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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因人而异的批评艺术
毛泽东主席特别讲究批评的艺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有如良医看病，对症下药，大爱无垠。
风趣幽默、点到为止
毛泽东讲话非常幽默，有时连批评都很风趣，对此，莫文骅有着亲身体验。从1935年10月到1945年8月，在延安十年中，莫文骅有幸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并直接接受指导，聆听教海。
一次，莫文骅在工作上遇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他想了两个方案但一时下不了决心，就跑去请示毛泽东。
听了莫文骅的说明后，毛泽东反问：“你这不是出题目考我吗？”
莫文骅马上意识到不妥，便谈了自己的倾向性想法。毛泽东说：“这就对了。以后遇到问题，要学会独立思考，培养自己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要‘每事问’。如果逢事自己没有决断，都来请示，岂不成了主考官了？”莫文骅忙说：“我一定注意。”
当头棒喝、一针见血
毛泽东批评人，有时会“大喝一声”，把问题说得很严重，使人感到震惊，引起重视，然后再慢慢地解释说明。
1947年春，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放弃延安。一天，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与一名工作人员前来汇报，并带来一份留下人员的名单，上面所列的大都是久经考验的江西、湖南、四川等省籍的长征老同志。
毛泽东把这份名单看完，便严肃地说：“你们这是给国民党送东西，是把我们的干部往老虎嘴里送！”毛泽东指着名单说：“他们的口音，他们的长相，在这里能藏住吗？他们又都是单身汉，人家一査就会发现的。你们不是给他们安排工作，而是帮助国民党抓我们的干部。”这番批评，不讲情面，一针见血。
一阵暴风骤雨之后，毛泽东又和颜悦色地说：“我们的干部，特别是经过长征的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好好爱护，好好使用。中央撤离延安后，要留些干部坚持斗争，但要选择当地人，他们在这里有婆娘、有娃娃，有家就好隐蔽。”毛泽东又说，“要做到便于长期坚持，有回旋余地。”听了毛泽东的批评，康生等人心悦诚服。
严肃认真、一抓到底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一天，斯大林会见毛泽东，陈伯达、叶子龙、汪东兴等陪同。在会见中，斯大林忽然对陈伯达说：“陈教授，我曾读过你的《人民公敌蒋介石》。”
陈伯达受宠若惊。他没想到斯大林竟然读过自己的著作，而且在这样一个重大场合主动提起这件事。懂俄语的陈伯达还没等翻译译出，就笑容满面地与斯大林攀谈起来。就这样，陈伯达喧宾夺主，成为了整个活动的中心，毛泽东却被晾了起来。这不是突出哪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政治外交的大问题。历来看重原则的毛泽东当然要严肃处理。
当天晚上，毛泽东气愤地训斥陈伯达：“你是个共产党员，是代表团成员之一，是代表党和国家的，你应当知道自己的身份，这是政治、外交场合！” 陈伯达哭着回到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毛泽东找陈伯达研究工作，发现他“失踪了”，派人寻找，才知道他觉得挨批评没面子，搬去了驻苏使馆。陈伯达又遭到毛泽东的再次批评：“这次出国不是个人行为，你太无组织无纪律了，今后必须加强纪律性，凡离开驻地必须向我请假。”
随后，毛泽东还指示，在代表团内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让代表团成员也从中吸取教训。
红军破敌有良谋
在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中央红军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一路过关斩将，打了不少硬仗，也打了不少“漂亮仗”，其中红军最常用的计谋之一就是伪装“国军”迷惑敌人，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真假难辦，以巧取胜。
巧取遵义就是其中非常漂亮的“一出戏”。1935年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向遵义挺进。这一任务由红一军团二师六团担任。在研究了遵义城的敌情后，六团决定利用俘虏去诈城，打个便宜仗。
这出“戏”的主角由一营长曾宝堂来演。当晚九点，扮作从前线溃退下来的红军战士午夜时分赶到遵义城下。
城楼上的守敌发现了这支来路不明的队伍，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干什么的？”城楼上发出一句凶狠的问话。 “自己人！”被红军抓住的俘虏用贵州话从容地回答。“哪一部分的？”城楼上又问。这个俘虏就按红军事先交待给他的内容，悲悲切切地述说了一遍。
城上还不放心，左考问，右考问，还射下几道手电光，认真査看，最后确认是自己人，于是打开了城门。开城门时还恐慌地问：“怎么共匪已经过乌江了？来得好快呀！”偵察排的战士顺势搭上话：“是啊！现在已经到了遵义城。”说着把枪对准了敌人的太阳穴，严厉地说：“告诉你们，我们就是中国工农红军！”
两个守敌吓得“啊”了一声，就像面条一样瘫在地上。幕布拉开了，好剧开始登场。六团政委王集成在回忆录中充满激情地写道：“激昂暸亮的军号中夹杂着惊心动魄的枪声，英勇杀敌的呼喊，混合着敌人的叫喊，大多数敌人还没来得及穿好衣服就当了俘虏，只有少数敌人狼狈不堪地从北门逃了。”
1月7日凌晨二时，遵义城被解放了。几天后，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
一个灵感提议打破西藏和谈僵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有关和平解放西藏的事宜。1951年2月，西藏地方当局派遣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的代表团前往北京谈判。
谈判总的来说进行得很顺利，协议草本也已经拟定好了。可就在这时，中央代表要把班禅问题写进协议条款。这个问题一提出，几乎使谈判破裂。历史上，噶厦与扎什伦布寺之间积怨很深。所有的西藏代表都表示不能接受。
首席代表、统战部部长李维汉郑重地申明：“班禅问题必须包含在协议之中，班禅在宗教上与达赖地位同等，在藏区有着极大的影响和感召力，并已明确表示拥护中央政府。如果班禅能同达赖及噶厦政权和解，返回西藏，对西藏地区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走向幸福繁荣，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但西藏代表团根本不愿谈这个问题。李维汉发火了，拍着桌子说：“这个问题是你们的内部问题，但是，如不能解决，所有谈判达成的协议，都不能成立。”
阿沛·阿旺晋美也火了，谈判不欢而散。谈判僵持了好几天。一天下午，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孙志远打电话给阿沛·阿旺晋美，问明天九点是否愿意会晤。阿沛·阿旺晋美表示同意。第二天，他们在北京饭店单独会晤。这次晤谈持续了十个小时。阿沛·阿旺晋美详细介绍了达赖、噶厦同班禅、扎什伦布寺的历史溯源，进入20世纪后的矛盾瓜葛，以及接受班禅条款的难处等等。达赖和班禅之间源远流长的友好相处的历史，启发了孙志远，他提议：在关于达赖和班禅的条款中，是不是写上这样的内容：恢复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和好时固有的地位和职权，这样行不行？
孙志远一个灵感提议，打破了谈判的僵局。阿沛·阿旺晋美想了一会儿说：“这样写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双方都维持和好时期固有的地位和职权，既保障了达赖原有的地位、职权丝毫不受损伤地得到延续，也消除了班禅回藏后可能侵蚀达赖权威的疑虑。阿沛·阿旺晋美把这种表述跟其他代表一讲，他们也同意。
至此所有问题都达成一致。1951年5月23日，《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定》在中南海怀仁堂签订。
（本版稿件摘自《中共党史上的那些人与事》 刘明钢/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主席特别讲究批评的艺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有如良医看病，对症下药，大爱无垠。
风趣幽默、点到为止
毛泽东讲话非常幽默，有时连批评都很风趣，对此，莫文骅有着亲身体验。从1935年10月到1945年8月，在延安十年中，莫文骅有幸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并直接接受指导，聆听教海。
一次，莫文骅在工作上遇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他想了两个方案但一时下不了决心，就跑去请示毛泽东。
听了莫文骅的说明后，毛泽东反问：“你这不是出题目考我吗？”
莫文骅马上意识到不妥，便谈了自己的倾向性想法。毛泽东说：“这就对了。以后遇到问题，要学会独立思考，培养自己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要‘每事问’。如果逢事自己没有决断，都来请示，岂不成了主考官了？”莫文骅忙说：“我一定注意。”
当头棒喝、一针见血
毛泽东批评人，有时会“大喝一声”，把问题说得很严重，使人感到震惊，引起重视，然后再慢慢地解释说明。
1947年春，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放弃延安。一天，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与一名工作人员前来汇报，并带来一份留下人员的名单，上面所列的大都是久经考验的江西、湖南、四川等省籍的长征老同志。
毛泽东把这份名单看完，便严肃地说：“你们这是给国民党送东西，是把我们的干部往老虎嘴里送！”毛泽东指着名单说：“他们的口音，他们的长相，在这里能藏住吗？他们又都是单身汉，人家一査就会发现的。你们不是给他们安排工作，而是帮助国民党抓我们的干部。”这番批评，不讲情面，一针见血。
一阵暴风骤雨之后，毛泽东又和颜悦色地说：“我们的干部，特别是经过长征的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好好爱护，好好使用。中央撤离延安后，要留些干部坚持斗争，但要选择当地人，他们在这里有婆娘、有娃娃，有家就好隐蔽。”毛泽东又说，“要做到便于长期坚持，有回旋余地。”听了毛泽东的批评，康生等人心悦诚服。
严肃认真、一抓到底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一天，斯大林会见毛泽东，陈伯达、叶子龙、汪东兴等陪同。在会见中，斯大林忽然对陈伯达说：“陈教授，我曾读过你的《人民公敌蒋介石》。”
陈伯达受宠若惊。他没想到斯大林竟然读过自己的著作，而且在这样一个重大场合主动提起这件事。懂俄语的陈伯达还没等翻译译出，就笑容满面地与斯大林攀谈起来。就这样，陈伯达喧宾夺主，成为了整个活动的中心，毛泽东却被晾了起来。这不是突出哪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政治外交的大问题。历来看重原则的毛泽东当然要严肃处理。
当天晚上，毛泽东气愤地训斥陈伯达：“你是个共产党员，是代表团成员之一，是代表党和国家的，你应当知道自己的身份，这是政治、外交场合！” 陈伯达哭着回到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毛泽东找陈伯达研究工作，发现他“失踪了”，派人寻找，才知道他觉得挨批评没面子，搬去了驻苏使馆。陈伯达又遭到毛泽东的再次批评：“这次出国不是个人行为，你太无组织无纪律了，今后必须加强纪律性，凡离开驻地必须向我请假。”
随后，毛泽东还指示，在代表团内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让代表团成员也从中吸取教训。
红军破敌有良谋
在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中央红军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一路过关斩将，打了不少硬仗，也打了不少“漂亮仗”，其中红军最常用的计谋之一就是伪装“国军”迷惑敌人，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真假难辦，以巧取胜。
巧取遵义就是其中非常漂亮的“一出戏”。1935年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向遵义挺进。这一任务由红一军团二师六团担任。在研究了遵义城的敌情后，六团决定利用俘虏去诈城，打个便宜仗。
这出“戏”的主角由一营长曾宝堂来演。当晚九点，扮作从前线溃退下来的红军战士午夜时分赶到遵义城下。
城楼上的守敌发现了这支来路不明的队伍，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干什么的？”城楼上发出一句凶狠的问话。 “自己人！”被红军抓住的俘虏用贵州话从容地回答。“哪一部分的？”城楼上又问。这个俘虏就按红军事先交待给他的内容，悲悲切切地述说了一遍。
城上还不放心，左考问，右考问，还射下几道手电光，认真査看，最后确认是自己人，于是打开了城门。开城门时还恐慌地问：“怎么共匪已经过乌江了？来得好快呀！”偵察排的战士顺势搭上话：“是啊！现在已经到了遵义城。”说着把枪对准了敌人的太阳穴，严厉地说：“告诉你们，我们就是中国工农红军！”
两个守敌吓得“啊”了一声，就像面条一样瘫在地上。幕布拉开了，好剧开始登场。六团政委王集成在回忆录中充满激情地写道：“激昂暸亮的军号中夹杂着惊心动魄的枪声，英勇杀敌的呼喊，混合着敌人的叫喊，大多数敌人还没来得及穿好衣服就当了俘虏，只有少数敌人狼狈不堪地从北门逃了。”
1月7日凌晨二时，遵义城被解放了。几天后，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
一个灵感提议打破西藏和谈僵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有关和平解放西藏的事宜。1951年2月，西藏地方当局派遣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的代表团前往北京谈判。
谈判总的来说进行得很顺利，协议草本也已经拟定好了。可就在这时，中央代表要把班禅问题写进协议条款。这个问题一提出，几乎使谈判破裂。历史上，噶厦与扎什伦布寺之间积怨很深。所有的西藏代表都表示不能接受。
首席代表、统战部部长李维汉郑重地申明：“班禅问题必须包含在协议之中，班禅在宗教上与达赖地位同等，在藏区有着极大的影响和感召力，并已明确表示拥护中央政府。如果班禅能同达赖及噶厦政权和解，返回西藏，对西藏地区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走向幸福繁荣，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但西藏代表团根本不愿谈这个问题。李维汉发火了，拍着桌子说：“这个问题是你们的内部问题，但是，如不能解决，所有谈判达成的协议，都不能成立。”
阿沛·阿旺晋美也火了，谈判不欢而散。谈判僵持了好几天。一天下午，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孙志远打电话给阿沛·阿旺晋美，问明天九点是否愿意会晤。阿沛·阿旺晋美表示同意。第二天，他们在北京饭店单独会晤。这次晤谈持续了十个小时。阿沛·阿旺晋美详细介绍了达赖、噶厦同班禅、扎什伦布寺的历史溯源，进入20世纪后的矛盾瓜葛，以及接受班禅条款的难处等等。达赖和班禅之间源远流长的友好相处的历史，启发了孙志远，他提议：在关于达赖和班禅的条款中，是不是写上这样的内容：恢复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和好时固有的地位和职权，这样行不行？
孙志远一个灵感提议，打破了谈判的僵局。阿沛·阿旺晋美想了一会儿说：“这样写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双方都维持和好时期固有的地位和职权，既保障了达赖原有的地位、职权丝毫不受损伤地得到延续，也消除了班禅回藏后可能侵蚀达赖权威的疑虑。阿沛·阿旺晋美把这种表述跟其他代表一讲，他们也同意。
至此所有问题都达成一致。1951年5月23日，《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定》在中南海怀仁堂签订。
（本版稿件摘自《中共党史上的那些人与事》 刘明钢/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