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戴晴撰写的《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一书问世以后，“王实味”这个名字对于我们便不再陌生。然而，我也注意到，尽管近十几年来有那么多关于他的书和文章问世，他的个人生平和思想属性在人们心目中依然十分模糊。坊间广泛流传的某些历史评价，在我看来是完全不着边际的。
　　我想这种状况的形成，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其客观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王实味传世的作品非常有限，只有几篇小说和几篇杂文（参见黄昌勇编著之《王实味——野百合花》，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人们仅仅依据这些有限的材料确实很难对他的生平和思想进行深入细致的刻画与分析；其主观原因，是自戴晴始，人们在论述王实味的时候，似乎过多地倾注了个人的主观情感和精神寄托，历史叙事变成作者们现实批判的某种隐喻。这样，王实味就不再是历史上一个活生生的客观存在，而被升华为某种终极理想价值的精神象征。这个现象，在近现代中国史研究、特别是思想史研究领域并非罕见。
　　那么，洗去后人主观雕饰的重彩铅华之后的王实味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根据熟悉他的许多人的回忆，现实生活中的王实味并不是一个十分可爱的人物。他的性格狂傲、孤僻、偏执、吝啬，似乎缺乏中国人所推崇的“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度”。他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自我封闭的精神世界里，除了“冬天搬把躺椅在门前晒太阳”以外，没有其他业余爱好，日常生活单调而缺乏情趣。他对别人参加跳舞、唱歌等健康的休闲娱乐活动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感。他在与他人交往时，往往取一种居高临下、屈尊俯就的姿态，一旦意见不合，便勃然大怒，拂袖而去。因此，他一生几乎没有什么亲密的朋友，也不是一个十分称职的儿子、丈夫、父亲和情人。
　　他具有一种强烈的向往革命的冲动，这或许与他的出身和早期经历有关。他出生于河南潢川一个破落乡绅家庭，因为家庭贫困，曾经从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和北京大学两度辍学，从十八岁开始就不得不自食其力。为了谋生，他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足迹遍布华北、华东和东北各地，先后从事过邮政局实习生、中小学教师和政府机关低级科员的工作，也曾经在上海亭子间里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个人生计长期没有任何保障，饱尝世态炎凉、社会不公和战争离乱之苦。他早年发表的几篇小说，既记录了一个充满纯真理想的青年踏入复杂的现实社会以后的种种主观感受，也揭示了他由不满现实到投身革命的思想根源。
　　他曾经两度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入党是1926在北大读书期间。但是他的革命意志和组织观念十分淡薄，而“小资”情调却十分浓厚。不久就因为追求党内女同志，与工作方法简单生硬的学生支部领导人发生龃龉，被指为“入党动机卑鄙”，最终被北大党组织开除。这件事显然造成他对组织的某种不满。目前尚无史料显示在1930年前后，作为一个无党派文学青年，他在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人士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文化人士之间的主观价值取向，但他显然与“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的陈源、徐志摩等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受到他们的器重。他的小说作品多经由陈源、徐志摩之手发表于《现代评论》、《晨报副刊》和《新月》等刊物。因此，他1937年再度入党，奔赴延安，其历史背景和思想动机值得进一步探讨。
　　他并不是一个性格坚强、有坚定信仰的人。尽管在延安整风初期，他因发表杂文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曾经提出“退党”要求，但当他觉察到局势不可扭转的时候，又自动跑到中央组织部痛哭流涕，要求组织上宽大处理；在1943年夏末“大后方”中外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的时候，他积极配合党组织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周瑜打黄盖”，可是回到监所后，他又捶胸顿足，后悔不已……因而，他与组织的最终决裂，实乃在于党内某些领导人的褊狭和无情，而非他个人具有某种决绝殉道的精神。
　　他的思想形态十分驳杂，缺乏理论上的系统性和一贯性。虽然他第一次脱党后与自由派知识分子有过一些接触，但他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对自由主义观念的接纳至多限于一般个人道德伦理的范畴，而与国家政治方面的内容无涉。他在延安发表的论文和杂文也谈不上深刻的理论性。他的《文艺民族形式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一文，因立场偏激而独树一帜，然而他的那些文艺观点能否站得住脚还有待进一步商榷。他在《野百合花》等杂文中所表达的理想诉求，归结起来无非是“平等”、“民主”和“人道主义”。而且，他对这些理想诉求的理解也是十分质朴和大众化的，它们主要建筑在对具体事实表象观察的基础上，而非建筑在对制度框架的理性分析的基础上。这似乎是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一类激进知识分子的共性思想特征。而自由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正义”等概念，只有被放置到自由主义的国家政治理论建构中，才能得到合乎其本意的理解和诠释，否则，关于“自由”的理解，就会带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关于“民主”的理解，就会带有民粹主义的倾向。因此，如果真要从思想属性上进行分类，我倒宁愿将王实味归类于原教旨马列主义者的行列。毕竟，他在上海时就曾经为托派翻译过一些苏共中央政治文献，而在延安马列学院和中央研究院担任特别研究员的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他所翻译的马列主义文献达到两百万字以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延安最高当局将他定性为“托派分子”似乎也勉强可以成立（至于“托派”概念是否可以与“国民党探子、特务”和“反革命”之间划等号，是否应该被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彻底消灭，那是另一个问题，在此不赘）。
　　王实味的可爱与可敬之处，在于当他觉察到边区的特权现象和官僚主义等问题时，没有像绝大多数人那样保持缄默，而是诚实、率性地将自己的不满公开地表达出来。不过，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指出那些问题，人们需要的并不是什么超凡的智慧，而是仗义直言的勇气。因此，就其杂文批判现实的思想深度而言，我以为实在与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那个一语道破真相的小男孩难分高下。
　　基于上述事实与分析，我想，如果不是有关方面后来的过激反应，王实味原本不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历史影响。他的为人并不足称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以此为借口剥夺其自由乃至生命），尤其缺乏感召他人的“克瑞斯玛”；他的那些言论也缺乏深刻的、革命性的思想内涵，并不足以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我这样说，并非不同情王实味的个人遭遇，也并非不钦佩他的批评勇气，不过，古今中外的历史反复表明，一个历史人物批判现实的勇气与其对思想史发展的贡献，并不一定总是呈现正态分布的比例关系。因此，我们在把王实味当作思想人物进行分析和评价时，应该彻底摒弃个人的主观情感好恶，既不因他的人格缺陷而漠视其批判现实的勇气，也不因他的悲惨遭遇而夸大其思想的贡献。
　　冷静客观地界定王实味的思想属性和思想水平，对于我们加深理解“王实味事件”的政治学含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认为“王实味事件”中最令人震撼的悲剧性因素集中表现在：他提出那些尖锐的批评，主观上完全出于响应上级号召的动机，他所揭露的问题也都有客观的事实依据，结果却被定性为“别有用心的”“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集团成员”，受到批判、监禁和杀害；他用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观点批评边区的等级特权制度和官僚主义现象，结果却被冠以“小资产阶级意识”和“自由化”的罪名。我们看到，正是在批判王实味、丁玲等人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和“极端民主化”主张的同时，一种新的革命伦理被悄然建构起来。这种革命伦理与我们所熟知的那些长期以来受到人们广泛认同的道理价值判断之间存在着某种莫名其妙的张力。“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斩断了世俗伦常的亲情和友情，“党性”与“人性”似乎变得水火不相兼容，来自上级的批判斗争不论对错与否，都被视为对革命者革命意志的一种考验。结果，革命队伍中固然涌现出一批像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等人那样的理想人格典范，但同时等级制度、特权思想、集权主义、个人崇拜等消极因素也不断发展蔓延。
　　如此看来，“王实味事件”难道仅仅是王实味一个人的悲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