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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开那扇尘封的门
中国社科院中国近代史学者雷颐多次回忆起他的一次体验：“文革”结束后的某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居然播放了贝多芬的音乐，这可是多年来破天荒的一次。为突破当时依然存在的无形的禁忌，播音员特意煞费苦心地加了这样一段导语：“现在让我们欣赏革命导师列宁生前喜爱的贝多芬的作品……”雷颐对播音员(当然还有她背后的领导和同事)的聪明举动由衷赞叹，也感慨万千。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动荡狂躁的时代。雷颐回忆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老百姓的精神生活很单调很贫乏，只有所谓的样板戏，或者一些‘战地新歌’，一些革命歌曲。如果你偷偷地唱别的歌曲被发现是要受到批判和做检查的。就连《铁道游击队》里那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都不许唱，因为当时我们说‘东方红，太阳升’，它说‘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所有的爱情歌曲都被称为黄色歌曲，那时候对西方的流行音乐还是抱着一种敌对的、警视的态度。”
用北京外国语大学滕继萌副教授的说法，“当时中国的文艺发展已经到了尽头了，文艺已经被政治化了”。然而也是在这个时期，中国人开始渴望了解外部的世界，中国封闭太久了，并且是全面的封闭，所有领域的封闭。当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很狭隘和狭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水火不相容，想摆脱精神禁锢。从现在来看，那时的渴望是合情合理的，是正常的。当时可以看作是中国继五四运动后的第二次的“文艺复兴”。那时候，中国正进入“八十年代第一春”。不同的是，这个春天，中国打开了封闭了30年的国门。在这样的背景下，与以往革命旋律不同的音乐，通过街头的“卡式录音机”在空气中鼓噪。
但是，几度乍暖还寒。在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之后的80年代初期，中国还出现了一场“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 “一颗子弹只能打中一个人，一首黄色歌曲却会打倒一批人。”有人振振有词地说。雷颐回忆，当时人们在讨论唱歌的时候在舞台上能不能把麦克风拿在手上，拿在手上就是“台风不正”。当时媒体很多批判李谷一的“气声唱法”，说她的靡靡之音是不健康的唱法。那时候唱歌就是唱歌，跳舞就是跳舞，如果又唱又跳，一个人唱歌还有一群人伴舞，那是“流氓行为”。“有些演员演唱一些不健康的曲目，而且台风极不严肃，有的嗲声嗲气，有的昏昏欲睡，哗众取宠。更有甚者，有两位女演员，身穿两旁开口接近胯部的黑旗袍，在若明若暗的转动吊灯下，边唱边大幅度扭摆胯部，故意侧身把大腿露出裙外，卖弄风骚，顿时引起场内大哗。”这是当时刊登在某报的一篇报道，写得绘声绘色。
不再陌生的世界
“反精神污染”是最后一次试图用统一的标准禁锢人们思想的尝试，结果注定以失败告终。当时谁也没有料到，遭到严厉批判的“迪斯科”，后来竟成为中老年人街头健身的伴奏。
就在“反精神污染”匆匆收场的1984年，迈克尔·杰克逊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上。在这年7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一位名为景宪法的作者写了一篇题为《蓝歌故乡行》的域外散记，提到蓝调发祥地——孟菲斯比尔街，提到了当红明星迈克尔·杰克逊。
1985年7月13日，为了赈济非洲灾民，一场名为“拯救生命”的大型摇滚乐演唱会在英国伦敦和美国费城同时举行。迈克尔·杰克逊等100多位著名摇滚歌星参加了义演，16万人观看了两地现场演出。演出持续了16个小时，通过全球通信卫星网络向140多个国家播出了实况，15亿人观看了实况转播。其主题曲《四海一家》(Weare the World)传达出的强烈的人道精神，是当代国际人道救援行动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There comes a time when wehear a certfin call
When the world must cometogether as one……
有人回忆，当时中国大陆也曾试图转播这场演唱会，但是终于没能转播。不过迈克尔·杰克逊参演的《四海一家》，却以录音带等为媒介，在中国听众中广泛流传。人们除了欣赏众多大牌歌星的演唱外，还感受到了他们的人道主义情怀，认识到这些看上去与我们对“文艺工作者”的传统理解截然不同的外国歌星，原来也是具有如此爱心的人。后来人们知道，杰克逊本人就是一位慈善大家。
不仅如此，《四海一家》还直接引发了中国歌星和音乐人，在1986年国际和平年之际组织了一次百名歌星演唱会，其主题歌就是至今仍然被经常传唱的《让世界充满爱》——
轻轻地捧起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这颗心永远属于你告诉我不再孤单
这场百名歌星演唱会，是中国音乐人渴望加入世界流行舞台的壮举，虽然它还显得稚嫩。
当时光流转到1986年的时候，“让世界充满爱”这样的口号也许已经不能让中国人感到振聋发聩，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多年对外开放和睁眼看世界的经历，尤其是具有了加入这个世界的迫切愿望。但是不妨想想我们过去的歌曲里的世界，那是“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正如滕继萌副教授所说，过去我们一直强调艺术为政治服务，是有阶级属性的，现在突然有这样一种艺术不强调阶级属性，而强调天下一家，这是多大的不同。这首歌的出现也代表了当时中国的一种进步，看世界的眼光的进步和对普世价值观的认可。
如果说，80年代前期西方流行音乐的渐渐传入已经为中国人接受迈克尔·杰克逊和他的音乐做好了铺垫，那么这个时候中国对外部环境认识的变化则是至关重要的。尽管此时依然是冷战阶段，但是邓小平已经根据世界经济与政治发生的重大变化，敏锐地把握到时代主题的变化，及时提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这为中国从事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舆论环境，中国给世界展现了一个政治上坚定不移开放、经济上日益深入发展、文化上渴望交往的国家形象。从“解放全人类”到“让世界充满爱”，这是一个质的飞跃。80年代末正是迈克尔-杰克逊旋风开始席卷全中国的黄金时代。1988年，中国唱片公司首次引进了迈克尔·杰克逊的专辑《真棒》，这并不是他第一张专辑，却是中国大陆乐迷第一次见到巨星风采的专辑。1991年末，杰克逊的专辑《危险》发行，这是中国大陆歌迷与国际同步接触的第一张专辑，里面很多歌的MV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当时贫乏的娱乐生活中，中国民众认识了喇叭裤，看到了“太空步”、“霹雳舞”，也牢牢记住了杰克逊的名字。对迈克尔·杰克逊的了解如同开启了另外一个世界的大门，一个充满张扬、宣泄甚至是叛逆和诱惑的世界，通过他的歌曲，中国人进一步知道了世界的多元和精彩。
今天，我们熟悉了世界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即使是外语专业的高中生、大学生，也很少有人可以直接听到迈克尔·杰克逊原声歌曲，看到他拍摄的MV。在那个连校园歌曲都只能听到辗转几手翻版的年代，普通中国人很难听到美国歌手原汁原味的演唱。
然而，听不到却不等于没有影晌。迈克尔·杰克逊的“太空步”和“喇叭裤”对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年轻人影响很大，他的出现应和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年轻人对时尚的向往，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在那个年代，都市里开始有人穿带亮片的闪光演出服表演“太空步”；开始有人翻唱英语流行歌曲。显然，在那个国门刚刚打开一条缝隙、流行刚刚成为正面词汇、可以理直气壮地去追求的年代，它们的吸引力，是年轻人所难以抵挡的。直至迈克尔·杰克逊成为一种符号和象征，成为开放后人们大开眼界后所能企及的“新天地”的象征。
1988年，全中国酷爱先锋文化和流行音乐的青年人都在兴奋地谈论着迈克尔·杰克逊要来北京演出的消息。而事实上，当时日渐开放的中国也几乎批准了他来华演出的申请，但最终却并没有成行。关于原因，流传着多个版本的说法：如日中天的迈克尔·杰克逊希望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他的这次演唱会，这一点当时中国方面已经开放到同意予以考虑，但是天真的杰克逊竟希望，演出当晚把天安门上的毛主席画像换成他的画像。从此这场演唱会就搁置不议了。原因之二是，他的出场费要价太高，而当时中国还无力答应此事。原因之三是，据说迈克尔·杰克逊对中国方面提出了保证用卫星向世界多少多少地区转播的要求，当时实难满足，只好作罢。事实上，1993年迈克尔·杰克逊也曾经想到中国开演唱会，但是都没有成功。毕竟我们的国家与迈克尔·杰克逊的歌声还是存在反差的。
然而，没有来到中国演出并不代表不能影响中国。迈克尔·杰克逊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中国的流行文化、中国人的价值观、世界观。长发，太空舞，刻意地标新立异，打破常规，成为时代的流行色。迈克尔·杰克逊的众多舞蹈动作与MV，混杂着工业社会的机械制造与都市文化的压抑宣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中国风靡，是在对中国步入工业化时代的一种另类诠释，迎合了中国社会的开放与反叛。
我们知道他的时候，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开始睁眼看世界，社会刚刚从封闭和刻板中开始走出。我们和迈克尔·杰克逊相距千山万水，但我们却发现了新的世界在敞开。
迈克尔·杰克逊离去的今天，中国已经熟悉了世界。
中国社科院中国近代史学者雷颐多次回忆起他的一次体验：“文革”结束后的某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居然播放了贝多芬的音乐，这可是多年来破天荒的一次。为突破当时依然存在的无形的禁忌，播音员特意煞费苦心地加了这样一段导语：“现在让我们欣赏革命导师列宁生前喜爱的贝多芬的作品……”雷颐对播音员(当然还有她背后的领导和同事)的聪明举动由衷赞叹，也感慨万千。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动荡狂躁的时代。雷颐回忆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老百姓的精神生活很单调很贫乏，只有所谓的样板戏，或者一些‘战地新歌’，一些革命歌曲。如果你偷偷地唱别的歌曲被发现是要受到批判和做检查的。就连《铁道游击队》里那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都不许唱，因为当时我们说‘东方红，太阳升’，它说‘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所有的爱情歌曲都被称为黄色歌曲，那时候对西方的流行音乐还是抱着一种敌对的、警视的态度。”
用北京外国语大学滕继萌副教授的说法，“当时中国的文艺发展已经到了尽头了，文艺已经被政治化了”。然而也是在这个时期，中国人开始渴望了解外部的世界，中国封闭太久了，并且是全面的封闭，所有领域的封闭。当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很狭隘和狭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水火不相容，想摆脱精神禁锢。从现在来看，那时的渴望是合情合理的，是正常的。当时可以看作是中国继五四运动后的第二次的“文艺复兴”。那时候，中国正进入“八十年代第一春”。不同的是，这个春天，中国打开了封闭了30年的国门。在这样的背景下，与以往革命旋律不同的音乐，通过街头的“卡式录音机”在空气中鼓噪。
但是，几度乍暖还寒。在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之后的80年代初期，中国还出现了一场“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 “一颗子弹只能打中一个人，一首黄色歌曲却会打倒一批人。”有人振振有词地说。雷颐回忆，当时人们在讨论唱歌的时候在舞台上能不能把麦克风拿在手上，拿在手上就是“台风不正”。当时媒体很多批判李谷一的“气声唱法”，说她的靡靡之音是不健康的唱法。那时候唱歌就是唱歌，跳舞就是跳舞，如果又唱又跳，一个人唱歌还有一群人伴舞，那是“流氓行为”。“有些演员演唱一些不健康的曲目，而且台风极不严肃，有的嗲声嗲气，有的昏昏欲睡，哗众取宠。更有甚者，有两位女演员，身穿两旁开口接近胯部的黑旗袍，在若明若暗的转动吊灯下，边唱边大幅度扭摆胯部，故意侧身把大腿露出裙外，卖弄风骚，顿时引起场内大哗。”这是当时刊登在某报的一篇报道，写得绘声绘色。
不再陌生的世界
“反精神污染”是最后一次试图用统一的标准禁锢人们思想的尝试，结果注定以失败告终。当时谁也没有料到，遭到严厉批判的“迪斯科”，后来竟成为中老年人街头健身的伴奏。
就在“反精神污染”匆匆收场的1984年，迈克尔·杰克逊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上。在这年7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一位名为景宪法的作者写了一篇题为《蓝歌故乡行》的域外散记，提到蓝调发祥地——孟菲斯比尔街，提到了当红明星迈克尔·杰克逊。
1985年7月13日，为了赈济非洲灾民，一场名为“拯救生命”的大型摇滚乐演唱会在英国伦敦和美国费城同时举行。迈克尔·杰克逊等100多位著名摇滚歌星参加了义演，16万人观看了两地现场演出。演出持续了16个小时，通过全球通信卫星网络向140多个国家播出了实况，15亿人观看了实况转播。其主题曲《四海一家》(Weare the World)传达出的强烈的人道精神，是当代国际人道救援行动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There comes a time when wehear a certfin call
When the world must cometogether as one……
有人回忆，当时中国大陆也曾试图转播这场演唱会，但是终于没能转播。不过迈克尔·杰克逊参演的《四海一家》，却以录音带等为媒介，在中国听众中广泛流传。人们除了欣赏众多大牌歌星的演唱外，还感受到了他们的人道主义情怀，认识到这些看上去与我们对“文艺工作者”的传统理解截然不同的外国歌星，原来也是具有如此爱心的人。后来人们知道，杰克逊本人就是一位慈善大家。
不仅如此，《四海一家》还直接引发了中国歌星和音乐人，在1986年国际和平年之际组织了一次百名歌星演唱会，其主题歌就是至今仍然被经常传唱的《让世界充满爱》——
轻轻地捧起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这颗心永远属于你告诉我不再孤单
这场百名歌星演唱会，是中国音乐人渴望加入世界流行舞台的壮举，虽然它还显得稚嫩。
当时光流转到1986年的时候，“让世界充满爱”这样的口号也许已经不能让中国人感到振聋发聩，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多年对外开放和睁眼看世界的经历，尤其是具有了加入这个世界的迫切愿望。但是不妨想想我们过去的歌曲里的世界，那是“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正如滕继萌副教授所说，过去我们一直强调艺术为政治服务，是有阶级属性的，现在突然有这样一种艺术不强调阶级属性，而强调天下一家，这是多大的不同。这首歌的出现也代表了当时中国的一种进步，看世界的眼光的进步和对普世价值观的认可。
如果说，80年代前期西方流行音乐的渐渐传入已经为中国人接受迈克尔·杰克逊和他的音乐做好了铺垫，那么这个时候中国对外部环境认识的变化则是至关重要的。尽管此时依然是冷战阶段，但是邓小平已经根据世界经济与政治发生的重大变化，敏锐地把握到时代主题的变化，及时提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这为中国从事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舆论环境，中国给世界展现了一个政治上坚定不移开放、经济上日益深入发展、文化上渴望交往的国家形象。从“解放全人类”到“让世界充满爱”，这是一个质的飞跃。80年代末正是迈克尔-杰克逊旋风开始席卷全中国的黄金时代。1988年，中国唱片公司首次引进了迈克尔·杰克逊的专辑《真棒》，这并不是他第一张专辑，却是中国大陆乐迷第一次见到巨星风采的专辑。1991年末，杰克逊的专辑《危险》发行，这是中国大陆歌迷与国际同步接触的第一张专辑，里面很多歌的MV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当时贫乏的娱乐生活中，中国民众认识了喇叭裤，看到了“太空步”、“霹雳舞”，也牢牢记住了杰克逊的名字。对迈克尔·杰克逊的了解如同开启了另外一个世界的大门，一个充满张扬、宣泄甚至是叛逆和诱惑的世界，通过他的歌曲，中国人进一步知道了世界的多元和精彩。
今天，我们熟悉了世界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即使是外语专业的高中生、大学生，也很少有人可以直接听到迈克尔·杰克逊原声歌曲，看到他拍摄的MV。在那个连校园歌曲都只能听到辗转几手翻版的年代，普通中国人很难听到美国歌手原汁原味的演唱。
然而，听不到却不等于没有影晌。迈克尔·杰克逊的“太空步”和“喇叭裤”对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年轻人影响很大，他的出现应和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年轻人对时尚的向往，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在那个年代，都市里开始有人穿带亮片的闪光演出服表演“太空步”；开始有人翻唱英语流行歌曲。显然，在那个国门刚刚打开一条缝隙、流行刚刚成为正面词汇、可以理直气壮地去追求的年代，它们的吸引力，是年轻人所难以抵挡的。直至迈克尔·杰克逊成为一种符号和象征，成为开放后人们大开眼界后所能企及的“新天地”的象征。
1988年，全中国酷爱先锋文化和流行音乐的青年人都在兴奋地谈论着迈克尔·杰克逊要来北京演出的消息。而事实上，当时日渐开放的中国也几乎批准了他来华演出的申请，但最终却并没有成行。关于原因，流传着多个版本的说法：如日中天的迈克尔·杰克逊希望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他的这次演唱会，这一点当时中国方面已经开放到同意予以考虑，但是天真的杰克逊竟希望，演出当晚把天安门上的毛主席画像换成他的画像。从此这场演唱会就搁置不议了。原因之二是，他的出场费要价太高，而当时中国还无力答应此事。原因之三是，据说迈克尔·杰克逊对中国方面提出了保证用卫星向世界多少多少地区转播的要求，当时实难满足，只好作罢。事实上，1993年迈克尔·杰克逊也曾经想到中国开演唱会，但是都没有成功。毕竟我们的国家与迈克尔·杰克逊的歌声还是存在反差的。
然而，没有来到中国演出并不代表不能影响中国。迈克尔·杰克逊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中国的流行文化、中国人的价值观、世界观。长发，太空舞，刻意地标新立异，打破常规，成为时代的流行色。迈克尔·杰克逊的众多舞蹈动作与MV，混杂着工业社会的机械制造与都市文化的压抑宣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中国风靡，是在对中国步入工业化时代的一种另类诠释，迎合了中国社会的开放与反叛。
我们知道他的时候，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开始睁眼看世界，社会刚刚从封闭和刻板中开始走出。我们和迈克尔·杰克逊相距千山万水，但我们却发现了新的世界在敞开。
迈克尔·杰克逊离去的今天，中国已经熟悉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