义对他人却十分慷慨，几乎毫无保留，他除了出钱做慈善，还开办孤儿院，收养了原本是个小偷的李好做养女，开车亲赴前线，废寝忘食地抗洪救灾，还曾为从泥石流中救人双腿负伤……他的善行义举在黄城可谓无人不知，饱受赞誉，然而却仍未获得内心的安宁，“十年的愤怒并没有给他带来尊严，只有捆锁。他越做好事，就越孤独”。李百义只在一件事上肯为自己花钱，那就是买书。然而后来他却停止了买书，因为他发现较之阅读，深夜的扪心自问才是指导生活最便捷的方法。在成为政协委员，成为“权柄”的那个夜晚，李百义想起了王牧师的话，开始感受到了作为代理权柄的恐惧。他的内心开始受到一种质询，质询当年自己“处决”钱家明的正当和正确性，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杀了无辜的人，陷入巨大的不安与焦灼，在这种痛苦中，他只能对自己像仇敌一样苛刻，用自虐式的工作与生活来保持内心的平静。终于有一天，李百义向养女李好说出了自己的往事，这让李好陷入了困惑与担忧。她最终联系了父亲的好友，律师出身的黄城县副县长陈佐松，他们最终决定，帮李百义自首。
当警方对在逃十年的杀人犯李百义实施抓捕时，不同于一般的逃犯，李百义竟然有些不合常理地“溢出了非常灿烂的笑容”。被捕后，李百义十分镇定，像卸下了重负般安宁地入睡，甚至感受到了久违的幸福。李百义被捕后的姿态令人想起耶稣对人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太6：34）的劝诫，因为“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彼前5：7）。可以说从被捕后，李百义对自己灵魂的拯救之路才开始走上正轨，作者也就此开始逐渐给他的形象笼罩上了救赎的神圣光辉。除了继续保持着被捕时的平静自若，李百义还有更多出人意料的表现，尤其是在受审时的回答。法官问他自首是否是自己的意愿，李百义回答说不是;老六在法庭作证李百义的父亲是被派出所人员刑讯逼供而死，并非失踪时，李百义却说他不能肯定父亲是不是失踪。这两次不利于自己的回答耐人寻味。李百义没有自首，是因为他“心中有最后的不服”，不相信法律能评判他罪的多少，所以在被押解往樟板的途中，他根本没把自己当做犯人，甚至会擅自跑去给大家买柚子。但李百义仍是认罪的，这是在王牧师启示下，包含着罪行和罪性的罪，只能从上帝出处获得救赎，因而他虽未自首却坦然接受了女儿安排的投案。而李百义承认自己不确定父亲是否是失踪，则是多年来对自己是否有权，是否正确地使用权柄判决钱家明的怀疑与思考。面对冲进法庭声援自己的黑汉等人，李百义提起了“耶稣与淫妇”的故事，并让他们自问自己是否有罪，是否有资格举起石头，群众们最终一一离开，李百义从“迷羊”变为了布道者。
小说最后一章《天堂》中，接受判决后前往监狱的李百义被不明真相的民众围攻，浑身臭不可闻，狼狈不堪。可他却仿佛听到了远处飘来的歌声，监狱的围墙也被朝阳镀上金色的光芒，好像天国的景象。这与耶稣被戏弄唾弃，受难而又重生的场景十分相似。至此，李百义的灵魂彻底皈依了基督，他的罪也将得到主的救赎。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参与了对李百义父亲的殴打，又负责抓捕了他的警官孙民，在李百义感召下，如同被冉阿让所救而信仰崩溃投河自杀的沙威警长，把自己送进了看守所。李百义的救赎历程与人性光辉正如当代的冉阿让，《愤怒》也堪称向《悲惨世界》“一次遥远的致敬”。
三.救赎与爱
小说第一章名为《爱情》，在故事一开始便提及李百义的好友陈佐松寻找不知去向的他，却第一次得知了一个对李百义不利的消息——这个著名慈善家与女儿乱伦。而经过确认后，事实是20岁的李好爱上了养父李百义。李百义与李好之间一直存在着“爱”，只是随着时间推移和故事演进，爱发生了变化。在铁路沿线游荡三年的孤儿李好，曾在孤儿院的工地上抢了李百义的盒饭逃走，裤子掉下露出屁股。深受触动的李百义决定收养她，不是放在孤儿院，而是作为自己的女儿。终于，李百义在一趟列车上再次与被迫做扒手的她相遇，正式将她收养，取名李好。在起初遇见李好时李百义内心给予她父爱的冲动，来自于对同为社会底层贫苦孩子的同情，可以说是同情的博爱。李百义对李好这个养女的关怀和照顾可谓到了溺爱的程度，他常年为李好做饭盛饭，可以一反节俭低调的作风开着公家的车载李好整天兜风，给女儿一顿吃一千块钱的鱼翅，甚至可以一直给女儿准备卫生棉，亲手帮她清洗月经带。无微不至地关爱着李好将她抚养成人，是他兼任父母双亲对于孩子的亲情之爱。对于李百义，艰苦严苛的工作与生活是他平静内心的途径，其间他的休息方式便是对女儿毫无原则的溺爱。可以说李百义对李好的溺爱，是他给予世人的博爱的一部分，是包含在他最初的救赎求索中的。曾是流浪孤儿的李好面对这样的父亲和父爱，随着她逐渐成长，由感恩崇拜之情生发了男女情爱之心。她开始不断给父亲写温暖甜蜜的情书，直呼李百义的名字，用爱人才有的姿态面对李百义，还会在众人面前拥抱亲吻父亲……这是一种夹杂着亲情的爱情，李百义当年种下的桃树开出了另一种花朵。
李百义一开始对女儿的这种感情深感困扰，一度被李好“吓跑”以至下落不明，然而后来他从中意识到李好已经长大成人，决定将多年来独自背负的秘密告诉女儿，而他也相信只要向女儿说出自己的故事，女儿就会重新叫他“爸爸”。在告诉了女儿自己的过去后，李百义如释重负，也在那一刻他感觉自己老了。从此李百义认可了李好的成长，不再将她看做一个孩子，而是可以分担自己痛苦的精神伙伴，他也不再感觉自己是孤独的，对李好的感情发生了变化。最终判决后，得到解救的李百义，突然变成了一个极度渴望爱的人，他很想投入李好怀中痛哭一场。这个人生中从未品尝过爱情的男人发现自己爱上了女儿，他对李好的爱也成为了男女之爱。李百义写下了生平第一封情书，心怀着面对爱人的期待去面对李好。但经过了几个月的别样经历，李好意识到了爱上父亲行为的幼稚，懂得自己没有资格像一个女人那样爱上他，她重新找回了与父亲间的距离，决定还是重新叫他爸爸，这让李百义陷入短暂的失望，然而最后感到一种奇异的解脱，他相信自己在强烈渴望下萌生错误想法时，是命运指引他走回了正途，正所谓“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3：6）。
李百义在给李好的“情书”中这样写：“在我寻求公正未得之前，我无法顾及爱是什么，因为一个不顺服的人，心中是只有恨没有爱的……可是今天，我才知道，在公义、平等、道德、法律、能力、知识这所有的一切中，最大的不是别的任何东西，原来就是爱啊……”《圣经》中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林前13：3）李百义早年劫富济贫，后又倾其所有地投身慈善，舍身忘我地造福大众，但严苛的生活与奉献没能真正解救他的灵魂。正是李好的爱给了他迈向救赎的契机，唤醒了李百义作为正常人对爱的渴求，也最终使两人的爱得到了升华。李好是小说中“爱的象征”，是“赎罪天国里为李百义绽放的一朵鲜花”③，她之于李百义就如同《悲惨世界》中冉阿让身边的珂赛特，但不同于珂赛特获得爱情后对冉阿让的疏远，李好在经过与父亲间男女情爱的纠葛和对父亲人生深刻的体会后，理解了父亲的伟大与崇高，决心向父亲学习，作为女儿继续陪伴他。李百义与李好之间的爱，已经成为获得心灵安宁后成熟的爱，既是父女之爱，也是升华后“弟兄姊妹”间博大的爱。
在《愤怒》中，李百义由苦难陷身于罪恶，受到启示后开始寻求救赎，而他得到的答案是爱。如余杰在小说序言中所写：“爱比愤怒更加恒久，爱比恨更具有力量，爱是改变中国的唯一可能性。”②作者在最后用爱解救了挣扎在罪恶与仇恨中的李百义，将爱作为李百义漫长救赎之路的终点和归宿，其中蕴含着北村作为基督徒对于生命和人性的理想，显示了在其信仰视域下对于现实的深刻思索。
参考文献：
①北村.我与文学的冲突[J].当代作家评论，1995，4.
②余杰.我们的罪与爱[J].长篇小说选刊，2005，1.
③惠元祥.论《愤怒》中的北村小说[J].文学界，2011，7.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