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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北京举行的“国有资产流失和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上,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的主题演讲沿袭了他的一贯风格,尖锐犀利。他说:“我要批判主导中国产权改革20年的新自由主义学派。我希望经济学界的争论回归到主流,希望用数据说话,我不想再谈理念,理念没有任何意义。”
产权改革的误区
“这次的产权改革有两大特点:第一是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性,第二是买卖双方自定价格的交易。”郎咸平开门见山。
“国有资产既不是国资委的,也不是国有企业的,国有企业属于老百姓。因此,把属于老百姓的资产廉价地转移,不管是通过什么方法,通过MBO,或者其它什么方法,生产资料再度转移到企业家手中,如果再发生对于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力的剥削,会产生什么后果?那就是另外一场社会不安的开始。”郎咸平自问自答。
郎咸平认为,整个产权改革存在两大误区。
第一,产权是不是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现在不管碰到银行改革问题,产业出现问题,国企出现问题,惟一想到的办法就是上市,改革产权结构。当前的产权是有问题,国企是有问题,但是大家把所有的矛盾都放到产权上,这是非常危险的。
第二,我们不存在国有企业所有人缺位的问题,我们存在的是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问题。国有企业的老总,做好是应该的,做不好应该负责任。因为企业不是老总自己挣来的,是国家、老百姓给你提供的机会。政府对于国有企业是百分之百的扶持,这些都是国家资源。新自由主义学派希望国企退出舞台。事实上,国有企业不能退出。
“我个人对国企调研发现,国企这一两年学习速度是非常之快的,我们甚至还没有给国企的学习机会,就宣判死刑。这是非常危险的。而且这个死刑是将其所拥有的财产以法律权威下的合法性以及制定价格的不合理性,将它转到私人资本家手中,这是让我感到痛心疾首的事。”郎咸平说。
不能让保姆成了主人
“国企老总和我们家的保姆有什么差别?我们家今天很脏,请一个保姆清理一下,结果就变成保姆的了。这就是国企改革。还有更荒谬的,你来清理,给你换成股权,最后全都是你的了。”郎咸平说他一生致力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但从来没有听说过“国有企业所有人缺位”这种说法,并斥之为“非常荒谬”。
郎咸平说,通用的威尔奇在任20年间,给通用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最终通用还是中小股民的。而现在的国有企业改革使得国有资产通过MBO的方法大量流向了国企业老总手上。
“国企的确应当善待企业家,善待职业经理人,但职业经理人就是职业经理人,股东就是股东。”
郎咸平认为,在国有股权下,聘用职业经理人,法律保障他的信托责任,而老总的所作所为必须由董事会依照硬性指标进行判断,老总可以用自己赚来的钱用市价买期权、股票,但不能直接拥有股票。所以威尔奇在通用待了20年,也只是成功的打工仔。我们应该让职业经理人市场化。如何建立起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制度,用法制来保障他们的信托责任,这是政府未来应该努力的目标。
民营企业是做强而不是做大
“未来的中国,我期待大型企业必定是国企,中小型企业会是民营企业。”郎咸平说。
郎咸平认为,民营企业做大很难。通用电器走到现在这个水平是走了100年,中国的民营企业只有经过百年磨合才能做成这样的公司。而当今中国民营企业,学习不够,磨合不够,要做大必然会产生产业泡沫。现在中国已经有了这样的例子,把大量的资金带入了黑洞,这就是想做大,但是能力不足的后果。郎咸平指出,企业都是追逐利润的,没有长远的规划,嘴巴上虽然说有,但实际上没有。许多民营高科技企业,比如华为、中关村等,到最后都是做房地产,都是追逐利润的。怎么不做高科技了?太艰难了。高科技要发展,除了美国以外的公司,没有政府的参与是不可能的。集成电路、芯片的发展,投资都是几千亿,哪个企业能做?除了政府的支持。
政府要做大政府
“今天的自由主义学派,看到的是一个自由经济,是一个民主制度。我现在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这是错误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靠政府的力量达到富强,政府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郎咸平说。
郎咸平指出,美国之所以强大是靠大政府创建的法制社会,给所有的参与者,包括企业、消费者、买股票的人、卖股票的人,一个严格的游戏规则,让任何人不能随意地挤占别人的财产。
美国政府扮演的是看门狗的角色。让大家族退出经济舞台,由中小股民控制股票。美国证监会是全世界最严格的执法机关,它的调查权力是没有国界的,它可以调查任何人和任何物,包括美国总统,而且美国证监会可以发传票,如果不去,可以在证监会的指挥下执行逮捕。就是因为赋予美国证监会至高无上的权力,才能保证上市公司的非掠夺性,没有一个严格的法律不会有一个好公司。而中国的证监会缺乏执行。中国的股市缺的不是钱,而是中小股民对上市公司的信心。
郎咸平坦承,他个人从头到尾都主张大政府主义和中央集权,“中国现在需要政府的介入,需要政府以老百姓的福利为前提,做一个主导。”
产权改革的误区
“这次的产权改革有两大特点:第一是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性,第二是买卖双方自定价格的交易。”郎咸平开门见山。
“国有资产既不是国资委的,也不是国有企业的,国有企业属于老百姓。因此,把属于老百姓的资产廉价地转移,不管是通过什么方法,通过MBO,或者其它什么方法,生产资料再度转移到企业家手中,如果再发生对于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力的剥削,会产生什么后果?那就是另外一场社会不安的开始。”郎咸平自问自答。
郎咸平认为,整个产权改革存在两大误区。
第一,产权是不是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现在不管碰到银行改革问题,产业出现问题,国企出现问题,惟一想到的办法就是上市,改革产权结构。当前的产权是有问题,国企是有问题,但是大家把所有的矛盾都放到产权上,这是非常危险的。
第二,我们不存在国有企业所有人缺位的问题,我们存在的是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问题。国有企业的老总,做好是应该的,做不好应该负责任。因为企业不是老总自己挣来的,是国家、老百姓给你提供的机会。政府对于国有企业是百分之百的扶持,这些都是国家资源。新自由主义学派希望国企退出舞台。事实上,国有企业不能退出。
“我个人对国企调研发现,国企这一两年学习速度是非常之快的,我们甚至还没有给国企的学习机会,就宣判死刑。这是非常危险的。而且这个死刑是将其所拥有的财产以法律权威下的合法性以及制定价格的不合理性,将它转到私人资本家手中,这是让我感到痛心疾首的事。”郎咸平说。
不能让保姆成了主人
“国企老总和我们家的保姆有什么差别?我们家今天很脏,请一个保姆清理一下,结果就变成保姆的了。这就是国企改革。还有更荒谬的,你来清理,给你换成股权,最后全都是你的了。”郎咸平说他一生致力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但从来没有听说过“国有企业所有人缺位”这种说法,并斥之为“非常荒谬”。
郎咸平说,通用的威尔奇在任20年间,给通用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最终通用还是中小股民的。而现在的国有企业改革使得国有资产通过MBO的方法大量流向了国企业老总手上。
“国企的确应当善待企业家,善待职业经理人,但职业经理人就是职业经理人,股东就是股东。”
郎咸平认为,在国有股权下,聘用职业经理人,法律保障他的信托责任,而老总的所作所为必须由董事会依照硬性指标进行判断,老总可以用自己赚来的钱用市价买期权、股票,但不能直接拥有股票。所以威尔奇在通用待了20年,也只是成功的打工仔。我们应该让职业经理人市场化。如何建立起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制度,用法制来保障他们的信托责任,这是政府未来应该努力的目标。
民营企业是做强而不是做大
“未来的中国,我期待大型企业必定是国企,中小型企业会是民营企业。”郎咸平说。
郎咸平认为,民营企业做大很难。通用电器走到现在这个水平是走了100年,中国的民营企业只有经过百年磨合才能做成这样的公司。而当今中国民营企业,学习不够,磨合不够,要做大必然会产生产业泡沫。现在中国已经有了这样的例子,把大量的资金带入了黑洞,这就是想做大,但是能力不足的后果。郎咸平指出,企业都是追逐利润的,没有长远的规划,嘴巴上虽然说有,但实际上没有。许多民营高科技企业,比如华为、中关村等,到最后都是做房地产,都是追逐利润的。怎么不做高科技了?太艰难了。高科技要发展,除了美国以外的公司,没有政府的参与是不可能的。集成电路、芯片的发展,投资都是几千亿,哪个企业能做?除了政府的支持。
政府要做大政府
“今天的自由主义学派,看到的是一个自由经济,是一个民主制度。我现在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这是错误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靠政府的力量达到富强,政府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郎咸平说。
郎咸平指出,美国之所以强大是靠大政府创建的法制社会,给所有的参与者,包括企业、消费者、买股票的人、卖股票的人,一个严格的游戏规则,让任何人不能随意地挤占别人的财产。
美国政府扮演的是看门狗的角色。让大家族退出经济舞台,由中小股民控制股票。美国证监会是全世界最严格的执法机关,它的调查权力是没有国界的,它可以调查任何人和任何物,包括美国总统,而且美国证监会可以发传票,如果不去,可以在证监会的指挥下执行逮捕。就是因为赋予美国证监会至高无上的权力,才能保证上市公司的非掠夺性,没有一个严格的法律不会有一个好公司。而中国的证监会缺乏执行。中国的股市缺的不是钱,而是中小股民对上市公司的信心。
郎咸平坦承,他个人从头到尾都主张大政府主义和中央集权,“中国现在需要政府的介入,需要政府以老百姓的福利为前提,做一个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