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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同时拥有两个世界，一是表象的世界，它借由寓言和异化主题成为可见形式；二是表象之内蕴含的真实世界及其秩序，它的存在是卡夫卡之所以成为卡夫卡的原因，这一精神内核就隐藏在表象之中。
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中提出，“应该设想，西绪福斯是幸福的”，那么可否推断《饥饿艺术家》里的主角同样如此？毕竟“他”完成了对饥饿表演这一行为艺术的极限探索，没有人比他更成功，虽然这一“成功”的代价不小——艺术家和他身下的烂草一同被掩埋——但他的确突破了自我。他可以不必死的，可他终究是要死的，不是这一次，就是下一次。对于饥饿表演的挑战，死亡才是终结，否则永无结束的时候。对于饥饿艺术家来说，最重要也是最后的表演却被观众和主办方共同忽视了，没人知道饥饿艺术家到底坚持了多久（连饥饿艺术家本人也不知道），在他创造历史的时刻，竟无人察觉，这不啻莫大的讽刺。时间的缺失让饥饿艺术家的表演失去了演出的意义，却借此完成了对饥饿表演的殉道，更因大众的遗忘而摆脱了娱乐趣味，上升到了与个体相关的意志斗争层面，这是饥饿艺术家存在的意义。
卡夫卡在结束这一表演的同时让一只高贵而又精美绝伦的幼豹出场，那是一只活泼、欢乐，有着无限生机的豹子，它继承了饥饿艺术家的铁笼，却没有感到不适，自由仍涌动在它的心里和齿间，它的出现更替了沉默寡言随时被忧虑侵袭的饥饿者，这对比来得明显，象征意味浓厚，在幼豹无知的怒吼声中，观众重新集结，小说结束。
我们不妨再想象这一幕，一个被人逐渐遗忘的饥饿艺术家，他越来越消瘦，也越来越沉默，他有着比一副人体骨架稍稍丰满的体态，在这具几乎不忍目睹的形体下，迸发的却是前所未有的神采，这是他死前的高光时刻，他目光里仍涌动坚定的信念——“他要继续饿下去”。而幼豹却养尊处优地有着充足的食物，它失去的仅仅是不被察觉的自由，这更替来得巧妙且无奈，因两者都没有更好的出路。
回到开篇，我们还记得饥饿艺术家出场时，作家怎么描述他吗？“身穿黑色紧身衣、脸色异常苍白、全身瘦骨嶙峋”，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作者比照镜子写下来的句子，是卡夫卡将自己的形象赋予了这位伟大的行为艺术家。
那还是1922年春天，在卡夫卡去世前两年，作家在疾病缠身且不可逆转的情况下完成了这篇小说，两年后，去世前夕，在病榻上，卡夫卡恰好在校阅这本题为《饥饿艺术家》的小说集清样。据卡夫卡的传记作家莱纳·史塔赫写道（《领悟年代：卡夫卡的一生》）：“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卡夫卡对于自己的文章充满了某种焦虑不安的感情。尤其是面对一篇文章的时候：《饥饿艺术家》，这是讲一个人不愿意再吃饭的故事，而这却是一个不能够再吃饭的人写的。对于卡夫卡而言，在他这部作品里，经常涉及饮食和拒绝饮食的隐喻，现在正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残酷的矛盾，他在阅读这篇故事的时候，忍不住落下了眼泪……”
卡夫卡的眼泪没有留给未完成的土地测量员K.，却给了饥饿艺术家。
我们无法想象作家是怀着何等矛盾的心理去看待这篇小说的，但我们从死亡的信号里读出了一个惊人的巧合，即《饥饿艺术家》无意中道出了作家面对死亡的心理，作为一个“寓言”小说家，卡夫卡提前写出了自己的内心写照，这是他写给后世的遗书。“我一直在希望你们能赞赏我的饥饿表演”“但你们不应当赞赏”，这是饥饿艺术家的临终独白，却更像是卡夫卡离世前的内心活动，矛盾与怀疑从未离开过这个人，关于他和他的作品……
饥饿表演是一门已经凋落的艺术，小说开篇即坦白了这一处境。因为时间跨度，观众难以全程参与，而看守们也不是唯一的见证者（他们仍需换班），作为唯一且始终的参与者，饥饿艺术家既是这场表演的运动员也是裁判员，他几乎是怀着对这一艺术的骄傲之心来执行表演活动的，这确保了表演的真实性。可由于世俗成见，饥饿艺术家又不得不通过一些机巧的手段来赢得声誉，尤其当他遇到了一帮调皮的夜班看守时——他们都是屠夫——这滑稽身份带来的是对饥饿艺术家的指认，他形同牲口。一些看守故意远离铁笼，这尴尬的处境，使饥饿艺术家只好以自己仅剩的体力，用彻夜放歌的方式显示自己仍在遵守游戏规则，他并没有进食！这无疑给饥饿表演增添了难度，因表演者时刻要表明自己的清白，这是额外的困扰，可即便如此，也从未击垮夜班看守们的冷漠与成见，他们更加赞赏起饥饿艺术家来，指出他“竟能一边唱歌，一边吃东西”，这一信念从未得到改善；而另一些看守则与饥饿艺术家拉近了距离，他们之间可以通宵戏谑，这正是饥饿艺术家梦寐以求的时光，他通过这样的方式让看守们保持清醒，因为清醒换来的是对自己饥饿表演的见证，而为了这些尽职的看守，饥饿艺术家还自掏腰包为他们准备了丰盛的早餐，可悲的是，这滑稽甚至其乐融融的一幕也并未消除怀疑，仍有人觉得这是饥饿艺术家贿赂看守以便遮掩自己偷吃行为的把戏。这些质疑的声音总来得漫不经心，又在关键时刻一次次击溃饥饿艺术家艰难乃至委曲求全的努力。小说讲到这里，一个无情且毫无信任与荣誉感的社会便展露了自己，这是小说最为重要的背景，它显示了自身的残酷，即饥饿艺术家无论如何表现，都没有人能完全信任他，相信他的表演是真诚且没有瑕疵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饥饿艺术家的挫败可想而知。
四十天是一个极限，这一极限并非来自饥饿艺术家的身体反应，它只是经理摸索出来的商业规律，因为四十天一过，饥饿表演就会门庭冷落，饥饿艺术家就要被迫出笼。出笼时刻也是演出重点，这盛大的仪式显示了饥饿艺术家与外界的格格不入，他虛脱的表现被误以为是饥饿表演的极限特征。
“只有饥饿艺术家不满意，总是他一个人不满意。”
活在一个又一个四十天的周期里，饥饿艺术家怎能满意？他简直受够了，与其说他在表演，不如说他在忍受耻辱。四十天，远远不是他饥饿表演的终点——令人害怕的是，他也不知道自己的终点在哪里——但迫于现实他总是一次次中断表演。在出笼时刻，饥饿艺术家也并未迎来自由，他再次沦为被裹挟的人，他仍然不想进食。“对于吃，他只要一想到就要恶心。”经理出于对他的肤浅尊重而表现出的理解，更加深了饥饿艺术家对世道和自己处境的认识，即没有人能理解他，他表现得越出众就越被人怀疑，乃至这出众表现带来的虚弱正是他无法承受演出的明证。经理在出售表演艺术照时，人们看到的是奄奄一息的饥饿艺术家，“这明明是饥饿表演提前收场的结果，大家却把它解释为饥饿表演之所以结束的原因”！这颠倒黑白的时刻，让饥饿艺术家意识到这是一个愚昧的社会，反对它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的饥饿艺术家跳槽了。
他来到了马戏团。
他显然来错了地方，这是饥饿艺术家悲剧性的选择结果，在这里，仍然没有人懂得什么叫作“饥饿表演”。小说开头已经交代，这是一门已经过时的艺术，人们只有在通往厩舍看野兽的路上才会朝他瞥上一眼，饥饿艺术家就这样成为通往厩舍之路的障碍，他忍受着那些指指点点，并且明白，这种漠然态度是对自己命运的宣判。
时间过去了多久？每天都要更换的表演日期已无人来换，演出方彻底遗忘了这个人。按说这时的饥饿艺术家应该感到窃喜才是，终于没人来请他出笼了，他可以无限延长自己的表演，可这一目的又与表演行为背道而驰。表演是需要受到重视的，需要有观众的参与，否则饥饿表演只能沦为自杀，这正是饥饿艺术家所面临的悖论和无可挽回的悲惨结局。
况且，这里还存在着风险，如果哪天有人撕下了演出布告牌，借此奚落饥饿艺术家，说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那么饥饿表演就将彻底沦为无意义的事物，可即便如此，饥饿艺术家也没有主动叫停表演，这是小说以“背反”的方式一意孤行的结果。
在被发现的最后时刻，饥饿艺术家才对管事表露了自己只能挨饿的事实，因他找不到任何对胃口的食物。这看似真诚的临终之言若不是明显的谎言，也带着值得怀疑的口吻。难道一切竟如此简单？它让饥饿艺术家苦心追求的表演极限瞬间变得一文不值。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一坦白仅仅只是饥饿艺术家对世俗的交代，即一个不难理解的理由（恰又难被读者理解）。卡夫卡正通过这样高妙的安排，显现了他的陷阱，他让读者最终成为怀疑饥饿艺术家群体里的一员，在这一刻，我们成了另一种看守和拷问者，因为我们始终在场，且最终变得不相信。
这正是卡夫卡的游戏，一个微妙的捕兽陷阱，他首先营造了一种殉道的氛围，博得了我们的同情，让我们一次次感知饥饿艺术家的委屈和对待表演的高贵精神，这是动人的力量；与此同时，他还让我们对看守、经理们的愚蠢和俗态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这更激起了我们对饥饿艺术家遭遇的愤怒，这愤怒同时指向的是人类自身——冷漠社会。但最终，正是通过饥饿艺术家对待食物的态度，以最朴质的最不可能掺假的遗言的方式，让我们瞬间从同情者沦为怀疑者。
可这仍不是最重要的。
饥饿艺术家是一个抗争的人（表面看来），是一个被视作异化的人，与其说他在表演，不如说他在还原，还原一种漠然和怀疑下的孱弱及由这孱弱表现出来的真相，它让我们发现，我们根本就不是观者，我们就是饥饿艺术家本人。卡夫卡正通过这一象征形象，道出了内心对真实世界的反映，它以一种不易被察觉的方式（甚至相反的方式，借由异化抵达），让我们感受到了无比强烈的真实，因它道出了人的处境。
这是一个以童话形式写就的残酷寓言，一个海岛的闯入者、来自欧洲的文明旅人，面对的是一个野兽式的军官，军官操控一台巨大的杀人机器，军官和机器是野蛮秩序的最后代表，而另一个死去的人——前任司令官则是邪恶的罪魁祸首，因他定了下恐怖规则。这是一个文明与野蛮交锋的故事。它写于1914年8月，一战刚刚打响，整個欧洲开始被战争这台杀人机器搅动。这一背景与卡夫卡写下《在流刑营》或许没有必然的联系（卡夫卡日记显示，在他写作此篇前后，只有两处地方提及战争，一是1914年8月1日的日记：“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去游泳学校”；二是在8月6日的日记中写到爱国游行，他认为这是伴随战争的现象之一），是作家在纸上划出了一个隔绝区域，那时还没有叫作纳粹集中营的事物，作家却提前预感到了什么。
“这是一台独特的装置”，面对旅行者，军官发出了自己的第一声，在介绍机器的同时，军官用的是惊羡的目光，这是有趣的一笔，即面对自己无比熟悉的机器（按照当下情形，军官是唯一熟悉它的人），军官仍然感到满意，这几乎是一道父亲看待儿子般的目光，因它充满着爱与怜惜，甚至含有不便外露的欣赏与骄傲。
事件源于一次处决，旅行者是被现任司令官请去观摩处决的人。军官用法语与他交流，这是身处处决现场的士兵和犯人不懂的语言，是高雅的文化象征。关于对机器和前任司令官的赞美让军官看上去是个单纯的人，至少在单纯这一所指上，军官是一个心无旁骛的人，他的冷血和漠视都出于自然。得出这一印象，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海岛的这一隅里还有这么一个人，一个“前代社会”遗留下来的人，一个孤独执行“前代社会”规则的人。
即使如此，军官并非一个死板的人，他身上仍然涌动一丝丝人的活力和小小狡黠，这是卡夫卡笔下所有可悲人物的特征，那些小小的心机，正是自我的犒赏时刻。“‘司令官是否已经向您解释过这台机器？’旅行者做了一个含混的手势；这正中军官的下怀，因为这样他就可以亲自解释这台机器了。”军官的热情并不在于自我滔滔不绝地讲述，还在于这样的互动时刻，他在介绍、欣赏前任司令官杰作的同时，还以邀请的姿态，让旅行者主动对机器发生兴趣，并不忘展露自己的重要，即对处决使命的始终坚守。他是自身形象的唯一说明者。
机器是灵巧又笨拙的，它的设计有着巧妙的属于“人性”的一面，但作为整体，它给人的感受仍是笨重且年久失修的，或者不妨说，正是它的年久失修给我们带来了笨重的印象。这一状况一如军官本人，机器可以视作军官的另一种化身，两者在“当下”都已不合时宜。
军官的处境尤为不妙，因现任司令官对这一套事物不再有兴趣甚至开始反感，这漠视带来的是军官对前任司令官的无限怀念，他时不时就要透露这一点，譬如他还保留着前任司令官设计的草图，并试图让旅行者感受其中的妙处与司令官的伟大。
这一热情洋溢的开篇，让我们几乎忽略了犯人的存在，虽然他即将被机器惩罚，他的身上将被刺上几个字：“尊敬你的上司”，这几乎等同儿戏。看到这里，我们很容易体会军官的复杂心态，一方面，他仍怀着对前任司令官的无限忠诚，从小说的结尾，我们可以看出，这忠诚是彻底的，是以毁灭自己为代价的，我们丝毫不陌生此种精神；另一方面，新任司令官带来了压迫，尤其这压迫还是以冷漠、轻视的方式进行的，旅行者便是他的代表，司令官不直接参与处决，而是通过一个外人作媒介，仿佛等着他发出反对的声音，好一举铲除这流刑营里的毒瘤。这让军官陷入了痛苦的境地，而不论军官陷入何种境地，他对犯人都是漠视的，他对旅行者道出的话，足够令人震惊。他告诉对方，在这里除了直接处决，没有任何审判，更谈不上辩护，甚至在这一结果被执行时，犯人也压根儿不知道自己将受到何种惩罚。 军官也知道将话题引入法庭和审判是危险的，他知晓旅行者来自文明的欧洲，但这不是他忌惮的方面，他忌惮的是旅行者背后现任司令官的身影，是他将陌生人派来参观处决，这一意图是不祥的征兆，是反对和清算的第一步。可旅行者已经来了，犯人也已到位，这一看似有意的安排让军官不得不进入自己的角色，他必须尽可能地解释自己的工作，这是紧迫而又严肃的时刻。
事件还得回到犯人身上，一个勤务兵（犯人）因在上尉门前多睡了一会儿，就被送到了军官这里，于是一切照常运转，没有询问和认定事实，事实上没有任何程序，军官直接做出了判罚。当旅行者惊讶时，军官给出的解释是：“罪责总是用不着怀疑的”，还说：“要是我首先传唤和盘问这个仆人，这只会产生混乱。他会撒谎，即使我成功地驳倒他的谎言，他又会用新的谎言来取代这些被駁倒的，就这样没完没了。”这是军官行事的唯一依据，如此掷地有声，且不容驳倒，因为没有给予驳倒以机会。
犯人也十分配合，没有任何抗拒的服从和军官的武断一样令人惊叹，以至于分不清到底是哪一种力量造就了目前的结果。对这一结果的反思，才让我们遥想了一个前流刑营时代的面貌，让我们看到施与受双方的态度，感受这一切都出于“理所当然”。
在旅行者看来——他渐渐明白——这或许就是他会出现在这里的理由，作为暂时的中立方，他有理由想象和诞生一丝希望，即现任司令官邀他前来，正是为了改正这一不符合程序的惩罚，整个流刑营将因此诞生一套新的司法程序。所以，旅行者抛出一问：“司令官会来观看处决吗？”这一问正中军官的心病，他回答：“不一定”，“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军官害怕司令官会前来干预、阻止这一切。
面对旅行者身上渐渐散发的反对者的气息，军官只能加快自己的讲解步伐，那些装置上的耙子、针、齿轮传动装置、绘图器、排水沟，被一一演示。可问题的难点又出现了，那就是图纸的出现。“迷宫式的、相互交叉重叠的线条，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整张纸，要费很大的劲才能看出中间的空白处。”为什么说图纸是难点，因为旅行者根本看不懂，而军官却一再想让对方看懂并认同。按照图纸所示，处决是漫长的，分两个步骤，总耗时将在十二小时以上，转折点出现在第一个六小时……
军官显然着迷这一过程，一些生动的演示，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还带着卡夫卡叙事中特有的黑色幽默。“犯人很少有把最后一口粥吞下去的，他只是让它在嘴里打转转，然后吐到坑里。这时我就得弯腰，不然他就会啐在我的脸上。”严肃认真乃至有些焦急的军官正凭借这些属于人的正常反应和冷幽默凸显了他浑然不觉的罪恶，或者说，军官正是以一个正常人的感性行为呈现了这冷酷的一切，同时，军官又代表着绝对的客观，这是他之所以是他的原因。
待军官好不容易讲解完，犯人就该受刑了。这一过程体现了军官的严格要求和对待艺术作品般的骄傲心态，而当失修的机器开始妨碍到施刑时又激起了军官对现状的不满。军官显然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当有什么妨碍到他对于处决的完美要求时，一种复杂心态就展露无遗。军官开始抱怨现任司令官，正是他的漠视导致了机器的残损，那一套衰落滞后且困难重重的保障体系让军官苦不堪言，为了给机器换个部件（哪怕只是一根皮带），军官遭受了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百般刁难与推诿了事，可这又提升了军官的顽强斗志和卫道士般的荣誉感，他必须让旅行者明白导致这一切的根源何在，并不吝掏出自己的心里话：“您正在欣赏的这种审理程序和处决方式，在我们这儿再也没有人公开支持了。我是它们唯一的代表，也是前任司令官遗产的唯一继承人……老司令官在世时，惩罚营里尽是他的信徒；他的信仰力量我还保持了几分，可完全缺少他那样的权力……现在时间已经紧迫，有人正在密谋反对我的审判权……要是在以前……”
权力的缺失是军官述说的重点，更是他艰难处境的根源，而从前的“盛况”无疑又加重了军官的失落。不难对比，眼下寂寥的施刑过程与过去狂欢式的群体参与有着天壤之别。流刑营里一次次迎来围观死亡的热潮，犹如庆典般庄重：“一清早，司令官就和女眷们来了；军号声唤醒了整个营地里的人……社会名流们——大官是不可缺少的——整齐地坐在机器的周围”，这就是前刑罚营时代的场景，一个“辉煌”的过去。而针对处决，军官又讲述了令人震撼的一幕：“司令官目睹这种情况，于是下令首先满足孩子们的要求；我因公务在身，当然一直站在犯人的旁边；我常常蹲在这儿，左右手臂上各抱着一个年幼的孩子。我们大家看到犯人那备受折磨的脸上焕发出的幸福的表情时，是多么地高兴啊！我们的脸颊沐浴在终于出现但又马上消逝的正义的光辉之中！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我的同志！”
孩子的出现正是处决的高潮，它的出现挑动了我们的神经。
讲到这里，军官无疑已深陷过去带来的迷狂，这是他情绪的一次强烈外露，为后来他的亲自试验、自我毁灭做了有力铺垫。可这一切还没有到来，军官仍有自己的算盘要打，他所渲染的一切都是为了博得旅行者的同情，通过对往昔的追忆、再现，军官更加体会到目前的紧迫形势，他必须联合旅行者对现任司令官来一次重创，把他从会议厅甚至从流刑营里赶出去。
这是军官唯一的生机，而旅行者恰是其中的棋子，这一新发现使军官无比亢奋，他想扭转旅行者身上的不利因素，为自己带来翻盘的机会。面对军官的尽力鼓吹，旅行者摇摆了吗，谢天谢地，没有。他的旅行者的身份表明他见过了太多的世面，“所以决不会在这里发生动摇”，他只是迟疑了一口气的时间，最终回答：“不行。”
这迟疑的间隙，是旅行者的真实写照，旅行者正是以自己的单薄力量承受着这巨大的压迫，当这压迫被他反弹出去时，我们也会看到军官的内心图景被这反作用力所击碎。连一个陌生人都不赞同他，这拒绝的力量，使军官彻底绝望。小说情节也在此急转直下，军官走向了正在受刑的犯人，开始替换他，军官明白，这是自己最后的归宿，他即将以受刑者的身份与这台自己无比熟悉的机器融为一体。
这一刻或许早就萌芽，至少在军官心里被演练过，甚至是一种致命吸引。我们看他走得冷静坦然，且仍不放过施刑的任何步骤，不让处决比以往的操作更马虎。他首先检查了机器，“还微笑着再次通观了一下齿轮装置的各个大小部件”，甚至在受刑前，军官还稍微处理了一下自己的手，想让它变得更干净一些，还为桶里的水脏得令人恶心而难过。“他脱下每件衣服时总要把它恋恋不舍地拿在手里，他甚至还用手指去抚摩军服上的银绶带，把一条缨穗抖抖整齐”“他并不想含毡块，不过只是犹豫了片刻，便顺从地把它含进了嘴里”。军官如此富有仪式感的耐心和“纯洁性”几乎体现了来自反面的悲壮，我们还记得他给自己挑选的刺字图纸么？ “要公正！”
这几个字来得多么“贴切”和讽刺，对于军官来说，这正是他想要谋求的荣誉，他感到此时的一切都是有违这一精神的，他是被迫的，也恰好在这一刻，军官又无限靠近了它，他是唯一能配得上这几个字的人。
旅行者默默看着这一幕，他一声不吭，他知道军官即将迎来什么，他无权阻止，更清醒地认识到这是军官唯一的出路。
而机器这时又如何？仿佛因了它主人的疯狂而疯狂，它开始解体般吐落自己的零件，“绘图器的盖子缓缓升起，接着又啪嗒一声地完全打开。一只齿轮的牙齿露了出来，逐渐升高，不一会儿，整个齿轮也露了出来，仿佛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挤压绘图器似的……后面又随着升起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几乎无法区分的齿轮，它们都一一从绘图器的边缘上掉下来”，机器就这样化为碎片，与军官一同迎来毁灭。
这是耐人寻味的一幕。我们看结果，因为机器的故障，军官并未得到他心仪的刺字，原本按计划要出现的字眼因为绘图器的崩溃而化为泡影，耙子开始胡乱地在军官身上“乱戳乱刺”。军官没有如愿以偿，他的“抗争”以徹底的失败结束，他没有得到自己给自己颁发的“勋章”。我们在松一口气的同时，也看到卡夫卡保留了一笔，他让我们去参观军官死后的面容，那是一道镇定而自信的目光，与死者生前保持一致。
这是卡夫卡赋予人物的复杂，也可视作一种成全（这成全需要勇气），他没有让军官沦为小丑，而是让他始终活在对自己信仰的无限热爱中，完成殉道。
小说就这样以军官与机器的共同毁灭结束了处决部分的书写，可小说仍未结束。小说的尾声，是旅行者离开处决现场去寻找前任司令官的墓地，那是一个可笑然而怪异的小小场景。首先是一家茶馆，在房子的底层，一个洞穴似的房间里，在码头工人围坐的桌子下，坟墓露了出来，坟墓上甚至还有一块墓碑，墓碑很小，旅行者不得不跪下来看上面的铭文，铭文的出现仿佛一道怨恨的呐喊，它像幽灵一样缠绕流刑营这个残酷的所在。
铭文写道：“老司令官长眠于此。他的信徒们为他挖了这个坟，立了这个碑，现在只好隐姓埋名，可以预言，司令官在若干年后又将复活，从这个屋里率领他的信徒重新占领这块营地。请你们相信并等着瞧吧！”
铭文是谁写的呢，我们推敲这委屈而又愤懑的口吻，是不是和军官的腔调有些相类？即使不是他，也是同他一样的人，他们都是老司令官的忠实信徒，更可怕的是，军官已经死去，而这些隐身者却还存活在我们所不知道的空间里，一俟时机成熟，一切又可能重演……
这是小说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
“流刑营”无疑是一座魔窟，它涌动让人不安的力量，它是对人类已知暗面的大胆预言，它如此生动，又让人如此战栗，更让人惊讶无比。战栗并非来自小说中的血腥描写部分，而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对人类意识和处境的深度探索，它以荒诞的场景再现了人类可能面临的灾难（事实层面），但它又超离了可能的事实，而抵达了更为广阔的真实，即人类早已生活在一种残酷的不稳定的秩序状态下，而具体事实的爆发，不过是它的显见形式。卡夫卡微妙地处理了寓言和真实之间的关系，看上去缥缈的寓言实则只是作家的障眼法，我们很难猜到，这套“花招”的表演并非挥出之后的实拳，而是“花招”本身就包含了致命“招数”。小说显现的这个纵深，这个犹如地洞般的创口，它不仅吸引人往里跳，它里面也早已人满为患。
作者简介
李晁，1986年生于湖南，现居贵阳。2007年起在《上海文学》《作家》《人民文学》《当代》《中国作家》《花城》《钟山》《书城》《上海文化》等刊发表小说、评论若干，曾获《上海文学》新人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中篇小说提名奖、《创作与评论》年度作品奖、《滇池》文学奖、《作家》金短篇奖等。
主持人 方 岩
责任编辑 孙海彦
《饥饿艺术家》
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中提出，“应该设想，西绪福斯是幸福的”，那么可否推断《饥饿艺术家》里的主角同样如此？毕竟“他”完成了对饥饿表演这一行为艺术的极限探索，没有人比他更成功，虽然这一“成功”的代价不小——艺术家和他身下的烂草一同被掩埋——但他的确突破了自我。他可以不必死的，可他终究是要死的，不是这一次，就是下一次。对于饥饿表演的挑战，死亡才是终结，否则永无结束的时候。对于饥饿艺术家来说，最重要也是最后的表演却被观众和主办方共同忽视了，没人知道饥饿艺术家到底坚持了多久（连饥饿艺术家本人也不知道），在他创造历史的时刻，竟无人察觉，这不啻莫大的讽刺。时间的缺失让饥饿艺术家的表演失去了演出的意义，却借此完成了对饥饿表演的殉道，更因大众的遗忘而摆脱了娱乐趣味，上升到了与个体相关的意志斗争层面，这是饥饿艺术家存在的意义。
卡夫卡在结束这一表演的同时让一只高贵而又精美绝伦的幼豹出场，那是一只活泼、欢乐，有着无限生机的豹子，它继承了饥饿艺术家的铁笼，却没有感到不适，自由仍涌动在它的心里和齿间，它的出现更替了沉默寡言随时被忧虑侵袭的饥饿者，这对比来得明显，象征意味浓厚，在幼豹无知的怒吼声中，观众重新集结，小说结束。
我们不妨再想象这一幕，一个被人逐渐遗忘的饥饿艺术家，他越来越消瘦，也越来越沉默，他有着比一副人体骨架稍稍丰满的体态，在这具几乎不忍目睹的形体下，迸发的却是前所未有的神采，这是他死前的高光时刻，他目光里仍涌动坚定的信念——“他要继续饿下去”。而幼豹却养尊处优地有着充足的食物，它失去的仅仅是不被察觉的自由，这更替来得巧妙且无奈，因两者都没有更好的出路。
回到开篇，我们还记得饥饿艺术家出场时，作家怎么描述他吗？“身穿黑色紧身衣、脸色异常苍白、全身瘦骨嶙峋”，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作者比照镜子写下来的句子，是卡夫卡将自己的形象赋予了这位伟大的行为艺术家。
那还是1922年春天，在卡夫卡去世前两年，作家在疾病缠身且不可逆转的情况下完成了这篇小说，两年后，去世前夕，在病榻上，卡夫卡恰好在校阅这本题为《饥饿艺术家》的小说集清样。据卡夫卡的传记作家莱纳·史塔赫写道（《领悟年代：卡夫卡的一生》）：“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卡夫卡对于自己的文章充满了某种焦虑不安的感情。尤其是面对一篇文章的时候：《饥饿艺术家》，这是讲一个人不愿意再吃饭的故事，而这却是一个不能够再吃饭的人写的。对于卡夫卡而言，在他这部作品里，经常涉及饮食和拒绝饮食的隐喻，现在正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残酷的矛盾，他在阅读这篇故事的时候，忍不住落下了眼泪……”
卡夫卡的眼泪没有留给未完成的土地测量员K.，却给了饥饿艺术家。
我们无法想象作家是怀着何等矛盾的心理去看待这篇小说的，但我们从死亡的信号里读出了一个惊人的巧合，即《饥饿艺术家》无意中道出了作家面对死亡的心理，作为一个“寓言”小说家，卡夫卡提前写出了自己的内心写照，这是他写给后世的遗书。“我一直在希望你们能赞赏我的饥饿表演”“但你们不应当赞赏”，这是饥饿艺术家的临终独白，却更像是卡夫卡离世前的内心活动，矛盾与怀疑从未离开过这个人，关于他和他的作品……
饥饿表演是一门已经凋落的艺术，小说开篇即坦白了这一处境。因为时间跨度，观众难以全程参与，而看守们也不是唯一的见证者（他们仍需换班），作为唯一且始终的参与者，饥饿艺术家既是这场表演的运动员也是裁判员，他几乎是怀着对这一艺术的骄傲之心来执行表演活动的，这确保了表演的真实性。可由于世俗成见，饥饿艺术家又不得不通过一些机巧的手段来赢得声誉，尤其当他遇到了一帮调皮的夜班看守时——他们都是屠夫——这滑稽身份带来的是对饥饿艺术家的指认，他形同牲口。一些看守故意远离铁笼，这尴尬的处境，使饥饿艺术家只好以自己仅剩的体力，用彻夜放歌的方式显示自己仍在遵守游戏规则，他并没有进食！这无疑给饥饿表演增添了难度，因表演者时刻要表明自己的清白，这是额外的困扰，可即便如此，也从未击垮夜班看守们的冷漠与成见，他们更加赞赏起饥饿艺术家来，指出他“竟能一边唱歌，一边吃东西”，这一信念从未得到改善；而另一些看守则与饥饿艺术家拉近了距离，他们之间可以通宵戏谑，这正是饥饿艺术家梦寐以求的时光，他通过这样的方式让看守们保持清醒，因为清醒换来的是对自己饥饿表演的见证，而为了这些尽职的看守，饥饿艺术家还自掏腰包为他们准备了丰盛的早餐，可悲的是，这滑稽甚至其乐融融的一幕也并未消除怀疑，仍有人觉得这是饥饿艺术家贿赂看守以便遮掩自己偷吃行为的把戏。这些质疑的声音总来得漫不经心，又在关键时刻一次次击溃饥饿艺术家艰难乃至委曲求全的努力。小说讲到这里，一个无情且毫无信任与荣誉感的社会便展露了自己，这是小说最为重要的背景，它显示了自身的残酷，即饥饿艺术家无论如何表现，都没有人能完全信任他，相信他的表演是真诚且没有瑕疵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饥饿艺术家的挫败可想而知。
四十天是一个极限，这一极限并非来自饥饿艺术家的身体反应，它只是经理摸索出来的商业规律，因为四十天一过，饥饿表演就会门庭冷落，饥饿艺术家就要被迫出笼。出笼时刻也是演出重点，这盛大的仪式显示了饥饿艺术家与外界的格格不入，他虛脱的表现被误以为是饥饿表演的极限特征。
“只有饥饿艺术家不满意，总是他一个人不满意。”
活在一个又一个四十天的周期里，饥饿艺术家怎能满意？他简直受够了，与其说他在表演，不如说他在忍受耻辱。四十天，远远不是他饥饿表演的终点——令人害怕的是，他也不知道自己的终点在哪里——但迫于现实他总是一次次中断表演。在出笼时刻，饥饿艺术家也并未迎来自由，他再次沦为被裹挟的人，他仍然不想进食。“对于吃，他只要一想到就要恶心。”经理出于对他的肤浅尊重而表现出的理解，更加深了饥饿艺术家对世道和自己处境的认识，即没有人能理解他，他表现得越出众就越被人怀疑，乃至这出众表现带来的虚弱正是他无法承受演出的明证。经理在出售表演艺术照时，人们看到的是奄奄一息的饥饿艺术家，“这明明是饥饿表演提前收场的结果，大家却把它解释为饥饿表演之所以结束的原因”！这颠倒黑白的时刻，让饥饿艺术家意识到这是一个愚昧的社会，反对它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的饥饿艺术家跳槽了。
他来到了马戏团。
他显然来错了地方，这是饥饿艺术家悲剧性的选择结果，在这里，仍然没有人懂得什么叫作“饥饿表演”。小说开头已经交代，这是一门已经过时的艺术，人们只有在通往厩舍看野兽的路上才会朝他瞥上一眼，饥饿艺术家就这样成为通往厩舍之路的障碍，他忍受着那些指指点点，并且明白，这种漠然态度是对自己命运的宣判。
时间过去了多久？每天都要更换的表演日期已无人来换，演出方彻底遗忘了这个人。按说这时的饥饿艺术家应该感到窃喜才是，终于没人来请他出笼了，他可以无限延长自己的表演，可这一目的又与表演行为背道而驰。表演是需要受到重视的，需要有观众的参与，否则饥饿表演只能沦为自杀，这正是饥饿艺术家所面临的悖论和无可挽回的悲惨结局。
况且，这里还存在着风险，如果哪天有人撕下了演出布告牌，借此奚落饥饿艺术家，说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那么饥饿表演就将彻底沦为无意义的事物，可即便如此，饥饿艺术家也没有主动叫停表演，这是小说以“背反”的方式一意孤行的结果。
在被发现的最后时刻，饥饿艺术家才对管事表露了自己只能挨饿的事实，因他找不到任何对胃口的食物。这看似真诚的临终之言若不是明显的谎言，也带着值得怀疑的口吻。难道一切竟如此简单？它让饥饿艺术家苦心追求的表演极限瞬间变得一文不值。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一坦白仅仅只是饥饿艺术家对世俗的交代，即一个不难理解的理由（恰又难被读者理解）。卡夫卡正通过这样高妙的安排，显现了他的陷阱，他让读者最终成为怀疑饥饿艺术家群体里的一员，在这一刻，我们成了另一种看守和拷问者，因为我们始终在场，且最终变得不相信。
这正是卡夫卡的游戏，一个微妙的捕兽陷阱，他首先营造了一种殉道的氛围，博得了我们的同情，让我们一次次感知饥饿艺术家的委屈和对待表演的高贵精神，这是动人的力量；与此同时，他还让我们对看守、经理们的愚蠢和俗态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这更激起了我们对饥饿艺术家遭遇的愤怒，这愤怒同时指向的是人类自身——冷漠社会。但最终，正是通过饥饿艺术家对待食物的态度，以最朴质的最不可能掺假的遗言的方式，让我们瞬间从同情者沦为怀疑者。
可这仍不是最重要的。
饥饿艺术家是一个抗争的人（表面看来），是一个被视作异化的人，与其说他在表演，不如说他在还原，还原一种漠然和怀疑下的孱弱及由这孱弱表现出来的真相，它让我们发现，我们根本就不是观者，我们就是饥饿艺术家本人。卡夫卡正通过这一象征形象，道出了内心对真实世界的反映，它以一种不易被察觉的方式（甚至相反的方式，借由异化抵达），让我们感受到了无比强烈的真实，因它道出了人的处境。
《在流刑营》
这是一个以童话形式写就的残酷寓言，一个海岛的闯入者、来自欧洲的文明旅人，面对的是一个野兽式的军官，军官操控一台巨大的杀人机器，军官和机器是野蛮秩序的最后代表，而另一个死去的人——前任司令官则是邪恶的罪魁祸首，因他定了下恐怖规则。这是一个文明与野蛮交锋的故事。它写于1914年8月，一战刚刚打响，整個欧洲开始被战争这台杀人机器搅动。这一背景与卡夫卡写下《在流刑营》或许没有必然的联系（卡夫卡日记显示，在他写作此篇前后，只有两处地方提及战争，一是1914年8月1日的日记：“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去游泳学校”；二是在8月6日的日记中写到爱国游行，他认为这是伴随战争的现象之一），是作家在纸上划出了一个隔绝区域，那时还没有叫作纳粹集中营的事物，作家却提前预感到了什么。
“这是一台独特的装置”，面对旅行者，军官发出了自己的第一声，在介绍机器的同时，军官用的是惊羡的目光，这是有趣的一笔，即面对自己无比熟悉的机器（按照当下情形，军官是唯一熟悉它的人），军官仍然感到满意，这几乎是一道父亲看待儿子般的目光，因它充满着爱与怜惜，甚至含有不便外露的欣赏与骄傲。
事件源于一次处决，旅行者是被现任司令官请去观摩处决的人。军官用法语与他交流，这是身处处决现场的士兵和犯人不懂的语言，是高雅的文化象征。关于对机器和前任司令官的赞美让军官看上去是个单纯的人，至少在单纯这一所指上，军官是一个心无旁骛的人，他的冷血和漠视都出于自然。得出这一印象，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海岛的这一隅里还有这么一个人，一个“前代社会”遗留下来的人，一个孤独执行“前代社会”规则的人。
即使如此，军官并非一个死板的人，他身上仍然涌动一丝丝人的活力和小小狡黠，这是卡夫卡笔下所有可悲人物的特征，那些小小的心机，正是自我的犒赏时刻。“‘司令官是否已经向您解释过这台机器？’旅行者做了一个含混的手势；这正中军官的下怀，因为这样他就可以亲自解释这台机器了。”军官的热情并不在于自我滔滔不绝地讲述，还在于这样的互动时刻，他在介绍、欣赏前任司令官杰作的同时，还以邀请的姿态，让旅行者主动对机器发生兴趣，并不忘展露自己的重要，即对处决使命的始终坚守。他是自身形象的唯一说明者。
机器是灵巧又笨拙的，它的设计有着巧妙的属于“人性”的一面，但作为整体，它给人的感受仍是笨重且年久失修的，或者不妨说，正是它的年久失修给我们带来了笨重的印象。这一状况一如军官本人，机器可以视作军官的另一种化身，两者在“当下”都已不合时宜。
军官的处境尤为不妙，因现任司令官对这一套事物不再有兴趣甚至开始反感，这漠视带来的是军官对前任司令官的无限怀念，他时不时就要透露这一点，譬如他还保留着前任司令官设计的草图，并试图让旅行者感受其中的妙处与司令官的伟大。
这一热情洋溢的开篇，让我们几乎忽略了犯人的存在，虽然他即将被机器惩罚，他的身上将被刺上几个字：“尊敬你的上司”，这几乎等同儿戏。看到这里，我们很容易体会军官的复杂心态，一方面，他仍怀着对前任司令官的无限忠诚，从小说的结尾，我们可以看出，这忠诚是彻底的，是以毁灭自己为代价的，我们丝毫不陌生此种精神；另一方面，新任司令官带来了压迫，尤其这压迫还是以冷漠、轻视的方式进行的，旅行者便是他的代表，司令官不直接参与处决，而是通过一个外人作媒介，仿佛等着他发出反对的声音，好一举铲除这流刑营里的毒瘤。这让军官陷入了痛苦的境地，而不论军官陷入何种境地，他对犯人都是漠视的，他对旅行者道出的话，足够令人震惊。他告诉对方，在这里除了直接处决，没有任何审判，更谈不上辩护，甚至在这一结果被执行时，犯人也压根儿不知道自己将受到何种惩罚。 军官也知道将话题引入法庭和审判是危险的，他知晓旅行者来自文明的欧洲，但这不是他忌惮的方面，他忌惮的是旅行者背后现任司令官的身影，是他将陌生人派来参观处决，这一意图是不祥的征兆，是反对和清算的第一步。可旅行者已经来了，犯人也已到位，这一看似有意的安排让军官不得不进入自己的角色，他必须尽可能地解释自己的工作，这是紧迫而又严肃的时刻。
事件还得回到犯人身上，一个勤务兵（犯人）因在上尉门前多睡了一会儿，就被送到了军官这里，于是一切照常运转，没有询问和认定事实，事实上没有任何程序，军官直接做出了判罚。当旅行者惊讶时，军官给出的解释是：“罪责总是用不着怀疑的”，还说：“要是我首先传唤和盘问这个仆人，这只会产生混乱。他会撒谎，即使我成功地驳倒他的谎言，他又会用新的谎言来取代这些被駁倒的，就这样没完没了。”这是军官行事的唯一依据，如此掷地有声，且不容驳倒，因为没有给予驳倒以机会。
犯人也十分配合，没有任何抗拒的服从和军官的武断一样令人惊叹，以至于分不清到底是哪一种力量造就了目前的结果。对这一结果的反思，才让我们遥想了一个前流刑营时代的面貌，让我们看到施与受双方的态度，感受这一切都出于“理所当然”。
在旅行者看来——他渐渐明白——这或许就是他会出现在这里的理由，作为暂时的中立方，他有理由想象和诞生一丝希望，即现任司令官邀他前来，正是为了改正这一不符合程序的惩罚，整个流刑营将因此诞生一套新的司法程序。所以，旅行者抛出一问：“司令官会来观看处决吗？”这一问正中军官的心病，他回答：“不一定”，“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军官害怕司令官会前来干预、阻止这一切。
面对旅行者身上渐渐散发的反对者的气息，军官只能加快自己的讲解步伐，那些装置上的耙子、针、齿轮传动装置、绘图器、排水沟，被一一演示。可问题的难点又出现了，那就是图纸的出现。“迷宫式的、相互交叉重叠的线条，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整张纸，要费很大的劲才能看出中间的空白处。”为什么说图纸是难点，因为旅行者根本看不懂，而军官却一再想让对方看懂并认同。按照图纸所示，处决是漫长的，分两个步骤，总耗时将在十二小时以上，转折点出现在第一个六小时……
军官显然着迷这一过程，一些生动的演示，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还带着卡夫卡叙事中特有的黑色幽默。“犯人很少有把最后一口粥吞下去的，他只是让它在嘴里打转转，然后吐到坑里。这时我就得弯腰，不然他就会啐在我的脸上。”严肃认真乃至有些焦急的军官正凭借这些属于人的正常反应和冷幽默凸显了他浑然不觉的罪恶，或者说，军官正是以一个正常人的感性行为呈现了这冷酷的一切，同时，军官又代表着绝对的客观，这是他之所以是他的原因。
待军官好不容易讲解完，犯人就该受刑了。这一过程体现了军官的严格要求和对待艺术作品般的骄傲心态，而当失修的机器开始妨碍到施刑时又激起了军官对现状的不满。军官显然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当有什么妨碍到他对于处决的完美要求时，一种复杂心态就展露无遗。军官开始抱怨现任司令官，正是他的漠视导致了机器的残损，那一套衰落滞后且困难重重的保障体系让军官苦不堪言，为了给机器换个部件（哪怕只是一根皮带），军官遭受了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百般刁难与推诿了事，可这又提升了军官的顽强斗志和卫道士般的荣誉感，他必须让旅行者明白导致这一切的根源何在，并不吝掏出自己的心里话：“您正在欣赏的这种审理程序和处决方式，在我们这儿再也没有人公开支持了。我是它们唯一的代表，也是前任司令官遗产的唯一继承人……老司令官在世时，惩罚营里尽是他的信徒；他的信仰力量我还保持了几分，可完全缺少他那样的权力……现在时间已经紧迫，有人正在密谋反对我的审判权……要是在以前……”
权力的缺失是军官述说的重点，更是他艰难处境的根源，而从前的“盛况”无疑又加重了军官的失落。不难对比，眼下寂寥的施刑过程与过去狂欢式的群体参与有着天壤之别。流刑营里一次次迎来围观死亡的热潮，犹如庆典般庄重：“一清早，司令官就和女眷们来了；军号声唤醒了整个营地里的人……社会名流们——大官是不可缺少的——整齐地坐在机器的周围”，这就是前刑罚营时代的场景，一个“辉煌”的过去。而针对处决，军官又讲述了令人震撼的一幕：“司令官目睹这种情况，于是下令首先满足孩子们的要求；我因公务在身，当然一直站在犯人的旁边；我常常蹲在这儿，左右手臂上各抱着一个年幼的孩子。我们大家看到犯人那备受折磨的脸上焕发出的幸福的表情时，是多么地高兴啊！我们的脸颊沐浴在终于出现但又马上消逝的正义的光辉之中！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我的同志！”
孩子的出现正是处决的高潮，它的出现挑动了我们的神经。
讲到这里，军官无疑已深陷过去带来的迷狂，这是他情绪的一次强烈外露，为后来他的亲自试验、自我毁灭做了有力铺垫。可这一切还没有到来，军官仍有自己的算盘要打，他所渲染的一切都是为了博得旅行者的同情，通过对往昔的追忆、再现，军官更加体会到目前的紧迫形势，他必须联合旅行者对现任司令官来一次重创，把他从会议厅甚至从流刑营里赶出去。
这是军官唯一的生机，而旅行者恰是其中的棋子，这一新发现使军官无比亢奋，他想扭转旅行者身上的不利因素，为自己带来翻盘的机会。面对军官的尽力鼓吹，旅行者摇摆了吗，谢天谢地，没有。他的旅行者的身份表明他见过了太多的世面，“所以决不会在这里发生动摇”，他只是迟疑了一口气的时间，最终回答：“不行。”
这迟疑的间隙，是旅行者的真实写照，旅行者正是以自己的单薄力量承受着这巨大的压迫，当这压迫被他反弹出去时，我们也会看到军官的内心图景被这反作用力所击碎。连一个陌生人都不赞同他，这拒绝的力量，使军官彻底绝望。小说情节也在此急转直下，军官走向了正在受刑的犯人，开始替换他，军官明白，这是自己最后的归宿，他即将以受刑者的身份与这台自己无比熟悉的机器融为一体。
这一刻或许早就萌芽，至少在军官心里被演练过，甚至是一种致命吸引。我们看他走得冷静坦然，且仍不放过施刑的任何步骤，不让处决比以往的操作更马虎。他首先检查了机器，“还微笑着再次通观了一下齿轮装置的各个大小部件”，甚至在受刑前，军官还稍微处理了一下自己的手，想让它变得更干净一些，还为桶里的水脏得令人恶心而难过。“他脱下每件衣服时总要把它恋恋不舍地拿在手里，他甚至还用手指去抚摩军服上的银绶带，把一条缨穗抖抖整齐”“他并不想含毡块，不过只是犹豫了片刻，便顺从地把它含进了嘴里”。军官如此富有仪式感的耐心和“纯洁性”几乎体现了来自反面的悲壮，我们还记得他给自己挑选的刺字图纸么？ “要公正！”
这几个字来得多么“贴切”和讽刺，对于军官来说，这正是他想要谋求的荣誉，他感到此时的一切都是有违这一精神的，他是被迫的，也恰好在这一刻，军官又无限靠近了它，他是唯一能配得上这几个字的人。
旅行者默默看着这一幕，他一声不吭，他知道军官即将迎来什么，他无权阻止，更清醒地认识到这是军官唯一的出路。
而机器这时又如何？仿佛因了它主人的疯狂而疯狂，它开始解体般吐落自己的零件，“绘图器的盖子缓缓升起，接着又啪嗒一声地完全打开。一只齿轮的牙齿露了出来，逐渐升高，不一会儿，整个齿轮也露了出来，仿佛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挤压绘图器似的……后面又随着升起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几乎无法区分的齿轮，它们都一一从绘图器的边缘上掉下来”，机器就这样化为碎片，与军官一同迎来毁灭。
这是耐人寻味的一幕。我们看结果，因为机器的故障，军官并未得到他心仪的刺字，原本按计划要出现的字眼因为绘图器的崩溃而化为泡影，耙子开始胡乱地在军官身上“乱戳乱刺”。军官没有如愿以偿，他的“抗争”以徹底的失败结束，他没有得到自己给自己颁发的“勋章”。我们在松一口气的同时，也看到卡夫卡保留了一笔，他让我们去参观军官死后的面容，那是一道镇定而自信的目光，与死者生前保持一致。
这是卡夫卡赋予人物的复杂，也可视作一种成全（这成全需要勇气），他没有让军官沦为小丑，而是让他始终活在对自己信仰的无限热爱中，完成殉道。
小说就这样以军官与机器的共同毁灭结束了处决部分的书写，可小说仍未结束。小说的尾声，是旅行者离开处决现场去寻找前任司令官的墓地，那是一个可笑然而怪异的小小场景。首先是一家茶馆，在房子的底层，一个洞穴似的房间里，在码头工人围坐的桌子下，坟墓露了出来，坟墓上甚至还有一块墓碑，墓碑很小，旅行者不得不跪下来看上面的铭文，铭文的出现仿佛一道怨恨的呐喊，它像幽灵一样缠绕流刑营这个残酷的所在。
铭文写道：“老司令官长眠于此。他的信徒们为他挖了这个坟，立了这个碑，现在只好隐姓埋名，可以预言，司令官在若干年后又将复活，从这个屋里率领他的信徒重新占领这块营地。请你们相信并等着瞧吧！”
铭文是谁写的呢，我们推敲这委屈而又愤懑的口吻，是不是和军官的腔调有些相类？即使不是他，也是同他一样的人，他们都是老司令官的忠实信徒，更可怕的是，军官已经死去，而这些隐身者却还存活在我们所不知道的空间里，一俟时机成熟，一切又可能重演……
这是小说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
“流刑营”无疑是一座魔窟，它涌动让人不安的力量，它是对人类已知暗面的大胆预言，它如此生动，又让人如此战栗，更让人惊讶无比。战栗并非来自小说中的血腥描写部分，而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对人类意识和处境的深度探索，它以荒诞的场景再现了人类可能面临的灾难（事实层面），但它又超离了可能的事实，而抵达了更为广阔的真实，即人类早已生活在一种残酷的不稳定的秩序状态下，而具体事实的爆发，不过是它的显见形式。卡夫卡微妙地处理了寓言和真实之间的关系，看上去缥缈的寓言实则只是作家的障眼法，我们很难猜到，这套“花招”的表演并非挥出之后的实拳，而是“花招”本身就包含了致命“招数”。小说显现的这个纵深，这个犹如地洞般的创口，它不仅吸引人往里跳，它里面也早已人满为患。
作者简介
李晁，1986年生于湖南，现居贵阳。2007年起在《上海文学》《作家》《人民文学》《当代》《中国作家》《花城》《钟山》《书城》《上海文化》等刊发表小说、评论若干，曾获《上海文学》新人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中篇小说提名奖、《创作与评论》年度作品奖、《滇池》文学奖、《作家》金短篇奖等。
主持人 方 岩
责任编辑 孙海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