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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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现代作家高长虹,山西盂县人,二十年代曾在北京、上海、太原等地发起并组织《狂飙运动》,与鲁迅共同编辑《莽原》周刊,在五、六年内就创作了具有反帝反封建意义的作品千余篇,出版著作十七本,并创办刊物十余种,在新文学史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过去,高长虹的作品由于种种原因长期没有再版过,对他的创作和文学活动也缺乏必要的研究;近年来,一些报刊相继发表了高长虹的作品与有关的资料和研究论文。为了进一步推动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充实现代文学研究的内容,山西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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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现代作家高长虹,山西盂县人,二十年代曾在北京、上海、太原等地发起并组织《狂飙运动》,与鲁迅共同编辑《莽原》周刊,在五、六年内就创作了具有反帝反封建意义的作品千余篇,出版著作十七本,并创办刊物十余种,在新文学史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过去,高长虹的作品由于种种原因长期没有再版过,对他的创作和文学活动也缺乏必要的研究;近年来,一些报刊相继发表了高长虹的作品与有关的资料和研究论文。为了进一步推动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充实现代文学研究的内容,山西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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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由本书著者,我想到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这样的一群:他们的青春年华,已经在漫长的艰辛黯淡的底层生活中消逝了。人到中年才开始学术生涯而成为卓有成绩的学者,几乎可以比拟为沙粒在蚌壳里磨滚成珍珠的过程。新时期伊始,当中国社会,文化与学术
<正> 应该看到,新时期文学所取得的长足进展,作者队伍的庞大,普遍水准的提高,与百花齐放的局面,都是新文学七十年所未曾有过的。可是,近年以来,也确实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向,本文试从非理性趋向、暴力死亡与性描写、及形式主义三方面作些检讨和粗浅的理论思考。
<正> 一我不知道,当你独自一人静静地在喧嚣的街市上走过,听着一扇扇洞开的门窗内竞相播放着那扯着噪门似唱似叫的“跟着感觉走……”的流行歌曲,看着那些着装入时却又举止粗俗的摩登男女旁若无人招摇过市地从路人身边掠过,你会作何感想?也许,你会以为这是一个民族走向现代文明历史前行中的必然现象而予以认同;也许,你会为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处此文化转型期心态如此浮躁而感到困惑焦灼,因此对于文化失范可能会呈现的社会畸变痛心疾首,神圣忧思。田中禾是这样的“杞忧”者。他曾不止一次地向朋友们说到他对时下“世风”的感慨
<正> 与以往相比,新时期十年的文学发展,无论其创作局面还是其阅读局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可喜变化。这是明明白白的可靠判断。但是,也毋庸讳言,近几年尤其是88年至今,我们的文学创作与文学阅读出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倾斜。在文学创作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上、在对文学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的认识上、在对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方面、在“先锋文学”和大众文学各自的创作与阅读领域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出现
<正> 在我的印象中,新时期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一批已经不再具有年龄优势的“年轻”学者们,从他们坎坷的政治履历和人生际遇中寻找着旧有理论体系中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又从他们丰富复杂的人生经验里提取着巨大的能量去弥合了历史落差间的空白,他们彼此辉映,取得了令人可喜的累累硕果。我想谈谈其中的蓝棣之。
<正> 二十年代乡土文学作家,在其乡土题材的创作中鲜明地溶入人道主义的思想态度。这首先表现在,作家关注的是被压迫、被欺凌的“小人物”的生活和命运。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杨振声的《渔家》,潘训的《乡心》,王任叔的《疲惫者》,许钦文《元正的死》、台静农的《疯妇》等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善良而卑微的普通人。他们被压在社会底层,都与幸福无缘。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的五四作家,将生活于苦海中的农民大众的形象真实地搬上文学舞台,揭示并同情他们的痛苦。也诅咒造成其痛苦的黑暗社会。作家在展现他们的不幸时,也着
<正> 众所周知,老舍的幽默语调是不“纯”的,以往,人们借用“含泪的笑”来概括他的幽默特色;他也多次用“酸笑”来自谓。然而,这样的概括不免笼统和简单,也不完全适合本文的论述角度。我认为,老舍的叙事语调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首先,幽默语调是与宽容温婉紧密联结在一起的,这构成了老舍幽默的根本特色。他不仅对“好人”,对穷苦人抱有极大的同情,即使对“坏人”,也不吝啬他那宽容大度的微笑。而且正是在这种距
<正>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五届二次会议,于1989年11月14日至18日在苏州大学举行。学会会长王瑶在开幕式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自1979年1月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科研、教学的发展,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贡献力量的宗旨,显示了坚持学术研究,追求科学严谨学风的特点,今后
<正> 漫过爱情领域之后向性禁区浸染新时期文学历史是以突破禁区作为行进标识的。爱情,这个人类永恒存在的基本感情,这个文学史上永远保持着鲜活生命力的母题,在十年动乱中,受到践踏,玷污,被驱逐在太阳照不见的阴暗角落。拨乱反正,让爱情恢复其令人仰慕的、“高于生命价值”的地位,成为把人从非人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的迫切问题。第一篇触及爱情的小说《爱情的位置》(刘心武)问世时,读者竞相传诵,其兴奋欣喜的程度——中国人可以正视爱情了,是今天刚从迪斯科舞场下来便结伴徜徉在月光下丛林中的青年难以想象的。爱情,
<正> 读《文学评论》1989年第5期李建中文章《论魏晋六朝作家“文心”与“人心”的分裂》,发现其中有个史实错误。李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读《颜氏家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循规蹈矩、恪守儒教的封建家长;而现实生活中的颜介却是‘好饮酒,多任纵,不修边幅’,因为酗酒还失去了一次被皇帝提拔重用的机会——颜氏之作人与作文有着深刻矛盾。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