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第一章，上海富商吴荪甫派人开车去接父亲，原文这么写道：
　　汽车愈走愈快，沿着北苏州路向东走，到了外白渡桥转弯向南，那三辆车便像一阵狂风，每分钟半英里，1930年式的新纪录。
　　每分钟半英里，每小时就是30英里，换算成公里，时速只有48公里而已，怎么能创造同款汽车的最快纪录呢？难道茅盾在开玩笑吗？
　　没开玩笑。
　　民国时期堪称“慢车时代”，当时陆地上的一切交通工具都很慢。1933年郁达夫去浙江旅游，从朋友那儿借了一辆汽车，从杭州开到富阳，行程42公里，路上花了两个小时，平均时速21公里。然后他又从桐庐开到杭州，行程90公里，路上花了三个半小时，平均时速26公里。
　　民国时期车速慢，一是因为汽车制造水平远远不如今天，二是因为当时的路况实在太差。
　　民国前期北洋军阀当政，北京是首都，但全城居然没有一条双向四车道的路，长安街也只有两条机动车道，中间的路面高高隆起，走汽车和马车，两边的路面铺设在阴沟上，走行人和人力车。绝大多数行人不懂交通规则，乱走乱撞，很容易出事。这且不说，路面还很脏，雨天污水遍地，晴时尘土漫天。
　　1926年6月28日，吴佩孚的专车开进北京。那时西长安街刚刚铺上柏油，东长安街还是条砖铺砌，过了这段路则全是黄土。吴佩孚的座驾是美式军车，车身极重，把土路碾出两道白晃晃的车辙，南风一起，灰尘漫天。那天鲁迅出来买药，刚好赶上吴佩孚进城，但他只看见大路上黄尘滚滚，车中人看不分明。灰尘那么大，过往行人看不见吴大帅，给吴大帅开车的司机也看不清过往行人，车速一快，必然出事。
　　上海开埠早，发展快，晚清时就开始修公路，路况之佳居全国首位，但是人太多，英租界和老城区的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5万人，比现在都拥挤。且看民国小说《人海潮》第十五回描绘的一个场面：
　　马路中万人如海，静安寺拥挤如潮，口中衔一段雪茄烟头，手轧住了，只能向空乱唾，唾到楼下看客口中，哧的一声，烧焦舌子，也不能伸手挖出，其轧如此。妇女身怀六甲，挺着一个大肚子，偏要去看，丈夫保护胎儿起见，替她粘上一条“油漆未干”的纸条，依然无效，往往一个人出门，两个人还家。
　　您想想，街上这么多人，怎么能顺利开车？即使把车开上街，又怎能把车速提上去？
　　北京和上海的路况尚且如此，偏远的地方更不必说。
　　云贵川一带地处偏僻，万山耸立，人们世世代代依靠步行和骑马，民国初年时几乎连一条公路都没有。云南省主席龙云买过一辆汽车，从香港进口，过了广东就没法开了—因为路况太差，根本开不过去—只能就地拆散，用马把零件驮到昆明。1921年7月，河南省财政厅厅长薛篤弼去安阳考察，乘坐一辆美国道奇车，设计时速90公里，却只能按照20公里的时速往前走。因为路基是石头，路面是煤渣，大雨一冲，煤渣散了，露出高低不平的石块，必须曲里拐弯走S形。走着走着，嘭的一声，托底了。倒车，转弯，没走多远，哧的一声，轮毂撞石头上了。这种路怎么能开快呢？再好的车也得像蜗牛一样慢慢爬。
　　说完了民国时期的路况，我们再来看看民国时期的限速。
　　民国刚建立那会儿，全国都没有限速。为啥呢？因为科技落后，没有可靠的测速设备，执法者全凭一双肉眼。只有在上海租界、天津租界、广州沙面、北京东交民巷这些外国人说了算的租界区，才可能援引他们本国的惯例，制定一个不太严格的限速标准。
　　1917年，在东交民巷的影响下，北洋政府治下的京师警察厅发布了一张通告，第一次为北京的司机制定了限速标准：“自用及营业各汽车行驶速率，至快每分钟以营造尺六十六丈为限，不得逾越。”这里的“营造尺”沿用的是清末改革度量衡时的标准，每丈3尺，每尺32厘米，每分钟以营造尺六十六丈为限，相当于时速不得超过12.67公里。
　　1927年，国民党推翻北洋军阀，将首都从北京迁到南京，北京改称北平。北平市政府公安局调整限速标准，规定市内汽车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25英里，繁华地段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10英里。换算成公里，相当于市区平均限速40公里每小时，闹市区平均限速16公里每小时。
　　如果超速行驶会受到什么处罚呢？北洋时期的政策是拘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政策是罚款—每超速一次罚款5块大洋，按购买力折合现在的人民币几百块钱。
　　不过民国时期汽车匮乏，拥有私家车者非富即贵。贵人超速，交警不敢罚；富人超速，他们不怕罚。当年犹太富商哈同在上海开发房地产，他老婆烧包得很，每次开车上街，一定故意超速。巡捕说：“下回再超过限速，罚你5两银子！”哈同太太压根儿不在乎—“恒怀钞票数十金，疾行于南京路，巡捕干涉，则如所罚之数予之。”（陈伯熙《上海轶事大观》）我估摸着，《子夜》里吴荪甫的汽车胆敢开到时速48公里，应该也是因为不怕罚款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