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世界知识》复刊不久，我便奉调到《世界知识》编辑部工作，一干就是十一年，直到1989离休。加上离休后编外交辞典的10年，就是整整20年的时间了。但是我与《世界知识》的不解之缘却可以追溯到70多年前的一些不平常的经历。
　　我于1941年春在上海民立中学参加中共上海地下党。那正是日寇疯狂入侵中国的时期，日军的铁蹄从东北，到华北，到北平，再到上海、南京……步步进逼，中国正面临着亡国之灾。而我当时所在的上海租界，也从所谓的“孤岛”变成了“沦陷区”，面临着日寇和汪伪的恐怖统治。当时上海地下党提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在大中学校中大力开展工作，号召学校中的党员利用图书站、读书会、谈心会等合法形式，广交朋友，宣传全面抗战和反对投降的思想，揭露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丑恶面目。我当时负责联系民立中学等几所中学的一些党员和进步同学，力争培养更多的积极份子，发展和扩大党的组织。而推荐、传阅和研究进步书刊就是我们采取的重要方法之一。当时世界知识社出版的期刊，论述日本情况和中日关系的图书，邹韬奋的《萍踪忆语》，以及《西行漫记》、《大众哲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是我们首选的推荐书刊。平时，我把这些书刊隐藏在自家院子的地窖里，夜间就偷偷取出，传送给其他党员。
　　有一次，大约是1943年春，我用布口袋装了一包地下党的刊物，其中也包括一些《世界知识》的书刊，送往一个党员家里。途经西摩路口（今陕西南路）时，突然警铃大作。这是日伪当局为追捕中共和抗日分子在上海建立的一套预警系统：即在全市重要干道的电线杆上安装警铃，一旦铃响，下面值岗的“自警团”员就立刻拉起绳索，带着警棍，搜查行人。当时我已无法突围，情急之下，发现不远处有一个树丛茂密的街心花园，便迅速把布袋藏入树丛中，然后空手而归。第二天我再去查看时，竟然发现布袋仍在原处，完好无恙。这样总算躲过了一劫！
　　经过这次事件，我开始考虑如何使地下刊物的传送更加安全。不久，我通过党组织了解到，上海地下党已在一些报摊的经营者中发展了党员并建立了党支部和分支点。而报摊党支部的负责人就是我在民立中学联系过的党员沈峻坡同志（解放后他曾任华东局书记魏文伯的秘书）。经与沈商定：以后我把要分发的进步书刊直接交到他的报摊上，由他再分送给其他摊点，而各校的党员则凭暗号到报摊上提取，以减少不安全的隐患。
　　到了1944年中，党组织决定我到时代出版社工作。这是上海地下党利用苏联的关系，以塔斯社名义创办的出版社，先后出版过《时代》杂志、《时代日报》和大量的苏联图书。当时《时代》杂志虽已被迫停刊，但日寇在战场上溃败的局势已十分明显，我在社长姜椿芳和主编陈冰夷的领导下，开始参加《时代》杂志恢复出版的准备工作。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不久，《时代》杂志和《世界知识》杂志相继复刊。由于这两个刊物都受中共上海地下党文委的领导（具体领导人是梅益、姚臻、冯宾符和姜椿芳等），它们又都是以研究国际问题为主，很多作者也是共同的，如陈翰伯、刘尊祺、戴文葆、陈虞孙、戈宝权、石啸冲、杨重光、满涛等，因此《时代》杂志和《世界知识》杂志的关系相当密切。这一点在我参加时代出版社的选题碰头会后，也深有体会。当时时代社一直处于日本和后来的国民党的严密监视之下，内部不得不实行一套严格的保密措施。例如，不在社内发展党员，不在社内召开党的会议等。就连选题碰头会也都以聚餐的名义在地下党开设的“梅龙镇”餐馆举行，偶而还通过赵朴初的关系，在上海著名的庙宇“静安寺”内以吃素斋的名义进行。这些碰头会上经常议论的内容是：如何利用中苏、美苏以及日苏之间的微妙而复杂的矛盾关系，如何根据《时代》杂志、《世界知识》杂志以及《文萃》、《群众》等不同的刊物的特点，如何根据不同时期统治当局的政策变化，来确定编辑方针和选题，以及请哪些作者，在哪个刊物上发表文章，以达到分工合作的最佳宣传效果。这些意见的最后落实则主要由姜椿芳同志来负责。因为她交友广阔，与许多刊物的编辑、作者都熟悉。而《世界知识》的主编，如金仲华、张明养、刘思慕、郑森禹等也都是姜椿芳的老友，故与《世界知识》社的分工配合也是碰头大会上经常谈到的内容。由此可见，《时代》杂志和《世界知识》杂志真可谓是党领导下的一对姐妹刊。
　　（作者为世界知识出版社前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